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提到美籍华人作家夏志清，映入人们头脑中的首先是由于他的推崇与赞赏，使得被历史掩埋、被社会冷淡甚至遗忘的四位重要作家：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以及沈从文得以价值发现，又重新掀起了对这四位大家的重视与研究。其次，直至今日仍引起很大争议的便是夏志清对于鲁迅的认识，即他将鲁迅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神坛上拉下，以海外学者的视角刻意泯灭其神圣性，对于始终将鲁迅视为现代文学之父而予以过分赞誉的国人来说不能不为当头棒喝。从当代视角看，张爱玲、钱钟书以及沈从文的再次被发现促成了其文学作品在今日的不断被重复研究，且不说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甚至是所谓的“外行人”也会在闲暇时品读张爱玲的爱情传奇，对《围城》或《边城》耳熟能详。然而，提到与其并称“四大家”的张天翼，人们或多或少产生一种陌生感，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没有留下太大痕迹，在得到夏志清极大的认可之后，也并未引起人们的重新认识与热捧。这自然与张天翼阶级立场与写作倾向有关，更是他后期转向儿童文学创作，没能继续讽刺格调的结果。
　　关键字：夏志清 张天翼 中国现代小说史 讽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夏志清用独立的一章来具体介绍张天翼。张天翼生在一个日渐式微的大家族中，自小跟随父亲南北闯荡，东奔西走，见识到了从社会底层到上流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这为他日后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是其在作品中能够流畅自如地运用方言，模拟不同地域中人们的生活而毫无违和感的重要原因。在张天翼成年后，兄弟姐妹大多在政界或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张天翼本可借此机会飞黄腾达，然而，他却看透了其中的尔虞我诈，利益关系，自甘黯淡，以这样的立场与心态进行文学创作，必定也是一视同仁，毫无偏颇的。吴组缃在回忆张天翼时，谈到“天翼的日常生活有个特点，他喜欢跟各种社会底层的人交朋友，对日常接触的社会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处处留心”[1]。无论是街上拉车的还是大公馆里看门的，张天翼都能同他们相熟，又能很好地融入不同群体，做到完美地勾勒社会百相。
　　夏志清对于张天翼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2]，“他同期的作家内，只有沈从文一人，质或者量方面来说，差堪比拟。但是，沈缺乏张咄咄逼人的力量，以及粗狂的风趣”[3]。一方面，沈从文笔法细腻，在某种程度上不免少了几分力度， 而张天翼直逼内心道德，不遗余力地剖析人性，以宏观视野阐释着大旨趣；另一方面，沈从文创作的源泉始终是他所熟悉的湘西生活，他了解湘西的每一座大山，每一条溪流，更是对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人们的生存方式以及行动轨迹有着透彻的洞察，山水培育了他宁静淡泊的性子，却也限制了沈从文的写作宽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远离城市的。张天翼则不同，正如上面提到的，张天翼喜欢接触形形色色的群体，对现代社会的黑暗不公以及人性的龌龊不堪都看得很清，因此讽刺的范围包含社会各个阶层。然而，将张天翼与沈从文放到一起进行对比，我认为是有失恰当的。若是说沈从文在描写人性善良面，或张天翼揭露人性邪恶时，他们都表现了相同的勇气与文采，倒是确实无误的。正如李健吾在《咀华集》中对沈从文的评论——“可爱！这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另一个特征。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沈从文竭力挖掘人性中的质朴、正直与诚实，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纯洁天真的，即使是带有一定悲痛忧郁色彩的《萧萧》，一方面揭示了湘西村落的封闭愚昧，以及“童养媳”等落后陋习，另一方面，沈从文始终保持着对这片土地以及人民的深沉热爱，以散文式的笔调，平和的情绪，展示着清新的田园生活。纵观沈从文的作品，始终是以人性美为基调，宣扬他理想中的世界与理想人格。张天翼则与之截然相反，“他大多数的作品，对中、上阶级加以讽刺，可是悉能超越宣传的层次，进一步达到讽刺人性卑贱和残忍的嘲弄效果。”夏志清评价到：“张天翼最好的小说，属于讽刺的范畴。”[4]张天翼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混乱陈腐的旧社会，充满了自负、伪诈、霸道的人们，他们为着自己的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充分阐释人性最龌龊、最肮脏的一面。张天翼对人性之恶的讽刺达到了一定高度，其写实的手法令我们在阅读文章时，不免自动联想起周围切实的人物来。
