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的一份厚礼,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第六版(2009年版)已于去年国庆前夕面世。
2009年12月8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辞海》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辞海》第六版的出版表示祝贺,向所有参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同志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2010年3月19日,第11届上海图书奖揭晓,《辞海》(第六版)彩图本荣膺最高奖“荣誉奖”。
2010年4月,新版《辞海》彩图本销量已超过1999年面世的第五版彩图本10年累计销量的两倍,正向10万套大关冲刺。出版方乐观预期:《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缩印本、普及本的发行总量有望突破百万套大关。
从1915年动议编纂《辞海》,到今日已成鸿篇巨制、蔚为壮观。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辞海》共发行近600万套,各学科分册近2000万册,成为我国发行数量最多的工具书之一。
巢峰,曾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从1978年至今,长期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历经《辞海》前后四个版本的修订编纂工作。日前,笔者欣喜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见到了这位“四代元老”,听他回望《辞海》那不平凡的编纂历程,叙述修订中那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不禁对近百年来为之孕育和抚养、特别是艰难时世中为之鞠躬尽瘁的先哲和前辈们肃然起敬,对创导和坚持“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的编辑家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与《辞源》打擂,《辞海》启动于1915年
陆费逵
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原籍浙江桐乡,1886年9月17日生于陕西汉中。从小受新思想影响,倾向革命。1903年起先后任书店经理和报刊主笔。1906年任文明小学校长。之后开始在教育出版界崭露才华,1909年,创办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建中华书局,任经理,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口号,发行中华小学及中学教科书,大获成功并影响全国。长期主持中华书局,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先后编辑出版了《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刊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图书而声誉益著,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职。1941年7月9日,因突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
皇皇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它最早策划、启动于1915年,其动议人就是曾以书籍哺育和影响我国几代人的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
怀抱教育强国热情的陆费逵,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元旦在上海创建了中华书局,并出任经理。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新编和发行《中华教科书》,因体例新颖,风行一时。《中华教科书》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李春平先生《辞海纪事》一书详载,正因陆费逵热衷于中华文化,1915年,他有了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的念头。“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著名的汉代石崖摹刻《石门颂》,而将书名定为《辞海》,有取“海纳百川”之意。
l911年,陆费逵认为中国字典已陈旧,不合时宜,便与欧阳仲涛、范源濂等,主持编辑了《中华大字典》。l915年l2月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所收的字多于《康熙字典》,而且校正了4000多条《康熙字典》的错误,成为中国当时最完备的一部字典,而且今天它还在重印和使用,这不能不说是陆费逵对我国出版界、语言学界、文化界的一大贡献。
《中华大字典》出版后,陆费逵与编辑所长范源濂、《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商量再编一部10万条条目的大辞书,定名为《辞海》。当初欲编《辞海》,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们已经知道商务印书馆所编的《辞源》即将告竣,编一部超过《辞源》的大型工具书,既为争夺市场,也为体现自己的特色,大有打擂的味道。
然而,要编撰这样一部巨作谈何容易。《辞海》自1915年秋启动后,至1928年止,时作时辍。先是范源濂调任教育总长,造成所长一职虚位。接着徐元诰任上海道尹,又转为河东道尹。后来徐元诰虽一度重操旧业,但毕竟已属业余,一晃过去了十多年。1927年徐元诰升任最高法院院长,于是,《辞海》工作全面告停。
对此,陆费逵当然不甘心,物色《辞海》新主编成了他反复思量的事,他想到了舒新城。作为办过《湖南民报》《湖南教育报》的舒新城,此时已有多部研究中国教育的专著出版,眼光、视野非旧文人可比,深受陆费逵的赏识。1928年舒新城在陆费逵多次邀请后终于应任。不久舒新城率编辑部同仁全部加入中华书局,组成词典部。1936年、1937年首版《辞海》分上下两册终于出版。该《辞海》收词10万余条,包括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成语典故、农工商用语、古今地名、名人、名著、文艺、自然科学术语等,按部首检索,附录有检字表、韵目表、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译名西文索引、国音常用字读音表等10项内容。《辞海》出版时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林森、吴稚晖、蔡元培、陈立夫、王世杰、唐文治、邵裴子、柳诒征、余绍宋、吴梅等社会名流纷纷为之题词,黎锦熙撰写了“序”,陆费逵亲自撰写了“编印缘起”。无疑,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学界竞相追捧,一时名声鹊起。
“七顾茅庐”,两任主编舒新城出山
舒新城
原名玉山,字心怡,生于1893年,湖南溆浦人。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南京、成都等地任教,对道尔顿的教学制度有较深研究,1924年至1928年秋,编著各类教育书籍17种、20册,共400余万字,为当时教育界所推重。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受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图书馆长,并创办《新中华》月刊。其间,先后兼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困居上海,坚拒伪职。抗战胜利后,任中华书局代总经理。建国后,被选为上海市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59年,提出重订《辞海》和影印《申报》,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评,并出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辞海》编委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28日,因患癌症病逝。编著有《现代心理学之趋势》、《道尔顿制研究集》、《教育通论》、《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华百科辞典》等。
以教育家和出版家称誉于世的舒新城,前期致力于教学实践和教育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国外道尔顿制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整理等方面,成绩斐然。
1922年秋,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时,陆费逵来校演讲,两人一见如故,从那时候起,陆费逵便有意请他主持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编纂工作。翌年一月,两人再次见面时,陆费逵重申前请,舒新城以他不愿管理事务为由婉辞。
1925年6月,舒新城因学潮由川被驱返宁,陆费逵再度萌生了邀请舒新城加盟的念头。当月,当舒新城来访时,陆费逵果然再次向他递上橄榄枝。但舒新城仍不愿意到中华书局就任,他对陆费逵坦言相告,说明他的理想是办一家私人学院,为了筹集款项,他想通过编纂词典来出售书稿。陆费逵与舒新城乃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交,不相强外,反答应帮助其出版词典。1927年6月份起,每月预支稿费大洋300元。正是在陆费逵的帮助下,舒新城的辞典才得以完稿,并于1930年由中华书局以《中华百科辞典》的书名出版。对于陆费逵的帮助,舒新城铭记于心。1928年3月,当再次收到陆费逵长信,约请他主持中华书局已启动多年却因故搁置下来的《辞海》的编纂工作时,舒新城为陆费逵“七顾茅庐”的赤诚所动,同年4月23日赴上海,26日签定了合同。是年,陆费逵42岁,舒新城35岁。
在舒新城的主持下,《辞海》的编纂工作终于在几年后完成,并交于1936年出版发行。
