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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人的怕与爱。我们这一代也不例外。
恐惧和爱是一个人身上最真实迫切的感觉,是身体移动的内在轴心。
沉默而静谧,不被察觉,暗暗潜伏,充满力量。
它们在关键的时候推我们走向自己都不能预料的方向。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怕的或许不是上一代人怕的东西。但实际上,两代人的血液里,有一种亲缘紧密相连。作为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从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就开始面对世界,面对一个大大的、看上去很复杂、环绕在周遭每个角落的客体世界。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张力由此而生,怕与爱也由此而生。如果说上一代人的恐惧是不知道哪里安定落脚,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恐惧就是面对船只井然害怕被塞进已有的航道。他们怕的是看不到终点的旅行,而我们怕的是看得到终点的旅行。两种恐惧都来自主体内部本能的抗争,来自对命运的微弱挣扎,不愿被动地被抛撒,不愿失去个体作为个体的最后的真实。这种同源的恐惧与希冀将我们和上一代人紧紧相连,又彻底推开。他们希望我们在乎的,我们不在乎,他们试图紧紧抓住的,我们试图抛开。
在人类的躯体上,感官记载着本能的演变。我们怕黑怕火,但忘了前因后果。我们怕死,但没见过任何一场屠杀。我们的皮肤刻着祖先的爱,但头脑一片空白。生命的本能代代相传,在不同的时空呈现不同的面貌。感觉遗传而记忆非遗传,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演化最神奇的一点。
两重误解
2002年春天,我得到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之后顺利考入大学,很长时间没有写作。
客观地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拥有讲故事天赋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过像萨特那样,在童年的臆想空间中策马平川,仗剑天下。我不善于讲故事给别人听,不会应用语言的奇诡,也不懂得即兴演绎,即便是复述刚听来的小趣事,也往往讲得平铺直叙,兴味索然。
我从小喜欢看书,看很多童话、侦探小说,也看《红楼梦》,但那与其说是对故事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新奇的世界感兴趣。阅读给我带来的不是表达,而是行动的乐趣。我看书很快,充满好奇,领悟力强,遗忘得也迅速无比。
我喜欢在同龄人当中懂得最多的感觉,我懂得世间有很多穷苦善良的人,懂得女孩要温柔善良才有人喜欢。我笃行实践,却很少书写。我的小学作文是中规中矩的好人好事,分数很高,却疲于应付。我不喜欢写日记,不写信,身边时刻环绕着大群小朋友,伴小姐丫环、游击队和强盗团,我们听故事,上演故事,但从不书写。
这些是我十岁以前最真实的生活。我对这段日子一直缺少回忆,像不擅长讲述一样不擅长反思。我停留在事件与情节的表象,缺少根本的理解与见解。我以为那一段时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殊性。我知道那一段日子是满满的,但却不知道有哪件事可称得上重要。
现在想来,我在大学的不写就是来源于童年的不写。我对写作的理解与误解都埋藏在童年,儿时的思想决定态度。有很多年我都在受内在冲动的驱策,时而激动时而困惑,却很少想到,所有的倾向都有内在的源头。
在我的童年,生活热闹、顺畅且平凡。我的家庭不富也不穷,家教平和宽松,学校竞争不强烈,小伙伴都住在同一个大院,每天吃饭、玩耍、上学、放学。和一些孩子要好,和另外一些孩子耍心眼闹脾气。收到过情书,也给男孩子送过礼物。总之是不缺少任何行动的可能,也就从未获得过倾诉的欲望。
以为书写就是一种倾诉,这是我对书写的误解之一。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曾描述幼年孤独而封闭的成长,描述内心的无穷幻想和细微的敏感,我知道他们因此而提笔,将写作当作生活与自我的出路。我羡慕他们的情感丰富,但我不是这样。我有什么好倾诉的呢,我不知道,我的生活都是些寻常的事情,而那些寻常没有促使我倾诉。