　　《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可谓是夏志清政治立场的自白。尽管夏志清先生表示自己身为文学史家，“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坚持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强调文学对人生负责，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以阶级立场作为重要评价依据，在介绍评价一些作家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偏见与局限。难得的是，夏志清的所谓“偏见”，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张天翼这位左翼作家的推崇。这自是与张天翼同其他左翼作家不同，表现出了身为文学工作者应有的独立意识与责任担当密不可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常被人们称为“黄金十年”。时局的动荡不安，政权更迭交替，加之文化新旧杂陈，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文人墨客推到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中的大部分认识到文学的改革力量，将文学作为一种工具乃至武器，过分强调文学的功力价值。当时流行的作品，多数为所谓的“革命加恋爱”模式，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左翼作家创作的粗制滥造以及艺术的单一化，这也妨碍了左翼文学自身的建设。时代的主旋律必然会影响每个身居其中的人们。然而，张天翼作为左翼作家，却能突破这些框框，其作品涵盖十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如吴组缃评价到：“中国中下层社会，从城市到乡村，哪个旮旮旯旯都写到了。勾划得不算很深，但轮廓鲜明，思想新颖，风格独特。”[5]夏志清也正是看到了张天翼这难得的品性，对之大加赞赏，强调他作为“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对各阶级一视同仁，不遵循革命乐观派的教条，没有严格划分善和恶”[6]，指出“张天翼是一位阶级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他擅长描写不同阶级，或者同等阶级之间人与人的摩擦”[7]。张天翼将讽刺的笔触延伸至社会各个阶层。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如人，便连人格也低人一等，常常是受到羞辱不敢反抗，以可怜的教养限制自己，偏又做出毫不在意的假模样，如《中秋》的“三舅舅”。这一阶级的穷苦人们整日做着发财梦，幻想有一天能飞黄腾达，好让过去瞧不起自己的人受尽报复。然而，他们始终未能成功。二是对中层阶级人们的讽刺。他们一边凭借地位欺压侮辱下层民众，一边对上一级点头哈腰，显出一副奴才的样子。这种人分两类，一是自身不具备实力，如《皮带》中的邓炳生；一是疲于行动，只知口头抱怨，如《春风》中的邱老师。对于上层阶级，张天翼的讽刺力量是得到了完全的运用。他们中有虚伪、狡诈的地主官僚，如《脊背与奶子》中的长太爷，也有道貌岸然的名流志士，如《洋泾兵奇侠》中的刘六先生。在张天翼的作品中，充分践行了夏志清所主张的道德直觉，达到了道德戏剧水准，以道德观照的视野，将人性中的罪恶与黑暗，一切人性真相都袒露于外。人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缺陷，却无法避免下意识的本能，这正是人的可悲之处。因此，张天翼的讽刺作品也就带有了悲剧性意味。他从不在文中直接责备，而是如实描绘，令人们在不禁发笑之后，留下长长的慨叹与深深的思索，这正是张天翼的过人之处，也是一部优秀的讽刺作品应具备的特质。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多年后，张爱玲、钱钟书与沈从文都随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与不断解读，然而张天翼始终是不温不火。夏志清在后来谈到张天翼的被忽略，仍然感到十分惋惜。然而，张天翼后期充分运用其擅长把握儿童及青少年心理的优势，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出能够寓教于乐，陪伴儿童成长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他多样的艺术才能，不愧夏志清对其评价——“他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了”[8]。
　　注释：
　　[1]沈承宽等：《张天翼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5]沈承宽等：《张天翼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孙肖肖，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