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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着中国东部国土的沦陷，西部地区成为坚持抗战胜利的大后方。西北地区因历史悠久、国土辽阔、民风敦厚、资源丰饶，加之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这里变成了抗战的重要一极。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引领着中国的抗战前途和命运走向;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将丝绸之路的合作共赢推向了新高度;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蕴含着刚健自强和不畏强敌的精神，它又成了提升民气、鼓舞民力的抗战精神源泉;强烈的国家认同，使得外敌制造的分裂阴谋难以得逞，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关键词 西北，抗战大后方，抗战理论，西北国际通道，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0-0055-11
抗战军兴，中国国土沦丧，至国府西迁，西南西北变成了支撑抗战胜利的坚强大后方。近年来，学术界对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有充分的研究，而对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认识很不足，①仅有的研究只关注个别省份，而无整体关照。②有的文章虽以“大后方研究”冠名，但其研究对象则局限于西南地区。③此外，已有研究，如潘洵教授和周勇教授认为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区是重庆、四川，而西北地区是抗战大后方的拓展地区。④窃以为，这一说法有待商榷。抗战时期大后方有两个核心区——即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核心区和以延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核心区。中国社科院张海鹏先生在《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中心，国民党是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中心。少了一个，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⑤事实上，抗战时期西南和西北臂指相连，互为奥援，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诚如有人所言：“西南物产丰饶，资源富厚，固可作民族根据地，但如果没有西北，亦绝不足以言复兴与发展，且西北要是不保，西南便决不能自存。所以西北是西南的屏障，其地位较西南尤为重要。”⑥因是之故，充分认识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与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对比联系研究，当是推进抗战史研究的有效进路。
一、西北抗战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最大诉求。经过长征革命洗礼抵达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充分认识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勇敢地承担起一个先进政党的历史责任，在理论、制度、文化和道路建设上，体现出超凡的自信和卓越的領导力，使得西北抗战大后方实际上成为抗战理论的重要生发地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斯时中共领导人在充分了解历史、考量国情、权衡敌我优劣、纵观世界局面的复杂情势的基础上，为促成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势的抗战理论。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战争的变动性等客观事实提出了著名的持久战三阶段说：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期。①毛泽东的这一抗战论断以其高超的智慧和理论勇气，为中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击碎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不实论调，成为指导抗战走向胜利的不二法门。而要走向胜利，就必须最大限度调动蕴藏在最底层的民气，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③历史证明，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的正确路线，千百万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亦有进者，发端于大革命时期、发展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④并成功地回答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理论和道路问题，解决了近代中国的理论短板和民族自信心不足等问题，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气派”，为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正确的基调和光明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重要制度的开创者，其制度建设不仅能够适应时代，而且超越时代，引领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其治下实行的“三三制”政治制度，动员了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抗战。这个制度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胸襟和抗战诚心。军队的制度建设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又一制胜法宝。“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⑤故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内部必须建立平等官兵关系，军队必须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⑥的子弟兵。在党的制度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项“伟大工程”。⑦因为这个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若“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⑧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⑨中国共产党党建的先进性、制度性和长期性，是其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同样有着巨大的理论贡献。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相当的自信，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⑩另一方面，对外国文化要辩证吸收，“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①而创造新文化的路径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吸纳，最终孕育出的这种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②这种新文化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民，知识分子必须把唤起广大农民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要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揆诸史实，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建设的新文化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升到近代以来的最高点。近代以降，受西学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进退维谷，批判甚至废弃之说接踵而来，而全盘西化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然则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对国内外文化辩证继承，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思想和新文化，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③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中国道路的设计师。抗战伊始，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理应担负起正面战场抗战任务，但其内部的片面抗战、曲线救国、投降卖国，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游移态度，使得抗战随时有夭折的危险。故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據地，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着敌情、国情，中国共产党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将不能战胜日本”④的著名论断，且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战争必须大规模建立根据地。纵观历史、放眼全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和转变等都作了深刻地论述，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的革命道路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及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判定，使得其将抗日战争只看作是完成中国革命道路的一部分，故能在战时和战后全面把控时局，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主动权，成功地缔造了新中国。
综合观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在抗战理论以及与之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文化更新和道路定位上都取得了卓越的贡献。中共虽然地处偏僻的陕北一隅，但总能在关键时刻创新理论，扭转时局，赢得民心，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政党和派别无有出其右者。可以说，抗日战争既是战场上的角逐，也是理论上的较量，若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战场上的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这些宝贵理论和思想，不仅成为指导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且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成功之基，亦是以后部分重要政策的试验田。