在舒新城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年记下的关于《辞海》的大量琐细工作,如定稿、发排、校对、定价、样张等等,舒新城均要亲自过问。值得一说的是,1936年的上海基本已成中日博弈的主要城市,《辞海》中有一些条目涉及到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日方曾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华书局和舒新城施加压力,但舒新城坚决不同意删除。1944年,当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刻,留守上海的舒新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了《辞海》缩印合订本的出版工作。该合订本以剪贴代替排字,既便于读者检索,又节省纸张,从而降低书价,让更多的普通读者也能够拥有一本梦寐以求的《辞海》。
由从事著述转为《辞海》主编,舒新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主编《辞海》竟成了他的毕生事业。1957年,已经退休的舒新城又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
同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见到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该修订一下了。他希望舒新城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9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被接见的舒新城建议:“除了编修《辞海》,还应该编辑《百科全书》。”毛泽东马上说:“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舒新城回答说:“我已写信给人大,请其转达有关部门。”毛泽东鼓励舒新城“一定干”,并指示在场的上海市委负责人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不久,有关部门就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了上海。1958年,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舒新城任主任、李俊民任副主任。1959年,又在上海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同样由舒新城任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任副主任。
整整20年过去了,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辞海》修订无异于二次创业。舒新城似乎就是专门为了《辞海》的开创性工作而生。这一次,仍旧是他亲自构思编纂规则,架构编纂机构,物色编写人员。《辞海》在新的形势下将被赋予以新的内容。1960年11月,舒新城因癌症扩散而病世。直到临终前,他还在病床上逐条审读《辞海》试写稿,并写下了几十条书面意见。舒新城生前虽未能看到修订版《辞海》的出版,但作为建国前后的两度主持者,他的名字已与《辞海》共长存。
《共产党宣言》首译者担纲第三任主编
陈望道
原名参一,生于1891年1月18日,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1919年回国,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1920年,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1922年,出版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书《作文法讲义》。1934年,创办《太白》半月刊。1938年,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建国后,历任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为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1961年,任《辞海》修订总主编。1977年10月29日病逝。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陈望道文集》等。
陈望道是在1961年8月接任《辞海》主编的,直到1977年10月份去世。
当时,陈望道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的校长。当然,他更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等力作至今都被尊崇。他还是中国首位提倡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人,担任过《新青年》的编辑。不过,陈望道最广为人知的是首译了《共产党宣言》,正是他在1920年就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带到了中国。
与他的前任舒新城、后任夏征农相比,陈望道在《辞海》的编修工作更多的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毋庸讳言,陈望道在担任《辞海》主编时留下诸多憾事,尤为不如人意的是,他没能让辞海人的辛勤工作成果公诸于世。
1958年,重新修订《辞海》,打破了过去小范围的学者编撰,开始开门编修。然而这时正赶上“大跃进”年代,《辞海》修订有序的工作随之发生了变化,不久“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1200多万字的新《辞海》的编写,在2600多人的直接参与下,没用一年时间,就基本成稿。
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造成的结果就是后来被称为“浦江集结”的重修:因为《辞海》修订的初稿质量实在糟糕。1961年2月20日开始,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不得不聚集上海浦江饭店达半年之久,重新编修《辞海》。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难得的风云际会,这400名学者的集结值得记住:他们是数学家苏步青,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还有数不胜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在这群学界泰斗中,不少人竟是带着“右派”的帽子来的……他们在一起讨论、编写词条,他们还在一起生活、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巢峰告诉我,在1961年的艰难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浦江饭店受到非常好的后勤照顾,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资贫乏时期,他们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另外还有进口烟、茅台酒可以买得到。
这样的集中,在编修1965年第二版时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是1964年1月至2月底。根据有关指示,让《辞海》对彭德怀、项英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因为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罪人”,这一次,中国现代史中的词条大都被动过。
专家为此感到非常沮丧,虽已知道《辞海》将只能在内部发行,但还是以公开发行的标准,“字斟句酌”。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为《辞海》带来好运。1962年出版了《辞海·试行本》16个分册,在进一步修订后,1965年4月,才冠以“未定稿”,在内部发行了两万套。历经8年,《辞海》编修版在陈望道任上依然没有成为一部正式的公开出版物。此后,1966年,“文革”开始,《辞海》工作全面停顿。陈望道即使有满腹宏图大志,也只能停滞。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版的“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著名的汉代石崖摩刻《石门颂》,经过第一次修订后,因为与此前的内容相比,已大相径庭,再沿用以前的题字,似乎有些不妥。当年在参与修订同仁的鼓励支持下,陈望道为《辞海》题写了书名。1965年未定稿版、1979版、1989版的《辞海》封面题字正是陈望道的手笔。他的题字在1999版才被时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字所取代。
陈望道对《辞海》的另一大贡献是,无意中为自己物色了下任主编。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夏征农等许多革命青年从武汉逃来上海,时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的陈望道见过他之后,经安排,进了复旦大学学习。当然,陈望道更不会想到,这位当年他接纳的复旦学子,50年后坐上了复旦的第一把交椅,并将接替他主持《辞海》的编修,了却他未能实现的宏愿。
世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
夏征农
原名夏正和,笔名征农,生于1904年1月31日,江西新建人。金陵大学、复旦大学肄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赴上海,入复旦大学学习,1928年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秘书。1933年加入左联,为后期领导人之一。期间任《读书生活》、《太白》杂志编辑,《新认识》杂志主编。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民运部部长,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建国后,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78年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历任上海社联主席,上海文联主席,《辞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2008年10月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新版《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那年,夏征农74岁。
