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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阿野《黎明街区》荣获第六届“青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该小说“描写年轻一代人迷茫的人生境遇，青春的痛感与生活的无着……让人感到无边的生存困惑无处不在”。阿野的写作从自身精神困境出发，其笔下青年的“异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原生家庭的创伤。以此设置人物，小说摆脱了无病呻吟与机械刻板，将人物放置于原生家庭环境中拷问精神变异的根源。由此，《黎明街区》呼应并继承了现代文学的家庭叙事传统。阿野以其新鲜的洞察能力，捕捉困扰青年人群的“代际幽灵”。《黎明街区》展现了当代青年与原生家庭之间复杂而又惨烈的关系。
《黎明街区》书写了当代青年的家庭创伤心理，具体而言，是“代际幽灵”式的创伤记忆。“代际幽灵”是亚伯拉罕与托罗克提出的创伤理论概念，意指家族内部代际间流转的创伤记忆，致使相似的创伤经验反复出现。借用于文学创作，“代际幽灵”既可以指向文本中独立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可以指向人物群像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呼应。
《黎明街区》中的周暌与时樱即背负着“代际幽灵”式的家庭心理创伤。处理家庭题材，传统上习惯设置三代人物，并以代际矛盾作为叙述中心。题材转换势必推动叙事方式变换，青年作家需要重新审视人物的设置。在阿野笔下，周暌与时樱的性格都因为家庭创伤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因此两人惺惺相惜，却又互相防备。作家关于家庭创伤的思考由此得到承载的平台。
周暌是“社会不欢迎”的人，是“内向的人”。在大家眼里，“这种性格是不行的”“是该死的”。周暌的冷僻性格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父亲粗暴而冷漠的教育。小时候周暌因为画画没有达到父亲的期望，在亲戚中丢了脸面，便遭遇父亲“极其失望的眼神”。他当场撕毁画作，丢在垃圾桶里。深夜里周暌悄悄捡起被毁的画作，重新贴好，收起来。绘画成为周暌心中难以抹去的刻痕，是理解其心理创伤的线索。其二是家庭关系的破裂。阿野塑造周暌形象时，采用倒转因果，抽絲剥茧的回忆方式建构。文本首先交代周暌异化的性格，然后通过心理回忆还原。其中父母离婚的记忆反复出现，“前景化”的处理，凸现了此事在周暌心理中的重要影响。周暌不懂事时，为尽快逃离沉闷的家庭环境，主动劝父母离婚，遭遇他们更为冰冷的回应。
《黎明街区》的叙事视角局限于周暌，时樱由此更带有朦胧色彩。时樱与周暌的经历近乎一致，父亲都是她们创伤的来源。然则时樱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周暌形象的补充与延伸。在与周暌交往时，时樱表现出回避型依恋人格。即两人较为疏离时，时樱渴望得到周暌的认可，渴望立刻见面、交流和同行。而当两人相聚频繁时，她就会刻意远离周暌，一旦靠近就情绪失控，甚至产生伤害朋友的行为。周暌身上也存在类似的人格。通过作家的巧妙处理，此人格的不同侧面都得到了表现。周暌与时樱的形象因此既相似也有差异，对于她们所代表的群体进行了整体性的凝练。
“代际幽灵”的产生，至少需要两代人。周暌与时樱是同代人，她们的创伤记忆似乎无法构成代际间的“幽灵”。然而，阿野所关注的“代际幽灵”，并非从上一代到下一代传递，而是拷问“幽灵”的去向。换言之，作家关注“幽灵”是否会继续向下传递，成为社会难以消除的病症。至少在《黎明街区》中，作者是比较悲观的。时樱并不缺乏朋友，也在与周暌试探性地交往，却还是不可避免地选择自杀。阿野并没有在文本中直接说明自杀的原因——抑郁症或是突然的情绪失控——而是选择通过意象渲染氛围：凉透的拉面，突然收到的遗书，宿舍里散乱的书籍……时樱在遗书里写道：“其实我大概真的是想改变世界的，我生活的环境，那条永远昏暗的街道。”时樱的自述暴露了作者的内心矛盾。作为社会现实，家庭创伤的“代际幽灵”没有缓解的迹象，还会有更多青年沦陷其中。而作为青年作家，阿野又渴望“改变世界”。时樱相比于周暌，寄托了更多作家对于现实社会的深思。其悲剧的命运，也承载着作家对于未来的期待。