二、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生命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相继封锁了中国华南与西南的公路、铁路线，国外援华物资运输受阻，因着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稳固，国民政府联合苏联等国开通了西北国际通道。该通道全长2925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路线从苏联萨雷奥泽克到达中国境内的霍尔果斯口岸，经乌鲁木齐、哈密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再经安西、肃州、凉州，最后到达目的地兰州。沿途有20个食宿及汽车加油站，还配备有专门的护路人员。起初部分援华物资直运兰州，从1938年冬起，全国经济委员会责成西北公路局组织专门车队改从星星峡接运援华物资，后来又改在哈密接运援华物资。⑥
为了建设这条通道，中苏两国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新疆通往苏联的路段主要是天山山路、沙漠戈壁，有些地区要经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地、冻土地带，施工条件艰苦。4000多名苏联技术、筑路人员和数十万中国筑路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开通了这一路段。⑦于是“苏方接济军火、汽油得以运入内地。无数卡车以及唐克车、铁甲车，每日在此路上行驶，另有骆驼队不下二万头以及骡车、马匹、装运汽油军火……所有中国产品如羊毛、茶砖、钨砂等类，亦皆经由此路运往苏联，俾便以货易货”。⑧这条通道在抗战时期始终“贯通畅达，为整个西北生命线上之一剂强心针，其功绩已不可磨灭”。①它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成了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②
为确保道路的通畅，中国专门在公路沿线设立接待站负责苏联运输援华物资车队和人员的吃住及安全事宜，在新疆境内共设霍尔果斯、新二台、精河、乌苏、玛纳斯、乌鲁木齐、吐鲁番、鄯善、七角井、哈密和星星峡11个接待站，在甘肃境内设永登、古浪、武威、山丹、张掖、高台、酒泉7个接待站。接待站无论大小都设有宿舍、停车场、汽油库、餐厅、澡堂、面包房，较大的接待站还建有俱乐部等。各接待站主要负责过往车辆的登记，供应食宿，给汽车加油、加水等，总之，是为运输物资的苏联人员提供便利。③
1942年，李烛尘参加了西北工业考察团，在新疆时他看到各处接待站“均场面宏大，设备完全。院内可以停车百辆，住食可以容纳百余人”。在吐鲁番招待站时，他见“俄国汽车数十辆，司机数十人，同在食堂吃饭;彼等均系西餐。一汤两菜，数块面包。饭后有茶，无他物也，但饭菜均丰厚。各人之衣着，当然亦系受战事影响，颇褴褛不堪。惟饮食居住，均肃静异常，而且整饬得很”。在新民县果子沟，“一路山谷中行，白雪如银，路如明镜，雪水溶流成溪，碧绿之水，滔滔而下，更增幽趣。坂道盘旋曲折而下，景随境转，大有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而由山下开来之俄国汽车、牛马车，夹道塞途，开车稍不慎，必有互撞之祸。缘此地上行坂道极陡，汽车不能载重而过，必于某处卸下货物一部分，改由牛马车，或骆驼载运一部分，过卡后，再装上汽车，继续东运。据此可见中运公司办法之周到”。④李氏详细记载了这条通道上招待所的设置背景、地点、内部陈设，俄国司机的吃住、敬业，汽车来往所运货物、运输过程等情形，足见这条通道开辟之艰难以及对中国抗战的意义。
具体而言，中苏双方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互通物资。据中国国民政府方面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共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万余挺，汽车1000余辆。⑤这些物资90%以上是通过西北国际通道完成的。⑥中国向苏联偿债输送的物资主要有钨、锑、锡、汞、铅等特殊矿产品和茶叶、羊毛、羊绒、羊皮、桐油、猪鬃等指定农畜产品。1937—1944年，中国运交苏联的矿产品有钨砂约23500吨，纯锑约14000吨，锡10500吨、铅约5000吨及汞约1100吨。同期农产品计茶叶约22700余公吨，茶砖约12000公吨，桐油6000公吨，猪鬃约1200吨，生丝约300吨，羊毛、驼毛及羊绒等约26300余公吨，各种皮张736万余张及大黄270关担，羊肠25000捆。这些物资部分在香港、仰光、昆明等地交货，其余部分，尤其毛绒、茶砖及皮张等产品均在星星峡、哈密等处交货。⑦
中苏双方除开通陆上通道外，还开通了空中航线。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从阿拉木图飞往中国，或者由汽车将飞机零件运到哈密装配后飞内地。新疆境内整修了伊犁、乌苏、乌鲁木齐、奇台、哈密五处机场，兰州整修扩建了西固、拱星墩、中川、临洮和东古城机场，以备苏联飞机起降。当时，苏联的大批军事人员经过这条航线到达中国抗日前线，他们不仅培训中国的指战员，还有些直接参与了中国抗战，牺牲在中国大地的也不在少数。⑧首批援华的飞机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取得了出色战果。何应钦在评述南京保卫战时，曾经提到： 此时我空军曾得友邦苏联之新式飞机及人员之接济，力量增强，彼此攻击最为激烈，曾击毙敌海军驱逐机飞行员潮田良平等多人。⑨
在兰州空战牺牲的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中，有姓可查的有8位，他们是罗曼诺夫、斯切帕诺夫、雅士、马特、波拉技诺夫、古力芝、郭尔杰耶夫和伊萨耶夫。⑩1939年，中苏双方又开通了哈密与阿拉木图之间的民用航空运输，承担两地之间的客运和货运业务，后来这条航线延长至兰州、西安、重庆一带，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空中交通连成一片。①应该说，空中航线与西北公路通道一起构成了西北地区的立体交通线，极大地方便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物资往来和人员交流。
抗战时期，中苏双方权衡时势，从本国利益出发，积极开通维护这条西北国际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苏联把大量的军事物资运抵中国，再分派全国各个战场，增强了中国抵抗日寇的能力，阻碍了日本南下、北进政策的实施，为中国东方抗日主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苏联的军援，蒋介石曾多次表示感谢。1937年11月26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深深地感谢您对中国命运的真诚同情和全力关怀。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是东亚和平的基石。两国人民不仅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相互依存，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日本。”②1938年5月5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由于你们多次给予了全力支援，中國在对日作战中才能坚持到现在……对于贵国的互助精神和支持弱小的行动，不仅我个人感激不尽，所有官兵和人民大众也都无限钦佩和感谢。”③1939年8月26日，蒋介石再次致信斯大林：“苏联是惟一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斗争的国家……全中国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贵国的真诚援助。”④而苏联支持中国抗战，不仅赢得了国际上正义力量的赞同，苏联还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而且也“从中国得到茶、毛皮、锡、钨等类商品”。⑤中国向苏联输出的矿产品对苏联军工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大量农牧产品对缓解战时军需供应的紧张也起了很大作用，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条件。⑥
开辟西北通道还是西北地区各方势力合作抗日，共同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见证。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民任新疆财政厅长之时，采取了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措施，并且将新疆的货币单位由“两”改为“元”。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繁荣了新疆与内地的交流，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拓宽了财政收入渠道，使得新疆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得到扭转，为保障国际通道畅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⑦亦有进者，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势力逐渐进驻河西，钳制了长期把控河西政权的地方势力，加之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在甘宁青地区的积极抗战宣传，使得地方势力不得不从大局出发，积极参与修筑维护西北通道，为保障中苏物资的运输起到了重要作用。⑧
总之，抗战时期开辟的西北国际通道，是在中国主导下，苏联等国的帮助下，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产物，也是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人、西北地方势力和国民政府通力合作的结果，更是西北地区人民努力支援抗战的结果。这条通道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为巩固边疆、开发西北起到了非凡的作用，其主干线重合了昔日的丝绸之路，使自唐末以来衰落的丝绸之路重现出昔日的荣光。
三、西北抗战大后方是中国抗战胜利的精神源泉
抗战爆发后，如何鼓舞民气，提振抗战信心，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成为关系中国命运的重要课题。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源泉地。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政教、文物、典章、制度有史可循者，彪炳寰宇，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诚如时人所说：“没有已往西北上伟大的人物，中国疆域，便无人开辟。没有已往西北上圣哲的努力，中国文化，便无人开创。”⑨面对国破家亡的残局，历史记忆更能激起民众的家国情怀。当人们置身西北往圣先哲的史迹当中，“睹先民之手泽，发思古之幽情，痛遗绪之将坠，感绍述之责殷”，⑩一股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因此，发掘西北历史，利用西北符号，讲述西北故事，从中提炼出振兴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鼓舞民气，是提升抗战斗志的重要手段。
1934年10月，蒋介石视察陕西时发表了题为《建设陕西与复兴民族》的演说：
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伟大的聪明智力，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①
蒋经国在西北考察时也意味深长地写道：
