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眼光投向不可预知的前方已经成了我们的心理模式。但我决定在这样做之前，先穿越回20年前的小鮮肉时代，把那个快被遗忘的世界打开。
　　那个时候，已经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天空很蓝，到处可以感受到人心的躁动，“商业”、“赚钱”的吆喝声随处可见。但当我到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的时候，仍可以嗅到最后一丝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气息。我的无产阶级情操在那个氛围中被激发出来，并茁壮成长。
　　几个月后我发现，同事中，有一些人是早前从各地政府部门主动“调”过来的。在那个年代，只要有关系，这种调动基本没有障碍，彼此在制度中的地位和身份区隔并没有像此后拉得不可逾越。
　　他们从体制内到国企的原因似乎也挺简单：国企的工资比政府部门高，而且有较好的福利。同时受到制度和市场庇护的那家国企，即使是在下岗潮已经风行的年代里，也寄托了很多人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20年过去了，20年河东，20年河西，那家国企的营业收入排到了所在省份的前四，但是，早已没有公务员对它产生兴趣了。事实上，其员工和公务员比，在社会保障、身份地位、职业前景上，给人的感觉是比公务员低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阶层，显得灰头土脸。过去，当地有很多公务员和教师愿意嫁给这家国企的员工，但现在的难度系数已经不可想象，如果还有，那可能完全是因为纯洁的爱情。
　　中国社会的行业-职业红利快速流变和“迭代”，有的正享受红利，有的已步入寒冬，有的似乎正在等待它的风口。制度和市场的运作、变化，给不同行业—职业的人，设定、塑造了不同的前景和命运。他们的区别，除个人能力外，剩下的，是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的区别。
　　作为一个见证了20年行业—职业红利潮起潮落的油腻中年男人，我感慨不已。我知道，利益结构的重构，时间在加快。总体而言，时间也在缩短。
　　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
　　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
　　直观地看，王宝强显然拥有比一个横店的群众演员更高的市场地位；而一个处长，说他的制度地位和一个在海淀上班的IT码农是一样的，估计不会有人信。
　　王宝强之所以比群演拥有更高的市场地位，是因为他所拥有的职业能力和名气，在市场需求中是稀缺资源；处长之所以比码农有更高的制度地位，是因为他进入了体制内且拥有权力，但后者没有。
　　一个人进入某个行业-职业，无非是他可以得到什么，以及可以失去什么。而决定他得到、失去的，是制度、市场，以及制度和市场的混合物“制度 市场”这三种东西。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变魔术一样变出来，正是制度和市场这两尊神决定了资源、利益、福利、机会、前景的分配。
　　那么，一个行业-职业在制度或（和）市场中的地位越高，就越具有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益、福利、机会、前景向有利于自己分配的话语权，越能获取制度和市场红利。
　　我们可以说，当一个行业具有很高的制度地位或（和）市场地位时，它正处于红利期。体制内人员所得到的，来自于制度的分配；垄断性国企得到的，来自于制度 市场的分配；腾讯、阿里、京东等得到的，来自于市场的分配。显然，体制内人员的制度地位最高，他们受到制度的庇护，一些市场规模巨大的行业，比如腾讯、阿里、陌陌等，市场地位很高，但他们并不受制度庇护，只能在市场中找食。
　　制度具有稳定性，但市场恰恰具备动态的不稳定特征。所以，制度红利和市场红利不是一个概念。另外，制度地位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对社会的“社会控制”所决定，而市场地位则更多由科技以及满足需求的稀缺性决定。

好工作或者必须有制度罩着，或者必须有市场青睐。对此，三个毕业于985，一个进了政府部门，一个进了华为，另一个进了地方国企的同学，五年后相见，感受最为清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正是决定一个行业兴衰，在这个行业中的人的饭碗能端多久、含金量如何的外部条件。很多时候，年薪百万和月工资三千，不一定是个人的能力，而是行业在制度和市场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好工作或者必须有制度罩着，或者必须有市场青睐。对此，三个毕业于985，一个进了政府部门，一个进了华为，另一个进了地方国企的同学，五年后相见，感受最为清楚。
　　从制度地位、市场地位这个框架上看，处于绝对优势的行业，就是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都最高的。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现在在中国好像已经没有这样的行业了—国家机构不准经商。
