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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位于东南沿海，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历来就有对外通商和友好交流的传统。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泉州受到过各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在当地的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因此泉州堪称是“宗教大观园”。宋元时期，泉州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朝廷对各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宗教可以自由传播，多种宗教在泉州并存，此时的泉州是世界宗教的辐射点。元代成为“潮涨声中万国船”的东方第一大港，随着各国商人的到来，世界各地的宗教也在泉州汇集，许多商人、旅行家、僧侣等各种人汇聚泉州，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和泉州本土的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互相辉映，形成了泉州独特的文化特点。
基督教于唐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传教士阿罗本受到唐太宗尊崇，称其为“镇国大法王”，遂在长安建教堂传教，而当时许多西亚人和欧洲人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基督教同时传入泉州。唐武宗时期，由于受到朝廷灭佛政策的影响，基督教在中国销声匿迹。
元代由于蒙古人征服了西亚、东欧，并对基督教采取包容扶持的政策，使得泉州基督教再次得到复兴发展，时基督教蒙语称“也里可温”。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会士约翰·孟德高维奴受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往东方传播基督教，至元二十八年（1291）抵达泉州。元大德七年（1303年），泉州已有基督教堂，称“兴明寺”。皇庆二年（1313），泉州建立主教区，成为管领江南诸路基督教的活动中心，日辣多为第一任主教。延祐五年（1318），哲拉德和贝来格理诺继任。当时全国教徒约3万人，其中仅泉州教徒达1万人之多，大多是在泉的外籍侨民和蒙古王公贵族、官僚豪绅及其家属。
至正十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57—1366），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战火弥漫泉州、惠安、莆田、福清和福州。其时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方国珍、陈友定等起兵，交通阻断，外籍教徒纷纷回国。由于教会依附蒙古贵族，在汉人中的影响力不大，使得基督教随着蒙元统治的结束而又再次消散。
往事成烟，虽然基督教在元代的泉州仅仅维持了短短几十年的繁荣，却给后世留下大量珍贵的文物。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基督教石刻石碑，其中一部分保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迹博物馆。现特选取泉州海外交通史迹博物馆一些精品器物进行描述和赏析，相信对元代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与认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易公刘氏八思巴文墓碑石刻（图1）
1948年泉州北门城基出土。辉绿岩，高42厘米，宽27.7厘米，厚7.5厘米。碑面刻有四行文字，中间两行为八思巴文，“易公刘氏墓志”。左右两侧各有一行汉文，“仲秋吉日”“旹岁甲子”。碑额处采用浅浮雕技法刻出一方十字架立于卷云上端的图案。碑上的“旹岁甲子”，可能是元泰定元年（1324）。
高昌城人烏斯提克·塔斯汗墓碑（图2）
1943年出土于泉州仁风门外东校场附近。辉绿岩，高35厘米，宽30厘米，厚6.5厘米。碑顶作圆拱形。圆拱形上部稍凹陷。背面上部浮刻一方十字架，十字架四端各有三颗圆珠。十字架下方阴刻11行叙利亚文：“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亚历山大王纪年1613年（1301），突厥纪年牛年十月二十六日，高昌城人图克迷西·阿塔·艾尔之子乌斯提克·塔斯汗在他六十七岁时来到刺桐城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他的灵魂将在天国安息。阿门！”
王芣道墓碑石（图3）
1946年出土于北门城基。辉绿岩，高57厘米，宽32厘米，厚9厘米。碑尖拱形，碑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一方十字架，十字架四端各有三颗圆珠突起，其下有云朵，左右各有自上而下两股涌云。图案下方阴刻12行叙利亚文，“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亚历山大王纪年1660年（1349），突厥纪年牛年7月14日，在二十岁时斯塔尔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其灵魂永久地在天堂安息。7月铭记，阿门！” 碑背面刻5行汉文，“大元故校尉，光平路自阜平县，王芣道公至，正己丑七月念，四日何□□志。”
须弥座基督教墓垛石（图4）
1947年出土于东门城基。辉绿岩，高30厘米，宽90厘米，厚14厘米。碑顶刻一横额，横额上刻两位飘带天使，头戴帽，共同以两手扶持十字架，十字架下方有一朵蓮花。横额下阴刻二十五行叙利亚文字，“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直到永远 城的菲利普君王之子亚历山大王纪年1608年（1296），突厥纪年猴年12月10日，幸福的女牧师阿依·库都尔夫人在其三十二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这为将军伴侣的灵魂在天堂永久地与撒拉、瑞贝卡、拉合尔等圣洁的公主们同归故里……愿她英明长存……她被安葬在此墓中，愿她的灵魂在天国中安息，愿流芳百世，阿门！”垛石两端浮刻卷云图案。