西北，这个伟大而庄严的名字！西北，你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坟墓，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的遗产都在那里蕴藏着。但是久远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已经久违了这祖先的故乡，遗忘了我们无穷尽的文化宝藏，更忘记了留在西北的同胞。但是，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激变的时代里，敌人想从四面八方来统治我们，为了解救自身的苦处，为了创造今后新的幸福生活，我们已经自觉起来反抗敌人，自觉地起来从事建国工作，这个时候，我们又记起我们祖先流血流汗的地方，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我们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②
事实上，斯时无论国家元首，或社会贤达，都认为在西北古老的土地上，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勤劳、坚韧勇敢和强悍不屈的精神，只有西北还存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民族之魂。因是之故，他们都将激发民族自信的力量源泉寄托在西北深厚的历史资源上，认为只有挖掘西北元素，利用西北符号来鼓舞民力，才是提振抗战必胜意志的重要进路。
1937年6月，在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的主持下，专门就“表彰民族英雄的议案”请专家发表看法，经过反复论证之后，最后决定将秦始皇、蒙恬、汉武帝、霍去病、张骞、苏武、马援、窦宪、班超、诸葛亮、谢玄、唐太宗、李靖、李勣、刘仁轨、王玄策、郭子仪、李光弼、宗泽、韩世忠、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元太祖、耶律楚材、萨都拉、明太祖、郑和、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宋应昌、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史可法、秦良玉、郑成功、左宗棠、冯子材等40人定为“民族英雄”，并将此结果通告全国征求传记。在此姑不论这些民族英雄的选择是否合理，但从民族危亡，国家震荡的视角看，这些英雄都是开疆拓土，维护国家统一，强力抵御外敌的重要人物。这40人中与西北有关的就达22人，他们要么出生在西北，保家卫国，要么在西北建功立业，拜将封侯，为西北边疆稳定和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政府还以国家祭祀的方式推崇西北地区的历史人物，以他们的丰功伟绩调动国人的抗日信心，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黄帝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他统一天下，奠定中华，肇造文明，惜物爱民，厥功甚伟，故位于陕西的黄帝陵自抗战以来成为国民政府国祭的主要对象。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邵元冲、张继和邓家彦首祭黄帝陵。③1937年5月，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毛泽东亲书《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并刻碑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曰：
保我族类，先灵攸赖。
毛泽东的祭文曰：
赫赫华祖，吾华肇造……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祭文一致肯定了黄帝的始祖地位，赞颂了黄帝的历史伟绩，双方一致把黄帝看作是复兴中华民族、保国保种的精神支柱。此后的黄帝陵祭祀，国共两党继续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将国难家仇与先烈的伟大志业紧密联系起来，要求国人“缅怀遗烈，益深耻辱”，“全民奋起，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四万万众，修我戈矛。打倒日寇，建新中国，上绍千秋，下开百业”。④显然，祭文已变成了激励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时局宣言。时人渴望在黄帝的旗帜下，增进民族的团结，激励民族的斗志。黄帝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血缘认同感、文化自豪感和祖国归属感，其文治武功的大一统事业蕴涵着强大的精神号召力，黄帝陵，也因而成为中华文化的辉煌圣地，成为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伟大源泉。⑤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民族分化政策，对蒙古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极力拉拢，而地处伊克昭盟的成吉思汗陵也成为日本劫取的对象。国民政府几经商讨，决计将成陵迁移到西北大后方，以免落入日人之手。1939年6月，成陵起迁，途经榆林、延安、西安、平凉，最后安厝兰州兴隆山。沿途过处，地方政府和民众都举行了盛大的迎陵祭祀典礼。当灵柩抵达陕北榆林时，邓宝珊主祭，会场标语众多，如“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历史上不朽的人杰”“成吉思汗功勋不朽”“成吉思汗浩气长存”等。①移陵兴隆山后，甘肃省政府历年举行祭祀活动，中央政要也时有祭祀之举。1942年8月18日，蒋介石在兴隆山谒成吉思汗陵，见“其灵像威严雄伟，敬慕无已”，并与护卫成陵之蒙人举行茶会，给以奖赏，慰勉有加。②
从迁移动机和祭典的仪式来看，国民政府已然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中华民族的神圣英雄。他们企图借成吉思汗这个文化符号作抗日的文章，即借成吉思汗之功业来激发国人的抗日必胜信心。诚如时人把祭陵意义概括为三点：“值此倭寇入侵，国家危亡之日，吾人应追踪民族先烈之功绩，振刷民族御侮之精神，收复失土，还我河山，此其一”;“中华民族为汉满蒙回藏所融化而成之民族，休戚一致，生死与共……即所有全国同胞，亦应不忘吾民族先烈过去之事功，而奋发有为，此其二”;“全力抗战争取民族生存之神圣使命，然此非一省一县之事而为全国全民之责;非一人一家之事而为汉满蒙回藏全体同胞之责，今当致祭成陵之日，吾人不仅希望蒙古同胞有此认识，更希望全国同胞有此觉醒，此其三”。③这里，成吉思汗已不是蒙古人的英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追念他的英勇事迹，即是调动国人团结御侮，同仇敌忾抗日的重要精神力量。
除此之外，位于咸阳的周陵、茂陵（包括霍去病墓和卫青墓）、秦陵、唐太宗陵也是抗战以来国祭的主要对象。1935年清明节，国民政府派邵元冲、张继、邓家彦为代表，偕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瞻谒周陵、秦陵及汉武帝、唐太宗各陵”，因“周秦汉唐各朝，拓土开疆，发扬国威，殊勋伟烈，亦足为后世之矜式而应并加尊礼也”，其拜谒的目的依然是“追崇古贤先哲，提高民族意识”。④1934年10月21日，蒋介石亲自祭祀周陵与茂陵，竟使他“敬亲追先之念油然勃兴”，进而产生吾辈若对先人之基业不发扬光大，则“非无族类矣”的感叹。⑤
而位居甘肃天水的李广墓，蒋介石题写“汉将军李广之墓”，并吩咐胡宗南整修墓庐，派员祭祀，以发扬其抗击匈奴的勇敢精神。斯时西北地区的风物也成为蒋介石等人眼中民族复兴的符号。1934年10月，蒋站在兰州望河楼上，感慨万千，他认为西北物产丰富，虽然日本俄国侵略甚急，然“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⑥同月到达宁夏后，他见贺兰山气势雄伟，若见此“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⑦同年，建于明代的甘肃渭源县灞陵桥重修竣工，蒋介石题“绾毂秦陇”、林森题“兴梁利济”、孙科题“渭水长虹”、于右任题“大道之行”、杨虎城题“鸟鼠溯灵源，雪浪云涛，东行汇泾渎黄河，函关紫气;陇秦资利涉，月环虹跨，西望是金城杨柳，玉塞葡萄”，汪精卫撰写碑文。灞陵桥号称为“渭水第一桥”，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茅以升在他的《桥梁史》中，对该桥的评价仅次于河北赵州桥。蒋氏等人为灞陵桥题词不仅仅是因为桥的形制和悠久历史，而是因渭源历史文化的重要性，渭源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传说，该山被看作是一座忠义和气节之山，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总之，西北地区壮美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悠久的名胜，无不鼓舞着国破家亡中的国人奋发图强，抵御强敌。
不特此也，一批历史学者、考古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纷纷将目光投注到西北，在各自的领域挖掘民族复兴的素材，来强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调动民众抗日的信念，正所谓“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⑧
1938年，遷到陕南城固的西北联大师生通过祭祀张骞，弘扬张骞开通丝路、不避艰险的精神，“增加抗战必胜的信心”。①顾颉刚所著《西北考察日记》一书，对甘肃诸地的壮美景观和深厚历史多有赞颂，他游兰州河口所做“黄河夜泻千峰雨，迸作金戈铁马声”②诗句，以“金戈铁马”来形容黄河气势之大，内含强烈的救亡、寻根和祭祖之意。茅盾1941年写成的《白杨礼赞》一文，深情赞美白杨树“决不是平凡的树”，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它是树中的伟丈夫”，通过白杨树深情地讴歌西北人民的坚强精神，那是一种创造新中国历史的精神和意志。而一批美术家张大千、常书鸿、王子云、赵望云、关山月、司徒乔、吴作人、潘絜兹和鲁少飞等则通过画笔，追寻西北悠久的文化底蕴，歌颂西北风物，以艺术来唤醒国人的抗敌御侮意识。这些艺术家在西北的画作中“处处透露出如归故里的惬意以及对风物人情的赞美”，处处“跟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饱含浓烈的爱国热情和救亡情怀。③ 综上，面对日寇的侵略，国家残破不堪，人民流离失所，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虽然中华民族遇到空前的危机，但“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④故政要和学界都把在西北寻根作为唤起民族自信心，寻求抗战必胜意志的重要手段。
四、西北少数民族积极抗日，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
抗战时期，西北情势复杂，外国势力在其中角逐染指，给国民政府有效控御西北带来困难。比如，“新省西部市镇如塔城等，都有俄国经营的汽车路，尤其可怕的，是新省的邮政权，操在俄国人手里。还有俄国经营的银行，电局，都成为发展势力之工具，伊宁塔城等接近俄边的城市，一切完全俄国化，电船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完全在俄国人手里”。⑤事实上，“后英人见俄人占据塔什干、浩罕，势力骎骎而南下，乃为保护其属领印度、阿富汗及西藏之权利计，亦极力向新疆谋发展……同时新疆境内有一部回民，以种族宗教等之关系，与土耳其、阿富汗等回教国，时有极亲密之往来，自成一系统;且土耳其阿富汗等国，羡于新疆宝藏之丰富，时向新疆回民煽惑引诱，以谋获得其利。此外，远如德法美等，亦颇有染指新疆之野心”。⑥
面对新疆的险恶局势，国内有识之士大声呼吁，要求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保护西北的国防安全，领土完整，若西北不保，则抗战前途堪忧。李烛尘指出：
西北在中国所处之地位，与整个民族之生存攸关，吾辈列祖列宗经营西域，不遗余力，其远大之谋，至抗战今日而愈见宏效，读者试闭目一想，假使抗战时代，西北之局势不安定，其影响之大果如何？历代统一中国者，必先控制西北，敌人侵华五年，尚阻于黄河天堑，迄未能扣西北之门户，胜负之数，即此可知。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历史如此，地理位置亦不因时代有变迁也。⑦
