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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思想情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动变化过程。一方面，从家族主义出发，通过移孝作忠，家国情怀仿佛与生俱来，成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初心，也决定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志趣。另一方面，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闻一多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主张。他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于是，他的爱国主义，便跟家族主义若即若离；他的民族主义，又跟反对封建专制的个人主义，跟“天下一家”的大同主义牵扯在一起。这是忠孝的两难，这是情理的纠结，这是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国家民族面临大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爱恨交织又无法割舍的复杂心态。
关键词：闻一多；家国情怀；家族主义；反思；批判；纠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03
一个人的思想情感的生成和运动变化，离不开他的家庭、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他接受的教育和他的个人经历。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大家庭，又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国家民族面临大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经历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家世和生活经验，培养了闻一多的思想情感，也决定了他的思想情感的运动变化。首先，他是世家子弟。闻一多的童年是在一个四世同堂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中度过的，他幼承家学，自小对传统文化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培养自己的大家族以及这个大家族所代表的文化，也有近乎本能的留恋。成年之后，他的婚姻虽是父母包办，但还算美满幸福，并且儿女成群，对于妻子儿女，他也有近乎本能的爱和责任。家族主义奠定了闻一多的思想情感基础。其次，他是五四青年。他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思潮的洗礼，亲历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注定了他反对复古、要求革新的文化主张，也注定了他必须经历一个从家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思想嬗变。第三，他是清华留美学子。他经历过封建包办婚姻，也呼吸过西方民主自由的空气。包办婚姻让他亲身体验到家族文化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压迫，而他接受的美国教育又让他难以避免地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认识到民主、自由、人权思想与忠孝思想的内在冲突。因此，阅读闻一多的诗文，我们不难发现，在闻一多的思想情感世界里，有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家族主义；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其中，爱国主义成为闻一多思想情感运动变化中的一条主线。
一、闻一多的家国情怀
闻一多是伟大的爱国诗人。
从1912年到1922年，正是闻一多的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学校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其时，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闻一多开始了新白话诗的创作和新诗歌理论的研究，成长为一名诗人。
闻一多说过，“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种“爱”，就是诗人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就是对于家国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情感和胸怀，它既是爱国如家爱国人如家人的深厚情感，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广阔胸怀，它是家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是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中国文化是家国文化。家国文化的理论形态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忠孝思想，忠孝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家国同构，忠孝相通”。家国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家国情怀的重心是在家行孝；在现代社会，家国情怀的重心则要转移到为国尽忠。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引发了闻一多的爱国思想。他在5月17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远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1]在闻一多看来，忠孝的本质是爱和责任。孝不只是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和报恩，更是个人对家庭和家人的爱和责任；忠并非是臣民对君父的服从，而是国民对国家和人民的爱和责任。孝就是家族主义，忠就是爱国主义；孝是忠的思想情感基础，忠是孝的扩大和延伸；在家行孝和为国尽忠，都是天经地义。因此，一个中国人，只须移孝作忠，将思想情感的重心从家庭、家族和家人移动到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国思想便可以水到渠成。
家国情怀的一种表现是乡愁，总是在背井离乡的时候愈加浓烈。1922年9月24日，赴美国留学刚刚两个月的闻一多在给校友吴景超的信中，就深有感触地说，“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他还特别声明：“我想的不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2]从对家和家人的小爱到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闻一多完成了从家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思想嬗变。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在言为诗。”[3]闻一多的诗，正是诗人的家国情怀的表达，是家族主义情感的升华，是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
以《七子之歌》为例。《七子之歌》是闻一多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组诗。作者在诗的引言中说，创作这组诗的动机，是有感于国土丧失，国人视之漠然，乃借《诗经·邶风·凯风》的古意，将祖国先后丧失之土地喻为“七子”，“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希望以此激励国人努力奋斗，以实现中华“七子”之早日归来。《凯风》是一首劝孝的诗，其中有“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的话。《七子之歌》巧妙地借用了《诗经》中的劝孝题材，以家喻国，以孝言忠，用家族主义的语言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用骨肉亲情来调动人们的爱国情感，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闻一多爱国主义诗歌中的經典作品。
从家族主义出发，通过移孝作忠，家国情怀仿佛与生俱来，成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初心，也决定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志趣。
二、闻一多对家族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闻一多是杰出的文化学者。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已经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苦难深重。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任务。那时，中国文化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何在？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新生的出路何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闻一多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继承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比较中西文化，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注定成为他的文化使命。
