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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8，人们对“世界处于大发展、大调整与大变革时期”这句话的感受应该更加深刻了。国际形势变化复杂、乱象增多，新旧矛盾并发，尤其是在西方，很多人正亲身经历这一切。而未来，世界形势或许将进入一个混沌不清、方向迷离的阶段。
西方国家内生矛盾增大
全球化不再高歌猛进，缘于各国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偏离，私营企业与公营企业的激烈博弈，移民问题造成的社会困扰等等。在个别西方大国中，中产阶层队伍缩小，使得民粹主义地盘扩大，他们对精英政治、夸夸其谈的官式做派早感索然，仇官、仇富、仇外情绪无需顾忌地突然倾泄，造就非传统政治人物走上前台。
经过全球化的洗礼，一些国家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对全球化心怀警惕。未来如果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也会表现为需要各人多扫门前雪的局面。那种毫无选择地扑向全球化大潮的景观可能会是逝去不远的记忆。
全球化造成了问题，这不能回避。在民粹主义层面，人们可能更为关注英国脱欧对欧盟一体化建设的影响，其实它对英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同样甚至更为突出。放任一种公投式的治国理政，也将难以消弭苏格兰独立公投为英国大一统的分裂埋下伏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公投，其中央政府只能以强制性态度予以否决，否则，富裕的加泰罗尼亚一旦分家，西班牙国家统一局面将面临挑战。
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敌视在很多国家不同程度表现出来。在政治上，不迎合民粹主义可能失去选票，是所谓民主制度导致的必然，实则是这种制度失灵的表现。在民族主义层面，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多民族构成为主，加之与宗教问题交织，民族主义更易冲击国家稳定甚至统一。
在国家主义层面，国家主义挑战地区主义表现出在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出现差距不再愿意妥协。英国脱欧谈判的深入，使得英国游离于欧盟之外决非是权宜之计。“美国第一”的思想倾向使特朗普义无反顾地抛弃跨亚太伙伴关系，或许甚至使曾支撑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北美自贸协定前途未卜。
国家间竞争更加突出
随着传统的地缘战略矛盾重新摆上台面，国际关系中自私性与竞争性的一面更为突出，在全球與区域层面均有所显现。世界力量格局变化是这种竞争性再现的前奏。
新兴国家集团性崛起的势头虽然在近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下减速，但是中国、印度仍保持较高增速，俄罗斯、南非走出负增长或低增长使世界力量格局继续走向“有利于非西方”的大趋势并未根本扭转。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加快复苏，其中美国经济可能恢复中速增长，欧盟经济基本结束危机以来的低迷开始向好。
但新时期简单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划分阵营可能变得不再如过去那样具有代表性。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分化，整体性开始变得不如过去那样突出。由于缺乏统合的诱因与利益的捆绑，各国更多地从自身的视角考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东危机、乌克兰危机、印太战略概念的出笼、个别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对冲，多少折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发酵。世界时空力量的转换使很多国家需要适应一个不太熟悉的世界。
世界格局如果还可以用“一超多强”来表述的话，其结构性现实也已经不同。在全球层面，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隐使其“一超”的国际承负力与其影响力同步下降。他们不习惯于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归罪于其他主要力量实现自己的崛起牺牲了美国利益。
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毫无顾忌地把中国、俄罗斯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传统冷战地缘政治思维的发酵。如果任其泛滥，对中俄的经济大战甚至军事遏制可能隐然而起，目的在于美国要维系其自认为需要挽救的“世界领导”地位。
而中国虽然最具可能晋身超级大国的行列，但时下仍难以具有与美国一样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实现由全球性大国向全球性强国的复兴目标，仍需要进行长期的国家实力建设。
回归发展轨道任重道远
地区热点经年不息，甚至新旧交织难有头绪，成为难解或僵滞的难题。
面对世界性难题，传统治理机制效率不足，新的机制尚未建立或待完善，其原因在于：
一是全球性挑战前所未有，如治理气候变化这种巨型挑战，不团结一致就难有作为，而个别发达国家不再愿意分摊治理成本。
二是传统的多边机制难以适应新现实。世界权力机制的扁平化、多元化使各种角色影响纷呈，决策效率下降。布宜诺斯艾利斯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美国不再认为这个组织是美国与西方引领甚至控制，对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与发言权的上升心怀不满。
三是非国家角色增多，超级公司的崛起、非政府组织能量增大，影响纷呈，共识难以聚合。
四是建立全球治理机制的努力并未消失，但需要时间。这种秩序的建立充满着各方的利益博弈。国内政治压力与外部协调一致的矛盾难以调和，短期内恐怕也难以化解。
中国是国际社会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有力保证，也将为全球发展与繁荣注入正能量。在全球充满混沌的时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中国，正在按既定步伐迈向民族复兴的未来，同时也正在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一个崛起大国的使命担当。