　　那么，最好的行业，在不同的时期，那就是制度地位最高，或市场地位最高，或综合而言制度 市场地位最高的行业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某些国企，90年代到21世纪00年代的外企，银行，“两桶油”，通讯行业，其吸引力甚至超过体制内。但潮水过后，这些行业都褪色掉粉，显示出残酷落寞的一面，与之相比，报考公务员成为很多人的集体选择，社会热情越来越高。用脚投票往往比用手投票靠谱。
　　其次的行业，是没什么制度地位，市场地位也一般的。竞争性激烈的大量实体企业，如餐饮，就属于这种行业。它们贡献了大量的就业，但基本不是资本、人才表示很感兴趣的对象。 　　最差的行业呢？就是没什么制度地位，而市场地位也最低的行业，比如“引车卖浆者流”。要被“淘汰”的各种产业，基本也沦落到这个价值序列里。
　　潮起又潮落
　　1998年，当我在集体主义的余温中，听着同事“到了我们子女的那一代，仍然可以干下去”的话语时，还没有中国社会行业—职业的改变会天翻地覆的概念。企业雄厚的资源、实力和它不算低的制度地位，无形中助长了我和无数人在企业小社会里培养出来的天真。而这种天真，早已经让各地国企下岗工人吃尽苦头。
　　而当我们集体天真，对外面一无所知的时候，一个叫马云的34岁男人，正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冒着被人骂为骗子的风险，到处推销“互联网”，坚信互联网将改变世界。同一时间，一个叫张朝阳的人从美国归来，建立了一家名叫“搜狐网”的网站。而李彦宏、马化腾，这些当初没多人知道的名字，也开始在互联网创业。至于叫刘强东的那个人，刚刚在北京中关村卖光碟，公司的名字叫：北京京东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悄然之间，中国已被互联网灵魂附体。但是，它在那时最多是一个奇异的事物，还不是一尊神。
　　也是在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结束福利分房的时代，延续至今20年的房地产红利被释放出来。
　　但在“千禧年”的狂欢开始前，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电信等行业仍然在蛰伏，等待成王成圣的时刻，中国社会仍然是制造业在讲述创造财富的故事。中小国企的“改革”和下岗潮，并没有遮挡住制造业的光芒。在国企系列之外，长三角、珠三角的无数民营企业，仍然享受着它奇迹般成长的幸福时光。美的、科龙、步步高，通过电视广告，连三岁小孩都能够叫出它们的名字。
　　可是时间进入21世纪后，社会空间不同了。恍然之间，越来越多的外企好像变得特别的高大上，并引领着择业的时尚潮流，于是，制造业在外企的光环对比中迅速low化。出入于北上广深写字楼里穿着职业装、不时蹦出一句英文的白领占据了职业价值序列的高端位置。这些年来关于“中产阶层”的一些界定和研究，正是以此作为原始标本的。2001中国加入WTO后，外企大规模释放出了它们的红利。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中国和欧美、日韩在经济发展上的滞后性，当然还有对外资的优惠，使外企拥有了非常高的市场地位。进入这个行业—职业序列的人，算是当时情况下的一批人生赢家。
　　2002年，中国GDP增长9.1%，2003年，重回到10.0%以上，GDP的高速增长对能源如饥似渴，资源型行业，尤其是煤炭、石油迎来了行业的黄金时期。此后的几年，中国社会见证了无数煤老板的发家故事。到2005年的时候，“山西”、“矿难”、“煤老板”成为公共领域的关键词。又再过几年，陕西的神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依靠煤炭资源迅速崛起，鄂尔多斯的人均GDP甚至超过香港，成为经济发展的神话传说。
　　但到2012年，一切雨打风吹去，煤炭行业的黄金时期走到了尽头，停产、停工、关门、降薪，四面楚歌。一些煤老板就此消灭，另一些，则“转型”成了房地产行业的炒家，加入并收割房地产正高速暴涨的红利。
　　石油行业，则因为始终处于较高的制度地位，保持着市场稀缺性，起起落落对红利期并无实质性影响。2017年，在行业利润总额连续三年下降之后，再现增长势头，超过8400亿元，增速逾51%。
　　我还记得，有一个初中同学，天天唱着“总相信，那一天，那一天，会为我来临”。多年之后，那一天真的为他来临了，他当上了电信分公司总经理。几乎是刚进入21世纪，通信行业就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行业，不要说电信、联通、移动，即使是生产研发型企业—华为、中兴，也如雷贯耳，如日中天，2014年和2015年更是风光无限。
　　但是到2017年，所有的通信行业都感受到了寒冷。华为“34岁退休”预示着这个行业的人职业上的“中年危机”。而当危机真的来临，裁员出现时，2017年12月10日，中兴员工欧建新打开26楼办公室窗户纵身跃下。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想进入一个风光无限的行业，但他也许没有想到，这个行业的红利期就是十几年，甚至，越来越短，几年。

　　经过20年的演化，互联网行业早已成为行业新贵，1998年还被人认为是骗子的马云，曾经装扮成女孩和客户聊天的马化腾，早已跻身为中国经济顶端的人物，一些政府官员纷纷和他们“会见”。这个行业的红利期，远远没有结束，现在仍然在深化，不断地制造出新的风口。
　　同样，房地产在这20年来，也是一路凯歌，一路暴涨。踏入这个行业的人，甚至只是稀里糊涂地买了两套房的人，都无异于中了社会的彩票。这个行业大规模释放出来的红利甚至锁定了阶层。到现在，仍然看不出其红利期已经耗尽的迹象，因为，和很多行业不同，它赌的是“国运”，其红利并不仅仅是来自市场和政策的馈赠，还来自于对“国运”的透支。过去一直说的“房地产绑架中国”，换一种说法就是房地产的红利很大一部分是从“中国”这个有机体的其他地方抽血。