1925年5月闻一多回国之后，先后在多所大学教书和做研究。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促使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诗人向文化学者转身。到了1930年代，他已经诗兴不作而文化研究志趣正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目睹国土的沦丧，家人的颠沛流离，时局的动荡给闻一多的思想以极大的刺激。那时，他因为成天呆在家中钻研传统文化，而被同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于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闻一多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主张。这些文化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是闻一多思想情感的主线，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是抒写家国情怀；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是主张国家主义，或曰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主义原本是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内容，主张民族自决，以民族为建立国家政权的依据，以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为终极关怀。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则是由“家国”思想转化而来，它天然地包含着“家国同构，忠孝相通”的思想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是家庭，国家和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在家族主义，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主要是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结果，它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愈是民族危机加深，愈是感受到外来的民族压迫，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就愈加强烈。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带有反清复明、排满革命的某些思想内容；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民族主义就主要是反帝爱国主义。
正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闻一多开始自觉地把家国命运联系起来，思考忠孝两全的问题，提倡爱国主义。1924年暑假，身在美国的闻一多与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曾在芝加哥组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团体“大江会”。回国之后，闻一多也一度参与过国家主义团体组织的反苏反共集会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救亡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这自然成为闻一多学术研究中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发表于1944年3月1日昆明《中央日报》的《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集中反映了闻一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闻一多看来，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移孝作忠，这是我们的民族和文化的唯一出路。
2.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
闻一多主张民族主义，原因是爱国，目的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两条：第一是爱国；第二是排外。闻一多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提倡爱国是应该的，但要反对盲目排外。
闻一多指出，文化需要革新，革新有两种状态：演化和革命。“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如果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但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用革命来争取演化（1945年5月《“五四”断想》）。
3.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
闻一多是著名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主张文化革新，主张文化上的开放交流，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那么，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学什么？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新思想新文化？闻一多认为，代表西方先进文化的是它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新思想，这才是新文化的根本精神。民主、自由、人权带来了西方国家的发展进步，封建专制带来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对封建专制，就是追求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闻一多认为，“儒家学说所维护的家族制度，是建立封建制度的基础。”（1945年1月《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没有民主、自由、人权的个人只能是奴隶，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只能是奴隶社会。“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从盘庚到孔子，是我们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期。”（同上）孔子的理想不过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则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因此，中国社会，从董仲舒到孙中山这段悠长的期间，便无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同上）。儒家提倡的所谓“仁”，只是漂亮的名词，只是要求管理奴隶的方法高明点罢了。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儒家提倡忠孝思想，无非是要人们遵守长幼尊卑的秩序，不要犯上作乱，心甘情愿地做个奴隶而已。铲除儒家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土壤，关键在于士大夫的意识观念的转变；捍卫民主、自由、人权，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講》，在返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四十七岁。
闻一多以民主斗士的形象被载入史册，这是由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决定了的。
三、忠孝两难，情理纠结 中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代表，儒家学说的价值观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主义的价值观；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闻一多对此必然有切身的感受。
在新文化运动中，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受到各种诘难。家族主义被指责为保守的文化势力和落后的意识形态；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被认为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据，是万恶之源，是束缚中国人民的绳索；儒家学说被等同于封建主义的愚民学说。针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先后形成了三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有人主张以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取代家族主义，要求国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抑制和放弃家族利益，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取代家族主义，要求挣脱封建宗法思想和家族制度的束缚，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取代家族主义，消灭家庭和私有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三股社会思潮对闻一多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闻一多的文化主张，以民族复兴为宗旨，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紧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遵循着这样的思想逻辑：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须反对家族主义，发展民族主义；反对家族主义，发展民族主义，就是要面向未来，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找到新生之路，必须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就是要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努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其核心就是要反对以家族主义和儒家忠孝思想，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土壤，确立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然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脈，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一个民族的新文化的生成不可能依靠“换血”来实现，也不应该采用“转基因”的办法来实现。