夏征农担任《辞海》主编受命于危难之际——靠边站12年的夏征农刚刚恢复职务不到半年,被接连任命为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顾委委员。
既是领导,又有学识、懂得尊重学者的夏征农,成为《辞海》主编的最佳人选。于是,夏征农以74岁高龄执《辞海》编纂牛耳。这一执就是整整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主持了1979版、1989版、1999版、2009版四版《辞海》的编修。
今年已经82岁的现任《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跟随夏征农,从1979版一直干到了2009版。巢峰说,《辞海》人都知道,高龄的夏征农并不是挂个虚名,一些重大问题均由他拍板。
夏征农上任做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以哪个版本为基础编纂。从1957年毛泽东主席指示修订《辞海》后,《辞海》出现了两个“内部发行”的版本,即1965年的《未定稿本》和“文革”中的《修订稿本》,《修订稿本》是对《未定稿》的又一次修订。在1978年12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新任《辞海》主编夏征农当即亮出自己的观点:《修订稿本》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应以《未定稿本》为基础。夏征农说:“要我们负责,我们就敢于负责。”这次“定调”,保证了1979年版《辞海》的修订方向。
为了要在“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完成《辞海》第三版的编修,当时上海有关方面将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专门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1978年12月25日编修大军开进这里后,日以继夜,加班加点,连春节也不休息。巢峰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高2米、长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时间问题容易解决,而编撰遇到的“政治”难题停住了大家的脚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编?领袖人物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评?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说?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后的1981年才作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认识。
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20多天,无功而返。《辞海》编辑部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夏征农、罗竹风等同志决定,由编辑部拿出处理意见。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
有好友相劝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甚至也做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的打算。那天,巢峰带着意见,和罗竹风来到夏征农的家。夏征农用了4小时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并说:“我敢于定。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不久,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立即决定在内刊《出版工作》上发表,并亲自撰写按语。此举,无疑是对《辞海》编辑部“冒险”的一种支持,有了这一意见,1979年版编纂中的一切疑难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而各地对当时的出版工作也有了参照。
敢于负责,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为人不作假,正是夏征农的人格魅力所在。他的远大目光,也常使人敬佩。1981年1月,新版《辞海》出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夏征农就提出了“10年修订一次”的决策。而这才使《辞海》后来有了“每10年一版”,并且形成“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
1998年6月的一个夜晚,95岁的夏征农还在伏案。突然,电话铃响了。夏征农拿起电话,那端传来江泽民总书记的问话。他问道:“为什么《康熙词典》收词有4万多,《辞海》只有1万多?”夏征农答道:“因为《辞海》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实用型工具书。因此,一些冷僻的、专业性词就不收了。我们已准备编一部《大辞海》,专供学术工作者使用,这里的收词就多了。”
2002年,《大辞海》编纂工作启动。虚龄近百岁的夏征农,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编。有人以为,他也就是挂个虚名而己。其实不然,虽然具体工作有他人做,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由他拍板、出面。但凡《大辞海》的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在一次会议上,他发言道:“《大辞海》要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既有实用性,又有研究性。实用性和研究性要相结合。我们都年纪大了,具体工作不能做,《大辞海》的事要靠大家的努力。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关心,我们有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各学科主编的负责,加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我们的《大辞海》一定能搞好。”
《大辞海》共38卷,容量是《辞海》的2.5倍。2003年,《大辞海》的分卷本开始出版,如今出版了哲学、医药科学、法学、语言学等卷。2004年1月,夏征农在自己100周岁生日时赋诗一首:“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这最后一篇章指的就是《大辞海》。
2008年10月4日夏征农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可以断定,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
陈至立出任《辞海》新主编
陈至立
女,生于1942年11月,福建仙游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64年至196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电介质物理专业学习,获研究生学历。1970年至198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所党委副书记。1984年至1986年,任中共上海市科技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88年至199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1997年至2003年,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2003年至2008年,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2008年10月至今,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2009年5月兼任中国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2009年5月9日,《辞海》编辑委员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主编扩大会,欢迎新主编陈至立。从2008年10月4日以来,一直虚位以待的《辞海》主编位置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作为《辞海》史上的第五任主编,陈至立担任过国务委员、教育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该是级别最高的主编。
在当天的扩大会议上,陈至立发言说,《辞海》的修订得到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和支持。自1957年以来,《辞海》在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三位主编的主持下,经过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几十年来的不断修订,编纂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她表示,《辞海》的编纂修订是一项长期工作,要精益求精,高质量地完成2009版《辞海》编纂和出版,并要保持《辞海》编纂修订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把每一版新《辞海》都编纂成传世之作。陈至立称,新版《辞海》的编纂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出版电子版,做好在线上网工作,扩大读者群和覆盖面。
《辞海》第六版修订工作,早已于2005年11月启动,至2009年9月出版,前后达四年,那么第六版的《辞海》又新在哪里呢?