泉州作为我国重要的出海港口，见证了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荣。从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这些墓碑中，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更体现了泉州文化的包容与开放。出土的基督教墓碑彰显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辉，引人怀想海上丝绸之路的点点滴滴。
基督教于唐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传教士阿罗本受到唐太宗尊崇，称其为“镇国大法王”，遂在长安建教堂传教，而当时许多西亚人和欧洲人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基督教同时传入泉州。唐武宗时期，由于受到朝廷灭佛政策的影响，基督教在中国销声匿迹。
元代由于蒙古人征服了西亚、东欧，并对基督教采取包容扶持的政策，使得泉州基督教再次得到复兴发展，时基督教蒙语称“也里可温”。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会士约翰·孟德高维奴受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往东方传播基督教，至元二十八年（1291）抵达泉州。元大德七年（1303年），泉州已有基督教堂，称“兴明寺”。皇庆二年（1313），泉州建立主教区，成为管领江南诸路基督教的活动中心，日辣多为第一任主教。延祐五年（1318），哲拉德和贝来格理诺继任。当时全国教徒约3万人，其中仅泉州教徒达1万人之多，大多是在泉的外籍侨民和蒙古王公贵族、官僚豪绅及其家属。
至正十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57—1366），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战火弥漫泉州、惠安、莆田、福清和福州。其时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方国珍、陈友定等起兵，交通阻断，外籍教徒纷纷回国。由于教会依附蒙古贵族，在汉人中的影响力不大，使得基督教随着蒙元统治的结束而又再次消散。
往事成烟，虽然基督教在元代的泉州仅仅维持了短短几十年的繁荣，却给后世留下大量珍贵的文物。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基督教石刻石碑，其中一部分保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迹博物馆。现特选取泉州海外交通史迹博物馆一些精品器物进行描述和赏析，相信对元代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与认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易公刘氏八思巴文墓碑石刻（图1）
1948年泉州北门城基出土。辉绿岩，高42厘米，宽27.7厘米，厚7.5厘米。碑面刻有四行文字，中间两行为八思巴文，“易公刘氏墓志”。左右两侧各有一行汉文，“仲秋吉日”“旹岁甲子”。碑额处采用浅浮雕技法刻出一方十字架立于卷云上端的图案。碑上的“旹岁甲子”，可能是元泰定元年（1324）。
高昌城人烏斯提克·塔斯汗墓碑（图2）
1943年出土于泉州仁风门外东校场附近。辉绿岩，高35厘米，宽30厘米，厚6.5厘米。碑顶作圆拱形。圆拱形上部稍凹陷。背面上部浮刻一方十字架，十字架四端各有三颗圆珠。十字架下方阴刻11行叙利亚文：“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亚历山大王纪年1613年（1301），突厥纪年牛年十月二十六日，高昌城人图克迷西·阿塔·艾尔之子乌斯提克·塔斯汗在他六十七岁时来到刺桐城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他的灵魂将在天国安息。阿门！”
王芣道墓碑石（图3）
1946年出土于北门城基。辉绿岩，高57厘米，宽32厘米，厚9厘米。碑尖拱形，碑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一方十字架，十字架四端各有三颗圆珠突起，其下有云朵，左右各有自上而下两股涌云。图案下方阴刻12行叙利亚文，“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亚历山大王纪年1660年（1349），突厥纪年牛年7月14日，在二十岁时斯塔尔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其灵魂永久地在天堂安息。7月铭记，阿门！” 碑背面刻5行汉文，“大元故校尉，光平路自阜平县，王芣道公至，正己丑七月念，四日何□□志。”
须弥座基督教墓垛石（图4）
1947年出土于东门城基。辉绿岩，高30厘米，宽90厘米，厚14厘米。碑顶刻一横额，横额上刻两位飘带天使，头戴帽，共同以两手扶持十字架，十字架下方有一朵蓮花。横额下阴刻二十五行叙利亚文字，“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直到永远 城的菲利普君王之子亚历山大王纪年1608年（1296），突厥纪年猴年12月10日，幸福的女牧师阿依·库都尔夫人在其三十二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这为将军伴侣的灵魂在天堂永久地与撒拉、瑞贝卡、拉合尔等圣洁的公主们同归故里……愿她英明长存……她被安葬在此墓中，愿她的灵魂在天国中安息，愿流芳百世，阿门！”垛石两端浮刻卷云图案。
泉州作为我国重要的出海港口，见证了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荣。从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这些墓碑中，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更体现了泉州文化的包容与开放。出土的基督教墓碑彰显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辉，引人怀想海上丝绸之路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