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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型政府的构建有着广泛与多维的背景动因，它是应对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需要，是顺应与代表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的需要，是回应与引领生态政治运动蓬勃兴起的需要，是保障与促进生态经济模式逐步发展的需要，也是追求与实现政府改革创新根本目标的需要。
关键词：生态型政府；背景；动因
生态型政府(又称之为绿色政府、环境友好型政府等)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或者说是以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为根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政府。它的构建既是生态文明发展对现代政府的时代呼唤，也是现代政府顺应时代需要的自觉追求。从我国当代政治理念引领方面来看，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生态文明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等，都是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思想基础和背景动因。从整个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和政府自身领域变革的小背景来看，自然变化、文化进步、经济变革、政治发展、政府改革创新等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生态化或绿色化，都在呼唤着、催发着生态型政府的构建，都是其广泛的现实背景和动因系统。多维和多视角的背景动因分析应该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把握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应对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需要
尽管在学术研究上，“生态”一词也被赋予了非常宽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涵义，但无论是从生态概念的理论起源还是广泛应用现状来看，最终都与应对和解决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有关，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有关。同样，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型政府构建也最终服务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服务于政府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或者说，应对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需要是生态型政府构建的终极背景动因。
当今，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有目共睹，其主要表现：一是空气污染、气候变暖加快。目前全世界工业活动年均向大气排入二氧化碳50亿t，最近1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长速率与前一时期相比增加了30％，导致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遭破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陆地的干旱面积增加了两倍之多。二是森林破坏、物种锐减。目前，全世界的森林以每年18万hm2的速度在消失，特别是热带雨林以每年2.2％的速率在递减。森林的破坏是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土地沙化、物种退化的主要原因。地球上原有的500～1000万种物种中，现在平均每天有一个物种消失。三是水资源的危机。目前全球60％以上的地区面临淡水不足的困境。在我国，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已经集中出现，其主要表现：一是水生态失衡。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2200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很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30％～40％，生态用水被大量挤占，导致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滩涂消失、湿地干涸，水源涵养和调节能力下降。二是环境污染严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流经城市的河流普遍遭到污染。三是土地退化明显。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千米，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千米，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四是生物多样性减少。我国目前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40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若任凭这些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必定会危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会危及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显然，生态环境问题是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所共同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但在目前条件下，各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主要角色和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一是生态环境作为比较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广泛的公共意义，明显体现出社会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其他组织与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具有公共代表性的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二是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跨区域性甚至跨国界性，往往决定了作为其他组织与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强制性和合法性，因而也就具有相对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理应大有作为。三是目前生态公民社会的成长、企业生态责任感的增强还不足以取代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相反，企业环保产业的生存成长、非政府生态组织的发育发展、公民的生态治理参与意识教育熏陶还需要现代政府发挥特有的培育、倡导和组织作用。四是我国大多数公民视政府为自己的依靠，这种依赖型政治文化环境更是需要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和发挥主要作用。
所谓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导力量，就是指代表国家的合法政府是有关正式环保政策与法规的主要制定者。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调控机制，只有政府才能通过这种宏观调控机制发挥出主导性的政策引导、法律规范和道德感召的作用。此外，还需要政府在环境政策和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在生态环境管理的微观领域中担当具有强制性的生态环境监督和生态环境纠纷的公正裁决之职责。当然，我们的确可以认为，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政府为唯一主体和以“政府直控型”为特征的传统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已受到挑战，而以盈利性企业、非盈利性组织和公民个人等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取代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主体，以独立的个体以非正式制度或自主治理制度取代政府外在制度或强制性制度，能取得更好的环境治理绩效。但是，这也只能证明以政府为唯一主体和政府以强制性手段为主的传统环境治理制度需要改革，而不是必然说明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已经过时。如果说，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严峻决定着生态型政府构建的紧迫性，那么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这种主导地位与主要作用就验证着生态型政府构建的重要性。