首先,新版《辞海》总条数近13万条,比1999年第五版增8%;其中新增1万多条,词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去条目约7000条;第六版总字数约1900万字,比第五版增加约10%。
其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增收了大量新词目。新增和充实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有关邓小平理论的系列条目;增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系列条目;增收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等有关科学发展观的条目,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条目形成系列。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条目形成系列。
其三,第六版还突破了历版《辞海》只收古代汉语的陈规惯例,增收5000条、20000个义项常用的现代汉语。同时,增收了“互联网”、“网址”、“网虫”、“BBS”、“闪客”、“博客”、“下载”、“闪存”、“虚拟局域网”、“电子商务”等有关网络的词语,使之更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在地理方面,如重庆改为直辖市,韩国首都“汉城”改为“首尔”等。在文学方面,增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作品,包括《白鹿原》、《红岩》、《于无声处》等,填补了老版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遗憾。
其四,新增国内外一些知名人物,如里根、叶利钦、阿拉法特、习仲勋、薄一波、华国锋、张学良、宋美龄、巴金、冰心、费孝通、苏步青、谈家桢、谢晋等。中国知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去年7月去世,因《辞海》彩图本已经制版,无法增收。为弥补这一遗憾,《辞海》编辑部决定,拟在第六版普及本、缩印本和豪华本中予以增收。
其五,与历次编纂方法相比,此次《辞海》编纂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建立了全文检索数据库以及质量技术保障系统,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书稿质量。出版业同样与时俱进,这次新版《辞海》除了出版主体版本彩图本(音序)以及普及本、缩印本等纸质版本外,还推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的《辞海》手持阅读器及网络版。所以,“对不对,查《辞海》”,不仅在中老年人中受青睐,在新一代年轻人中,《辞海》的新功能,使用会更便捷。
人会老去,《辞海》不会
巢峰
1928年生,江苏阜宁人。1942年参加革命。1954年从事出版工作。1958年至1999年,历任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副社长、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其中,1989年至1994年担任两社社长、总编辑和编审。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版及台湾繁体字版的编纂。在主持上海辞书出版社期间,共获国家图书奖9项,创上海第一、辞书工具书第一、地方出版社第一。主编《毛泽东思想七辞典》、《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文化大革命”词典》、《学生辞海》、《儿童辞海》等。著有《出版论稿》、《政治经济学论稿》等。曾获中国韬奋出版奖、中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为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在出版界,提起巢峰,无人不晓,正是这部《辞海》,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他不仅是夏征农主编主持《辞海》四个版本的执行总管,而且至今82岁高龄仍以《辞海》和《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和编审的身份,天天上班,坚守在辞海岗位上。
巢峰对文化事业的热忱让人着实感动,他编了这么久《辞海》,却认为不该拿《辞海》稿费,他说领了工资就不该再拿稿费,况且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没拿。他用积累下的几十万元稿费设立了“巢峰基金”,用于出版社的公益事业。他还说打算搞一个“《辞海》编纂奖”,奖励为《辞海》工作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可以不计得失,可是不能不为他们计。”
这是1975年,当时巢峰还是戴着“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顶帽子“下”到辞海编辑室的。巢峰幽默地笑着告诉说,未曾想到,这一下,自己竟与《辞海》相伴至今,35年了!
谈起《辞海》,他就像谈自己的孩子一样,饱含深情。他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辞海》(第三版)面市的盛况:当时全国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在那个历史转型期,《辞海》是带着300多万册的印数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是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巢峰回忆说,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是36元,而《辞海》缩印本的定价是22.20元,并不便宜。因为供不应求,一本《辞海》当时的黑市价居然卖到44.40元。上海工具书店被蜂拥而来的人挤得没法,甚至出台了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辞海》的“土政策”。
转眼30年过去了。《辞海》第六版上市4个多月就卖了7万套,消息传来,巢峰高兴万分。巢峰认为,新版《辞海》彩图本的旺销,与其10年一修是分不开的。社会形势和科学技术文化等天天变化,如果不加修订和编纂,工具书就没有生命力。
29年前,确定了《辞海》10年一修订的规则。这意味着,每10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巢峰颇为自豪地说,“像《辞海》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每10年修订一次,国内少有,世界上也少见。”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了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辞海》的一次次修订和编纂,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
1979年版《辞海》修订有件事令他难忘。在1965年版《辞海》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曾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周恩来总理逝世前不久,派秘书告诉王冶秋说:“当时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领导的。”总理要冶秋同志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
《辞海》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后,专门派人去访问杨度的两个弟弟,结果不得其详。后来夏衍为此提供了具体材料,证明杨度是中共秘密党员,并曾参与营救李大钊,晚年到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在1979年版《辞海》中杨度被一分为二来写,既写他拥袁称帝,也写他晚年加入共产党。
还有,如在1989年版中,近代法学家江庸(1878～1960年)的卒年误成1945年,将卒年给提早了15年,而江庸一生最精彩的就是这15年:1948年他被国民党提名“国大代表”候选人,他拒不参加竞选;不久又被国民党宣布为“大法官”,他力辞不就;1949年受李宗仁之托到北京和中共代表商谈和平,后留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个错误,1999年版才改正过来。
所以巢峰认为:“《辞海》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
《辞海》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权威性。巢峰说,它是几代学人的智慧结晶。1989年版《辞海》出版时,江泽民同志曾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这是对《辞海》编纂者的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
说起“辞海”精神,它最早孕育于《辞海》诞生中。从1915年《辞海》初筹开始,后成为文史大家的周予同、刘范猷、沈朵山、舒新城等先辈贤人,聚集于中华书局词典部,筚路蓝缕,究本穷源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耗去整整21年光阴才推出了1936年版《辞海》。
建国后,在对《辞海》脱胎换骨的修订中,多少人杰精英耗尽毕生心血。在堆积如山的《辞海》稿纸上,清晰地留着郭沫若、叶圣陶、竺可桢、范文澜、丰子恺、周培源、吴作人、王力等人的点点墨迹。据统计,在《辞海》各种版本上署名的有2000余人之多(在1979年版出版时标上黑框的主编和主要编写人就达100余人),而这只是参与者的1/3,他们的背后还有一支5000多人的队伍。
巢峰介绍说,在修编1989年版时,前后花了20年时间,积累了50万条词目,但从中只选用了12万条。书中引用到的人名、地名及书名共有50万条。标点200余万。中国汉字包括罕见字,约7000～8000字,但修编《辞海》仍远感不够,又増铸銅模8000余字,故一共使用了16,000余字。
《辞海》中每一个条目,都是高度浓缩的知识。一个词条展开可写成一篇论文或出一部专著。为了让每个字表达最确切的意思,编辑部要一个一个地查核,一个一个地斟酌,有时为一句话要在图书馆查一天,翻一叠书只为了改一个字。为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编辑部有一套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从稿子进入编辑程序起,要经过23个环节,每个环节经手人都要签名承担责任。1979年版《辞海》出版时,为了纠错一个字,出版社全体人员进印刷厂把已印好的8万册书中8万个错字改过来。