进而他认为：
地处神州大陆之脊，实为中国西北部之首，西藏蒙古为其两披肩，青海宁夏为其左右臂，尤其是河西走廊，更为内外息息相通之咽喉。总之新疆一隅，居高屋建瓴之势，得之足以屏卫中国，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历史俱载，斑斑可考。吾人试想自抗战以来，假使此一隅形势如有不稳，不徒整个西北为之不安，即西南之抗战根据地亦且受影响。⑧
李之言辞可为当时有识之士之普遍言论，其他有代表性的还有如：
保卫西北的斗争，不但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和自己的田园，不但是为了保卫民族的摇篮和祖宗的陵寝，不但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淫掠，求得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我们整个民族解放持久抗战，也有很重大的意义，西北战线的胜负，足以影响到全面的战斗。⑨
西北问题亦即国家民族生存问题，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关系。①
还有《中央日报》的社论：
陕甘青是我们国家的摇篮，民族的诞生地，翻开国史，历历如绘，我们先天就是大陆国家，所以绝对不应忘记了西北，忽视了陕甘青诸省的建国工作。今后中国立国，其势固须海陆并重，但我们如果回忆中华民族史几次惊天动地的大运动，汉唐之盛，实在使我们无理由可以忘情黄河流域诸省，尤其是所谓内西北的陕甘青和绥宁五省。……我们相信不但所谓内西北的陕甘青诸省，将日渐繁荣，重握国家的枢纽，就是外西北的新疆西藏蒙古，亦将因国家中心渐向北移，光芒辐射而日就治理。②
白崇禧也曾说道：
从抗战建国的立场，重新估量西北一下，可以肯定的说，他是国际资源的宝库，民族复兴的据点，要想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那么积极建设西北，实为当前的急务。……西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国家的基地，中原文化的泉源。……二千年来西北各省的得失，每每关系国运的兴衰，如周、秦、汉、唐各朝，都曾建都其间，资以立国，构成帝国的心脏，当汉唐的盛世，开拓国土，威震异域，更是以西北为核心。……西北自古以来，战时固属军事攻防的要卫，平时则为经济交通的枢纽，是历代的伟大成功者所极端重视的。③
由上述言论可窥见时人的普遍认识，他们将西北的安危与中国抗战胜负相联系，见解深刻，且都颇有紧迫感。
日本在占据中国东北后，进一步向西北渗透势力。据包尔汗回忆：“这一期间，日本驻土耳其安卡拉、埃及亚历山大的外交官员经常与大土耳其主义分子接触，搜集有关新疆的情报，策动对新疆的阴谋……东京出版的鞑靼文《新日本通讯》大量刊载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通讯和文章，日本还招纳苏联中亚逃民，成立组织，并把土耳其末代皇帝弟弟阿不都·穆哈伊提阿比搜罗到手，准备把他扶植为新疆未来的大土耳其斯坦傀儡国王”，企图在新疆重演伪满洲国的丑剧。④而在甘宁青地区，日本大肆渲染历史上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冲突事件，以图挑起民族矛盾，并鼓吹“回民自治”，并筹划在西北回族聚居地区“成立一个与东北满洲国类似的傀儡国家——回回国，妄图使地处后方的甘青宁等地成为日本的附属地”。⑤日军还疯狂制造舆论，“宣传‘抗战是为了汉民’，中日战争与回民无关，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运用‘以回制回’的手段施展分化的伎俩，不断在回教上层人士之间挑拨离间，以‘保国不保教’的嚣张言论意图达到破坏回教内部团结，灭亡回教的目的”。⑥日本还积极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之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軍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预定的封锁计划”。⑦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包头后，特别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部”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蒋文焕为伪督办。⑧这一人事机构安排，目的在于引诱回族诸马，表明日本对他们寄托着“合作”的希望。为此，日军又从东北找了一个张姓阿訇，派往宁夏游说，企图利用民族宗教关系说服马鸿逵降日。但张阿訇未至宁夏即被阻止。数日后，日军又向宁夏空投“满洲国”信件，亦未奏效。接着板垣征四郎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鸿逵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隍前往，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⑨日军碰了几次钉子，恼羞成怒，遂出动飞机轰炸银川。1939年至1940年，日军大批进犯绥西，绥西防守司令马鸿宾与傅作义部密切配合，收复了大片国土，击毙日军水川中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日伪势力悉被肃清。这次战役对保障宁夏、甘肃和陕北后方安全，起了巨大的作用。① 青海也是日本向西北渗透计划的关注对象，多次派间谍潜往青海，但都被马步芳识破捉拿。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步芳任命马彪统率暂编骑兵第一师（后又整编为中央陆军骑兵第八师），下统辖三个旅，马元祥为第一旅旅长，马禄为第二旅旅长，马秉忠为第三旅旅长，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等地抗击日军，由于骑兵的勇猛善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一战在陕西、河南一带消灭了日军间谍操纵的惯匪和伪军，“该防区各县百姓，无不箪食壶浆，犒军慰劳。并给马彪师长赠送‘万民伞’，对抗日将士表示崇敬与慰劳”。二战在淮阳，日军铃木支队司令被击毙，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我军伤亡2000余人，马秉忠旅长壮烈殉国。此后在宝塔战役中，该师百余名各族士兵，与敌战至弹尽粮绝，投水自溺，以身殉国。三战皖北龙岗镇，马军将士英勇抗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伪称该师为“马胡子军”，对其戒备甚严，畏惧甚重。②
总体上，“宁马”和“青马”在抗战时期还是表现出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国家意识，除极个别现象外，绝大多数政治精英在中、日选择上，选择了中国，并或多或少地对抗战进行支持，尤其在抗战后期表现得更为坚决。③事实上，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伊斯兰文化的内核上吸收和承载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并经历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到中华民族再到国家的高度认同的过程。④诚如马步芳所说：“我们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绝不能干那种背叛国家，出卖民族的勾当。我们只须在这个大时代中，健全自己的民族，提高自己的文化，充实自己的力量，图与其他各族共存共荣，以完成中华民族所负的伟大使命。”⑤可见，在面对国家危亡及自身的利益抉择时，他们积极地向中国靠拢，充当了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力量，这种行为实践还是值得肯定的。
五、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是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抗战所做贡献不可低估。若重庆是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那么延安则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生发地，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的一系列抗战理论不仅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亦为战后中国社会的走向提供了理论政策依据。延安也是抗战军事的重要指挥部，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和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1938年以后抗日的主要战争方式和战场之一，“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⑥敌后战场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开辟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通道是中苏、中英、中美、中印之间友谊的象征，是各国联合反法西斯爱好和平的象征，再现了古老丝绸之路合作、开放、共赢和共享的精神荣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西北地方势力和西北人民为这条通道的开辟和维护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各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领下，共赴国难、共度时艰、精诚团结，保障了这条通道的畅通，转运了大批外国援华物资，有力支援了抗战;同时，又将中国的偿债产品输往苏联，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这条通道的开辟，带动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也为中央政府控御西北地方势力提供了便利条件。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里蕴含着勤劳、质朴、坚强、拼搏、上进、不屈的优秀民族精神，国难当头之际，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这里，力图发掘这里古老的人文自然资源，借重西北符号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精神。抗战时期的西北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国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此找寻民族之根，以此来开掘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
西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族宗教派系复杂。近代以降，外国各种势力染指其间，妄图分裂中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设第八战区于兰州，蒋介石一度自兼司令长官，后由朱绍良担任。在西北各族人民的强烈国家认同下，经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政府最终保全了西北地区的领土完整，为中华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进而言之，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学界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教授指出，西北抗战大后方不仅为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南开大学江沛教授指出，抗战时期西北为苏联援华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地。南京大学李玉教授认为西南既是抗战的前线，亦是抗战的后方，而西北才是真正的后方中的后方。西北的治乱兴衰关乎国家的安全，抗战时期，正是西北的稳定和疆土安全，才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①观之当下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研究现状，难如人意，故今后该课题的研究应成为学界努力的重要话题。