与此相关的,是对书写的第二重误解。我知道困窘能够催生情怀,便以为所有的情怀都需要从困窘中催生。我在潜意识里把书写和生活里的事件分开,以为书写就是对生活里一些故事的描述,因此我并非不想书写,而是暗自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够生出些生离死别,以便让我也有描述的机会。我希望自己有动荡坎坷的身世与成长,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能够含着眼泪回忆感人的背景。我渴望故事,但不是渴望去创作,而是渴望它发生,然后我叹息。我不觉得编造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对我的生活有什么重要,我想要的是经历。这种倾向在我懵懂的童年和迅速变化的大学一直贯穿,让我每每拿起笔又放下,长时间徘徊,我想要写一些虚幻的事出来,但又觉得生活本身还正在展开,让我不能转开目光,心驰神往。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明白书写本身的真实性。我终于发现,任何事件的反应与描述都不唯一,确定这种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才是书写的真正任务。那种认为发生某种状况必然伴生某种情绪的假想,只是来源于对状况和对情绪都了解太少。书写并不依赖于生存状态,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状态。
这些是我重新提笔的理由,只是它们来得有些晚,当我大四回到写作中来,距离新概念获奖已经几年过去了。
我参加新概念是为了初中的语文课。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启蒙是极端幸运的事,在遇到启蒙的同时遇到同道中人就更为幸运。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年轻而温柔,带着我们读诗读词,猜字谜,推荐有思想的书,讲评俄罗斯文学。她的字极漂亮,言辞清雅,每周在我们的周记后面写诗一样的评语。我和几个女孩子因此成了至交,我们大量阅读,写长长的文章,为了下一周的好评绞尽脑汁。我们相互传看周记,相互点评,不谈文笔结构,而是彻底做心情的抒发。我们在对方本子上用铅笔写的评述甚至能超过对方的原文,我们不需要商量,也能常常在某一周选择同样的主题。我们不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是一个言为心声的人与志同道合者的关系,我们不需要额外的读者,虽然周记也会在班内其他同学中流传,但不是为了广泛的读者而写作。我们一心渴求细腻的情绪和卓尔不凡的见识,在充满幻想和柔情的交流中完成文字中的自我型塑。 在我的记忆里,这一段时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用了很多时间很多的努力希望去恢复那样一种传统。高中我转到了另外的城市,远离了那个词语绚丽喷涌的清泉中央,我拼命地写信,在新的班里做语文课代表,期望能将当时的感觉延续,或者重新建立。但没有成功。从高二开始,我们往来的信件渐渐少了,新的班里也少有人与我呼应。并不是其他人不理会我,而是我心怀恐慌地发现,我和我的伙伴们一同、慢慢地失去了那种由内而外的、热切表达的欲望。
于是我在高三偷偷报名参加了新概念,没有告诉老同学,也没有告诉新同学。我拿了一等奖回来,把透明的奖牌塞进柜子,和从前笔迹稚嫩的周记本塞到一起。这对我来说是个极重要的事件,但我没有延续它的计划。它不意味着一个开始,而意味着结束。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不再拿得准写作在我生活中的位置,也不再拥有阅读者,我甚至觉得头脑中回忆里的词语其实并不真实。得奖是让我心安的一个确证。我把奖牌看成是一种见证,一种摸得到的真实,它清透而坚固,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向我证明曾经的那个十四岁的女孩不是一种幻想。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初中的日子可以说是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诞生。这也是我这些年对这段时光念念不忘的原因。按照米德和戈夫曼的术语,这段时光标志了我第一次有意识地从小写的me向大写的I过渡,我第一次“发现”有“我”这样事物存在,也是第一次主动地想让自己向某个方向转变,而不是单纯地希望做成别人眼中的完美小孩。对我来说,这种自我诞生的过程是主观记忆的开始,因此非常重要。
