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面貌,从过去的闭关锁国,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的自由,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如此神速。这种巨大变化,是世界上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们在前进中,还有许多需要花大力气加以改进的地方。我们不能夜郎自大,我们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当前,有一种现象,特别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这就是:在一些地方,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一部分人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矛盾显得特别突出。例如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说顺气话者寥寥,发牢骚者多多,让人似乎感到社会很快就要崩溃。又例如,在马路上吵架的人多了,而且每每火气很大,动不动就想打起架来,以致引发了一起起的群体性闹事事件。这种种的现象,令人担忧起社会的稳定。为何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却怨气这么大呢?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但这并不是引发民怨的最主要方面。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人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會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大陆上几次重大的社会冲突事件,如杨佳杀警案、瓮安群体事件,以及许多上访案、拆迁案,都不是贫富差距造成的。
　　一些地方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这也未必尽然。遍观世界各国,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70多位。印度、泰国排在80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100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
　　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那也不是最主要的,那么,中国一部分人的怨气到底来自何方?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一些地方,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中国的特点是有些地方政府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讲理能讲得通,就顺气舒心了。如果讲理讲不通,就要以闹事来发泄怨气,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了。正义从哪来?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
　　可是现在的政府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一些地方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我们的一些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相当数量的法院明显偏袒一些不讲理的政府。在一些地区,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了保障,法院和检查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个别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敢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和记者,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信任政府了。这就使得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一些地方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而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假话说惯了,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是很危险的。这样下去,这些政府即使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使得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有的地方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就封锁舆论,甚至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目无法纪,这使得这些地方进一步陷入混乱,民怨不断加深。我们必须正视这些现象,赶紧找出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问题的根子在于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一些政府官员把自己与党划等号,明明群众揭露的是地方上的丑闻,他却打着维护党的形象来加以推辞。党就是党,他就是他,这二者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要想帮助那些地方政府恢复讲理,根本的一点,就是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