【作者简介】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西北，抗战大后方，抗战理论，西北国际通道，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0-0055-11
抗战军兴，中国国土沦丧，至国府西迁，西南西北变成了支撑抗战胜利的坚强大后方。近年来，学术界对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有充分的研究，而对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认识很不足，①仅有的研究只关注个别省份，而无整体关照。②有的文章虽以“大后方研究”冠名，但其研究对象则局限于西南地区。③此外，已有研究，如潘洵教授和周勇教授认为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区是重庆、四川，而西北地区是抗战大后方的拓展地区。④窃以为，这一说法有待商榷。抗战时期大后方有两个核心区——即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核心区和以延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核心区。中国社科院张海鹏先生在《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中心，国民党是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中心。少了一个，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⑤事实上，抗战时期西南和西北臂指相连，互为奥援，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诚如有人所言：“西南物产丰饶，资源富厚，固可作民族根据地，但如果没有西北，亦绝不足以言复兴与发展，且西北要是不保，西南便决不能自存。所以西北是西南的屏障，其地位较西南尤为重要。”⑥因是之故，充分认识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与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对比联系研究，当是推进抗战史研究的有效进路。
一、西北抗战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最大诉求。经过长征革命洗礼抵达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充分认识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勇敢地承担起一个先进政党的历史责任，在理论、制度、文化和道路建设上，体现出超凡的自信和卓越的領导力，使得西北抗战大后方实际上成为抗战理论的重要生发地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斯时中共领导人在充分了解历史、考量国情、权衡敌我优劣、纵观世界局面的复杂情势的基础上，为促成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势的抗战理论。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战争的变动性等客观事实提出了著名的持久战三阶段说：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期。①毛泽东的这一抗战论断以其高超的智慧和理论勇气，为中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击碎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不实论调，成为指导抗战走向胜利的不二法门。而要走向胜利，就必须最大限度调动蕴藏在最底层的民气，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③历史证明，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的正确路线，千百万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亦有进者，发端于大革命时期、发展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④并成功地回答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理论和道路问题，解决了近代中国的理论短板和民族自信心不足等问题，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气派”，为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正确的基调和光明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重要制度的开创者，其制度建设不仅能够适应时代，而且超越时代，引领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其治下实行的“三三制”政治制度，动员了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抗战。这个制度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胸襟和抗战诚心。军队的制度建设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又一制胜法宝。“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⑤故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内部必须建立平等官兵关系，军队必须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⑥的子弟兵。在党的制度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项“伟大工程”。⑦因为这个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若“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⑧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⑨中国共产党党建的先进性、制度性和长期性，是其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同样有着巨大的理论贡献。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相当的自信，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⑩另一方面，对外国文化要辩证吸收，“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①而创造新文化的路径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吸纳，最终孕育出的这种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②这种新文化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民，知识分子必须把唤起广大农民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要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揆诸史实，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建设的新文化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升到近代以来的最高点。近代以降，受西学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进退维谷，批判甚至废弃之说接踵而来，而全盘西化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然则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对国内外文化辩证继承，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思想和新文化，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③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中国道路的设计师。抗战伊始，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理应担负起正面战场抗战任务，但其内部的片面抗战、曲线救国、投降卖国，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游移态度，使得抗战随时有夭折的危险。故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據地，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着敌情、国情，中国共产党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将不能战胜日本”④的著名论断，且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战争必须大规模建立根据地。纵观历史、放眼全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和转变等都作了深刻地论述，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的革命道路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及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判定，使得其将抗日战争只看作是完成中国革命道路的一部分，故能在战时和战后全面把控时局，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主动权，成功地缔造了新中国。
综合观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在抗战理论以及与之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文化更新和道路定位上都取得了卓越的贡献。中共虽然地处偏僻的陕北一隅，但总能在关键时刻创新理论，扭转时局，赢得民心，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政党和派别无有出其右者。可以说，抗日战争既是战场上的角逐，也是理论上的较量，若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战场上的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这些宝贵理论和思想，不仅成为指导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且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成功之基，亦是以后部分重要政策的试验田。
二、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生命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相继封锁了中国华南与西南的公路、铁路线，国外援华物资运输受阻，因着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稳固，国民政府联合苏联等国开通了西北国际通道。该通道全长2925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路线从苏联萨雷奥泽克到达中国境内的霍尔果斯口岸，经乌鲁木齐、哈密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再经安西、肃州、凉州，最后到达目的地兰州。沿途有20个食宿及汽车加油站，还配备有专门的护路人员。起初部分援华物资直运兰州，从1938年冬起，全国经济委员会责成西北公路局组织专门车队改从星星峡接运援华物资，后来又改在哈密接运援华物资。⑥