所谓全盘西化的道路注定是行不通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文化学者认识到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的道理，他们以文化救亡为宗旨，开始把学术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传统文化。对于闻一多这样一位出身于世家望族，书香门第，自幼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丰厚滋养的读书人而言，醉心于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审视儒家学说及其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主义的价值观，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闻一多身处国家危难之际，痛感于民族精神之不振，又眼看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妨碍到民族主义的发展，故不能不反对家族主义，不能不重估儒家学说和“孝”的价值。闻一多说，“忠孝不能两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能并立，不管你愿意与否，这是铁的事实。”“有人或许以为讲民族主义，必须讲民族文化，讲民族文化必须以儒家为皈依。因而便不得不替家族主义辩护，这似乎是没有认清历史的发展。而且中国的好东西至少不仅仅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好处也不在其维护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前人提过‘移孝作忠’的话，其实真是孝，就无法移作忠，既已移作忠，就不能再是孝了。倒是‘忠孝不能两全’真正一语破的了。”（1944年《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所谓“移孝作忠”，就是要以身许国，更通俗的说法是“舍小家为大家”、“从小爱到大爱”。如果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就接近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了。
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闻一多的态度是犹豫的。他认为，我们一直在为一种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天下主义而努力，那便是所谓“天下一家”的理想。现在，我们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这是到大同主义必经之路。”（同上）他向往大同主义，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在思想情感上拒绝向马克思主义移动，所以说出“家庭是永远不能废的，但家族主义不能存在”（同上）这样自相矛盾的话来。他本以为，民族主义与家族主义势不两立；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不并行。但是，在他的思想情感世界里，有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不仅他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都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并且这条主线将“家国天下”统统连接起来，最终又把他的思想引向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敢于毫无愧怍地说，“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4]
纵观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思想情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动变化过程。一方面，从家族主义出发，通过移孝作忠，家国情怀仿佛与生俱来，成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初心，也决定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志趣。另一方面，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闻一多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主张。他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于是，他的爱国主义，便跟家族主义若即若离；他的民族主义，又跟反对封建专制的个人主义，跟“天下一家”的大同主义牵扯在一起。这是忠孝的两难，这是情理的纠结，这是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国家民族面临大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爱恨交织又无法割舍的复杂心态。
注释：
[1]闻一多给父母的家信，转引自《闻一多的故事·投身“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2]闻一多给校友吴景超的信据《闻一多的故事·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3]见《诗大序》。
[4]1944年，闻一多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因为民盟支持中国共产党，有人就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回答，“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据《闻一多的故事·“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
关键词：闻一多；家国情怀；家族主义；反思；批判；纠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03
一个人的思想情感的生成和运动变化，离不开他的家庭、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他接受的教育和他的个人经历。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大家庭，又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国家民族面临大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经历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家世和生活经验，培养了闻一多的思想情感，也决定了他的思想情感的运动变化。首先，他是世家子弟。闻一多的童年是在一个四世同堂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中度过的，他幼承家学，自小对传统文化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培养自己的大家族以及这个大家族所代表的文化，也有近乎本能的留恋。成年之后，他的婚姻虽是父母包办，但还算美满幸福，并且儿女成群，对于妻子儿女，他也有近乎本能的爱和责任。家族主义奠定了闻一多的思想情感基础。其次，他是五四青年。他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思潮的洗礼，亲历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注定了他反对复古、要求革新的文化主张，也注定了他必须经历一个从家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思想嬗变。第三，他是清华留美学子。他经历过封建包办婚姻，也呼吸过西方民主自由的空气。包办婚姻让他亲身体验到家族文化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压迫，而他接受的美国教育又让他难以避免地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认识到民主、自由、人权思想与忠孝思想的内在冲突。因此，阅读闻一多的诗文，我们不难发现，在闻一多的思想情感世界里，有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家族主义；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其中，爱国主义成为闻一多思想情感运动变化中的一条主线。
一、闻一多的家国情怀
闻一多是伟大的爱国诗人。
从1912年到1922年，正是闻一多的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学校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其时，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闻一多开始了新白话诗的创作和新诗歌理论的研究，成长为一名诗人。
闻一多说过，“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种“爱”，就是诗人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就是对于家国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情感和胸怀，它既是爱国如家爱国人如家人的深厚情感，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广阔胸怀，它是家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是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中国文化是家国文化。家国文化的理论形态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忠孝思想，忠孝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家国同构，忠孝相通”。家国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家国情怀的重心是在家行孝；在现代社会，家国情怀的重心则要转移到为国尽忠。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引发了闻一多的爱国思想。他在5月17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远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1]在闻一多看来，忠孝的本质是爱和责任。孝不只是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和报恩，更是个人对家庭和家人的爱和责任；忠并非是臣民对君父的服从，而是国民对国家和人民的爱和责任。孝就是家族主义，忠就是爱国主义；孝是忠的思想情感基础，忠是孝的扩大和延伸；在家行孝和为国尽忠，都是天经地义。因此，一个中国人，只须移孝作忠，将思想情感的重心从家庭、家族和家人移动到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国思想便可以水到渠成。
