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有个不太光彩的秘密,就是没有所谓的“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学的这一缺陷,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尤其当收紧财政正成为热门话题之时。
　　经济学不是科学。比如,生物学家可以根据DNA中的蛋白质合成编码来了解细胞的功能;化学家的基本出发点是海森堡原理和泡利原理,这两个原理加上三维空间,就构成了稳定电子的轮廓;而物理学家研究起点则是自然界的四种基本作用力。
　　但经济学家可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基于所谓的“经济学原理”其实都是骗人的东西,绝非基本真理,只不过是几条从假设出发、经反复倒腾分析出的“正确”结论而已。
　　“正确”结论取决于你属于两种经济学家的哪一种。
　　一种经济学家出于既不经济也不科学的理由选择了某种政治立场,并获得了一批政治盟友,于是开始反复倒腾自己的假设,不倒腾出符合自己政治立场和盟友利益的结论不罢休;另一种经济学家扯着历史的鸡毛当令箭,钻进故纸堆中埋头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经验堪为当今广大选民、官僚和政客所借鉴,妄图以此创造出臆想中的乌托邦。
　　毫无疑问,只有第二种经济学家还有那么点用处。而历史上哪些教训可以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前车之鉴呢?
　　1829年,约翰·穆勒做出了经济学史上的一大突破,指出如何应对他所谓的“普遍过剩”情形。穆勒发现,对于某些特定种类的资产过剩需求,总是对应着产品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过度供给,而后者又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劳工的过度供给。
　　结论显而易见。只要能够纾解金融资产上的过度需求,自然而然治愈了商品和服务的过度供给(总需求不足)和劳动的过度供给(大规模失业)。
　　当今,纾解金融资产过度需求的方法很多。如果过度需求发生在作为支付手段的流动性资产上,让央行用现金去购买政府债券就是应有之义,这样能增加货币存量,从而将供给抬高到与需求相符的位置。我们把这叫做“货币政策”。
　　如果过度需求发生在长期资产上,让厂商加倍借贷、提高生产能力,并鼓励政府借贷和支出就是应有之义,这样能把债券供给量抬高到和需求相符的水平。我们把这叫做“财政政策”。
　　如果过度需求发生在高质量资产上,让信誉卓著的政府为某些私人资产提供担保,同时以政府债券换取其他资产就是应有之义,这样就能减少风险资产的供给、增加安全资产的供给。我们把这叫做“银行政策”。
　　当然,现实世界政策是不可能清楚地归于某种理想状况的。眼下,欧洲央行担忧持续扩张的财政政策会产生副作用。是的,让政府支付更多资金并继续保持高赤字,可以增加债券的供给,从而纾解长期资产的过剩需求。
　　但是,如果政府的发债规模超出了偿债能力,那么所有的政府债券都将成为风险资产。为了纾解长期资产需求的过剩问题,最终将造成高质量资产的短缺,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欧洲央行声称,北方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需要大举收紧财政政策,因为金融市场对它们债券的信心正在减弱,说不定某个时点就崩溃了。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说,美国未来三年实行的财政整合将是60年来最紧的一次。
　　但当我看世界经济时,倒是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市场对北方核心经济体政府债务质量的信任度距离崩溃还有十万八千里。
　　我看到的是,产出落后生产力10%,失业率也在10%徘徊。对于短期经济政策而言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对核心国家的政府债券仍充满信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据穆勒的理论,采取何种措施早已不言自明了。
　　作者为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