美国学者费雷德里克·詹姆逊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中提出，现实主义存在双重根源，即叙事冲动与感受。前者颇为有趣。詹姆逊认为，叙事冲动是产生叙事，或被其称为“故事”的重要因素。叙事与小说之间尚存区别，而正是在此辩证（也即二律背反）的界面之中，现实主义小说拥有了产生的平台。因此，叙事冲动是现实主义小说产生的重要因素。
《黎明街区》的叙事冲动源于作者对于原生家庭的认知。近年来，《都挺好》《小欢喜》《安家》等电视剧热播，推动“原生家庭”成为舆论中频繁提及的词汇。此情境中，媒体使用“原生家庭”概念，意在突出电视剧中人物性格与其父母之间的联系。电视剧本身，并不是完全以此作为叙述中心。原生家庭概念更贴近社会学，指儿女尚未离开父母之前的家庭阶段。显然，该概念对于青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黎明街区》中的家庭是相对封闭的。现代文学早期的家庭叙事，可理解为社会变革在家庭单位中的表现。以巴金的《家》为例，觉慧与觉民首先是受到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自我意识觉醒，而后有意识地反对封建大家庭。传统家庭叙事中，时代与家庭之间联系更为紧密。阿野笔下的家庭更多是内部矛盾——自然这不意味着家庭与时代是脱离的——引起青年的觉醒。周暌与时樱心理阴郁的直接来源都是父母关系破裂。在叙述中，周暌尚且存在周围同学异样眼光带来的压迫。对时樱而言，除去家庭，并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其性格的变化。这无疑是作家刻意处理的结果。现实社会中，原生家庭附加的印记，与成长的经历相互交融决定个人性格。而在阿野笔下，成长经历——周暌与时樱刚上大学，经历匮乏——相对忽略，作家集中关注原生家庭背景。
聚焦原生家庭，是阿野对家庭叙事的继承，同时也是革新。家庭本身就构成周暌与时樱直接而现实的生存困境。时樱之死是小说的核心悲剧。她因为运动会找人替赛，被取消了所有的评奖评优。周暌在约会中反复追问她为什么要找人替跑，是什么因素迫使她必须放弃比赛赶紧回家。在周暌眼里，这必然是紧急的事情。时樱成绩优秀，比赛作弊的记录对其影响巨大。小说最后交代仅仅是因为她的父亲无理由地叫她回去，而无法拒绝。作家反复提及，反复追问——借周暌之手——的目的已经比较明显：原生家庭对尚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人是决定性的。 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于二十世纪初期，社会处于平稳运行的状态。青年无须担忧家国生死存亡，也没有一贫如洗急需建设的压力。因此，更多长期存在，更趋于根本性的问题得到了作家的重视。原生家庭概念比较宽泛，封建大家庭也可以被视为原生家庭，至少符合概念的定义。然则不会有人将觉慧的反抗归结于此。换言之，作为家庭叙事的重要两翼，关注家庭与时代的联系与聚焦原生家庭是同时存在的。时代的发展影响作家采用相异的视角切入。相对平和的社会，自身精神焦虑更为凸现。成熟的中老年作家很难主动地关注青年人的精神状态，而这需要青年作家凭着新鲜的叙事冲动完成写作。阿野等后继作家，自觉地选择聚焦于原生家庭表现自身，看似形成了某种封闭，实际上仍旧是与时代的对话与交流。
家庭叙事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新世纪以降，青年写作者笔下的家庭叙事重新焕发生机，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构成某种回溯。现代文学中的家庭叙事传统对于当代文学的写作具有两面性的影响，既可作为珍贵的文学资源，也会变成限制性的成规，约束后继写作的发展。刘小波在分析当下青年作家写作时即指出：
近几年来，青年作家们笔下，有关家庭伦理冲突及“无序”的家庭状态书写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颜歌的《我们家》、阿微木依萝的《我的父亲王不死》直接冠以家庭、父辈的名题，内容也主要是书写父辈。张悦然的《茧》从历史的角度书写父辈对子辈的深远影响，着重书写子辈那种无法摆脱的无奈状态。郭爽的《离萧红八百米》中主人公母亲离世、父亲再娶、自己离家，后续的命运几乎都和这种突然的家庭变故有着直接的关联，郑执的《森中有林》开篇就是小说主人公在父母的忌日去祭扫的情节，诸如此类，这种“无序”的家庭状态描写几乎遍及所有的青年作家作品中。
家庭伦理叙事，背后的线索是后辈对于前辈的反抗。现代文学写作者面对千年以来封建社会对于“个人”的压迫，因此他们必须“破家”（群体）才能够“立人”（个体）。“破家”，破的就是家庭内部的联系，尤其是封建大家庭中大家长的无限控制权。由此，文学写作必然从伦理入手，取消家长对于孩子控制的合法性，在家庭之中解放青年。
