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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科技革命和“第二次人性革命”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挑战。面对这两大挑战，高等教育该如何做出选择，以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笔者看来，使长期处于矛盾与冲突状态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走向整合，是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整合
1 概念界定：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当代科学教育实际上包括自然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两部分，为与人文教育相对照，这里姑且采用科学教育的提法。所谓科学教育，即指以征服、改造自然，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为目的，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开发人的智力的教育，它体现的主要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由于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科学教育也最早在西方国家兴起，因此，科学教育浸透了西方文化的精神。
所谓人文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它通过把人类积累的智慧精神、心性精粹与阅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以期使人能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人文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性教育，它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人文教育是对培养人文精神，致力于人的道德精神价值领域的一切教育的高度抽象，因此，很显然，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主要表现为儒家教育。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主要从人的道德属性来诠释人性；通过格物、致知掌握统治之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加强道德修养，以达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是儒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因此，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教育色彩。
西方的人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大致上是一致的。粗略地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4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是进行最高形式的理性训练，以期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而出现的，其核心思想是恢复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强调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人的心性、启迪人的智慧，而对自然科学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其根本特征是要从人本身里面发现完整的人，要在人本身里面认识人，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人、教育人。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造成对人性的束缚和扭曲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主张通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来缓解科技发展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以培养有完整健全人格的人。
2 历史回顾：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矛盾与冲突
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可以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教育基本上是人文教育或者说是人文教育占主导地位。西方的人文教育思想，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把教育分为“自由的”教育和“职业的”教育两大类，自由教育适合于“自由人”——有闲阶层，是进行最高形式的理性训练，其目的在于心灵的享受和陶冶，因而是高尚而文雅的教育，在实质上乃是人文教育。
中世纪大学是近代西方高等教育的源头，在中世纪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西方的高等教育主要地表现为人文教育。它以探求真理、完善人格为宗旨，强调大学远离喧哗的城市，与时代的变迁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免受“市侩”和功利的影响，思索与探讨人类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获得心性的纯洁与智慧的高扬。老牌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一直固守着人文教育的宗旨，在它们看来，“设立大学是为了给教会和政府培养服务人员，即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大学毕业生而言，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重要”。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为人文主义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当时的人文教育确立了教育内容——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人类生活自由和思想自由时代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来陶铸人文精神，实现以发展人格为核心的促使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培养目标，培养通达人情事故，善于处理公私生活，掌握生活艺术的绅士。
在19世纪初，新人文主义者洪堡领导和组织了德国的教育改革运动并创建了柏林大学，使德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洪堡认为，传授高深知识是大学的基础，但这种知识不是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是一种“纯科学知识”，即一种脱离社会需要，超越社会现实的理念性知识。他极力主张的科学研究也并不是实用性科学研究，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心性和品格的陶冶，为了个人和思想的完善。他认为，“受到纯粹科学的教育，是教育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想，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受过这样一种教育的人，以后在生活中也就是一个对集体最为有用而且最能做出贡献的人，因为他拥有品格”，因而反对向学生进行带有目的的、实用的职业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并没有脱离人文教育的趣旨，只是适时地将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纳入了人文教育的范畴；他注意到了科学完善心智与品性的功能，但反对科学的功利与实用特性，把科学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中为人文教育服务。
如果说德国的高等教育最早引进了科学教育的话，那么美国的高等教育则使科学教育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以此逐步拓展了大学的社会功能，使大学教育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也浸透了功利和实用的特质。美国实用或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反过来又影响了德国和英国的高等教育。德国的高等教育在传统的侧重纯科学和艺术训练与研究的大学体系之外，建立了以实用为主的工科大学，侧重开展科学和技术教育；英国19世纪中叶的新大学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重视科学教育和实用教育的大学改造运动。