但这段时光也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我在大学里用了很长时间才大致走了出来。在这段时光里,随着I的登场,几乎不可避免地同时生成了一个新鲜的me,一个新的形象,一套与儿时装扮不同的新鲜的戏服。我重新进入了角色。而由于我太喜欢这段时光,这种新的扮演比儿时的不自觉更难于退却。我知道维持某种姿态并不真实,但却就是不愿放弃那姿态所带有的敏锐和感伤。我的文字开始变得与生活脱节,我关注的事物和态度已经转变了方向,但每每当我落笔,我的笔尖就又不自觉地回到从前那个眼神迷茫的少女。这种分歧让我困惑,让我不能动笔,让我气馁很久,却不知道理由。
实空间与虚空间
2007年夏天,我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参加一个暑期学校。上午有报告,下午很自由。我在街头游逛,路过一家租书店,进去转,拎了几本小说和漫画出来。
走出店门,我站在空无一人的燥热的街上,阳光白晃晃地打在头顶,有点睁不开眼睛。四周是一排小饭馆和音像店,路口停着卖西瓜的卡车,有人在打牌,尘土飞扬。我手里拎着袋子,袋子里装着很多年没有碰过的卷着边的漫画和通俗小说。
我在那一刻静住了。我被一种真实的力量震颤,仿佛突然之间打开了一道通向天空的门。我从抖动的空气中看到了时间的彼端,看到小时候,看到一个能代表我整个成长阶段的画面,清楚地飘浮在眼前。我久久地站在街上,凝视着虚空里的图景。我开始明白在大学里让我焦灼的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我看到那幅画面里凝结着我少年时期的全部微妙和全部困扰,我看到小女孩穿过菜市场,手捧花园。
这是一个有关于实空间与虚空间的问题,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理想与现实。我像包法利夫人一样被阅读所拯救,但也像包法利夫人一样被阅读所累。我甚至比一般孩子都更早地进入过虚拟的时空,在小学五年级就沉浸于阿尔卑斯的草原与小木屋。我像看待侠客一样看待我的同桌,像看待腾云驾雾一样看待我的未来。在现在的目光看来,或许会把这样的虚拟化称作对现实的逃遁,然而如果客观地回到当时那个女孩的坐标,我却必须承认,在她的眼睛里,手心的那座花园就是真实的。她不能够分得清实空间与虚空间的差别,以为虚空间只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实空间,她甚至将虚空间的花朵当作眼镜来看周围的一切,于是她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菜市场,尽管身处其中,却一次都没有看到过。
于是,在我成长到矛盾与分裂的现在,我开始明白长辈对少年的不解与不屑。以我现在的视角,我能够看到她的花园只是捧在手里的花园,只对她一个人成立。在从她到我的过程中,实空间和虚空间的大小发生了根本性的倒置:她以为无限巨大能包容身边一切的花园,慢慢变成了现实空间中狭小的一隅,被客观世界逐渐包容起来。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微妙的过程。我自己都说不清,究竟是到过了哪些地方,经过了哪些事情,才能慢慢在多个世界中转换自如。这过程虽然如此平凡,平凡得每个人都经历过,但却让我经历得无比艰苦。我深知实空间的真实,但也深知虚空间的真实。为此我在提笔的时候曾经久久犹豫,不知道该书写菜市场还是花园。我挣扎了很久才最终决定,我想写能够相通的菜市场和花园。
写作重新成为一种需要
现在回想起初中的写作,我想我开始明白了是什么对我进行了召唤。那是写作的另一冲吸引,除了倾诉与讲述的能力,写作还可以沟通。
我想我是依恋于那个时候有人交流、有人理解的幸福的。即便是过于理想的美化,我也还是觉得能有一群在精神流浪的旅途上相互往来的同伴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我开始重新回想那个时期的真正意义,我发觉敏锐和伤感都不是那段日子的核心,而聆听才是。我们将自己的思绪以最清晰的方式说给别人,企盼别人能懂,同时也是让自己听自己的声音。我们在听别人的迥异的思路之后仍然保留,或者说更坚持地保留了自己的想法,这本身就是一个与自我交谈的过程。我们在懵懂无措的单纯的青春用这样的方式彼此支持,却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复杂的长大之后不自觉地放弃。