现代文学中的“破家”意识已经与当代社会存在一定距离。虽然眼下家庭教育仍旧存在种种病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屡屡成为热议话题，但是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作的目的已经发生转变。“破家”需要被修复家庭所取代。家庭制度不需要从根本摧毁，而是关注其中青年的心理状态。从文学的社会影响而论，创作应该探讨青年如何重新被社会与家庭接纳，而不是推动青年与家庭决裂。
阿野的《黎明街区》反映了这种变化。具体到文学创作中，就是传统家庭伦理叙事向原生家庭创伤叙事的转变。阿野出生于1999年，是“90后”作家中最为年轻的一辈，不仅与“70后”“80后”已经产生差别，与1995年之前的作家在创作风貌上也有所不同。青年作家周恺（1990年出生）2019年出版长篇小说《苔》，其中也有家庭伦理的书写。小说还原晚清时期的四川社会，设置了一对并无血缘关系的抱养“父子”关系。小說刻意回避血缘关系，但实际上仍旧是伦理关系影响之后的“反叛”。在现代文学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部分青年作家开始创作时，依然选择更为熟悉的伦理叙事。
阿野的写作就是一种完全的创伤叙事。家庭之中父母的关系成为确定的背景，而不是写作的主要对象。子女与父母的矛盾也不再成为作家关注的中心，伦理关系的各个层面都被作家视为既定现实。创伤叙事并非从伦理叙事转化而来，但是前者的发生，需要建立在对于后者的深刻认知之上。作家只有在理解伦理关系之后，才能把握创伤对于青年人的影响。
阿野的写作尚未完全成熟，但是其认知家庭乃至理解社会视角的转变，是极为可贵的因素。原生家庭创伤叙事还有较大的发掘空间，创作中还缺乏深刻思想，更近似于对上一辈简单的抱怨与控诉。成熟写作状态下，创伤尽管是伤害，也不应该刻画为非黑即白的对错。换言之，上一辈的父母也有可能是“代际幽灵”的受害者，就像周暌日后成婚生子一般。因此，原生家庭的创伤理论应有更为深远的社会与时代因素，创伤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后辈。创伤在家庭内部产生，造成的结果也限于家庭内部。但是创伤的起因以及治愈，都需要回归到社会环境中去。在此层面，文学创作还有更多表现空间，也是阿野等青年作家未来可以大放异彩的地方。
作者简介 房伟，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顾仁杰，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 孙海彦
一
《黎明街区》书写了当代青年的家庭创伤心理，具体而言，是“代际幽灵”式的创伤记忆。“代际幽灵”是亚伯拉罕与托罗克提出的创伤理论概念，意指家族内部代际间流转的创伤记忆，致使相似的创伤经验反复出现。借用于文学创作，“代际幽灵”既可以指向文本中独立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可以指向人物群像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呼应。
《黎明街区》中的周暌与时樱即背负着“代际幽灵”式的家庭心理创伤。处理家庭题材，传统上习惯设置三代人物，并以代际矛盾作为叙述中心。题材转换势必推动叙事方式变换，青年作家需要重新审视人物的设置。在阿野笔下，周暌与时樱的性格都因为家庭创伤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因此两人惺惺相惜，却又互相防备。作家关于家庭创伤的思考由此得到承载的平台。
周暌是“社会不欢迎”的人，是“内向的人”。在大家眼里，“这种性格是不行的”“是该死的”。周暌的冷僻性格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父亲粗暴而冷漠的教育。小时候周暌因为画画没有达到父亲的期望，在亲戚中丢了脸面，便遭遇父亲“极其失望的眼神”。他当场撕毁画作，丢在垃圾桶里。深夜里周暌悄悄捡起被毁的画作，重新贴好，收起来。绘画成为周暌心中难以抹去的刻痕，是理解其心理创伤的线索。其二是家庭关系的破裂。阿野塑造周暌形象时，采用倒转因果，抽絲剥茧的回忆方式建构。文本首先交代周暌异化的性格，然后通过心理回忆还原。其中父母离婚的记忆反复出现，“前景化”的处理，凸现了此事在周暌心理中的重要影响。周暌不懂事时，为尽快逃离沉闷的家庭环境，主动劝父母离婚，遭遇他们更为冰冷的回应。