二、顺应与代表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的需要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生态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生态文化意识就是一种狭义的生态文化，是指以生态知识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即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理念为目标的社会意识或人类精神，它包括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等众多学科中的知识与观念。知识是行为的指针，观念是行为的先导，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型政府构建首先应该是政府自身生态文化意识的树立与弘扬，而自觉顺应和代表生态文化意识正是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核心背景动因。
尽管生态文化意识的思想源泉悠久而丰富，但其明确生成要与“生态学”一词的诞生和“生态学”学科的发展紧密相关。生态学由德国生物学家E·海格尔于1866年最先提出，他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之后，生态学经历了向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交叉和渗透的发展过程，成为一门在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与 相互交叉的过程中迅速扩大自己学科内容和学科边界的综合性学科。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和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发表，促使了生态学向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理论方向发展，生态学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甚至宗教等众多学科渗透，推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产生。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念视野和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可以说，当代生态学已经成为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的生态文化意识的代名词，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就见证着人类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我国有学者指出，人类文化在历史上可分为不同的阶段，即人类最早的文化是自然文化，古代社会的文化是人文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是科学文化，而现在将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生态文化就是21世纪人类克服生存危机的新的文化选择，是人类发展的绿色道路，是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统一的道路。可见，生态文化体现与代表着人类走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和高级文化，是人类正在努力实现但又尚未完全实现的理想文化目标。
政府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样态，必然是作为其环境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政府系统只有自觉适应外部环境的因素变化与变动，才能得到良性的运转与发展。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政府系统就可能经历一个价值范式及其管理范式不断转换的过程。同样，社会生态文化意识的不断觉醒与高涨，也是导致政府从非生态型政府走向生态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资源。这是因为生态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必然要与政府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作用，而作为生态型政府灵魂的政府生态文化意识就是生态文化与政府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表现与结晶。
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系统，它同时又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发展的先导主体和主导力量。同样，它往往也是社会生态文化意识的代表者和引领者，担负着生态文化意识教育与传播的历史重任。同时，由于生态文化意识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文化意识，也由于政府生态文化意识是政府生态管理制度和行为的灵魂和先导，所以，政府能否具有生态文化意识也是判断其先进与落后的一个根本标准。而生态型政府构建就是现代政府代表先进文化意识的内在诉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现代政府不断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与公信力的客观要求和重要路径。不可否认，我国现代政府在加强生态文化意识宣传教育和推动社会生态文化意识觉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些年公民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与政府的宣传推动以及自然灾害影响不无关系。但从总体上说，由于经济发展尚不充分，甚至有些地区温饱尚未解决，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公民生态文化意识还相当落后，远未达到基本自觉的程度。而如果人们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是以非生态文化意识为主，以强烈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乐的文化意识为主，那么，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因此，在制度、技术和经济系统中作小修小补式的渐进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要对其价值核心作必要的清算。这就表明，顺应与代表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需要的我国生态型政府构建的确是重要而又紧迫、任重而又道远。
三、回应与引领生态政治运动蓬勃兴起的需要
生态政治(又称绿色政治、环境政治等)是一种特殊的、全新的政治。它既是指在通晓生态学的基础上，将人类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背景中改造传统的政治知识及实践框架，以适应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生态平衡；也是指在通晓政治学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知识更好地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即为了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对传统的政治知识及社会政治过程进行校正甚至重新建构_5 J。广义的生态政治运动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其丰富。它既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立法、行政与司法及其政党活动，也包括各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生态政治参与活动，还包括各种绿色政治理论思潮。而政治的核心是政府，政府是政治的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政治运动的蓬勃兴起应当是生态型政府构建中的主要背景动因。
不可否认，生态环境与社会政治的关联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但生态政治运动日益彰显与蓬勃兴起还是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其发展阶段可大致划分为：20世纪60年代“街头政治”的绿色抗议；70年代“国家政治”的绿色响应；80年代“平民政治”广泛的绿色参与；90年代以后党派“议会政治”的绿色较量，“国际政治”泛绿化。其内容主要表现在：①公众发起“绿色政治运动”。其中，1970年4月美国2 00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地球日”活动，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环境保护方面的群众性运动。②绿色政党和生态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1972年，新西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欧洲大部分国家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都相继成立了绿党，有些绿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生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更为迅速，已经数以万计。③国际环境外交不断活跃。1989年，日本外务省第一次提出了“环境外交”概念，随后中国、美国等国家就将环境保护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由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又召开了由183个国家和地区、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环境与发展会议。④生态环境立法执法日益加强。1967年，日本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这是现代社会的第一个环境保护法，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先后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与执法工作，都基本上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⑤政府环境保护机构纷纷成立。如美国的环境保护局、日本的环境厅、英国的环境部等。这些都表明生态政治运动已经成为我们现代政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表明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政府及其领导人政治决策的边缘开始移向中心，也即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运动的联姻必然促发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早日实现。