（摘自《环球时报》）
西方国家内生矛盾增大
全球化不再高歌猛进，缘于各国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偏离，私营企业与公营企业的激烈博弈，移民问题造成的社会困扰等等。在个别西方大国中，中产阶层队伍缩小，使得民粹主义地盘扩大，他们对精英政治、夸夸其谈的官式做派早感索然，仇官、仇富、仇外情绪无需顾忌地突然倾泄，造就非传统政治人物走上前台。
经过全球化的洗礼，一些国家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对全球化心怀警惕。未来如果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也会表现为需要各人多扫门前雪的局面。那种毫无选择地扑向全球化大潮的景观可能会是逝去不远的记忆。
全球化造成了问题，这不能回避。在民粹主义层面，人们可能更为关注英国脱欧对欧盟一体化建设的影响，其实它对英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同样甚至更为突出。放任一种公投式的治国理政，也将难以消弭苏格兰独立公投为英国大一统的分裂埋下伏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公投，其中央政府只能以强制性态度予以否决，否则，富裕的加泰罗尼亚一旦分家，西班牙国家统一局面将面临挑战。
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敌视在很多国家不同程度表现出来。在政治上，不迎合民粹主义可能失去选票，是所谓民主制度导致的必然，实则是这种制度失灵的表现。在民族主义层面，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多民族构成为主，加之与宗教问题交织，民族主义更易冲击国家稳定甚至统一。
在国家主义层面，国家主义挑战地区主义表现出在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出现差距不再愿意妥协。英国脱欧谈判的深入，使得英国游离于欧盟之外决非是权宜之计。“美国第一”的思想倾向使特朗普义无反顾地抛弃跨亚太伙伴关系，或许甚至使曾支撑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北美自贸协定前途未卜。
国家间竞争更加突出
随着传统的地缘战略矛盾重新摆上台面，国际关系中自私性与竞争性的一面更为突出，在全球與区域层面均有所显现。世界力量格局变化是这种竞争性再现的前奏。
新兴国家集团性崛起的势头虽然在近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下减速，但是中国、印度仍保持较高增速，俄罗斯、南非走出负增长或低增长使世界力量格局继续走向“有利于非西方”的大趋势并未根本扭转。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加快复苏，其中美国经济可能恢复中速增长，欧盟经济基本结束危机以来的低迷开始向好。
但新时期简单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划分阵营可能变得不再如过去那样具有代表性。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分化，整体性开始变得不如过去那样突出。由于缺乏统合的诱因与利益的捆绑，各国更多地从自身的视角考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东危机、乌克兰危机、印太战略概念的出笼、个别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对冲，多少折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发酵。世界时空力量的转换使很多国家需要适应一个不太熟悉的世界。
世界格局如果还可以用“一超多强”来表述的话，其结构性现实也已经不同。在全球层面，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隐使其“一超”的国际承负力与其影响力同步下降。他们不习惯于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归罪于其他主要力量实现自己的崛起牺牲了美国利益。
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毫无顾忌地把中国、俄罗斯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传统冷战地缘政治思维的发酵。如果任其泛滥，对中俄的经济大战甚至军事遏制可能隐然而起，目的在于美国要维系其自认为需要挽救的“世界领导”地位。
而中国虽然最具可能晋身超级大国的行列，但时下仍难以具有与美国一样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实现由全球性大国向全球性强国的复兴目标，仍需要进行长期的国家实力建设。
回归发展轨道任重道远
地区热点经年不息，甚至新旧交织难有头绪，成为难解或僵滞的难题。
面对世界性难题，传统治理机制效率不足，新的机制尚未建立或待完善，其原因在于：
一是全球性挑战前所未有，如治理气候变化这种巨型挑战，不团结一致就难有作为，而个别发达国家不再愿意分摊治理成本。
二是传统的多边机制难以适应新现实。世界权力机制的扁平化、多元化使各种角色影响纷呈，决策效率下降。布宜诺斯艾利斯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美国不再认为这个组织是美国与西方引领甚至控制，对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与发言权的上升心怀不满。
三是非国家角色增多，超级公司的崛起、非政府组织能量增大，影响纷呈，共识难以聚合。
四是建立全球治理机制的努力并未消失，但需要时间。这种秩序的建立充满着各方的利益博弈。国内政治压力与外部协调一致的矛盾难以调和，短期内恐怕也难以化解。
中国是国际社会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有力保证，也将为全球发展与繁荣注入正能量。在全球充满混沌的时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中国，正在按既定步伐迈向民族复兴的未来，同时也正在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一个崛起大国的使命担当。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