《黎明街区》的叙事视角局限于周暌，时樱由此更带有朦胧色彩。时樱与周暌的经历近乎一致，父亲都是她们创伤的来源。然则时樱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周暌形象的补充与延伸。在与周暌交往时，时樱表现出回避型依恋人格。即两人较为疏离时，时樱渴望得到周暌的认可，渴望立刻见面、交流和同行。而当两人相聚频繁时，她就会刻意远离周暌，一旦靠近就情绪失控，甚至产生伤害朋友的行为。周暌身上也存在类似的人格。通过作家的巧妙处理，此人格的不同侧面都得到了表现。周暌与时樱的形象因此既相似也有差异，对于她们所代表的群体进行了整体性的凝练。
“代际幽灵”的产生，至少需要两代人。周暌与时樱是同代人，她们的创伤记忆似乎无法构成代际间的“幽灵”。然而，阿野所关注的“代际幽灵”，并非从上一代到下一代传递，而是拷问“幽灵”的去向。换言之，作家关注“幽灵”是否会继续向下传递，成为社会难以消除的病症。至少在《黎明街区》中，作者是比较悲观的。时樱并不缺乏朋友，也在与周暌试探性地交往，却还是不可避免地选择自杀。阿野并没有在文本中直接说明自杀的原因——抑郁症或是突然的情绪失控——而是选择通过意象渲染氛围：凉透的拉面，突然收到的遗书，宿舍里散乱的书籍……时樱在遗书里写道：“其实我大概真的是想改变世界的，我生活的环境，那条永远昏暗的街道。”时樱的自述暴露了作者的内心矛盾。作为社会现实，家庭创伤的“代际幽灵”没有缓解的迹象，还会有更多青年沦陷其中。而作为青年作家，阿野又渴望“改变世界”。时樱相比于周暌，寄托了更多作家对于现实社会的深思。其悲剧的命运，也承载着作家对于未来的期待。
二
美国学者费雷德里克·詹姆逊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中提出，现实主义存在双重根源，即叙事冲动与感受。前者颇为有趣。詹姆逊认为，叙事冲动是产生叙事，或被其称为“故事”的重要因素。叙事与小说之间尚存区别，而正是在此辩证（也即二律背反）的界面之中，现实主义小说拥有了产生的平台。因此，叙事冲动是现实主义小说产生的重要因素。
《黎明街区》的叙事冲动源于作者对于原生家庭的认知。近年来，《都挺好》《小欢喜》《安家》等电视剧热播，推动“原生家庭”成为舆论中频繁提及的词汇。此情境中，媒体使用“原生家庭”概念，意在突出电视剧中人物性格与其父母之间的联系。电视剧本身，并不是完全以此作为叙述中心。原生家庭概念更贴近社会学，指儿女尚未离开父母之前的家庭阶段。显然，该概念对于青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黎明街区》中的家庭是相对封闭的。现代文学早期的家庭叙事，可理解为社会变革在家庭单位中的表现。以巴金的《家》为例，觉慧与觉民首先是受到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自我意识觉醒，而后有意识地反对封建大家庭。传统家庭叙事中，时代与家庭之间联系更为紧密。阿野笔下的家庭更多是内部矛盾——自然这不意味着家庭与时代是脱离的——引起青年的觉醒。周暌与时樱心理阴郁的直接来源都是父母关系破裂。在叙述中，周暌尚且存在周围同学异样眼光带来的压迫。对时樱而言，除去家庭，并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其性格的变化。这无疑是作家刻意处理的结果。现实社会中，原生家庭附加的印记，与成长的经历相互交融决定个人性格。而在阿野笔下，成长经历——周暌与时樱刚上大学，经历匮乏——相对忽略，作家集中关注原生家庭背景。
聚焦原生家庭，是阿野对家庭叙事的继承，同时也是革新。家庭本身就构成周暌与时樱直接而现实的生存困境。时樱之死是小说的核心悲剧。她因为运动会找人替赛，被取消了所有的评奖评优。周暌在约会中反复追问她为什么要找人替跑，是什么因素迫使她必须放弃比赛赶紧回家。在周暌眼里，这必然是紧急的事情。时樱成绩优秀，比赛作弊的记录对其影响巨大。小说最后交代仅仅是因为她的父亲无理由地叫她回去，而无法拒绝。作家反复提及，反复追问——借周暌之手——的目的已经比较明显：原生家庭对尚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人是决定性的。 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于二十世纪初期，社会处于平稳运行的状态。青年无须担忧家国生死存亡，也没有一贫如洗急需建设的压力。因此，更多长期存在，更趋于根本性的问题得到了作家的重视。原生家庭概念比较宽泛，封建大家庭也可以被视为原生家庭，至少符合概念的定义。然则不会有人将觉慧的反抗归结于此。换言之，作为家庭叙事的重要两翼，关注家庭与时代的联系与聚焦原生家庭是同时存在的。时代的发展影响作家采用相异的视角切入。相对平和的社会，自身精神焦虑更为凸现。成熟的中老年作家很难主动地关注青年人的精神状态，而这需要青年作家凭着新鲜的叙事冲动完成写作。阿野等后继作家，自觉地选择聚焦于原生家庭表现自身，看似形成了某种封闭，实际上仍旧是与时代的对话与交流。