广泛的生态政治运动所生成的种种政治压力是促使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最显著、最直接和最强劲的动力。随着社会民主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公民民主意识与参政能力的增强，在绿色政治运动中的生态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都能够通过游行、集会、请愿、对话、谈判、演讲、听证等各种政治参与方式，既可以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企业施压，也可以对没有负起责任的非生态型政府施压。各种国际环境会议所达成的环保共识无疑也会对参加协议的各国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从而对这些政府的生态化产生一定的推动。事实上，世界各国公民对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情况还是越来越不满。2000年的一项 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受调查的60个国家中有55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在环境方面做得不够。我国近年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也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对政府有所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正是回应这些“不满”所形成的压力进一步促使着政府不断走向探索和实现生态化的道路。
生态型政府构建本身就是展现生态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因为政治体系包含着政府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作用等等，而政府就是政治体系的核心内容，生态型政府构建应该属于生态政治运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生态政治运动就会变得不完整、不深入乃至不成功。不仅如此，由于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生态型政府也应当是引领生态政治运动的主导力量。这不仅表现在政府对社会或公民生态意识的宣传与强化上，也表现在政府对维护公民生态环境权益的立法和执法上，还表现在对绿色非政府组织的培育与支持等等上。尤其是在社会或公民生态政治意识和能力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就更需要政府发挥这些特有的引领和扶持作用。否则，生态政治运动就会变得更加缓慢、低效乃至无效。
四、保障与促进生态经济模式逐步发展的需要
生态经济就是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运作系统中，倡导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活动系统和谐相处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具体实现方式也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其运作模式就是“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基本原则就是废弃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生态经济模式发展的目标就是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它也体现着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内在统一。保障与促进生态经济模式的发展是现代政府天然的重要职责，也是促进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基础背景动因。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新兴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概念。世界生态经济也随着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而起步发展。80年代，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生态经济日益渗透到传统经济中，生态产业经济开始成型。9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世界潮流，生态经济进入快速成长发展期，生态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1980年，我国经济学家许涤新在国内首先提出了进行生态经济研究和建立生态经济学科的建议。而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走势与世界生态经济大体一致。目前，清洁生产技术与设备、有机(绿色)食品生产、绿色产品跨国营销、生态旅游等领域，正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企业竞争进入的焦点领域。发展生态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虽然，生态经济开始出现了从纯政府行为向以市场、企业行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变，但是，现代政府在生态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仍然不可轻视和难以替代。经济生态化必然要求政府生态化，也只有生态型政府才能真正担当起保障与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重任。
实践表明，只依靠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可能自动生成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因为生态经济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纯粹的私权交易市场根本无法保障生态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就为政府干预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政府不仅需要树立生态经济发展理念和制定生态经济发展规划，加强与完善生态经济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工作；还需要利用经济手段，制定一套激励生态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体系，包括政府直接投资与引资兴建生态保护工程制度、生态资源税收制度和价格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各种激励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政府自身生态责任的经济制度；需要发挥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公众自觉地维护生态环境权益和参与绿色消费；需要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强化自身的绿色政绩考核机制等。尤其是在生态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更是需要政府的整体保障与积极推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态经济就是一种政府经济。如果没有政府生态化，经济生态化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使我国面临更大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企业和政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生态经济又正在成为我国最具国际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领域之一，正在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之一。同时，我国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主导生态经济和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作用应该更为明显。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政府作用的忽略和估计不足及许多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无作为，甚至发挥副作用，产生负效应，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产业方面的一个重要局限。所以，保障和推进生态经济模式发展更需要加快我国生态型政府构建的进程。
