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之大，义乌只能算是个小城市，人口不足百万，完全被北部富饶的邻居上海和温州的光环所遮蔽。但是，义乌极具特色。据称，义乌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外国商人们的圣地。我从一个叙利亚商人那里听说了这个市场，问他这座城市是不是有许多阿拉伯商人。他笑着答道：“不是许多阿拉伯商人，而是所有的阿拉伯商人都聚集在义乌。”
　　是什么使义乌如此与众不同？它聚集了大量价值几美元的便宜货，卖主也很高兴地卖出少量商品。对于回国后在自己国家的商城备货的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来说，他们的想法是一个品种只进几百个，而不是几千个。因此，义乌发现商机，幸运的是，它也赶上了好时候。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发展，日用品价格的飞速上涨已给许多经济体注入现金，恰好此时政府也向外国开放了国内市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突然涌向义乌的商人洪流描绘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最前沿的消费繁荣景象。义乌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礼物、玩具、零件来创造自己的财富。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间接提到过，有多少埃及的节日灯是中国制造的。来自义乌的灯遇到了好机会。可能是一位埃及商人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看到了中国的节日灯，他非常惊诧埃及的节日灯与它是如此的相似。商人要求中国摊贩修改设计以适应埃及市场，下了订单要几千个。摊贩可能生产了2倍于订单的数量，希望将这种灯卖给其他埃及商人。假如尝试成功，其他中国摊贩就可能在自己的货摊上复制相同的灯出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埃及节日灯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上全面开花。不仅是埃及的节日灯，各种各样的商品被卖到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一次在飞机上，我坐在一个埃及鞋商旁边。他在开罗外的地方拥有一个工厂，但却是空的，现在，他所有的鞋子都从义乌进口。“我能怎么办？”他扬手说道，“我必须谋生，从中国进口比在本地生产要便宜得多。”他每年去义乌4次，见制造商，下新订单。在飞往义乌的飞机上，我遇见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讲述着类似的故事。
　　2001年9月后不久，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发现了义乌。这些商人发现由于签证受限，去美国越来越难。当海关把商人的名字误认为是“恐怖名单”上的名字时，发生了许多逸闻趣事。2000年，前往美国的阿拉伯人一直保持在25万以上。截至2007年，数量已降到17万。当知道阿拉伯人不太可能光顾亚特兰大或芝加哥时，普通美国人可能感觉更安全。但是，世界已经变了。面对签证限制，阿拉伯商人以前可能待在家里，但现在，他们选择去中国义乌。
　　对西方来说，这是不幸的时间。10年里，阿拉伯商人第一次有钱花。石油价格屡创新高，阿拉伯经济急速发展。2004年至2007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6%，与此相对，发达国家不过是2.9%。但是，最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为了复兴商品经济，阿拉伯国家对进口敞开了大门。在1990年至2005年间，世贸组织允许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7个阿拉伯国家加入。在10年的经济停滞后，阿拉伯国家不仅有钱花，阿拉伯商人进口外国商品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因此，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商人向海外进发。然而，在他们费力地获得签证以进入西方经济体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其他选择。
　　中国是及时出现的替代者。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商品出口以每年30%的增长率飞速上升。北亚的厂商也向中国大陆大量外包生产。但是，真正的妙举是在2001年9月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同时推出的，北京非官方地决定放松签证限制。政策虽没有明显改变，但北京日益渴望吸引外商和外资。驻埃及的中国大使馆声称为埃及公民发放签证只需经过一个夜晚，而普通埃及人从申请到收到美国签证需18个工作日。事实上，我提到的大多数阿拉伯商人都声称在24小时内能收到签证，可见中国在商业上非常开放。
　　如此行动的结果在义乌非常明显——在义乌的街道上，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在拜访义乌时，我打车前往“红客旅馆”，它是阿拉伯社区的一个组织，是多数新来者首先驻足的地方。“红客旅馆”是一群随意而又复杂的建筑的联合，中心的一个院子有萧瑟的树丛。它集旅馆、办公室、饭店、清真寺功能于一身，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服务。在其中散步时，我遇见一个巴勒斯坦人拉希德，他把我引到一个阿拉伯餐馆里，“我的堂兄在这里工作，他已在义乌居住了很多年”。他说道。这个餐馆是奇怪的文化融合体，而阿拉伯的装饰物使它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餐馆稍显不同。餐馆的角落里耸立着巨大的塑胶棕榈树，这是表明文化纯正的小尝试。拉希德的堂兄在义乌居住10年，与当地一个中国女孩结婚。“我们的餐馆是这儿开的第一批阿拉伯餐馆之一，”他说道，“但是，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他拿起手中的烟，“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太难以置信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街上的阿拉伯餐馆的数量增加了3倍，但阿拉伯商人仍比餐馆多，因此，这是做买卖的好时机。”
　　2004年，这个城市仅有3个阿拉伯餐馆。但是，到2008年，餐馆数量几乎达到了20个。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不能与义乌相比。在“红客旅馆”附近，阿拉伯餐馆林立，以满足阿拉伯世界所有国家之需要。在中国这个沿海小城市，从黎巴嫩沙拉到埃及料理，商人什么都能吃到。
　　2004年，也门商人第一次开始大量涌入。也门是一个占据海湾半岛南端的多山之国，仍是一个高度部落化的国家，很贫穷，许多也门人前往邻国沙特阿拉伯谋生。2004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在近10年的财政紧缩后，政府又开始挥霍，而普通家庭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增强了。少数有企业家头脑的也门工人意识到可以从复兴的消费里挣钱，因此，他们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最后，在义乌落足。他们发现在这个城市的展示大厅里，商品极其便宜，可以出口到沙特阿拉伯。
　　我本不应该对在义乌发现也门人感到惊讶。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大多来自于哈德拉穆提部落，此部落起源于也门东部的省份，这个地区受惠于贸易风，结果哈德拉穆提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是，本·拉登家族起源于哈德拉穆提。本·拉登的行为极具讽刺性，他的所为加剧了对阿拉伯商人的签证限制，包括来自哈德拉穆提的商人，这些商人于是被赶入中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提醒——发生的表面上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事实上经常是相互联系的。
　　巴勒斯坦人紧随而至。故乡战争的爆发令他们被迫逃离，他们都希望能在中国发财致富。穆罕默德·纳塞尔的故事很典型，他是一个20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西岸，他的表兄们已在义乌定居，开了许多阿拉伯餐馆。3年前，在表兄们的建议下，他也来到义乌。我们在他位于北绸周大街的办公室会面，坐下来聊天，喝极甜的咖啡，一起待了一个小时。穆罕默德在沙特阿拉伯卖皮带，“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他解释道。他说中国话的速度很慢，口音浓重。但这不重要，因为穆罕默德没有计划在中国住一辈子，“一旦我赚到足够的钱买房子和结婚，我将回到巴勒斯坦”。他发现远离家乡与住在伊斯兰社区之外是很艰难的。
　　埃及和叙利亚商人是最后一批到达义乌的，石油价格上涨对这两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并没有造成戏剧性的影响。在城市的展厅里，我遇到一位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商人，他正在五金货摊上看螺丝刀，当他转头和朋友交谈时，我听出他的叙利亚口音。走了一会儿后，我们开始聊天，原来他来这儿仅仅3天，在这儿进货，回大马士革卖。我谈到，我没有想到在这座城市能看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这仅仅是另一座阿拉伯城”，他指着周围展厅的商人们说道。这有些夸大其词，但他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随着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增加，义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义乌从石油价格上涨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改革中获益。
　　（摘自东方出版社《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 作者：[澳]贝哲民 译者：程仁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