“人会老去,《辞海》不会。”巢峰对此十分感慨,他说,新版《辞海》除了出版主体版本彩图本以及普及本、缩印本等纸质版本外,又推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的《辞海》手持阅读器及网络版。具有80多年历史的《辞海》,几代人精心经营的纸介载体,开始迎来了数字化、网络化出版的变革,以比缩印本、简写本、学科分册更方便、更快捷的知识服务方式——《辞海》搭上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开启了新一轮生命周期。
后记:
一版又一版《辞海》,不啻是历史与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辞海》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象征意义,中国以至于世界在各个领域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中反映出来。它记载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它的生命力就在于10年一修,每一版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思想内涵是文化产品的灵魂所在,与时俱进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精心磨砺是推出传世之作的重要保证。
2009年12月8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辞海》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辞海》第六版的出版表示祝贺,向所有参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同志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2010年3月19日,第11届上海图书奖揭晓,《辞海》(第六版)彩图本荣膺最高奖“荣誉奖”。
2010年4月,新版《辞海》彩图本销量已超过1999年面世的第五版彩图本10年累计销量的两倍,正向10万套大关冲刺。出版方乐观预期:《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缩印本、普及本的发行总量有望突破百万套大关。
从1915年动议编纂《辞海》,到今日已成鸿篇巨制、蔚为壮观。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辞海》共发行近600万套,各学科分册近2000万册,成为我国发行数量最多的工具书之一。
巢峰,曾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从1978年至今,长期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历经《辞海》前后四个版本的修订编纂工作。日前,笔者欣喜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见到了这位“四代元老”,听他回望《辞海》那不平凡的编纂历程,叙述修订中那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不禁对近百年来为之孕育和抚养、特别是艰难时世中为之鞠躬尽瘁的先哲和前辈们肃然起敬,对创导和坚持“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的编辑家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与《辞源》打擂,《辞海》启动于1915年
陆费逵
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原籍浙江桐乡,1886年9月17日生于陕西汉中。从小受新思想影响,倾向革命。1903年起先后任书店经理和报刊主笔。1906年任文明小学校长。之后开始在教育出版界崭露才华,1909年,创办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建中华书局,任经理,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口号,发行中华小学及中学教科书,大获成功并影响全国。长期主持中华书局,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先后编辑出版了《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刊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图书而声誉益著,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职。1941年7月9日,因突患脑溢血,病逝于香港。
皇皇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它最早策划、启动于1915年,其动议人就是曾以书籍哺育和影响我国几代人的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
怀抱教育强国热情的陆费逵,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元旦在上海创建了中华书局,并出任经理。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新编和发行《中华教科书》,因体例新颖,风行一时。《中华教科书》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李春平先生《辞海纪事》一书详载,正因陆费逵热衷于中华文化,1915年,他有了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的念头。“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著名的汉代石崖摹刻《石门颂》,而将书名定为《辞海》,有取“海纳百川”之意。
l911年,陆费逵认为中国字典已陈旧,不合时宜,便与欧阳仲涛、范源濂等,主持编辑了《中华大字典》。l915年l2月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所收的字多于《康熙字典》,而且校正了4000多条《康熙字典》的错误,成为中国当时最完备的一部字典,而且今天它还在重印和使用,这不能不说是陆费逵对我国出版界、语言学界、文化界的一大贡献。
《中华大字典》出版后,陆费逵与编辑所长范源濂、《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商量再编一部10万条条目的大辞书,定名为《辞海》。当初欲编《辞海》,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们已经知道商务印书馆所编的《辞源》即将告竣,编一部超过《辞源》的大型工具书,既为争夺市场,也为体现自己的特色,大有打擂的味道。
然而,要编撰这样一部巨作谈何容易。《辞海》自1915年秋启动后,至1928年止,时作时辍。先是范源濂调任教育总长,造成所长一职虚位。接着徐元诰任上海道尹,又转为河东道尹。后来徐元诰虽一度重操旧业,但毕竟已属业余,一晃过去了十多年。1927年徐元诰升任最高法院院长,于是,《辞海》工作全面告停。
对此,陆费逵当然不甘心,物色《辞海》新主编成了他反复思量的事,他想到了舒新城。作为办过《湖南民报》《湖南教育报》的舒新城,此时已有多部研究中国教育的专著出版,眼光、视野非旧文人可比,深受陆费逵的赏识。1928年舒新城在陆费逵多次邀请后终于应任。不久舒新城率编辑部同仁全部加入中华书局,组成词典部。1936年、1937年首版《辞海》分上下两册终于出版。该《辞海》收词10万余条,包括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成语典故、农工商用语、古今地名、名人、名著、文艺、自然科学术语等,按部首检索,附录有检字表、韵目表、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译名西文索引、国音常用字读音表等10项内容。《辞海》出版时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林森、吴稚晖、蔡元培、陈立夫、王世杰、唐文治、邵裴子、柳诒征、余绍宋、吴梅等社会名流纷纷为之题词,黎锦熙撰写了“序”,陆费逵亲自撰写了“编印缘起”。无疑,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学界竞相追捧,一时名声鹊起。
“七顾茅庐”,两任主编舒新城出山
舒新城
原名玉山,字心怡,生于1893年,湖南溆浦人。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南京、成都等地任教,对道尔顿的教学制度有较深研究,1924年至1928年秋,编著各类教育书籍17种、20册,共400余万字,为当时教育界所推重。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受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图书馆长,并创办《新中华》月刊。其间,先后兼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困居上海,坚拒伪职。抗战胜利后,任中华书局代总经理。建国后,被选为上海市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59年,提出重订《辞海》和影印《申报》,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评,并出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辞海》编委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28日,因患癌症病逝。编著有《现代心理学之趋势》、《道尔顿制研究集》、《教育通论》、《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华百科辞典》等。
以教育家和出版家称誉于世的舒新城,前期致力于教学实践和教育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国外道尔顿制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整理等方面,成绩斐然。
1922年秋,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时,陆费逵来校演讲,两人一见如故,从那时候起,陆费逵便有意请他主持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编纂工作。翌年一月,两人再次见面时,陆费逵重申前请,舒新城以他不愿管理事务为由婉辞。