因此我又开始写作了。在距离获奖四年之后,慢慢地重新提起了笔。这一次我知道我要什么,写作重新成为一种需要。需要是一种力量。就像爱一个人一样,若非全身细胞都情感性的需要对方,那便难以达到那种真挚的让自己幸福的状态。我真正开始需要我的笔,在每一个默默行走的时刻,在每次冲突与打击的时候,在每一处新的风景,我都需要我的笔,需要它带我度过每个难关,需要它将我的生活传递出去,同时吸纳另外千千万万个生活进入我心。我需要交流。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怕与爱。我们这一代也不例外。我们和前一代人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我们都怕失去灵魂,怕活得像行尸走肉,怕生命没有了自由。这怕是我们共同的困惑、焦虑、甚至悲哀,是我们很多很多举措的内在真实推动力。但我们眼中的世界和前人却大不相同,前人看到的我们没有看到,而我们认为真实的前人看上去只是掌中花园。于是前人怕失去实践从而失去灵魂,而我们怕实践让我们失去灵魂。这其中有多少浮面的不理解与凭空的臆断,让我们久久沉浸在隔膜,不能相互领会。我们并不是反叛的一代,而是寻觅之旅的继承人。我们行为夸张,言辞激烈,可是这不能掩饰我们的怕与爱。我们怕不自由,爱真正“活着的”灵魂,这一点我们与前辈及前辈的前辈毫无二致。
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我,关于写作。作为我们这一代人自觉地持续的话语尝试,它,和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走向重复的戏剧,还是走向敞开的舞台,在这个时间,是一个决断。我想我们除了营造属于自己的美丽的花园,或许也可以开始另一种自觉的书写,让目光打通空间的转换,让言语向外抵达。“代”的意识由外界强加给我们,而我们可以赋予它全新的意义。我们可以边长大边思索,在完全型塑之前便开始审视,在历史展开之间便开始反思。如果说我有什么希冀,那便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之前之后的许许多多代人中间,用书写弥合记忆的错失,用书写连贯本能的追寻,用书写抵达心灵,用书写穿透时间的沙。
恐惧和爱是一个人身上最真实迫切的感觉,是身体移动的内在轴心。
沉默而静谧,不被察觉,暗暗潜伏,充满力量。
它们在关键的时候推我们走向自己都不能预料的方向。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怕的或许不是上一代人怕的东西。但实际上,两代人的血液里,有一种亲缘紧密相连。作为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从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就开始面对世界,面对一个大大的、看上去很复杂、环绕在周遭每个角落的客体世界。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张力由此而生,怕与爱也由此而生。如果说上一代人的恐惧是不知道哪里安定落脚,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恐惧就是面对船只井然害怕被塞进已有的航道。他们怕的是看不到终点的旅行,而我们怕的是看得到终点的旅行。两种恐惧都来自主体内部本能的抗争,来自对命运的微弱挣扎,不愿被动地被抛撒,不愿失去个体作为个体的最后的真实。这种同源的恐惧与希冀将我们和上一代人紧紧相连,又彻底推开。他们希望我们在乎的,我们不在乎,他们试图紧紧抓住的,我们试图抛开。
在人类的躯体上,感官记载着本能的演变。我们怕黑怕火,但忘了前因后果。我们怕死,但没见过任何一场屠杀。我们的皮肤刻着祖先的爱,但头脑一片空白。生命的本能代代相传,在不同的时空呈现不同的面貌。感觉遗传而记忆非遗传,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演化最神奇的一点。
两重误解
2002年春天,我得到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之后顺利考入大学,很长时间没有写作。