科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兴起和发展，导致了它与人文教育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和冲突。在英国，以纽曼和阿诺德为首的古典人文教育派力图保持人文教育的传统，使“古典学科”在大学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并贬低科学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纽曼认为，大学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的功能不是研究，研究应该在其他地方进行。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能力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训练”，他认为牛津和剑桥的“绅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理想模式，并声称“教育应当回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阿诺德则认为，“要把自然科学训练作为教育的主要部分，结果会遭到人类大多数的无条件的反对”，并认为“真正的人文主义是科学的，因此，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和世界”。而斯宾塞和赫胥黎作为19世纪下半叶英国提倡科学教育的旗手，则大力提倡科学教育。斯宾塞从其实证论和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赫胥黎在批评英国的教育时说：“我们的大部分学校和所有大学提供的教育，仅仅是一种狭窄的、片面的和实质上无教养的教育——在它最糟糕的时候，实在是近于完全没有教育。” 在美国这个讲求实用的国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也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就在哈佛大学大力开展以科学教育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并在全美高等教育界形成一股课程改革浪潮的时候，著名的《耶鲁报告》发表了。它极力肯定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而排斥科学或实用教育，声称“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大学里为本科生所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包括职业学，专门化必须晚一点开始……心智的训练使学生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即使是在科学教育已完全征服美国高等教育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校长，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赫钦斯仍在大声疾呼：“教育应是主体为人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唯在发挥人性，使人达到完善的境界”，“其目的是人性不是人力，教育不应成为可悲的经济工具”。他对大学毫无原则地放弃原有的目的，徒以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办学的态度深感不满，认为教育走向功利主义是大学教育的悲哀。
然而，无论人文教育家们怎样抗争，科学教育仍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前发展，并逐步取代了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获得了统治地位。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科学教育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它适应了工业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工业化进程迫切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具有一定实用知识的专门人才；其次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科学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为高等教育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再次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使得科学教育不断地展示出它实用和功利的一面，国家政权的干预加速了科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统治地位的确立；最后是由于传统的人文教育对人性的提升和心性的陶冶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它漠视社会现实和人类精神价值领域的新追求，在自然界的枷锁仍套在人类头上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因此当科学教育把大量的物质财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为科学教育所取代也就是必然的了。
3 现实状况：科学教育受到诘难，人文教育有望复兴
科学教育在与人文教育的冲突中逐渐在高等教育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按照它自身发展的逻辑，拓宽了人的认识领域，发展了人的智慧，解放了生产力，使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充分显示了人的力量。但是，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并开始对自身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科学教育的局限性便凸现在人们面前，科学教育受到了诘难。
科学教育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教育自身并不能保证人类就一定会将科学技术用于造福人类的目的。人们曾一度对科学产生过崇拜，认为只要依靠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然而，在人的道德精神和价值领域中日益发展起来的野蛮和贪婪的特性，却使人类一再地把科学技术成果用于邪恶的目的，从而出现了所谓“科学的野蛮”。二是科学教育的片面发展不仅无助于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以及人内心的不平衡等世界性问题的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矛盾和冲突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由于科学主义强调向世界索取，强调把他人自然化、物化、对象化，这就直接导致了向世界索取，向他人索取，通过和他人竞争来强化自我意识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对自然的一味征服、改造和利用，使得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彼此之间不理解、不信任，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情况日益普遍；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严重失衡，孤独、苦闷的情绪日益滋长，并由此产生了诸如吸毒、淫乱、赌博和暴力行为等各种社会问题。
就在科学教育受到诘难的同时，人文教育又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来，人文教育不仅为要素主义和存在主义等重要教育哲学流派的教育思想家所极力推崇，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已成为教育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1984年美国人文学科促进会发表的《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学科报告书》，震撼了美国教育界，并促进了其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原苏联80年代的教育改革针对其教育、教养内容只是指向知识、技能技巧掌握的状况以及学生在道德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形成教学内容的来源应当是个性自我独立的下列基本领域：人（个性活动、个性形成）、社会（掌握祖国、人类、民权、民主主义、公民责任感等观念）、自然界（认识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掌握生态学文化，懂得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智力圈（利用科技进步成果时形成道德责任感，掌握文化改造活动的方法），要求教育在更大程度上引导学生接触世界文化和艺术，以促进个性的和谐发展。英国政府1987年4月发布的《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白皮书，明确地把坚持基础科学研究，增进人文学科学术成就作为高等教育目标之一，“鼓励人们在文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上获得高水平的学术成就”。日本的教育界也认识到，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人的周围环境恶化，接触自然的机会减少，人的素质退步以及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关心淡薄等负面影响，提出要加强人文教育以努力克服这些负面影响。
此外，国际教育组织也密切地关注着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发展状况。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会议最后以“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作为会议报告的总标题，人文教育受到与会代表和官员的一致关注。