为了建设这条通道，中苏两国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新疆通往苏联的路段主要是天山山路、沙漠戈壁，有些地区要经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地、冻土地带，施工条件艰苦。4000多名苏联技术、筑路人员和数十万中国筑路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开通了这一路段。⑦于是“苏方接济军火、汽油得以运入内地。无数卡车以及唐克车、铁甲车，每日在此路上行驶，另有骆驼队不下二万头以及骡车、马匹、装运汽油军火……所有中国产品如羊毛、茶砖、钨砂等类，亦皆经由此路运往苏联，俾便以货易货”。⑧这条通道在抗战时期始终“贯通畅达，为整个西北生命线上之一剂强心针，其功绩已不可磨灭”。①它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成了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②
为确保道路的通畅，中国专门在公路沿线设立接待站负责苏联运输援华物资车队和人员的吃住及安全事宜，在新疆境内共设霍尔果斯、新二台、精河、乌苏、玛纳斯、乌鲁木齐、吐鲁番、鄯善、七角井、哈密和星星峡11个接待站，在甘肃境内设永登、古浪、武威、山丹、张掖、高台、酒泉7个接待站。接待站无论大小都设有宿舍、停车场、汽油库、餐厅、澡堂、面包房，较大的接待站还建有俱乐部等。各接待站主要负责过往车辆的登记，供应食宿，给汽车加油、加水等，总之，是为运输物资的苏联人员提供便利。③
1942年，李烛尘参加了西北工业考察团，在新疆时他看到各处接待站“均场面宏大，设备完全。院内可以停车百辆，住食可以容纳百余人”。在吐鲁番招待站时，他见“俄国汽车数十辆，司机数十人，同在食堂吃饭;彼等均系西餐。一汤两菜，数块面包。饭后有茶，无他物也，但饭菜均丰厚。各人之衣着，当然亦系受战事影响，颇褴褛不堪。惟饮食居住，均肃静异常，而且整饬得很”。在新民县果子沟，“一路山谷中行，白雪如银，路如明镜，雪水溶流成溪，碧绿之水，滔滔而下，更增幽趣。坂道盘旋曲折而下，景随境转，大有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而由山下开来之俄国汽车、牛马车，夹道塞途，开车稍不慎，必有互撞之祸。缘此地上行坂道极陡，汽车不能载重而过，必于某处卸下货物一部分，改由牛马车，或骆驼载运一部分，过卡后，再装上汽车，继续东运。据此可见中运公司办法之周到”。④李氏详细记载了这条通道上招待所的设置背景、地点、内部陈设，俄国司机的吃住、敬业，汽车来往所运货物、运输过程等情形，足见这条通道开辟之艰难以及对中国抗战的意义。
具体而言，中苏双方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互通物资。据中国国民政府方面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共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万余挺，汽车1000余辆。⑤这些物资90%以上是通过西北国际通道完成的。⑥中国向苏联偿债输送的物资主要有钨、锑、锡、汞、铅等特殊矿产品和茶叶、羊毛、羊绒、羊皮、桐油、猪鬃等指定农畜产品。1937—1944年，中国运交苏联的矿产品有钨砂约23500吨，纯锑约14000吨，锡10500吨、铅约5000吨及汞约1100吨。同期农产品计茶叶约22700余公吨，茶砖约12000公吨，桐油6000公吨，猪鬃约1200吨，生丝约300吨，羊毛、驼毛及羊绒等约26300余公吨，各种皮张736万余张及大黄270关担，羊肠25000捆。这些物资部分在香港、仰光、昆明等地交货，其余部分，尤其毛绒、茶砖及皮张等产品均在星星峡、哈密等处交货。⑦
中苏双方除开通陆上通道外，还开通了空中航线。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从阿拉木图飞往中国，或者由汽车将飞机零件运到哈密装配后飞内地。新疆境内整修了伊犁、乌苏、乌鲁木齐、奇台、哈密五处机场，兰州整修扩建了西固、拱星墩、中川、临洮和东古城机场，以备苏联飞机起降。当时，苏联的大批军事人员经过这条航线到达中国抗日前线，他们不仅培训中国的指战员，还有些直接参与了中国抗战，牺牲在中国大地的也不在少数。⑧首批援华的飞机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取得了出色战果。何应钦在评述南京保卫战时，曾经提到： 此时我空军曾得友邦苏联之新式飞机及人员之接济，力量增强，彼此攻击最为激烈，曾击毙敌海军驱逐机飞行员潮田良平等多人。⑨
在兰州空战牺牲的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中，有姓可查的有8位，他们是罗曼诺夫、斯切帕诺夫、雅士、马特、波拉技诺夫、古力芝、郭尔杰耶夫和伊萨耶夫。⑩1939年，中苏双方又开通了哈密与阿拉木图之间的民用航空运输，承担两地之间的客运和货运业务，后来这条航线延长至兰州、西安、重庆一带，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空中交通连成一片。①应该说，空中航线与西北公路通道一起构成了西北地区的立体交通线，极大地方便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物资往来和人员交流。
抗战时期，中苏双方权衡时势，从本国利益出发，积极开通维护这条西北国际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苏联把大量的军事物资运抵中国，再分派全国各个战场，增强了中国抵抗日寇的能力，阻碍了日本南下、北进政策的实施，为中国东方抗日主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苏联的军援，蒋介石曾多次表示感谢。1937年11月26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深深地感谢您对中国命运的真诚同情和全力关怀。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是东亚和平的基石。两国人民不仅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相互依存，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日本。”②1938年5月5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由于你们多次给予了全力支援，中國在对日作战中才能坚持到现在……对于贵国的互助精神和支持弱小的行动，不仅我个人感激不尽，所有官兵和人民大众也都无限钦佩和感谢。”③1939年8月26日，蒋介石再次致信斯大林：“苏联是惟一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斗争的国家……全中国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贵国的真诚援助。”④而苏联支持中国抗战，不仅赢得了国际上正义力量的赞同，苏联还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而且也“从中国得到茶、毛皮、锡、钨等类商品”。⑤中国向苏联输出的矿产品对苏联军工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大量农牧产品对缓解战时军需供应的紧张也起了很大作用，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条件。⑥
开辟西北通道还是西北地区各方势力合作抗日，共同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见证。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民任新疆财政厅长之时，采取了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措施，并且将新疆的货币单位由“两”改为“元”。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繁荣了新疆与内地的交流，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拓宽了财政收入渠道，使得新疆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得到扭转，为保障国际通道畅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⑦亦有进者，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势力逐渐进驻河西，钳制了长期把控河西政权的地方势力，加之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在甘宁青地区的积极抗战宣传，使得地方势力不得不从大局出发，积极参与修筑维护西北通道，为保障中苏物资的运输起到了重要作用。⑧
总之，抗战时期开辟的西北国际通道，是在中国主导下，苏联等国的帮助下，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产物，也是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人、西北地方势力和国民政府通力合作的结果，更是西北地区人民努力支援抗战的结果。这条通道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为巩固边疆、开发西北起到了非凡的作用，其主干线重合了昔日的丝绸之路，使自唐末以来衰落的丝绸之路重现出昔日的荣光。
三、西北抗战大后方是中国抗战胜利的精神源泉
抗战爆发后，如何鼓舞民气，提振抗战信心，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成为关系中国命运的重要课题。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源泉地。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政教、文物、典章、制度有史可循者，彪炳寰宇，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诚如时人所说：“没有已往西北上伟大的人物，中国疆域，便无人开辟。没有已往西北上圣哲的努力，中国文化，便无人开创。”⑨面对国破家亡的残局，历史记忆更能激起民众的家国情怀。当人们置身西北往圣先哲的史迹当中，“睹先民之手泽，发思古之幽情，痛遗绪之将坠，感绍述之责殷”，⑩一股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因此，发掘西北历史，利用西北符号，讲述西北故事，从中提炼出振兴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鼓舞民气，是提升抗战斗志的重要手段。
1934年10月，蒋介石视察陕西时发表了题为《建设陕西与复兴民族》的演说：
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伟大的聪明智力，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①
蒋经国在西北考察时也意味深长地写道：
西北，这个伟大而庄严的名字！西北，你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坟墓，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的遗产都在那里蕴藏着。但是久远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已经久违了这祖先的故乡，遗忘了我们无穷尽的文化宝藏，更忘记了留在西北的同胞。但是，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激变的时代里，敌人想从四面八方来统治我们，为了解救自身的苦处，为了创造今后新的幸福生活，我们已经自觉起来反抗敌人，自觉地起来从事建国工作，这个时候，我们又记起我们祖先流血流汗的地方，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我们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②