五、追求与实现政府改革创新根本目标的需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政府改革创新就是指为了适应新环境变化和新现实挑战，政府系统从一个旧模式、旧范式转变为一个新模式、新范式的过程和结果。它不仅意味着政府体制的变革与完善，而应该包括政府理念、政府职能、政府管理方式、政府管理技术、政府能力等整个政府系统的合理性转变、转换、定位、提升与完善。现代政府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从政府自身来说应当是构建服务型政府；从社会来说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相对于上述自然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大背景与间接动因而言，反映与追求现代政府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小背景与直接动因。
相应于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以及正在趋向的后工业社会的3个不同时期，人类的行政模式大致经历了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3个阶段。如果说，行政改革仅仅囿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权力结构的调整和组织机构的精简，还没有触及根本目标。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行政来说，它的目标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管理行政而建立起服务行政的模式。服务行政模式的实践形态就是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价值理念，以为公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服务型政府，而生态型政府则是现代政府改革创新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范式，也是服务型政府构建与实现的一个具体服务内容目标，其实质也就是生态服务型政府，即政府以生态服务价值理念来实现服务价值理念，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或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为目标来实现为社会或公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反之，如果偏离或脱离了“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生态型政府的构建就会失去根本的方向和动力，也会变得不自觉、不完整乃至不真实。
现代政府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又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其实，不论什么阶级J生质和组织类型的政府，从长远和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推进政府改革和发展，不断实现政府创新，其宏观的长远目标应是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平和福利。这是由政府本身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显然，与其他政府类型相比，服务型政府应当更能体现政府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更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一宏观的长远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服务型政府具体实现目标的生态型政府构建也必然是紧紧围绕着这一根本和长远的目标，即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态安全、生态和平和生态福利，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生态公共利益。在现代政府的改革创新过程中，建设生态型政府就是从适应于向自然界索取资源的传统工业化社会的行政管理转变为适应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行政管理，其重要标志是从部门管理为主转变为综合协调为主。概而言之，生态型政府的构建就是需要政府通过不断地树立生态价值理念，健全生态管理体制，加强生态管理职能，提升生态服务能力的改革创新过程，来不断地提高政府生态服务效率，来最大限度地提供生态环境公共产品和生态公共服务。
关键词：生态型政府；背景；动因
生态型政府(又称之为绿色政府、环境友好型政府等)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或者说是以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为根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政府。它的构建既是生态文明发展对现代政府的时代呼唤，也是现代政府顺应时代需要的自觉追求。从我国当代政治理念引领方面来看，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生态文明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等，都是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思想基础和背景动因。从整个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和政府自身领域变革的小背景来看，自然变化、文化进步、经济变革、政治发展、政府改革创新等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生态化或绿色化，都在呼唤着、催发着生态型政府的构建，都是其广泛的现实背景和动因系统。多维和多视角的背景动因分析应该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把握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应对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需要
尽管在学术研究上，“生态”一词也被赋予了非常宽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涵义，但无论是从生态概念的理论起源还是广泛应用现状来看，最终都与应对和解决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有关，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有关。同样，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型政府构建也最终服务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服务于政府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或者说，应对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需要是生态型政府构建的终极背景动因。
当今，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有目共睹，其主要表现：一是空气污染、气候变暖加快。目前全世界工业活动年均向大气排入二氧化碳50亿t，最近1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长速率与前一时期相比增加了30％，导致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遭破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陆地的干旱面积增加了两倍之多。二是森林破坏、物种锐减。目前，全世界的森林以每年18万hm2的速度在消失，特别是热带雨林以每年2.2％的速率在递减。森林的破坏是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土地沙化、物种退化的主要原因。地球上原有的500～1000万种物种中，现在平均每天有一个物种消失。三是水资源的危机。目前全球60％以上的地区面临淡水不足的困境。在我国，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已经集中出现，其主要表现：一是水生态失衡。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2200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很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30％～40％，生态用水被大量挤占，导致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滩涂消失、湿地干涸，水源涵养和调节能力下降。二是环境污染严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流经城市的河流普遍遭到污染。三是土地退化明显。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千米，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千米，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四是生物多样性减少。