客观地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拥有讲故事天赋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过像萨特那样,在童年的臆想空间中策马平川,仗剑天下。我不善于讲故事给别人听,不会应用语言的奇诡,也不懂得即兴演绎,即便是复述刚听来的小趣事,也往往讲得平铺直叙,兴味索然。
我从小喜欢看书,看很多童话、侦探小说,也看《红楼梦》,但那与其说是对故事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新奇的世界感兴趣。阅读给我带来的不是表达,而是行动的乐趣。我看书很快,充满好奇,领悟力强,遗忘得也迅速无比。
我喜欢在同龄人当中懂得最多的感觉,我懂得世间有很多穷苦善良的人,懂得女孩要温柔善良才有人喜欢。我笃行实践,却很少书写。我的小学作文是中规中矩的好人好事,分数很高,却疲于应付。我不喜欢写日记,不写信,身边时刻环绕着大群小朋友,伴小姐丫环、游击队和强盗团,我们听故事,上演故事,但从不书写。
这些是我十岁以前最真实的生活。我对这段日子一直缺少回忆,像不擅长讲述一样不擅长反思。我停留在事件与情节的表象,缺少根本的理解与见解。我以为那一段时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殊性。我知道那一段日子是满满的,但却不知道有哪件事可称得上重要。
现在想来,我在大学的不写就是来源于童年的不写。我对写作的理解与误解都埋藏在童年,儿时的思想决定态度。有很多年我都在受内在冲动的驱策,时而激动时而困惑,却很少想到,所有的倾向都有内在的源头。
在我的童年,生活热闹、顺畅且平凡。我的家庭不富也不穷,家教平和宽松,学校竞争不强烈,小伙伴都住在同一个大院,每天吃饭、玩耍、上学、放学。和一些孩子要好,和另外一些孩子耍心眼闹脾气。收到过情书,也给男孩子送过礼物。总之是不缺少任何行动的可能,也就从未获得过倾诉的欲望。
以为书写就是一种倾诉,这是我对书写的误解之一。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曾描述幼年孤独而封闭的成长,描述内心的无穷幻想和细微的敏感,我知道他们因此而提笔,将写作当作生活与自我的出路。我羡慕他们的情感丰富,但我不是这样。我有什么好倾诉的呢,我不知道,我的生活都是些寻常的事情,而那些寻常没有促使我倾诉。
与此相关的,是对书写的第二重误解。我知道困窘能够催生情怀,便以为所有的情怀都需要从困窘中催生。我在潜意识里把书写和生活里的事件分开,以为书写就是对生活里一些故事的描述,因此我并非不想书写,而是暗自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够生出些生离死别,以便让我也有描述的机会。我希望自己有动荡坎坷的身世与成长,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能够含着眼泪回忆感人的背景。我渴望故事,但不是渴望去创作,而是渴望它发生,然后我叹息。我不觉得编造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对我的生活有什么重要,我想要的是经历。这种倾向在我懵懂的童年和迅速变化的大学一直贯穿,让我每每拿起笔又放下,长时间徘徊,我想要写一些虚幻的事出来,但又觉得生活本身还正在展开,让我不能转开目光,心驰神往。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明白书写本身的真实性。我终于发现,任何事件的反应与描述都不唯一,确定这种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才是书写的真正任务。那种认为发生某种状况必然伴生某种情绪的假想,只是来源于对状况和对情绪都了解太少。书写并不依赖于生存状态,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状态。
这些是我重新提笔的理由,只是它们来得有些晚,当我大四回到写作中来,距离新概念获奖已经几年过去了。