1925年6月,舒新城因学潮由川被驱返宁,陆费逵再度萌生了邀请舒新城加盟的念头。当月,当舒新城来访时,陆费逵果然再次向他递上橄榄枝。但舒新城仍不愿意到中华书局就任,他对陆费逵坦言相告,说明他的理想是办一家私人学院,为了筹集款项,他想通过编纂词典来出售书稿。陆费逵与舒新城乃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交,不相强外,反答应帮助其出版词典。1927年6月份起,每月预支稿费大洋300元。正是在陆费逵的帮助下,舒新城的辞典才得以完稿,并于1930年由中华书局以《中华百科辞典》的书名出版。对于陆费逵的帮助,舒新城铭记于心。1928年3月,当再次收到陆费逵长信,约请他主持中华书局已启动多年却因故搁置下来的《辞海》的编纂工作时,舒新城为陆费逵“七顾茅庐”的赤诚所动,同年4月23日赴上海,26日签定了合同。是年,陆费逵42岁,舒新城35岁。
在舒新城的主持下,《辞海》的编纂工作终于在几年后完成,并交于1936年出版发行。
在舒新城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年记下的关于《辞海》的大量琐细工作,如定稿、发排、校对、定价、样张等等,舒新城均要亲自过问。值得一说的是,1936年的上海基本已成中日博弈的主要城市,《辞海》中有一些条目涉及到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日方曾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华书局和舒新城施加压力,但舒新城坚决不同意删除。1944年,当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刻,留守上海的舒新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了《辞海》缩印合订本的出版工作。该合订本以剪贴代替排字,既便于读者检索,又节省纸张,从而降低书价,让更多的普通读者也能够拥有一本梦寐以求的《辞海》。
由从事著述转为《辞海》主编,舒新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主编《辞海》竟成了他的毕生事业。1957年,已经退休的舒新城又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
同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见到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该修订一下了。他希望舒新城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9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被接见的舒新城建议:“除了编修《辞海》,还应该编辑《百科全书》。”毛泽东马上说:“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舒新城回答说:“我已写信给人大,请其转达有关部门。”毛泽东鼓励舒新城“一定干”,并指示在场的上海市委负责人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不久,有关部门就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了上海。1958年,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舒新城任主任、李俊民任副主任。1959年,又在上海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同样由舒新城任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任副主任。
整整20年过去了,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辞海》修订无异于二次创业。舒新城似乎就是专门为了《辞海》的开创性工作而生。这一次,仍旧是他亲自构思编纂规则,架构编纂机构,物色编写人员。《辞海》在新的形势下将被赋予以新的内容。1960年11月,舒新城因癌症扩散而病世。直到临终前,他还在病床上逐条审读《辞海》试写稿,并写下了几十条书面意见。舒新城生前虽未能看到修订版《辞海》的出版,但作为建国前后的两度主持者,他的名字已与《辞海》共长存。
《共产党宣言》首译者担纲第三任主编
陈望道
原名参一,生于1891年1月18日,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1919年回国,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1920年,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1922年,出版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书《作文法讲义》。1934年,创办《太白》半月刊。1938年,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建国后,历任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为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1961年,任《辞海》修订总主编。1977年10月29日病逝。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陈望道文集》等。
陈望道是在1961年8月接任《辞海》主编的,直到1977年10月份去世。
当时,陈望道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的校长。当然,他更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等力作至今都被尊崇。他还是中国首位提倡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人,担任过《新青年》的编辑。不过,陈望道最广为人知的是首译了《共产党宣言》,正是他在1920年就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带到了中国。
与他的前任舒新城、后任夏征农相比,陈望道在《辞海》的编修工作更多的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毋庸讳言,陈望道在担任《辞海》主编时留下诸多憾事,尤为不如人意的是,他没能让辞海人的辛勤工作成果公诸于世。
1958年,重新修订《辞海》,打破了过去小范围的学者编撰,开始开门编修。然而这时正赶上“大跃进”年代,《辞海》修订有序的工作随之发生了变化,不久“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1200多万字的新《辞海》的编写,在2600多人的直接参与下,没用一年时间,就基本成稿。
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造成的结果就是后来被称为“浦江集结”的重修:因为《辞海》修订的初稿质量实在糟糕。1961年2月20日开始,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不得不聚集上海浦江饭店达半年之久,重新编修《辞海》。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难得的风云际会,这400名学者的集结值得记住:他们是数学家苏步青,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还有数不胜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在这群学界泰斗中,不少人竟是带着“右派”的帽子来的……他们在一起讨论、编写词条,他们还在一起生活、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巢峰告诉我,在1961年的艰难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浦江饭店受到非常好的后勤照顾,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资贫乏时期,他们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另外还有进口烟、茅台酒可以买得到。
这样的集中,在编修1965年第二版时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是1964年1月至2月底。根据有关指示,让《辞海》对彭德怀、项英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因为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罪人”,这一次,中国现代史中的词条大都被动过。
专家为此感到非常沮丧,虽已知道《辞海》将只能在内部发行,但还是以公开发行的标准,“字斟句酌”。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为《辞海》带来好运。1962年出版了《辞海·试行本》16个分册,在进一步修订后,1965年4月,才冠以“未定稿”,在内部发行了两万套。历经8年,《辞海》编修版在陈望道任上依然没有成为一部正式的公开出版物。此后,1966年,“文革”开始,《辞海》工作全面停顿。陈望道即使有满腹宏图大志,也只能停滞。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版的“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著名的汉代石崖摩刻《石门颂》,经过第一次修订后,因为与此前的内容相比,已大相径庭,再沿用以前的题字,似乎有些不妥。当年在参与修订同仁的鼓励支持下,陈望道为《辞海》题写了书名。1965年未定稿版、1979版、1989版的《辞海》封面题字正是陈望道的手笔。他的题字在1999版才被时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字所取代。
陈望道对《辞海》的另一大贡献是,无意中为自己物色了下任主编。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夏征农等许多革命青年从武汉逃来上海,时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的陈望道见过他之后,经安排,进了复旦大学学习。当然,陈望道更不会想到,这位当年他接纳的复旦学子,50年后坐上了复旦的第一把交椅,并将接替他主持《辞海》的编修,了却他未能实现的宏愿。
世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
夏征农