三
家庭叙事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新世纪以降，青年写作者笔下的家庭叙事重新焕发生机，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构成某种回溯。现代文学中的家庭叙事传统对于当代文学的写作具有两面性的影响，既可作为珍贵的文学资源，也会变成限制性的成规，约束后继写作的发展。刘小波在分析当下青年作家写作时即指出：
近几年来，青年作家们笔下，有关家庭伦理冲突及“无序”的家庭状态书写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颜歌的《我们家》、阿微木依萝的《我的父亲王不死》直接冠以家庭、父辈的名题，内容也主要是书写父辈。张悦然的《茧》从历史的角度书写父辈对子辈的深远影响，着重书写子辈那种无法摆脱的无奈状态。郭爽的《离萧红八百米》中主人公母亲离世、父亲再娶、自己离家，后续的命运几乎都和这种突然的家庭变故有着直接的关联，郑执的《森中有林》开篇就是小说主人公在父母的忌日去祭扫的情节，诸如此类，这种“无序”的家庭状态描写几乎遍及所有的青年作家作品中。
家庭伦理叙事，背后的线索是后辈对于前辈的反抗。现代文学写作者面对千年以来封建社会对于“个人”的压迫，因此他们必须“破家”（群体）才能够“立人”（个体）。“破家”，破的就是家庭内部的联系，尤其是封建大家庭中大家长的无限控制权。由此，文学写作必然从伦理入手，取消家长对于孩子控制的合法性，在家庭之中解放青年。
现代文学中的“破家”意识已经与当代社会存在一定距离。虽然眼下家庭教育仍旧存在种种病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屡屡成为热议话题，但是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作的目的已经发生转变。“破家”需要被修复家庭所取代。家庭制度不需要从根本摧毁，而是关注其中青年的心理状态。从文学的社会影响而论，创作应该探讨青年如何重新被社会与家庭接纳，而不是推动青年与家庭决裂。
阿野的《黎明街区》反映了这种变化。具体到文学创作中，就是传统家庭伦理叙事向原生家庭创伤叙事的转变。阿野出生于1999年，是“90后”作家中最为年轻的一辈，不仅与“70后”“80后”已经产生差别，与1995年之前的作家在创作风貌上也有所不同。青年作家周恺（1990年出生）2019年出版长篇小说《苔》，其中也有家庭伦理的书写。小说还原晚清时期的四川社会，设置了一对并无血缘关系的抱养“父子”关系。小說刻意回避血缘关系，但实际上仍旧是伦理关系影响之后的“反叛”。在现代文学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部分青年作家开始创作时，依然选择更为熟悉的伦理叙事。
阿野的写作就是一种完全的创伤叙事。家庭之中父母的关系成为确定的背景，而不是写作的主要对象。子女与父母的矛盾也不再成为作家关注的中心，伦理关系的各个层面都被作家视为既定现实。创伤叙事并非从伦理叙事转化而来，但是前者的发生，需要建立在对于后者的深刻认知之上。作家只有在理解伦理关系之后，才能把握创伤对于青年人的影响。
阿野的写作尚未完全成熟，但是其认知家庭乃至理解社会视角的转变，是极为可贵的因素。原生家庭创伤叙事还有较大的发掘空间，创作中还缺乏深刻思想，更近似于对上一辈简单的抱怨与控诉。成熟写作状态下，创伤尽管是伤害，也不应该刻画为非黑即白的对错。换言之，上一辈的父母也有可能是“代际幽灵”的受害者，就像周暌日后成婚生子一般。因此，原生家庭的创伤理论应有更为深远的社会与时代因素，创伤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后辈。创伤在家庭内部产生，造成的结果也限于家庭内部。但是创伤的起因以及治愈，都需要回归到社会环境中去。在此层面，文学创作还有更多表现空间，也是阿野等青年作家未来可以大放异彩的地方。
作者简介 房伟，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顾仁杰，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