我国目前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40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若任凭这些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必定会危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会危及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显然，生态环境问题是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所共同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但在目前条件下，各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主要角色和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一是生态环境作为比较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广泛的公共意义，明显体现出社会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其他组织与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具有公共代表性的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二是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跨区域性甚至跨国界性，往往决定了作为其他组织与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强制性和合法性，因而也就具有相对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理应大有作为。三是目前生态公民社会的成长、企业生态责任感的增强还不足以取代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相反，企业环保产业的生存成长、非政府生态组织的发育发展、公民的生态治理参与意识教育熏陶还需要现代政府发挥特有的培育、倡导和组织作用。四是我国大多数公民视政府为自己的依靠，这种依赖型政治文化环境更是需要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和发挥主要作用。
所谓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导力量，就是指代表国家的合法政府是有关正式环保政策与法规的主要制定者。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调控机制，只有政府才能通过这种宏观调控机制发挥出主导性的政策引导、法律规范和道德感召的作用。此外，还需要政府在环境政策和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在生态环境管理的微观领域中担当具有强制性的生态环境监督和生态环境纠纷的公正裁决之职责。当然，我们的确可以认为，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政府为唯一主体和以“政府直控型”为特征的传统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已受到挑战，而以盈利性企业、非盈利性组织和公民个人等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取代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主体，以独立的个体以非正式制度或自主治理制度取代政府外在制度或强制性制度，能取得更好的环境治理绩效。但是，这也只能证明以政府为唯一主体和政府以强制性手段为主的传统环境治理制度需要改革，而不是必然说明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已经过时。如果说，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严峻决定着生态型政府构建的紧迫性，那么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这种主导地位与主要作用就验证着生态型政府构建的重要性。
二、顺应与代表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的需要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生态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生态文化意识就是一种狭义的生态文化，是指以生态知识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即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理念为目标的社会意识或人类精神，它包括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等众多学科中的知识与观念。知识是行为的指针，观念是行为的先导，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型政府构建首先应该是政府自身生态文化意识的树立与弘扬，而自觉顺应和代表生态文化意识正是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核心背景动因。
尽管生态文化意识的思想源泉悠久而丰富，但其明确生成要与“生态学”一词的诞生和“生态学”学科的发展紧密相关。生态学由德国生物学家E·海格尔于1866年最先提出，他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之后，生态学经历了向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交叉和渗透的发展过程，成为一门在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与 相互交叉的过程中迅速扩大自己学科内容和学科边界的综合性学科。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和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发表，促使了生态学向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理论方向发展，生态学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甚至宗教等众多学科渗透，推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产生。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念视野和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可以说，当代生态学已经成为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的生态文化意识的代名词，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就见证着人类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我国有学者指出，人类文化在历史上可分为不同的阶段，即人类最早的文化是自然文化，古代社会的文化是人文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是科学文化，而现在将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生态文化就是21世纪人类克服生存危机的新的文化选择，是人类发展的绿色道路，是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统一的道路。可见，生态文化体现与代表着人类走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和高级文化，是人类正在努力实现但又尚未完全实现的理想文化目标。
政府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样态，必然是作为其环境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政府系统只有自觉适应外部环境的因素变化与变动，才能得到良性的运转与发展。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政府系统就可能经历一个价值范式及其管理范式不断转换的过程。同样，社会生态文化意识的不断觉醒与高涨，也是导致政府从非生态型政府走向生态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资源。这是因为生态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必然要与政府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作用，而作为生态型政府灵魂的政府生态文化意识就是生态文化与政府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表现与结晶。
