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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一年的办公场所；免费的办公桌、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常用办公设备；免费的公共文秘、财会、人事服务；免费的创业咨询、项目评估、管理培训等服务；免费办理大学生创办企业各类证照、协助落实有关财税优惠政策……
曾华宗就是被这些颇具诱惑的创业条件从实验室拽出来的创业青年。4年前，研究生毕业的他在生物科技领域拿到了多个殊荣，并且有好几家世界500强企业都向他发出邀请。但是，当曾华宗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创业天堂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创业。
如今，在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的孵化器里聚集着诸多优秀的青年创业者，曾华宗创办的上海敏芯信息科技公司已经成长为园区的明星企业，这家起步不过4年的公司还承接了一个又一个千万级大单。他一边享受着创业的快乐，一边感恩杨浦创业园给他带来的机会。
其实，曾华宗最应该感谢的一个人应该是谢吉华。作为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简称“杨浦创业中心”）总经理，谢吉华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才将杨浦创业园打造成为一个创业者的天堂。
谢吉华摸索出的不仅仅是杨浦创业园的创业孵化模式，更是一条具有政府背景的孵化器，如何在整合政府资源的同时又充分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是中国式创业孵化的路线。目前，杨浦创业中心是中国国内首家、上海惟一一家“事转企”的孵化器。
截至2010年年底，像杨浦创业中心这样纳入中国火炬计划体系的孵化器总数已达 894家，在孵企业达56300多家，已毕业企业47000余家，其中上市企业138家。如果加上民间散落的孵化器，有不完全统计，早在2009年，中国的孵化器总数就已经超过1000家。
中国为数众多的孵化器如何能够更具活力、更有魅力，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通过这样的平台真正感受到犹如步入创业的天堂，这需要更多的谢吉华来思考、实践。
走出“双轨制”困惑谢吉华和杨浦科技的青涩年代
当国外的创业孵化器已经成为初期创业阶段的新势力时，中国的创业孵化器更多还只是概念。
1997年，杨浦科技创业中心在上海市委的要求下诞生，成为上海第一家在高校附近建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市经委的初衷是希望汲取国外成功的经验，依托复旦大学的优势，通过购买复旦大学周边一家工业企业，改建成为创业园区。”谢吉华还原了杨浦创业园最初的情景。
受限于资金的紧迫，偌大的园区只有寥寥几家靠政府扶持的企业。直到2001年，谢吉华接任杨浦创业中心的总经理。
“完全靠政府输血，一定不是创业孵化的出路。”谢吉华的上任，让这个完全是政府性质的公益组织开始转向事业单位，“我们开始在一个创业中心打造两个班子、两套制度。”谢吉华所谓的“两个班子、两套制度”是指，2001年杨浦创业中心顺利完成第一次体制改革，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为：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孵化基地公司）和一个非盈利性的事业单位（创业中心）。如此一来，杨浦创业中心形成一套政府持续帮扶创业的体系，同时，创业中心也像一个企业开始市场化运作。
在谢吉华看来，想要维持创业中心的持续发展，必须采取部分自救的方式。即政府的补贴完全用于支持创业者创业，而公司的运营收入也可以反哺支持创业，谢吉华还把这种创业孵化模式比作“两条腿模式”。孵化基地公司靠264万元流动资金奇迹般地造起了两栋现代化大楼，让原本6000平方米的旧厂房变成了60000多平方米的两栋大楼。
谢吉华用三年的时间验证了“两条腿模式”。“我们总是被动地在做能力有限的事，而不是主动出击。”谢吉华发现，政府的补贴加上创业中心无本的经营，对创业者扶持的力度有限，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假使有100个符合资质的人寻求帮助，创业中心也只能满足其中的10个人。说白了，就是没钱。
“两条腿中有一条是血脉不畅的，而它也影响了另一条腿的健康成长。”谢吉华用这样一个比喻说明了杨浦创业中心当时的状况。谢吉华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创业者往往把中心给与他们的支持看作是施舍，从而严重的挫伤了他们创业的情绪。”
2004年，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杨浦创业中心作为上海市创业中心改制的试点，由此又带来了孵化基地公司与创业中心合二为一的变革，成立了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一方面，让政府的资金帮助中心扩大发展规模；另一方面，对创业者采取合同制，完善创业者的权益，让他们不再认为中心给予他们的是施舍，而是一种平等的交易。“合”的结果，则更使孵化器建设向市场化运作跨出了一大步。