家国情怀的一种表现是乡愁，总是在背井离乡的时候愈加浓烈。1922年9月24日，赴美国留学刚刚两个月的闻一多在给校友吴景超的信中，就深有感触地说，“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他还特别声明：“我想的不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2]从对家和家人的小爱到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闻一多完成了从家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思想嬗变。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在言为诗。”[3]闻一多的诗，正是诗人的家国情怀的表达，是家族主义情感的升华，是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
以《七子之歌》为例。《七子之歌》是闻一多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组诗。作者在诗的引言中说，创作这组诗的动机，是有感于国土丧失，国人视之漠然，乃借《诗经·邶风·凯风》的古意，将祖国先后丧失之土地喻为“七子”，“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希望以此激励国人努力奋斗，以实现中华“七子”之早日归来。《凯风》是一首劝孝的诗，其中有“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的话。《七子之歌》巧妙地借用了《诗经》中的劝孝题材，以家喻国，以孝言忠，用家族主义的语言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用骨肉亲情来调动人们的爱国情感，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闻一多爱国主义诗歌中的經典作品。
从家族主义出发，通过移孝作忠，家国情怀仿佛与生俱来，成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初心，也决定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志趣。
二、闻一多对家族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闻一多是杰出的文化学者。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已经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苦难深重。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任务。那时，中国文化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何在？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新生的出路何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闻一多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继承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比较中西文化，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注定成为他的文化使命。
1925年5月闻一多回国之后，先后在多所大学教书和做研究。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促使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诗人向文化学者转身。到了1930年代，他已经诗兴不作而文化研究志趣正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目睹国土的沦丧，家人的颠沛流离，时局的动荡给闻一多的思想以极大的刺激。那时，他因为成天呆在家中钻研传统文化，而被同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于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闻一多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主张。这些文化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是闻一多思想情感的主线，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是抒写家国情怀；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是主张国家主义，或曰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主义原本是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内容，主张民族自决，以民族为建立国家政权的依据，以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为终极关怀。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则是由“家国”思想转化而来，它天然地包含着“家国同构，忠孝相通”的思想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是家庭，国家和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在家族主义，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主要是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结果，它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愈是民族危机加深，愈是感受到外来的民族压迫，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就愈加强烈。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带有反清复明、排满革命的某些思想内容；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民族主义就主要是反帝爱国主义。
正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闻一多开始自觉地把家国命运联系起来，思考忠孝两全的问题，提倡爱国主义。1924年暑假，身在美国的闻一多与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曾在芝加哥组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团体“大江会”。回国之后，闻一多也一度参与过国家主义团体组织的反苏反共集会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救亡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这自然成为闻一多学术研究中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发表于1944年3月1日昆明《中央日报》的《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集中反映了闻一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闻一多看来，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移孝作忠，这是我们的民族和文化的唯一出路。
2.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
闻一多主张民族主义，原因是爱国，目的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两条：第一是爱国；第二是排外。闻一多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提倡爱国是应该的，但要反对盲目排外。
闻一多指出，文化需要革新，革新有两种状态：演化和革命。“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如果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但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用革命来争取演化（1945年5月《“五四”断想》）。
3.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
闻一多是著名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主张文化革新，主张文化上的开放交流，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那么，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学什么？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新思想新文化？闻一多认为，代表西方先进文化的是它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新思想，这才是新文化的根本精神。民主、自由、人权带来了西方国家的发展进步，封建专制带来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对封建专制，就是追求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闻一多认为，“儒家学说所维护的家族制度，是建立封建制度的基础。”（1945年1月《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没有民主、自由、人权的个人只能是奴隶，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只能是奴隶社会。“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从盘庚到孔子，是我们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期。”（同上）孔子的理想不过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则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因此，中国社会，从董仲舒到孙中山这段悠长的期间，便无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同上）。儒家提倡的所谓“仁”，只是漂亮的名词，只是要求管理奴隶的方法高明点罢了。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儒家提倡忠孝思想，无非是要人们遵守长幼尊卑的秩序，不要犯上作乱，心甘情愿地做个奴隶而已。铲除儒家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土壤，关键在于士大夫的意识观念的转变；捍卫民主、自由、人权，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講》，在返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四十七岁。