我参加新概念是为了初中的语文课。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启蒙是极端幸运的事,在遇到启蒙的同时遇到同道中人就更为幸运。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年轻而温柔,带着我们读诗读词,猜字谜,推荐有思想的书,讲评俄罗斯文学。她的字极漂亮,言辞清雅,每周在我们的周记后面写诗一样的评语。我和几个女孩子因此成了至交,我们大量阅读,写长长的文章,为了下一周的好评绞尽脑汁。我们相互传看周记,相互点评,不谈文笔结构,而是彻底做心情的抒发。我们在对方本子上用铅笔写的评述甚至能超过对方的原文,我们不需要商量,也能常常在某一周选择同样的主题。我们不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是一个言为心声的人与志同道合者的关系,我们不需要额外的读者,虽然周记也会在班内其他同学中流传,但不是为了广泛的读者而写作。我们一心渴求细腻的情绪和卓尔不凡的见识,在充满幻想和柔情的交流中完成文字中的自我型塑。 在我的记忆里,这一段时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用了很多时间很多的努力希望去恢复那样一种传统。高中我转到了另外的城市,远离了那个词语绚丽喷涌的清泉中央,我拼命地写信,在新的班里做语文课代表,期望能将当时的感觉延续,或者重新建立。但没有成功。从高二开始,我们往来的信件渐渐少了,新的班里也少有人与我呼应。并不是其他人不理会我,而是我心怀恐慌地发现,我和我的伙伴们一同、慢慢地失去了那种由内而外的、热切表达的欲望。
于是我在高三偷偷报名参加了新概念,没有告诉老同学,也没有告诉新同学。我拿了一等奖回来,把透明的奖牌塞进柜子,和从前笔迹稚嫩的周记本塞到一起。这对我来说是个极重要的事件,但我没有延续它的计划。它不意味着一个开始,而意味着结束。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不再拿得准写作在我生活中的位置,也不再拥有阅读者,我甚至觉得头脑中回忆里的词语其实并不真实。得奖是让我心安的一个确证。我把奖牌看成是一种见证,一种摸得到的真实,它清透而坚固,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向我证明曾经的那个十四岁的女孩不是一种幻想。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初中的日子可以说是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诞生。这也是我这些年对这段时光念念不忘的原因。按照米德和戈夫曼的术语,这段时光标志了我第一次有意识地从小写的me向大写的I过渡,我第一次“发现”有“我”这样事物存在,也是第一次主动地想让自己向某个方向转变,而不是单纯地希望做成别人眼中的完美小孩。对我来说,这种自我诞生的过程是主观记忆的开始,因此非常重要。
但这段时光也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我在大学里用了很长时间才大致走了出来。在这段时光里,随着I的登场,几乎不可避免地同时生成了一个新鲜的me,一个新的形象,一套与儿时装扮不同的新鲜的戏服。我重新进入了角色。而由于我太喜欢这段时光,这种新的扮演比儿时的不自觉更难于退却。我知道维持某种姿态并不真实,但却就是不愿放弃那姿态所带有的敏锐和感伤。我的文字开始变得与生活脱节,我关注的事物和态度已经转变了方向,但每每当我落笔,我的笔尖就又不自觉地回到从前那个眼神迷茫的少女。这种分歧让我困惑,让我不能动笔,让我气馁很久,却不知道理由。
实空间与虚空间
2007年夏天,我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参加一个暑期学校。上午有报告,下午很自由。我在街头游逛,路过一家租书店,进去转,拎了几本小说和漫画出来。
走出店门,我站在空无一人的燥热的街上,阳光白晃晃地打在头顶,有点睁不开眼睛。四周是一排小饭馆和音像店,路口停着卖西瓜的卡车,有人在打牌,尘土飞扬。我手里拎着袋子,袋子里装着很多年没有碰过的卷着边的漫画和通俗小说。
我在那一刻静住了。我被一种真实的力量震颤,仿佛突然之间打开了一道通向天空的门。我从抖动的空气中看到了时间的彼端,看到小时候,看到一个能代表我整个成长阶段的画面,清楚地飘浮在眼前。我久久地站在街上,凝视着虚空里的图景。我开始明白在大学里让我焦灼的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我看到那幅画面里凝结着我少年时期的全部微妙和全部困扰,我看到小女孩穿过菜市场,手捧花园。
这是一个有关于实空间与虚空间的问题,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理想与现实。我像包法利夫人一样被阅读所拯救,但也像包法利夫人一样被阅读所累。我甚至比一般孩子都更早地进入过虚拟的时空,在小学五年级就沉浸于阿尔卑斯的草原与小木屋。我像看待侠客一样看待我的同桌,像看待腾云驾雾一样看待我的未来。在现在的目光看来,或许会把这样的虚拟化称作对现实的逃遁,然而如果客观地回到当时那个女孩的坐标,我却必须承认,在她的眼睛里,手心的那座花园就是真实的。她不能够分得清实空间与虚空间的差别,以为虚空间只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实空间,她甚至将虚空间的花朵当作眼镜来看周围的一切,于是她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菜市场,尽管身处其中,却一次都没有看到过。