原名夏正和,笔名征农,生于1904年1月31日,江西新建人。金陵大学、复旦大学肄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赴上海,入复旦大学学习,1928年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秘书。1933年加入左联,为后期领导人之一。期间任《读书生活》、《太白》杂志编辑,《新认识》杂志主编。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民运部部长,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建国后,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78年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历任上海社联主席,上海文联主席,《辞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2008年10月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新版《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那年,夏征农74岁。
夏征农担任《辞海》主编受命于危难之际——靠边站12年的夏征农刚刚恢复职务不到半年,被接连任命为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顾委委员。
既是领导,又有学识、懂得尊重学者的夏征农,成为《辞海》主编的最佳人选。于是,夏征农以74岁高龄执《辞海》编纂牛耳。这一执就是整整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主持了1979版、1989版、1999版、2009版四版《辞海》的编修。
今年已经82岁的现任《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跟随夏征农,从1979版一直干到了2009版。巢峰说,《辞海》人都知道,高龄的夏征农并不是挂个虚名,一些重大问题均由他拍板。
夏征农上任做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以哪个版本为基础编纂。从1957年毛泽东主席指示修订《辞海》后,《辞海》出现了两个“内部发行”的版本,即1965年的《未定稿本》和“文革”中的《修订稿本》,《修订稿本》是对《未定稿》的又一次修订。在1978年12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新任《辞海》主编夏征农当即亮出自己的观点:《修订稿本》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应以《未定稿本》为基础。夏征农说:“要我们负责,我们就敢于负责。”这次“定调”,保证了1979年版《辞海》的修订方向。
为了要在“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完成《辞海》第三版的编修,当时上海有关方面将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专门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1978年12月25日编修大军开进这里后,日以继夜,加班加点,连春节也不休息。巢峰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高2米、长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时间问题容易解决,而编撰遇到的“政治”难题停住了大家的脚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编?领袖人物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评?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说?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后的1981年才作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认识。
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20多天,无功而返。《辞海》编辑部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夏征农、罗竹风等同志决定,由编辑部拿出处理意见。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
有好友相劝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甚至也做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的打算。那天,巢峰带着意见,和罗竹风来到夏征农的家。夏征农用了4小时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并说:“我敢于定。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不久,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立即决定在内刊《出版工作》上发表,并亲自撰写按语。此举,无疑是对《辞海》编辑部“冒险”的一种支持,有了这一意见,1979年版编纂中的一切疑难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而各地对当时的出版工作也有了参照。
敢于负责,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为人不作假,正是夏征农的人格魅力所在。他的远大目光,也常使人敬佩。1981年1月,新版《辞海》出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夏征农就提出了“10年修订一次”的决策。而这才使《辞海》后来有了“每10年一版”,并且形成“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
1998年6月的一个夜晚,95岁的夏征农还在伏案。突然,电话铃响了。夏征农拿起电话,那端传来江泽民总书记的问话。他问道:“为什么《康熙词典》收词有4万多,《辞海》只有1万多?”夏征农答道:“因为《辞海》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实用型工具书。因此,一些冷僻的、专业性词就不收了。我们已准备编一部《大辞海》,专供学术工作者使用,这里的收词就多了。”
2002年,《大辞海》编纂工作启动。虚龄近百岁的夏征农,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编。有人以为,他也就是挂个虚名而己。其实不然,虽然具体工作有他人做,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由他拍板、出面。但凡《大辞海》的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在一次会议上,他发言道:“《大辞海》要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既有实用性,又有研究性。实用性和研究性要相结合。我们都年纪大了,具体工作不能做,《大辞海》的事要靠大家的努力。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关心,我们有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各学科主编的负责,加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我们的《大辞海》一定能搞好。”
《大辞海》共38卷,容量是《辞海》的2.5倍。2003年,《大辞海》的分卷本开始出版,如今出版了哲学、医药科学、法学、语言学等卷。2004年1月,夏征农在自己100周岁生日时赋诗一首:“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这最后一篇章指的就是《大辞海》。
2008年10月4日夏征农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可以断定,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
陈至立出任《辞海》新主编
陈至立
女,生于1942年11月,福建仙游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64年至196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电介质物理专业学习,获研究生学历。1970年至198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所党委副书记。1984年至1986年,任中共上海市科技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88年至199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1997年至2003年,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2003年至2008年,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2008年10月至今,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2009年5月兼任中国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2009年5月9日,《辞海》编辑委员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主编扩大会,欢迎新主编陈至立。从2008年10月4日以来,一直虚位以待的《辞海》主编位置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作为《辞海》史上的第五任主编,陈至立担任过国务委员、教育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该是级别最高的主编。
在当天的扩大会议上,陈至立发言说,《辞海》的修订得到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和支持。自1957年以来,《辞海》在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三位主编的主持下,经过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几十年来的不断修订,编纂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她表示,《辞海》的编纂修订是一项长期工作,要精益求精,高质量地完成2009版《辞海》编纂和出版,并要保持《辞海》编纂修订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把每一版新《辞海》都编纂成传世之作。陈至立称,新版《辞海》的编纂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出版电子版,做好在线上网工作,扩大读者群和覆盖面。
《辞海》第六版修订工作,早已于2005年11月启动,至2009年9月出版,前后达四年,那么第六版的《辞海》又新在哪里呢?