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系统，它同时又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发展的先导主体和主导力量。同样，它往往也是社会生态文化意识的代表者和引领者，担负着生态文化意识教育与传播的历史重任。同时，由于生态文化意识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文化意识，也由于政府生态文化意识是政府生态管理制度和行为的灵魂和先导，所以，政府能否具有生态文化意识也是判断其先进与落后的一个根本标准。而生态型政府构建就是现代政府代表先进文化意识的内在诉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现代政府不断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与公信力的客观要求和重要路径。不可否认，我国现代政府在加强生态文化意识宣传教育和推动社会生态文化意识觉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些年公民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与政府的宣传推动以及自然灾害影响不无关系。但从总体上说，由于经济发展尚不充分，甚至有些地区温饱尚未解决，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公民生态文化意识还相当落后，远未达到基本自觉的程度。而如果人们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是以非生态文化意识为主，以强烈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乐的文化意识为主，那么，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因此，在制度、技术和经济系统中作小修小补式的渐进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要对其价值核心作必要的清算。这就表明，顺应与代表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需要的我国生态型政府构建的确是重要而又紧迫、任重而又道远。
三、回应与引领生态政治运动蓬勃兴起的需要
生态政治(又称绿色政治、环境政治等)是一种特殊的、全新的政治。它既是指在通晓生态学的基础上，将人类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背景中改造传统的政治知识及实践框架，以适应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生态平衡；也是指在通晓政治学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知识更好地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即为了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对传统的政治知识及社会政治过程进行校正甚至重新建构_5 J。广义的生态政治运动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其丰富。它既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立法、行政与司法及其政党活动，也包括各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生态政治参与活动，还包括各种绿色政治理论思潮。而政治的核心是政府，政府是政治的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政治运动的蓬勃兴起应当是生态型政府构建中的主要背景动因。
不可否认，生态环境与社会政治的关联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但生态政治运动日益彰显与蓬勃兴起还是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其发展阶段可大致划分为：20世纪60年代“街头政治”的绿色抗议；70年代“国家政治”的绿色响应；80年代“平民政治”广泛的绿色参与；90年代以后党派“议会政治”的绿色较量，“国际政治”泛绿化。其内容主要表现在：①公众发起“绿色政治运动”。其中，1970年4月美国2 00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地球日”活动，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环境保护方面的群众性运动。②绿色政党和生态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1972年，新西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欧洲大部分国家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都相继成立了绿党，有些绿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生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更为迅速，已经数以万计。③国际环境外交不断活跃。1989年，日本外务省第一次提出了“环境外交”概念，随后中国、美国等国家就将环境保护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由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又召开了由183个国家和地区、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环境与发展会议。④生态环境立法执法日益加强。1967年，日本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这是现代社会的第一个环境保护法，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先后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与执法工作，都基本上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⑤政府环境保护机构纷纷成立。如美国的环境保护局、日本的环境厅、英国的环境部等。这些都表明生态政治运动已经成为我们现代政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表明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政府及其领导人政治决策的边缘开始移向中心，也即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运动的联姻必然促发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早日实现。
广泛的生态政治运动所生成的种种政治压力是促使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最显著、最直接和最强劲的动力。随着社会民主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公民民主意识与参政能力的增强，在绿色政治运动中的生态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都能够通过游行、集会、请愿、对话、谈判、演讲、听证等各种政治参与方式，既可以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企业施压，也可以对没有负起责任的非生态型政府施压。各种国际环境会议所达成的环保共识无疑也会对参加协议的各国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从而对这些政府的生态化产生一定的推动。事实上，世界各国公民对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情况还是越来越不满。2000年的一项 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受调查的60个国家中有55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在环境方面做得不够。我国近年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也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对政府有所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正是回应这些“不满”所形成的压力进一步促使着政府不断走向探索和实现生态化的道路。
生态型政府构建本身就是展现生态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因为政治体系包含着政府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作用等等，而政府就是政治体系的核心内容，生态型政府构建应该属于生态政治运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生态政治运动就会变得不完整、不深入乃至不成功。不仅如此，由于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生态型政府也应当是引领生态政治运动的主导力量。这不仅表现在政府对社会或公民生态意识的宣传与强化上，也表现在政府对维护公民生态环境权益的立法和执法上，还表现在对绿色非政府组织的培育与支持等等上。尤其是在社会或公民生态政治意识和能力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就更需要政府发挥这些特有的引领和扶持作用。否则，生态政治运动就会变得更加缓慢、低效乃至无效。
四、保障与促进生态经济模式逐步发展的需要