“之后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杨浦创业中心从一个很小的孵化器变成上海最大的孵化器，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谢吉华说。到2007年，杨浦创业中心为了进一步探索孵化器的发展方向，寻找更加有利于孵化器发展的道路，制定了未来3～5年的战略发展规划，明确了战略目标，迈出了集团化发展的步伐。
回顾过去的10年，谢吉华和杨浦创业中心都经历了一个青涩的年代。正是谢吉华和杨浦创业中心的“探路”，让更多政府背景的孵化器，甚至是像李开复这样的民间创业孵化机构看到或者印证了中国创业孵化的方向。
引入“导师”带路 催化创业，少走弯路
曾华宗正在忙着张罗一场关于生物芯片的培训，这是在他创业的4年里做的第6次培训了。“培训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找人。”曾华宗一脸神秘地说。
原来，曾华宗自从被创业园诱惑进来后，就接连不断地出现企业运营上的困惑。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人。“生物科技专业的同仁们都去外企谋求高就了，谁愿意来我这个刚创业的小公司？”曾华宗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大项目和自己擦肩而过，自己就只有几个共同创业的铁杆哥们，力量绵薄。
不仅仅是曾华宗，创业园区的大多数都是高科技企业，他们普遍缺乏专业技术类人才。为了让创业者们少走弯路，谢吉华决定学习国外引入导师帮扶创业者，这样一来，即便日后再有问题，他们都可以请教各自的导师。
曾华宗的导师为其献计——针对行业内关注的话题搞培训。在这位导师看来，曾华宗在校期间拿过一些专利和奖项，只要他肯把自己的成果和大家分享，势必吸引行内人关注，借此机会再“推销”自己的企业。导师的计策让曾华宗茅塞顿开，而培训也成为他追求人才屡试不爽的招式。
从资金帮扶到导师带路，谢吉华的创业中心已然成为一个创业乐园，因为创业者只要来这里追求自己的梦想，至少90%以上是不会失败的。这股导师带路的创业孵化风暴也在此刻迅速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北京、大连、成都等都建立起了导师型的创业孵化工场。
“初次尝试引入导师带创业者的模式很困难。”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邱伟表示，请来的导师们经常会因为“工作忙”而不辞而别，很难和创业者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沟通。
起初，谢吉华也遭遇过同样的尴尬。“人家凭什么放下手中的工作来给他们当导师？”不过，后来他找到了一个说服导师们的理由。谢吉华自己就是一位创业导师，他发现和学生的交流是一种双赢，既给学生解惑，又能让自己的思路更开阔。于是，谢吉华索性安排导师们和学生多见面。在经过几次师生心灵的碰撞后，即便谢吉华不主动组织活动，他们也会各自私下见面交流。
而成都创业园更有创新的模式，邱伟会定期安排“拜师会”，通过这个“拜师会”让更多导师和创业者相互交流，包括业务上的合作。另外，邱伟还会安排专门的导师会，便于导师之间洽谈一些业务上的往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吸引了很多企业家加入导师的队伍，他们也和创业者们关系很融洽。”邱伟表示。
相比较之前孵化器对创业企业的扶持主要是提供资金、厂房，现如今，对孵化器的要求更高，包括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使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我们不能让孵化器里的企业自然成熟，而要催化它成熟。”中国创业中心专委会主任王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往的做法是通过短期培训、专家讲座来培养孵化器管理者，“有效果，但不是最佳效果”，所以他们正在考虑培养一批专业的孵化器管理者，把这些人配备给企业，“国外称他们是‘企业的辅导员’、‘教练’”。
撬动庞大的社会资本用市场之手解决“钱袋”问题
无论是对于政府背景的孵化器，还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创业孵化平台来说，想要做创业孵化，资金的来源尤其重要。
2009年，谢吉华和他的团队开始酝酿第三次改革。2010年3月，由上海杨浦创业中心作为主发起人，整合了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各方上亿元资金，成立上海寅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中民营资本占40%，国资占60%。这只规模为1亿元的创投基金，意在以国家基金撬动庞大的社会资本，聚焦科技型中小企业，破解长久以来困扰企业的资金难题。
