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此前三个小时，我还在与她闲谈，还在商量第二天去看病的事……
　　所有知道母亲真实病情的人，对她的离去都有思想准备。只是母亲对病情的那种不以为然的平静，让人们以为她还能活一年两年，甚至更长久。
　　从没见过母亲有什么大喜大怒大悲，也没见过她为什么事情而情绪激动。在她看来似乎一切都应随其自然，无论是涉及个人的级别职务、工资待遇，还是身患乳癌危及生命；无论是“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还是落实干部政策时遇到种种不公，她都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把这些关乎个人及家庭利益，甚至危及生命的事情都看得那么“无足轻重”。或许，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襟怀，一个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个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矢志不移的革命者所具备的素质。
　　和许多老一代革命者一样，母亲也有着曲折复杂的经历、光荣的革命业绩。虽然她和父亲都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却始终视自己为机关里的普通职员，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自己的地位和工作情况，炫耀过去的辉煌。尽管我毕业于干部子女云集的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育英学校，在北京八中上学时对“红色接班人”的影响开始有所感悟，但即便是在“文革”闹“血统论”之时，和机关里的许多孩子一样，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就觉得比别人了不起，更谈不上优越感。
　　长期以来，我都想不出母亲有什么“特殊”之处，能记起来的，全是当年那一代做父母的对子女几乎一致的要求：
　　“要做一个思想进步的好孩子”——育英学校是寄宿制，每个周六下午放假回家，桌子上已放好了《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和《儿童时代》等报刊，上面圈好的内容是要求我必须看的。当然，报刊旁还会放有一些糖果点心。
　　“要做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家里清洁整理杂物柜成了我的固定工作，而帮着大人打扫卫生、倒垃圾、卖“破烂”，甚至打扫公用楼道，也都一一给我安排好了。
　　“要做一个懂得勤俭节约的好孩子”——从吃饭不许掉米粒到自己刷碗筷，每周只给两元午餐费，“节约归己”……我从小在母亲那里受到的就是如此实际的教育。
　　母亲从来不肯走关系，求人为子女办事。儿子上哪所中学，去多远的地方工作，她似乎都觉得无所谓。我当兵复员后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需要调工作，父母从没像有些家长那样操着心“走后门”，而是“听之任之”。不过，母亲终于还是为我求了一次人。看到身怀六甲的儿媳妇为儿子调动工作四处奔波，看到当了爸爸的儿子仍处于没有工作的困境中，她终于动了侧隐之心，委托邻居将儿子介绍到刚建立不久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母亲，儿子难为您了。
　　人生最大的考验莫过于生死，而母亲一生中几经出生入死，都能以冷静、坦然、乐观的态度对待，从而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文革”中她受到冲击迫害，但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党和人民会为她恢复名誉，她在给我的信中几次提到“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身处逆境中的人能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是何等的坚强啊！
　　母亲前些年因严重的骨质酥松症造成了生活中很大的不便，并引发了一系列病变的恶性循环。一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她看着老伴为侍候自己劳累得精疲力竭，看着儿子媳妇为抢救自己而紧张万分、费尽心力，她曾恳切地表示“不如不救，何必给大家添那么些麻烦……”这就是母亲的本色，一辈子为党为革命奉献，临终还在为亲人和子女着想。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革命者：在与日本法西斯恶魔斗争的危难时期，她以自己的满腔热忱投身其中，出生入死，激扬文字，宣传真理，鞭挞腐朽，描绘胜利的篇章鼓舞民众；在和平时期，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普通的家庭中则是一位好干部，一位好母亲。
　　平凡蕴育着伟大，我的母亲正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
　　（责任编辑 李赞庭）
　　链接：黄薇，出生于福建龙岩，“七七事变”爆发后，正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的她回国参战，后赴南洋宣传抗战。徐州会战期间，她作为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亲临前线，在参加采访的战地记者团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又是最高产的记者。从前线归来，她又随世界学联代表团赴延安参观访问。这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同她交谈。之后，黄薇奔赴华北敌后，三个多月足迹遍及40多个县，采访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舒同、李达等众多八路军将领和地方政权负责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抗日英雄模范等等。她的百余篇敌后通讯，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连载六个多月，在海外读者中引起轰动，不少爱国侨胞当年就是读了黄薇的那些文章回国参加抗战的。1947年10月，黄薇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总编辑（社长是乔冠华）。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