生态经济就是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运作系统中，倡导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活动系统和谐相处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具体实现方式也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其运作模式就是“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基本原则就是废弃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生态经济模式发展的目标就是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它也体现着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内在统一。保障与促进生态经济模式的发展是现代政府天然的重要职责，也是促进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基础背景动因。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新兴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概念。世界生态经济也随着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而起步发展。80年代，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生态经济日益渗透到传统经济中，生态产业经济开始成型。9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世界潮流，生态经济进入快速成长发展期，生态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1980年，我国经济学家许涤新在国内首先提出了进行生态经济研究和建立生态经济学科的建议。而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走势与世界生态经济大体一致。目前，清洁生产技术与设备、有机(绿色)食品生产、绿色产品跨国营销、生态旅游等领域，正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企业竞争进入的焦点领域。发展生态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虽然，生态经济开始出现了从纯政府行为向以市场、企业行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变，但是，现代政府在生态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仍然不可轻视和难以替代。经济生态化必然要求政府生态化，也只有生态型政府才能真正担当起保障与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重任。
实践表明，只依靠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可能自动生成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因为生态经济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纯粹的私权交易市场根本无法保障生态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就为政府干预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政府不仅需要树立生态经济发展理念和制定生态经济发展规划，加强与完善生态经济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工作；还需要利用经济手段，制定一套激励生态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体系，包括政府直接投资与引资兴建生态保护工程制度、生态资源税收制度和价格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各种激励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政府自身生态责任的经济制度；需要发挥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公众自觉地维护生态环境权益和参与绿色消费；需要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强化自身的绿色政绩考核机制等。尤其是在生态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更是需要政府的整体保障与积极推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态经济就是一种政府经济。如果没有政府生态化，经济生态化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使我国面临更大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企业和政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生态经济又正在成为我国最具国际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领域之一，正在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之一。同时，我国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主导生态经济和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作用应该更为明显。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政府作用的忽略和估计不足及许多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无作为，甚至发挥副作用，产生负效应，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产业方面的一个重要局限。所以，保障和推进生态经济模式发展更需要加快我国生态型政府构建的进程。
五、追求与实现政府改革创新根本目标的需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政府改革创新就是指为了适应新环境变化和新现实挑战，政府系统从一个旧模式、旧范式转变为一个新模式、新范式的过程和结果。它不仅意味着政府体制的变革与完善，而应该包括政府理念、政府职能、政府管理方式、政府管理技术、政府能力等整个政府系统的合理性转变、转换、定位、提升与完善。现代政府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从政府自身来说应当是构建服务型政府；从社会来说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相对于上述自然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大背景与间接动因而言，反映与追求现代政府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小背景与直接动因。
相应于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以及正在趋向的后工业社会的3个不同时期，人类的行政模式大致经历了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3个阶段。如果说，行政改革仅仅囿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权力结构的调整和组织机构的精简，还没有触及根本目标。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行政来说，它的目标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管理行政而建立起服务行政的模式。服务行政模式的实践形态就是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价值理念，以为公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服务型政府，而生态型政府则是现代政府改革创新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范式，也是服务型政府构建与实现的一个具体服务内容目标，其实质也就是生态服务型政府，即政府以生态服务价值理念来实现服务价值理念，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或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为目标来实现为社会或公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反之，如果偏离或脱离了“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生态型政府的构建就会失去根本的方向和动力，也会变得不自觉、不完整乃至不真实。
现代政府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又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其实，不论什么阶级J生质和组织类型的政府，从长远和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推进政府改革和发展，不断实现政府创新，其宏观的长远目标应是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平和福利。这是由政府本身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显然，与其他政府类型相比，服务型政府应当更能体现政府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更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一宏观的长远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服务型政府具体实现目标的生态型政府构建也必然是紧紧围绕着这一根本和长远的目标，即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态安全、生态和平和生态福利，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生态公共利益。在现代政府的改革创新过程中，建设生态型政府就是从适应于向自然界索取资源的传统工业化社会的行政管理转变为适应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行政管理，其重要标志是从部门管理为主转变为综合协调为主。概而言之，生态型政府的构建就是需要政府通过不断地树立生态价值理念，健全生态管理体制，加强生态管理职能，提升生态服务能力的改革创新过程，来不断地提高政府生态服务效率，来最大限度地提供生态环境公共产品和生态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