与此同时，2009年年底中国孵化器投资基金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主要由多个民营孵化器和非财政资金组成的全国性专业孵化基金，被认为“具有探索价值”。该基金意在引导各类全国性或区域性、行业性的天使基金与孵化器的紧密合作，一定程度上解决创业企业的融资“瓶颈”。2010年，中孵基金已经成功投资多家科技型初创企业。
孵化器的发展思路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利用对创业企业在服务、辅导、跟踪过程和前景判断方面的独特优势，探索以管理团队参与孵化基金的方式，形成与金融机构、孵化企业利益关联的“持股孵化”模式。
也就是在2009年，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创立，这在某种程度上拉开了民间力量、纯市场化机构加入到创业孵化队伍的序幕。
“中国创业孵化的进步在于，过去是有多少钱帮多少人，现在是有多少人出多少钱。”谢吉华表示。
夏颖奇对这一点也深有感受。在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工作了十年，现在是中关村论坛协会秘书长的他，很清楚地记得，2000年时只有IDG在中关村设有常驻机构，当时中关村管委会也没有针对风险投资的政策。“红杉啊，金沙江啊，汉能啊，等等，这些都是后来进来的，现在国际著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都关注中关村，大部分在中关村都有分支机构，有投资，而且是拿着大量的钱到处在找好的项目。”
中关村管委会对投资园区内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实施的风险补贴政策是，按照其实际投资额的10%给予风险补贴。如今已累计为31家创业投资机构的113个项目提供风险补贴8019万元。
资料显示，活跃在中关村的创投机构已有1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约200多亿美元，近5年来，中关村地区发生的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均占全国的1/3左右。显然，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一个投资创业项目的产业集群。
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最近在参加中关村举行的一次投资会议时曾说，现在创投机构在中关村的竞争已是“水深火热”，下手一定要快，否则就会被对手抢了先。
在成都，创业园已经建立了一个创业融资的多元模块。邱伟介绍，目前整个帮扶青年创业的融资由5部分构成，包括政府基金、公益借款帮扶、天使投资基金、银行贷款、社会风险投资。
谢吉华们已经看到，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已经摸索出相对成熟、完善的创业“孵化器”样本。
曾华宗就是被这些颇具诱惑的创业条件从实验室拽出来的创业青年。4年前，研究生毕业的他在生物科技领域拿到了多个殊荣，并且有好几家世界500强企业都向他发出邀请。但是，当曾华宗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创业天堂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创业。
如今，在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的孵化器里聚集着诸多优秀的青年创业者，曾华宗创办的上海敏芯信息科技公司已经成长为园区的明星企业，这家起步不过4年的公司还承接了一个又一个千万级大单。他一边享受着创业的快乐，一边感恩杨浦创业园给他带来的机会。
其实，曾华宗最应该感谢的一个人应该是谢吉华。作为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简称“杨浦创业中心”）总经理，谢吉华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才将杨浦创业园打造成为一个创业者的天堂。
谢吉华摸索出的不仅仅是杨浦创业园的创业孵化模式，更是一条具有政府背景的孵化器，如何在整合政府资源的同时又充分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是中国式创业孵化的路线。目前，杨浦创业中心是中国国内首家、上海惟一一家“事转企”的孵化器。
截至2010年年底，像杨浦创业中心这样纳入中国火炬计划体系的孵化器总数已达 894家，在孵企业达56300多家，已毕业企业47000余家，其中上市企业138家。如果加上民间散落的孵化器，有不完全统计，早在2009年，中国的孵化器总数就已经超过1000家。
中国为数众多的孵化器如何能够更具活力、更有魅力，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通过这样的平台真正感受到犹如步入创业的天堂，这需要更多的谢吉华来思考、实践。
走出“双轨制”困惑谢吉华和杨浦科技的青涩年代
当国外的创业孵化器已经成为初期创业阶段的新势力时，中国的创业孵化器更多还只是概念。
1997年，杨浦科技创业中心在上海市委的要求下诞生，成为上海第一家在高校附近建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市经委的初衷是希望汲取国外成功的经验，依托复旦大学的优势，通过购买复旦大学周边一家工业企业，改建成为创业园区。”谢吉华还原了杨浦创业园最初的情景。