事实上，斯时无论国家元首，或社会贤达，都认为在西北古老的土地上，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勤劳、坚韧勇敢和强悍不屈的精神，只有西北还存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民族之魂。因是之故，他们都将激发民族自信的力量源泉寄托在西北深厚的历史资源上，认为只有挖掘西北元素，利用西北符号来鼓舞民力，才是提振抗战必胜意志的重要进路。
1937年6月，在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的主持下，专门就“表彰民族英雄的议案”请专家发表看法，经过反复论证之后，最后决定将秦始皇、蒙恬、汉武帝、霍去病、张骞、苏武、马援、窦宪、班超、诸葛亮、谢玄、唐太宗、李靖、李勣、刘仁轨、王玄策、郭子仪、李光弼、宗泽、韩世忠、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元太祖、耶律楚材、萨都拉、明太祖、郑和、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宋应昌、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史可法、秦良玉、郑成功、左宗棠、冯子材等40人定为“民族英雄”，并将此结果通告全国征求传记。在此姑不论这些民族英雄的选择是否合理，但从民族危亡，国家震荡的视角看，这些英雄都是开疆拓土，维护国家统一，强力抵御外敌的重要人物。这40人中与西北有关的就达22人，他们要么出生在西北，保家卫国，要么在西北建功立业，拜将封侯，为西北边疆稳定和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政府还以国家祭祀的方式推崇西北地区的历史人物，以他们的丰功伟绩调动国人的抗日信心，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黄帝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他统一天下，奠定中华，肇造文明，惜物爱民，厥功甚伟，故位于陕西的黄帝陵自抗战以来成为国民政府国祭的主要对象。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邵元冲、张继和邓家彦首祭黄帝陵。③1937年5月，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毛泽东亲书《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并刻碑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曰：
保我族类，先灵攸赖。
毛泽东的祭文曰：
赫赫华祖，吾华肇造……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祭文一致肯定了黄帝的始祖地位，赞颂了黄帝的历史伟绩，双方一致把黄帝看作是复兴中华民族、保国保种的精神支柱。此后的黄帝陵祭祀，国共两党继续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将国难家仇与先烈的伟大志业紧密联系起来，要求国人“缅怀遗烈，益深耻辱”，“全民奋起，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四万万众，修我戈矛。打倒日寇，建新中国，上绍千秋，下开百业”。④显然，祭文已变成了激励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时局宣言。时人渴望在黄帝的旗帜下，增进民族的团结，激励民族的斗志。黄帝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血缘认同感、文化自豪感和祖国归属感，其文治武功的大一统事业蕴涵着强大的精神号召力，黄帝陵，也因而成为中华文化的辉煌圣地，成为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伟大源泉。⑤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民族分化政策，对蒙古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极力拉拢，而地处伊克昭盟的成吉思汗陵也成为日本劫取的对象。国民政府几经商讨，决计将成陵迁移到西北大后方，以免落入日人之手。1939年6月，成陵起迁，途经榆林、延安、西安、平凉，最后安厝兰州兴隆山。沿途过处，地方政府和民众都举行了盛大的迎陵祭祀典礼。当灵柩抵达陕北榆林时，邓宝珊主祭，会场标语众多，如“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历史上不朽的人杰”“成吉思汗功勋不朽”“成吉思汗浩气长存”等。①移陵兴隆山后，甘肃省政府历年举行祭祀活动，中央政要也时有祭祀之举。1942年8月18日，蒋介石在兴隆山谒成吉思汗陵，见“其灵像威严雄伟，敬慕无已”，并与护卫成陵之蒙人举行茶会，给以奖赏，慰勉有加。②
从迁移动机和祭典的仪式来看，国民政府已然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中华民族的神圣英雄。他们企图借成吉思汗这个文化符号作抗日的文章，即借成吉思汗之功业来激发国人的抗日必胜信心。诚如时人把祭陵意义概括为三点：“值此倭寇入侵，国家危亡之日，吾人应追踪民族先烈之功绩，振刷民族御侮之精神，收复失土，还我河山，此其一”;“中华民族为汉满蒙回藏所融化而成之民族，休戚一致，生死与共……即所有全国同胞，亦应不忘吾民族先烈过去之事功，而奋发有为，此其二”;“全力抗战争取民族生存之神圣使命，然此非一省一县之事而为全国全民之责;非一人一家之事而为汉满蒙回藏全体同胞之责，今当致祭成陵之日，吾人不仅希望蒙古同胞有此认识，更希望全国同胞有此觉醒，此其三”。③这里，成吉思汗已不是蒙古人的英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追念他的英勇事迹，即是调动国人团结御侮，同仇敌忾抗日的重要精神力量。
除此之外，位于咸阳的周陵、茂陵（包括霍去病墓和卫青墓）、秦陵、唐太宗陵也是抗战以来国祭的主要对象。1935年清明节，国民政府派邵元冲、张继、邓家彦为代表，偕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瞻谒周陵、秦陵及汉武帝、唐太宗各陵”，因“周秦汉唐各朝，拓土开疆，发扬国威，殊勋伟烈，亦足为后世之矜式而应并加尊礼也”，其拜谒的目的依然是“追崇古贤先哲，提高民族意识”。④1934年10月21日，蒋介石亲自祭祀周陵与茂陵，竟使他“敬亲追先之念油然勃兴”，进而产生吾辈若对先人之基业不发扬光大，则“非无族类矣”的感叹。⑤
而位居甘肃天水的李广墓，蒋介石题写“汉将军李广之墓”，并吩咐胡宗南整修墓庐，派员祭祀，以发扬其抗击匈奴的勇敢精神。斯时西北地区的风物也成为蒋介石等人眼中民族复兴的符号。1934年10月，蒋站在兰州望河楼上，感慨万千，他认为西北物产丰富，虽然日本俄国侵略甚急，然“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⑥同月到达宁夏后，他见贺兰山气势雄伟，若见此“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⑦同年，建于明代的甘肃渭源县灞陵桥重修竣工，蒋介石题“绾毂秦陇”、林森题“兴梁利济”、孙科题“渭水长虹”、于右任题“大道之行”、杨虎城题“鸟鼠溯灵源，雪浪云涛，东行汇泾渎黄河，函关紫气;陇秦资利涉，月环虹跨，西望是金城杨柳，玉塞葡萄”，汪精卫撰写碑文。灞陵桥号称为“渭水第一桥”，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茅以升在他的《桥梁史》中，对该桥的评价仅次于河北赵州桥。蒋氏等人为灞陵桥题词不仅仅是因为桥的形制和悠久历史，而是因渭源历史文化的重要性，渭源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传说，该山被看作是一座忠义和气节之山，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总之，西北地区壮美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悠久的名胜，无不鼓舞着国破家亡中的国人奋发图强，抵御强敌。
不特此也，一批历史学者、考古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纷纷将目光投注到西北，在各自的领域挖掘民族复兴的素材，来强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调动民众抗日的信念，正所谓“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⑧
1938年，遷到陕南城固的西北联大师生通过祭祀张骞，弘扬张骞开通丝路、不避艰险的精神，“增加抗战必胜的信心”。①顾颉刚所著《西北考察日记》一书，对甘肃诸地的壮美景观和深厚历史多有赞颂，他游兰州河口所做“黄河夜泻千峰雨，迸作金戈铁马声”②诗句，以“金戈铁马”来形容黄河气势之大，内含强烈的救亡、寻根和祭祖之意。茅盾1941年写成的《白杨礼赞》一文，深情赞美白杨树“决不是平凡的树”，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它是树中的伟丈夫”，通过白杨树深情地讴歌西北人民的坚强精神，那是一种创造新中国历史的精神和意志。而一批美术家张大千、常书鸿、王子云、赵望云、关山月、司徒乔、吴作人、潘絜兹和鲁少飞等则通过画笔，追寻西北悠久的文化底蕴，歌颂西北风物，以艺术来唤醒国人的抗敌御侮意识。这些艺术家在西北的画作中“处处透露出如归故里的惬意以及对风物人情的赞美”，处处“跟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饱含浓烈的爱国热情和救亡情怀。③ 综上，面对日寇的侵略，国家残破不堪，人民流离失所，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虽然中华民族遇到空前的危机，但“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④故政要和学界都把在西北寻根作为唤起民族自信心，寻求抗战必胜意志的重要手段。
四、西北少数民族积极抗日，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
抗战时期，西北情势复杂，外国势力在其中角逐染指，给国民政府有效控御西北带来困难。比如，“新省西部市镇如塔城等，都有俄国经营的汽车路，尤其可怕的，是新省的邮政权，操在俄国人手里。还有俄国经营的银行，电局，都成为发展势力之工具，伊宁塔城等接近俄边的城市，一切完全俄国化，电船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完全在俄国人手里”。⑤事实上，“后英人见俄人占据塔什干、浩罕，势力骎骎而南下，乃为保护其属领印度、阿富汗及西藏之权利计，亦极力向新疆谋发展……同时新疆境内有一部回民，以种族宗教等之关系，与土耳其、阿富汗等回教国，时有极亲密之往来，自成一系统;且土耳其阿富汗等国，羡于新疆宝藏之丰富，时向新疆回民煽惑引诱，以谋获得其利。此外，远如德法美等，亦颇有染指新疆之野心”。⑥
面对新疆的险恶局势，国内有识之士大声呼吁，要求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保护西北的国防安全，领土完整，若西北不保，则抗战前途堪忧。李烛尘指出：
西北在中国所处之地位，与整个民族之生存攸关，吾辈列祖列宗经营西域，不遗余力，其远大之谋，至抗战今日而愈见宏效，读者试闭目一想，假使抗战时代，西北之局势不安定，其影响之大果如何？历代统一中国者，必先控制西北，敌人侵华五年，尚阻于黄河天堑，迄未能扣西北之门户，胜负之数，即此可知。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历史如此，地理位置亦不因时代有变迁也。⑦
进而他认为：
地处神州大陆之脊，实为中国西北部之首，西藏蒙古为其两披肩，青海宁夏为其左右臂，尤其是河西走廊，更为内外息息相通之咽喉。总之新疆一隅，居高屋建瓴之势，得之足以屏卫中国，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历史俱载，斑斑可考。吾人试想自抗战以来，假使此一隅形势如有不稳，不徒整个西北为之不安，即西南之抗战根据地亦且受影响。⑧
李之言辞可为当时有识之士之普遍言论，其他有代表性的还有如：
