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种《赵氏孤儿》
　　
　　张 芳
　　《读书》二○○四年二期《时间·历史·叙事》一文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由王伦所新编的《赵氏孤儿》，曾经集一时名角盛大公演，由裘盛戌、谭富英、马连良、张君秋合作演出。”所言即一九六○年北京京剧团的演出。但改编者应是“王雁”，不是“王伦”。这次演出，由郑亦秋执行导演。
　　“文革”前，除北京京剧团的京剧版外，还有秦腔版和蒲剧版的《赵氏孤儿》。秦腔版为陕西省戏曲演出团（苏育民扮程婴），蒲剧版为山西省蒲州梆子剧团（阎逢春扮程婴）。三者虽是同一历史题材，但因剧种不同而在表现手法上各树一帜，当时颇获观众好评。现在评议国家话剧院和人民艺术剧院的两个话剧版，我认为应给秦腔版和蒲剧版以应有的地位，因为这是用现代意识审视古典作品尝试时的多元化体现。
　　
　　“犹是开元全盛年”
　　
　　杨竹剑
　　刘浦江先生《正视陈寅恪》文（见《读书》二○○四年二期），不为大师讳，于陈氏持“保守”“遗民”说，有据而不失公正。然引“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诗句（句见《王观堂先生挽词》），断言“光、宣的腐败，是连清人也不否认的。而陈寅恪居然把光、宣比做开元盛世”；则史学大师未免太小儿科了。光、宣腐败，庚子赔款、马关条约，内忧外患，国耻连连，陈氏于《挽词·序》中谓之“自道光之世，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当然不会认为是开元盛世。若通观《挽词》，可知诗意主旨在于文化，诗中“京华冠盖萃英贤”“朴学高文一例收”是也。所列“中体西用资循诱”张之洞以下严复、缪荃孙、罗振玉以及王国维诸位光、宣大师，方之“开元全盛年”，固是陈氏“遗民情调”表现，然作为诗人夸饰，也说得过去。又，“校雠译凭谁助”句下有长注：“学部有名词编译馆，以严复主之。又有京师图书馆以缪荃孙主之。王先生当日虽颇译外国书，其实并与缪严无关涉。此诗句不过承上文‘擅名流’之语，罗叔言见此诗，遗书辩解，盖未了解诗意也。”以诗证史，了解诗意最为重要。罗亦属大师级人物，于陈诗犹有“未了解”处，吾人更宜慎思明辨，不可遽下断语，以致本意在“正视”反成过正。
　　
　　编 辑 手 记
　　
　　见到安东尼奥·奈格里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几年前在北京引起轰动的达里奥·福的作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黄纪苏改编、孟京辉导演）。这不仅因为奈格里身系冤狱之时，达里奥·福曾经为之奔走，而且也因为奈格里早年的确是一位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一位从未卷入任何恐怖活动，却由于自己的思想而被国家和政治集团指为恐怖主义者的人。他在流亡巴黎之后许多年终于决心重返祖国，投身终身监禁的命运，以证明这场政治判决的荒谬。就是在狱中，他与年轻的合作者麦克尔·哈特完成了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帝国》。短短几年，《帝国》一书被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回应和争鸣。
　　在《读书》的座谈中，哈特和奈格里回应了过去几年来对《帝国》一书的种种讨论和批评，他们的阐述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当代世界出现了一种趋势，即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逻辑正在让位于一种新的主权或统治权，这就是他们所说没有中心的、没有外部的权力网络——帝国。第二，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也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物质生产的霸权正在让位于非物质生产的霸权，从而传统的剥削概念已经无法概括今天的剥削形式。例如，在加入WTO之后，知识产权所保护的权利关系和形成的剥削形式与传统的阶级剥削的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两位作者都强调：无论是帝国的权力网络还是非物质生产的霸权都是一种正在形成之中的趋势，这两个命题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物质生产及其剥削形式已经不具有重要性。然而，着重阐明这些趋势的政治暗示是明显的：针对这些传统的权力关系的斗争模式——民族解放运动、阶级斗争等等——均已过时，帝国内部的新的斗争主体是“诸众”——一个混杂的、包含着不同取向的群体及其运动。
　　两位作者提供了对于当代世界的新的权力关系的新的解释，也引起了知识界的激烈争议，这在《读书》的座谈中也表现得同样明显。这些争议首先涉及美国的国际角色：由美国推动的反恐战争是帝国主义的行径，还是帝国时代维持治安的国际警察的行为？以国家和区域为主要根据的社会斗争已经失去意义了吗？在物质性的剥削形式仍然盛行的时代，如何理解非物质性生产的霸权地位？一种针对新的世界关系的理论叙述是否忽略了各个社会内部——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真正的疑虑是：如果传统的社会斗争形式均已失效，那么，这个“诸众”概念能够提供怎样的方向和形式？奈格里和哈特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做出了耐心和详细的解释。无论参与讨论的人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全球思考，在地行动”这一口号的确正在成为许多社会运动的新的取向。
　　送别他们之后，我按照原定的计划，旋即奔赴滇西北藏区。在深山大泽、雪域高原之中，也能遇见那些络绎不绝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研究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士。在梅里雪山的脚下，几位藏族朋友谈论着他们的忧虑：年轻一代之中懂藏语的人数日益减少，市场化的大潮正在销蚀着他们的传统文化，喇嘛和僧侣之中不守清规戒律者经常发生，生态的多样性受到威胁……但这并不只是一个族群的忧虑，而是整个社会发生变化的征兆。一位纳西族的朋友对于络绎不绝的访客和高原上正在失去的宁静，满怀了期待和不安，他给我讲述了这个地区不同族群间和谐相处而又保持各自特色和认同的历史和故事。在透明的夜色中，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我眺望着茫茫的雪山和奔流的河水，转过头去问同行的朋友：若虎跳峡真的筑起了新的大坝，这里将是怎样的景观？
　　离开中甸的那个晚上，一个年轻的藏族朋友给我讲述了他们在自己的村庄中推进的保护生态、保护传统文化和保护集体所有制的故事。在黯淡的灯光中，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激情、欢欣和忧虑。如今，香格里拉、茶马古道、卡瓦格博的字样在各种旅游手册、纪念品、饭店招牌和文化活动之间闪现，我不可救药地想起了北京的讨论：帝国、非物质生产、NGO的角色和新的秩序、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那个难以理解的概念——“诸众”。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世界与这些抽象的理论概念之间，我们能够找到真实的联系吗？
　　卡瓦格博峰在云雾中闪现，你看不清他的面容。巨大的冰川从山顶蔓延而下，上层的积雪消融之后，裸露出黑色的石块和泥土，散落在冰川的表层。今年的冰川比往昔短了几百米，明年呢？远来的活佛在神山前匍匐着深深地朝拜，而上山的路上疲惫的马匹驮着好奇的男女络绎而来。这是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