受限于资金的紧迫，偌大的园区只有寥寥几家靠政府扶持的企业。直到2001年，谢吉华接任杨浦创业中心的总经理。
“完全靠政府输血，一定不是创业孵化的出路。”谢吉华的上任，让这个完全是政府性质的公益组织开始转向事业单位，“我们开始在一个创业中心打造两个班子、两套制度。”谢吉华所谓的“两个班子、两套制度”是指，2001年杨浦创业中心顺利完成第一次体制改革，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为：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孵化基地公司）和一个非盈利性的事业单位（创业中心）。如此一来，杨浦创业中心形成一套政府持续帮扶创业的体系，同时，创业中心也像一个企业开始市场化运作。
在谢吉华看来，想要维持创业中心的持续发展，必须采取部分自救的方式。即政府的补贴完全用于支持创业者创业，而公司的运营收入也可以反哺支持创业，谢吉华还把这种创业孵化模式比作“两条腿模式”。孵化基地公司靠264万元流动资金奇迹般地造起了两栋现代化大楼，让原本6000平方米的旧厂房变成了60000多平方米的两栋大楼。
谢吉华用三年的时间验证了“两条腿模式”。“我们总是被动地在做能力有限的事，而不是主动出击。”谢吉华发现，政府的补贴加上创业中心无本的经营，对创业者扶持的力度有限，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假使有100个符合资质的人寻求帮助，创业中心也只能满足其中的10个人。说白了，就是没钱。
“两条腿中有一条是血脉不畅的，而它也影响了另一条腿的健康成长。”谢吉华用这样一个比喻说明了杨浦创业中心当时的状况。谢吉华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创业者往往把中心给与他们的支持看作是施舍，从而严重的挫伤了他们创业的情绪。”
2004年，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杨浦创业中心作为上海市创业中心改制的试点，由此又带来了孵化基地公司与创业中心合二为一的变革，成立了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一方面，让政府的资金帮助中心扩大发展规模；另一方面，对创业者采取合同制，完善创业者的权益，让他们不再认为中心给予他们的是施舍，而是一种平等的交易。“合”的结果，则更使孵化器建设向市场化运作跨出了一大步。
“之后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杨浦创业中心从一个很小的孵化器变成上海最大的孵化器，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谢吉华说。到2007年，杨浦创业中心为了进一步探索孵化器的发展方向，寻找更加有利于孵化器发展的道路，制定了未来3～5年的战略发展规划，明确了战略目标，迈出了集团化发展的步伐。
回顾过去的10年，谢吉华和杨浦创业中心都经历了一个青涩的年代。正是谢吉华和杨浦创业中心的“探路”，让更多政府背景的孵化器，甚至是像李开复这样的民间创业孵化机构看到或者印证了中国创业孵化的方向。
引入“导师”带路 催化创业，少走弯路
曾华宗正在忙着张罗一场关于生物芯片的培训，这是在他创业的4年里做的第6次培训了。“培训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找人。”曾华宗一脸神秘地说。
原来，曾华宗自从被创业园诱惑进来后，就接连不断地出现企业运营上的困惑。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人。“生物科技专业的同仁们都去外企谋求高就了，谁愿意来我这个刚创业的小公司？”曾华宗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大项目和自己擦肩而过，自己就只有几个共同创业的铁杆哥们，力量绵薄。
不仅仅是曾华宗，创业园区的大多数都是高科技企业，他们普遍缺乏专业技术类人才。为了让创业者们少走弯路，谢吉华决定学习国外引入导师帮扶创业者，这样一来，即便日后再有问题，他们都可以请教各自的导师。
曾华宗的导师为其献计——针对行业内关注的话题搞培训。在这位导师看来，曾华宗在校期间拿过一些专利和奖项，只要他肯把自己的成果和大家分享，势必吸引行内人关注，借此机会再“推销”自己的企业。导师的计策让曾华宗茅塞顿开，而培训也成为他追求人才屡试不爽的招式。
从资金帮扶到导师带路，谢吉华的创业中心已然成为一个创业乐园，因为创业者只要来这里追求自己的梦想，至少90%以上是不会失败的。这股导师带路的创业孵化风暴也在此刻迅速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北京、大连、成都等都建立起了导师型的创业孵化工场。
“初次尝试引入导师带创业者的模式很困难。”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邱伟表示，请来的导师们经常会因为“工作忙”而不辞而别，很难和创业者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沟通。