于是,在我成长到矛盾与分裂的现在,我开始明白长辈对少年的不解与不屑。以我现在的视角,我能够看到她的花园只是捧在手里的花园,只对她一个人成立。在从她到我的过程中,实空间和虚空间的大小发生了根本性的倒置:她以为无限巨大能包容身边一切的花园,慢慢变成了现实空间中狭小的一隅,被客观世界逐渐包容起来。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微妙的过程。我自己都说不清,究竟是到过了哪些地方,经过了哪些事情,才能慢慢在多个世界中转换自如。这过程虽然如此平凡,平凡得每个人都经历过,但却让我经历得无比艰苦。我深知实空间的真实,但也深知虚空间的真实。为此我在提笔的时候曾经久久犹豫,不知道该书写菜市场还是花园。我挣扎了很久才最终决定,我想写能够相通的菜市场和花园。
写作重新成为一种需要
现在回想起初中的写作,我想我开始明白了是什么对我进行了召唤。那是写作的另一冲吸引,除了倾诉与讲述的能力,写作还可以沟通。
我想我是依恋于那个时候有人交流、有人理解的幸福的。即便是过于理想的美化,我也还是觉得能有一群在精神流浪的旅途上相互往来的同伴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我开始重新回想那个时期的真正意义,我发觉敏锐和伤感都不是那段日子的核心,而聆听才是。我们将自己的思绪以最清晰的方式说给别人,企盼别人能懂,同时也是让自己听自己的声音。我们在听别人的迥异的思路之后仍然保留,或者说更坚持地保留了自己的想法,这本身就是一个与自我交谈的过程。我们在懵懂无措的单纯的青春用这样的方式彼此支持,却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复杂的长大之后不自觉地放弃。
因此我又开始写作了。在距离获奖四年之后,慢慢地重新提起了笔。这一次我知道我要什么,写作重新成为一种需要。需要是一种力量。就像爱一个人一样,若非全身细胞都情感性的需要对方,那便难以达到那种真挚的让自己幸福的状态。我真正开始需要我的笔,在每一个默默行走的时刻,在每次冲突与打击的时候,在每一处新的风景,我都需要我的笔,需要它带我度过每个难关,需要它将我的生活传递出去,同时吸纳另外千千万万个生活进入我心。我需要交流。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怕与爱。我们这一代也不例外。我们和前一代人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我们都怕失去灵魂,怕活得像行尸走肉,怕生命没有了自由。这怕是我们共同的困惑、焦虑、甚至悲哀,是我们很多很多举措的内在真实推动力。但我们眼中的世界和前人却大不相同,前人看到的我们没有看到,而我们认为真实的前人看上去只是掌中花园。于是前人怕失去实践从而失去灵魂,而我们怕实践让我们失去灵魂。这其中有多少浮面的不理解与凭空的臆断,让我们久久沉浸在隔膜,不能相互领会。我们并不是反叛的一代,而是寻觅之旅的继承人。我们行为夸张,言辞激烈,可是这不能掩饰我们的怕与爱。我们怕不自由,爱真正“活着的”灵魂,这一点我们与前辈及前辈的前辈毫无二致。
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我,关于写作。作为我们这一代人自觉地持续的话语尝试,它,和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走向重复的戏剧,还是走向敞开的舞台,在这个时间,是一个决断。我想我们除了营造属于自己的美丽的花园,或许也可以开始另一种自觉的书写,让目光打通空间的转换,让言语向外抵达。“代”的意识由外界强加给我们,而我们可以赋予它全新的意义。我们可以边长大边思索,在完全型塑之前便开始审视,在历史展开之间便开始反思。如果说我有什么希冀,那便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之前之后的许许多多代人中间,用书写弥合记忆的错失,用书写连贯本能的追寻,用书写抵达心灵,用书写穿透时间的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