首先,新版《辞海》总条数近13万条,比1999年第五版增8%;其中新增1万多条,词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去条目约7000条;第六版总字数约1900万字,比第五版增加约10%。
其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增收了大量新词目。新增和充实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有关邓小平理论的系列条目;增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系列条目;增收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等有关科学发展观的条目,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条目形成系列。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条目形成系列。
其三,第六版还突破了历版《辞海》只收古代汉语的陈规惯例,增收5000条、20000个义项常用的现代汉语。同时,增收了“互联网”、“网址”、“网虫”、“BBS”、“闪客”、“博客”、“下载”、“闪存”、“虚拟局域网”、“电子商务”等有关网络的词语,使之更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在地理方面,如重庆改为直辖市,韩国首都“汉城”改为“首尔”等。在文学方面,增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作品,包括《白鹿原》、《红岩》、《于无声处》等,填补了老版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遗憾。
其四,新增国内外一些知名人物,如里根、叶利钦、阿拉法特、习仲勋、薄一波、华国锋、张学良、宋美龄、巴金、冰心、费孝通、苏步青、谈家桢、谢晋等。中国知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去年7月去世,因《辞海》彩图本已经制版,无法增收。为弥补这一遗憾,《辞海》编辑部决定,拟在第六版普及本、缩印本和豪华本中予以增收。
其五,与历次编纂方法相比,此次《辞海》编纂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建立了全文检索数据库以及质量技术保障系统,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书稿质量。出版业同样与时俱进,这次新版《辞海》除了出版主体版本彩图本(音序)以及普及本、缩印本等纸质版本外,还推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的《辞海》手持阅读器及网络版。所以,“对不对,查《辞海》”,不仅在中老年人中受青睐,在新一代年轻人中,《辞海》的新功能,使用会更便捷。
人会老去,《辞海》不会
巢峰
1928年生,江苏阜宁人。1942年参加革命。1954年从事出版工作。1958年至1999年,历任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副社长、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其中,1989年至1994年担任两社社长、总编辑和编审。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版及台湾繁体字版的编纂。在主持上海辞书出版社期间,共获国家图书奖9项,创上海第一、辞书工具书第一、地方出版社第一。主编《毛泽东思想七辞典》、《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文化大革命”词典》、《学生辞海》、《儿童辞海》等。著有《出版论稿》、《政治经济学论稿》等。曾获中国韬奋出版奖、中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为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在出版界,提起巢峰,无人不晓,正是这部《辞海》,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他不仅是夏征农主编主持《辞海》四个版本的执行总管,而且至今82岁高龄仍以《辞海》和《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和编审的身份,天天上班,坚守在辞海岗位上。
巢峰对文化事业的热忱让人着实感动,他编了这么久《辞海》,却认为不该拿《辞海》稿费,他说领了工资就不该再拿稿费,况且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没拿。他用积累下的几十万元稿费设立了“巢峰基金”,用于出版社的公益事业。他还说打算搞一个“《辞海》编纂奖”,奖励为《辞海》工作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可以不计得失,可是不能不为他们计。”
这是1975年,当时巢峰还是戴着“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顶帽子“下”到辞海编辑室的。巢峰幽默地笑着告诉说,未曾想到,这一下,自己竟与《辞海》相伴至今,35年了!
谈起《辞海》,他就像谈自己的孩子一样,饱含深情。他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辞海》(第三版)面市的盛况:当时全国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在那个历史转型期,《辞海》是带着300多万册的印数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是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巢峰回忆说,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是36元,而《辞海》缩印本的定价是22.20元,并不便宜。因为供不应求,一本《辞海》当时的黑市价居然卖到44.40元。上海工具书店被蜂拥而来的人挤得没法,甚至出台了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辞海》的“土政策”。
转眼30年过去了。《辞海》第六版上市4个多月就卖了7万套,消息传来,巢峰高兴万分。巢峰认为,新版《辞海》彩图本的旺销,与其10年一修是分不开的。社会形势和科学技术文化等天天变化,如果不加修订和编纂,工具书就没有生命力。
29年前,确定了《辞海》10年一修订的规则。这意味着,每10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巢峰颇为自豪地说,“像《辞海》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每10年修订一次,国内少有,世界上也少见。”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了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辞海》的一次次修订和编纂,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
1979年版《辞海》修订有件事令他难忘。在1965年版《辞海》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曾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周恩来总理逝世前不久,派秘书告诉王冶秋说:“当时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领导的。”总理要冶秋同志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
《辞海》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后,专门派人去访问杨度的两个弟弟,结果不得其详。后来夏衍为此提供了具体材料,证明杨度是中共秘密党员,并曾参与营救李大钊,晚年到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在1979年版《辞海》中杨度被一分为二来写,既写他拥袁称帝,也写他晚年加入共产党。
还有,如在1989年版中,近代法学家江庸(1878～1960年)的卒年误成1945年,将卒年给提早了15年,而江庸一生最精彩的就是这15年:1948年他被国民党提名“国大代表”候选人,他拒不参加竞选;不久又被国民党宣布为“大法官”,他力辞不就;1949年受李宗仁之托到北京和中共代表商谈和平,后留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个错误,1999年版才改正过来。
所以巢峰认为:“《辞海》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
《辞海》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权威性。巢峰说,它是几代学人的智慧结晶。1989年版《辞海》出版时,江泽民同志曾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这是对《辞海》编纂者的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
说起“辞海”精神,它最早孕育于《辞海》诞生中。从1915年《辞海》初筹开始,后成为文史大家的周予同、刘范猷、沈朵山、舒新城等先辈贤人,聚集于中华书局词典部,筚路蓝缕,究本穷源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耗去整整21年光阴才推出了1936年版《辞海》。
建国后,在对《辞海》脱胎换骨的修订中,多少人杰精英耗尽毕生心血。在堆积如山的《辞海》稿纸上,清晰地留着郭沫若、叶圣陶、竺可桢、范文澜、丰子恺、周培源、吴作人、王力等人的点点墨迹。据统计,在《辞海》各种版本上署名的有2000余人之多(在1979年版出版时标上黑框的主编和主要编写人就达100余人),而这只是参与者的1/3,他们的背后还有一支5000多人的队伍。
巢峰介绍说,在修编1989年版时,前后花了20年时间,积累了50万条词目,但从中只选用了12万条。书中引用到的人名、地名及书名共有50万条。标点200余万。中国汉字包括罕见字,约7000～8000字,但修编《辞海》仍远感不够,又増铸銅模8000余字,故一共使用了16,000余字。
《辞海》中每一个条目,都是高度浓缩的知识。一个词条展开可写成一篇论文或出一部专著。为了让每个字表达最确切的意思,编辑部要一个一个地查核,一个一个地斟酌,有时为一句话要在图书馆查一天,翻一叠书只为了改一个字。为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编辑部有一套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从稿子进入编辑程序起,要经过23个环节,每个环节经手人都要签名承担责任。1979年版《辞海》出版时,为了纠错一个字,出版社全体人员进印刷厂把已印好的8万册书中8万个错字改过来。
“人会老去,《辞海》不会。”巢峰对此十分感慨,他说,新版《辞海》除了出版主体版本彩图本以及普及本、缩印本等纸质版本外,又推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的《辞海》手持阅读器及网络版。具有80多年历史的《辞海》,几代人精心经营的纸介载体,开始迎来了数字化、网络化出版的变革,以比缩印本、简写本、学科分册更方便、更快捷的知识服务方式——《辞海》搭上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开启了新一轮生命周期。
后记:
一版又一版《辞海》,不啻是历史与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辞海》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象征意义,中国以至于世界在各个领域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中反映出来。它记载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它的生命力就在于10年一修,每一版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思想内涵是文化产品的灵魂所在,与时俱进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精心磨砺是推出传世之作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