起初，谢吉华也遭遇过同样的尴尬。“人家凭什么放下手中的工作来给他们当导师？”不过，后来他找到了一个说服导师们的理由。谢吉华自己就是一位创业导师，他发现和学生的交流是一种双赢，既给学生解惑，又能让自己的思路更开阔。于是，谢吉华索性安排导师们和学生多见面。在经过几次师生心灵的碰撞后，即便谢吉华不主动组织活动，他们也会各自私下见面交流。
而成都创业园更有创新的模式，邱伟会定期安排“拜师会”，通过这个“拜师会”让更多导师和创业者相互交流，包括业务上的合作。另外，邱伟还会安排专门的导师会，便于导师之间洽谈一些业务上的往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吸引了很多企业家加入导师的队伍，他们也和创业者们关系很融洽。”邱伟表示。
相比较之前孵化器对创业企业的扶持主要是提供资金、厂房，现如今，对孵化器的要求更高，包括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使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我们不能让孵化器里的企业自然成熟，而要催化它成熟。”中国创业中心专委会主任王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往的做法是通过短期培训、专家讲座来培养孵化器管理者，“有效果，但不是最佳效果”，所以他们正在考虑培养一批专业的孵化器管理者，把这些人配备给企业，“国外称他们是‘企业的辅导员’、‘教练’”。
撬动庞大的社会资本用市场之手解决“钱袋”问题
无论是对于政府背景的孵化器，还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创业孵化平台来说，想要做创业孵化，资金的来源尤其重要。
2009年，谢吉华和他的团队开始酝酿第三次改革。2010年3月，由上海杨浦创业中心作为主发起人，整合了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各方上亿元资金，成立上海寅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中民营资本占40%，国资占60%。这只规模为1亿元的创投基金，意在以国家基金撬动庞大的社会资本，聚焦科技型中小企业，破解长久以来困扰企业的资金难题。
与此同时，2009年年底中国孵化器投资基金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主要由多个民营孵化器和非财政资金组成的全国性专业孵化基金，被认为“具有探索价值”。该基金意在引导各类全国性或区域性、行业性的天使基金与孵化器的紧密合作，一定程度上解决创业企业的融资“瓶颈”。2010年，中孵基金已经成功投资多家科技型初创企业。
孵化器的发展思路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利用对创业企业在服务、辅导、跟踪过程和前景判断方面的独特优势，探索以管理团队参与孵化基金的方式，形成与金融机构、孵化企业利益关联的“持股孵化”模式。
也就是在2009年，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创立，这在某种程度上拉开了民间力量、纯市场化机构加入到创业孵化队伍的序幕。
“中国创业孵化的进步在于，过去是有多少钱帮多少人，现在是有多少人出多少钱。”谢吉华表示。
夏颖奇对这一点也深有感受。在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工作了十年，现在是中关村论坛协会秘书长的他，很清楚地记得，2000年时只有IDG在中关村设有常驻机构，当时中关村管委会也没有针对风险投资的政策。“红杉啊，金沙江啊，汉能啊，等等，这些都是后来进来的，现在国际著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都关注中关村，大部分在中关村都有分支机构，有投资，而且是拿着大量的钱到处在找好的项目。”
中关村管委会对投资园区内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实施的风险补贴政策是，按照其实际投资额的10%给予风险补贴。如今已累计为31家创业投资机构的113个项目提供风险补贴8019万元。
资料显示，活跃在中关村的创投机构已有1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约200多亿美元，近5年来，中关村地区发生的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均占全国的1/3左右。显然，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一个投资创业项目的产业集群。
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最近在参加中关村举行的一次投资会议时曾说，现在创投机构在中关村的竞争已是“水深火热”，下手一定要快，否则就会被对手抢了先。
在成都，创业园已经建立了一个创业融资的多元模块。邱伟介绍，目前整个帮扶青年创业的融资由5部分构成，包括政府基金、公益借款帮扶、天使投资基金、银行贷款、社会风险投资。
谢吉华们已经看到，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已经摸索出相对成熟、完善的创业“孵化器”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