　　在“金融掠夺实体”游戏规则风行的时代，银行业呢？它在很长的时间里，因为较高的制度地位和市场地位而风光无限。和房地产一样，其红利也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经济社会有机体的抽血。由此积累起来的风险和乱象在现在受到了国家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反弹。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但玩法开始变了。
　　行业红利到个人红利
　　可以发现，在我们还没有老去时，我们所在的行业可能已经衰落了。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想进入一个风光无限的行业，但他也许没有想到，这个行业的红利期就是十几年，甚至，越来越短，几年。
　　行业进入它的红利期时，惠及到了这个行业的诸多职业，在这个行业的人普遍都享受到了它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但当红利消失，剩下的無非是用能力在扛，整体而言，覆巢之下，并无完卵。 　　考察一下这些年来的阶层结构可以发现，传统的制造业没办法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它们整体利润不高，无法通过把一个人嵌在经济结构的某个位置里去抬高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中产阶层的扩大，是跟通信、能源、房地产、互联网、金融、外贸等行业的红利爆发期同步的。所以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对这些行业所处的利益结构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所以，当这些行业竞争激化，红利不再如前，“中产下坠”的风险也就悄然而至。
　　当然，这里说的“中产阶层”更多是指依靠市场生存发展的群体。体制内的中产阶层，无论其收入还是社会位置都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这是不同的逻辑。甚至，情况还是这样：处于市场的各个行业越看不到红利期，越有风险，社会控制的需求就越强，体制内人员稳固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位置就越有吸引力。
　　那么是什么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行业有没有红利期，以及红利期延续多久？其流变受制于哪些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这是最经典的“国运”了。房地产就是这样。从1998年到现在，尽管跌宕起伏，但房价已经翻了十几二十倍。房地产的发展不仅仅是通过市场手段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深刻转型。契合了国家战略的房地产必然带来巨大的增值效应。199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33.35%，2017年末已经达到58.52%，几乎平均每年增长1.26个百分点，释放出来让房地产收割的红利是惊人的。

　　第二个因素是制度激励。这个因素较复杂。制度既有自我激励，使体制内行业成为热门的一面，也有放开各种约束，扩大市场容量的一面。前者导致人们更愿意把自己纳入到体制内的某个位置，来抬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后者则会淡化这一点，激励人们通过在经济结构的某个位置去做到这一点。金融、电信等行业，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制度放开约束，扩大了市场容量，从而获得了行业的红利。这也是中国改革的路径，很多经济潜力，正是通过制度性约束的放开创造出来的。
　　第三个因素是科技发展。互联网从野蛮生长，到现在呼风唤雨，基本拜科技发展所赐。其红利其实是科技对人的生活的改变，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所释放出来的。而且，跟很多行业不一样，这种对生活的改变、对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不会结束，而是一直在“迭代”。换句话说，新的风口和红利会不断的出现。
　　不仅如此，科技的突破几乎是经济发展的曙光。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期待一次科技革命。那些赌人工智能，赌物联网的人，赌的正是科技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市场需求。这跟人口、偏好、经济水平、消费升级等息息相关。这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总体而言，跟国家战略关联度较大，受到制度激励，有科技含量，有庞大市场需求的行业，注定处于红利期或迎来红利期，相反，则是衰落中的行业。但这个世界变动不居，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对于个体来说，越来越凸显的红利是个人能力，較高的格商，对未来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