保卫西北的斗争，不但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和自己的田园，不但是为了保卫民族的摇篮和祖宗的陵寝，不但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淫掠，求得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我们整个民族解放持久抗战，也有很重大的意义，西北战线的胜负，足以影响到全面的战斗。⑨
西北问题亦即国家民族生存问题，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关系。①
还有《中央日报》的社论：
陕甘青是我们国家的摇篮，民族的诞生地，翻开国史，历历如绘，我们先天就是大陆国家，所以绝对不应忘记了西北，忽视了陕甘青诸省的建国工作。今后中国立国，其势固须海陆并重，但我们如果回忆中华民族史几次惊天动地的大运动，汉唐之盛，实在使我们无理由可以忘情黄河流域诸省，尤其是所谓内西北的陕甘青和绥宁五省。……我们相信不但所谓内西北的陕甘青诸省，将日渐繁荣，重握国家的枢纽，就是外西北的新疆西藏蒙古，亦将因国家中心渐向北移，光芒辐射而日就治理。②
白崇禧也曾说道：
从抗战建国的立场，重新估量西北一下，可以肯定的说，他是国际资源的宝库，民族复兴的据点，要想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那么积极建设西北，实为当前的急务。……西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国家的基地，中原文化的泉源。……二千年来西北各省的得失，每每关系国运的兴衰，如周、秦、汉、唐各朝，都曾建都其间，资以立国，构成帝国的心脏，当汉唐的盛世，开拓国土，威震异域，更是以西北为核心。……西北自古以来，战时固属军事攻防的要卫，平时则为经济交通的枢纽，是历代的伟大成功者所极端重视的。③
由上述言论可窥见时人的普遍认识，他们将西北的安危与中国抗战胜负相联系，见解深刻，且都颇有紧迫感。
日本在占据中国东北后，进一步向西北渗透势力。据包尔汗回忆：“这一期间，日本驻土耳其安卡拉、埃及亚历山大的外交官员经常与大土耳其主义分子接触，搜集有关新疆的情报，策动对新疆的阴谋……东京出版的鞑靼文《新日本通讯》大量刊载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通讯和文章，日本还招纳苏联中亚逃民，成立组织，并把土耳其末代皇帝弟弟阿不都·穆哈伊提阿比搜罗到手，准备把他扶植为新疆未来的大土耳其斯坦傀儡国王”，企图在新疆重演伪满洲国的丑剧。④而在甘宁青地区，日本大肆渲染历史上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冲突事件，以图挑起民族矛盾，并鼓吹“回民自治”，并筹划在西北回族聚居地区“成立一个与东北满洲国类似的傀儡国家——回回国，妄图使地处后方的甘青宁等地成为日本的附属地”。⑤日军还疯狂制造舆论，“宣传‘抗战是为了汉民’，中日战争与回民无关，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运用‘以回制回’的手段施展分化的伎俩，不断在回教上层人士之间挑拨离间，以‘保国不保教’的嚣张言论意图达到破坏回教内部团结，灭亡回教的目的”。⑥日本还积极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之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軍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预定的封锁计划”。⑦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包头后，特别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部”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蒋文焕为伪督办。⑧这一人事机构安排，目的在于引诱回族诸马，表明日本对他们寄托着“合作”的希望。为此，日军又从东北找了一个张姓阿訇，派往宁夏游说，企图利用民族宗教关系说服马鸿逵降日。但张阿訇未至宁夏即被阻止。数日后，日军又向宁夏空投“满洲国”信件，亦未奏效。接着板垣征四郎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鸿逵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隍前往，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⑨日军碰了几次钉子，恼羞成怒，遂出动飞机轰炸银川。1939年至1940年，日军大批进犯绥西，绥西防守司令马鸿宾与傅作义部密切配合，收复了大片国土，击毙日军水川中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日伪势力悉被肃清。这次战役对保障宁夏、甘肃和陕北后方安全，起了巨大的作用。① 青海也是日本向西北渗透计划的关注对象，多次派间谍潜往青海，但都被马步芳识破捉拿。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步芳任命马彪统率暂编骑兵第一师（后又整编为中央陆军骑兵第八师），下统辖三个旅，马元祥为第一旅旅长，马禄为第二旅旅长，马秉忠为第三旅旅长，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等地抗击日军，由于骑兵的勇猛善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一战在陕西、河南一带消灭了日军间谍操纵的惯匪和伪军，“该防区各县百姓，无不箪食壶浆，犒军慰劳。并给马彪师长赠送‘万民伞’，对抗日将士表示崇敬与慰劳”。二战在淮阳，日军铃木支队司令被击毙，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我军伤亡2000余人，马秉忠旅长壮烈殉国。此后在宝塔战役中，该师百余名各族士兵，与敌战至弹尽粮绝，投水自溺，以身殉国。三战皖北龙岗镇，马军将士英勇抗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伪称该师为“马胡子军”，对其戒备甚严，畏惧甚重。②
总体上，“宁马”和“青马”在抗战时期还是表现出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国家意识，除极个别现象外，绝大多数政治精英在中、日选择上，选择了中国，并或多或少地对抗战进行支持，尤其在抗战后期表现得更为坚决。③事实上，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伊斯兰文化的内核上吸收和承载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并经历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到中华民族再到国家的高度认同的过程。④诚如马步芳所说：“我们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绝不能干那种背叛国家，出卖民族的勾当。我们只须在这个大时代中，健全自己的民族，提高自己的文化，充实自己的力量，图与其他各族共存共荣，以完成中华民族所负的伟大使命。”⑤可见，在面对国家危亡及自身的利益抉择时，他们积极地向中国靠拢，充当了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力量，这种行为实践还是值得肯定的。
五、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是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抗战所做贡献不可低估。若重庆是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那么延安则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生发地，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的一系列抗战理论不仅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亦为战后中国社会的走向提供了理论政策依据。延安也是抗战军事的重要指挥部，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和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1938年以后抗日的主要战争方式和战场之一，“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⑥敌后战场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开辟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通道是中苏、中英、中美、中印之间友谊的象征，是各国联合反法西斯爱好和平的象征，再现了古老丝绸之路合作、开放、共赢和共享的精神荣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西北地方势力和西北人民为这条通道的开辟和维护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各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领下，共赴国难、共度时艰、精诚团结，保障了这条通道的畅通，转运了大批外国援华物资，有力支援了抗战;同时，又将中国的偿债产品输往苏联，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这条通道的开辟，带动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也为中央政府控御西北地方势力提供了便利条件。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里蕴含着勤劳、质朴、坚强、拼搏、上进、不屈的优秀民族精神，国难当头之际，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这里，力图发掘这里古老的人文自然资源，借重西北符号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精神。抗战时期的西北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国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此找寻民族之根，以此来开掘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
西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族宗教派系复杂。近代以降，外国各种势力染指其间，妄图分裂中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设第八战区于兰州，蒋介石一度自兼司令长官，后由朱绍良担任。在西北各族人民的强烈国家认同下，经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政府最终保全了西北地区的领土完整，为中华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进而言之，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学界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教授指出，西北抗战大后方不仅为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南开大学江沛教授指出，抗战时期西北为苏联援华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地。南京大学李玉教授认为西南既是抗战的前线，亦是抗战的后方，而西北才是真正的后方中的后方。西北的治乱兴衰关乎国家的安全，抗战时期，正是西北的稳定和疆土安全，才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①观之当下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研究现状，难如人意，故今后该课题的研究应成为学界努力的重要话题。
【作者简介】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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