闻一多以民主斗士的形象被载入史册，这是由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决定了的。
三、忠孝两难，情理纠结 中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代表，儒家学说的价值观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主义的价值观；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闻一多对此必然有切身的感受。
在新文化运动中，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受到各种诘难。家族主义被指责为保守的文化势力和落后的意识形态；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被认为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据，是万恶之源，是束缚中国人民的绳索；儒家学说被等同于封建主义的愚民学说。针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先后形成了三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有人主张以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取代家族主义，要求国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抑制和放弃家族利益，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取代家族主义，要求挣脱封建宗法思想和家族制度的束缚，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取代家族主义，消灭家庭和私有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三股社会思潮对闻一多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闻一多的文化主张，以民族复兴为宗旨，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紧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遵循着这样的思想逻辑：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须反对家族主义，发展民族主义；反对家族主义，发展民族主义，就是要面向未来，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找到新生之路，必须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就是要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努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其核心就是要反对以家族主义和儒家忠孝思想，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土壤，确立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然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脈，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一个民族的新文化的生成不可能依靠“换血”来实现，也不应该采用“转基因”的办法来实现。所谓全盘西化的道路注定是行不通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文化学者认识到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的道理，他们以文化救亡为宗旨，开始把学术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传统文化。对于闻一多这样一位出身于世家望族，书香门第，自幼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丰厚滋养的读书人而言，醉心于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审视儒家学说及其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主义的价值观，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闻一多身处国家危难之际，痛感于民族精神之不振，又眼看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妨碍到民族主义的发展，故不能不反对家族主义，不能不重估儒家学说和“孝”的价值。闻一多说，“忠孝不能两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能并立，不管你愿意与否，这是铁的事实。”“有人或许以为讲民族主义，必须讲民族文化，讲民族文化必须以儒家为皈依。因而便不得不替家族主义辩护，这似乎是没有认清历史的发展。而且中国的好东西至少不仅仅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好处也不在其维护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前人提过‘移孝作忠’的话，其实真是孝，就无法移作忠，既已移作忠，就不能再是孝了。倒是‘忠孝不能两全’真正一语破的了。”（1944年《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所谓“移孝作忠”，就是要以身许国，更通俗的说法是“舍小家为大家”、“从小爱到大爱”。如果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就接近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了。
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闻一多的态度是犹豫的。他认为，我们一直在为一种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天下主义而努力，那便是所谓“天下一家”的理想。现在，我们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这是到大同主义必经之路。”（同上）他向往大同主义，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在思想情感上拒绝向马克思主义移动，所以说出“家庭是永远不能废的，但家族主义不能存在”（同上）这样自相矛盾的话来。他本以为，民族主义与家族主义势不两立；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不并行。但是，在他的思想情感世界里，有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不仅他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都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并且这条主线将“家国天下”统统连接起来，最终又把他的思想引向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敢于毫无愧怍地说，“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4]
纵观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思想情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动变化过程。一方面，从家族主义出发，通过移孝作忠，家国情怀仿佛与生俱来，成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初心，也决定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志趣。另一方面，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闻一多对家族主义和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主张。他反对家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反对文化复古，主张文化革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于是，他的爱国主义，便跟家族主义若即若离；他的民族主义，又跟反对封建专制的个人主义，跟“天下一家”的大同主义牵扯在一起。这是忠孝的两难，这是情理的纠结，这是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国家民族面临大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爱恨交织又无法割舍的复杂心态。
注释：
[1]闻一多给父母的家信，转引自《闻一多的故事·投身“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2]闻一多给校友吴景超的信据《闻一多的故事·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3]见《诗大序》。
[4]1944年，闻一多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因为民盟支持中国共产党，有人就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回答，“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据《闻一多的故事·“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