高等教育发展到现代，人文教育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科学教育受到诘难的深层次文化动因，在于西方文化中形成的科学精神的偏颇。这种文化精神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并以物的规律的普遍性替代人的规律。它一方面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人的道德精神价值的失落，导致了物质和技术世界对人性的束缚。作为传递、发展科学文化的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文化精神的影响，体现甚至宣扬这种文化精神。其重要表现就是教育走向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只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注重智力的开发，而忽视人文精神素养的培养，忽视道德价值的教育。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是“经济人”或“政治人”而不是完整的人，只是工具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目的意义上的人。但当代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表明，缓解和改善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只能是进行“第二次人性革命”，使人的身心、思想和行动、理智和情感都得到健康而全面的发展，人文教育在这方面无疑可以帮助人类。这样，科学教育受到诘难也就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了。 4 未来选择：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各自有其合理的内核与现实价值。科学教育发展了人的智慧与知识，使人在征服、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解放人性，体现人的价值，使人自身得到肯定，从实质上讲，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实现教育最根本目的的手段；人文教育重视人性的完善，努力提升人的道德精神价值，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它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之所在。但两者各自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简言之，不重视教育根本目的的教育和忽视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的教育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教育。应该说，两者是教育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只是由于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科学产生于近代，而人文知识可以说从人类一开始就出现了），才导致了这两种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割裂以致彼此问的矛盾冲突。因此，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高等教育必须改变非此即彼的状况，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
1957年，英国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在西方知识界和高等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他所说的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是两种类型的专家（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所各自形成的文化，实质上是两种类型的教育（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所各自形成的文化。斯诺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并认为产生文化分裂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即科学教育）的过分推崇和我们要把自己的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他还指出了实现文化整合的方向：“所有这一切只有一条出路，自然这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而教育改革的重点则是要改变高等教育因过分重视科技发展而产生的过于专门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使人类的知识体系支离破碎，它并不能使一个人能最快地在某一领域内达到深入的境界。可见，斯诺是希望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来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整合的。这对于我们分析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阐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的思想是有指导意义的。
所谓整合，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交融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一体的关系。因此，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不是两者的简单调和，也不是教育的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的二元相加，而是它们在高层次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全方位的，是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与功能观、教育制度和课程编制等方面的根本改变。具体地说，它是科学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化的科学教育的有机整体，它力图使科学人文化，使人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而以科学的发展作为基础和实现目标的手段。
关于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的机制，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科学史作家乔治·萨顿的文化整合观中得到启示。他认为文化整合机制的前提是两种文化的相通性或相容性，而关键点则在于科学的人道化，并要力图使人文文化围绕科学形成“新人文主义”的文化精神。他说：“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文有关。如果你指出科学对人文的深刻涵义，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人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人道主义工具，如果你排除了这种意义，单纯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价值了，无论从纯粹技术观点来看其价值有多大。如果不结合历史，科学知识就可能危及文化，如果把它同历史结合起来并用崇敬过去的精神加以节制，它就会培育出最高级的文化。”他认为这种高级的文化，就是他极力主张的“新人文主义”文化。他说：“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将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慧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然而不是唯一源泉。无论它多么重要，它都是绝对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但仅只是核心而已。新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它将减小把科学知识抛弃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起来。它将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它将进一步证实人类的统一性，不仅在它的成就上，而且也在它的志向上。”乔治·萨顿的“新人文主义”主张虽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所阐明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容性与互补性、使科学人文化，并力图使人文主义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的思想，却是文化整合机制的深刻内涵。实际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整合，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两种文化的整合从根本上讲要以两种教育的整合为前提，即以教育的整合促进文化整合。
为进一步揭示实现整合后的教育的精神内涵，这里有必要对其基本特性作一抽象的概括。在教育价值观上，它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与以个人发展需要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的统一，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培养健全的人格以求人类精神的完善；在教育目标上，它力求实现提升人性与提高人力的统一，培养既有健全人格又掌握生产技能的劳动者，既具有明确生活目标、高尚审美情趣，又能创造、懂得生活的人；在教育内容上，它把传递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与传授科学知识和实际技能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大学教育不仅应教给学生实用知识，为他们提供就业准备，而且应帮助他们形成道德责任感。总之，整合的教育是知、情、意并重的教育，是使个体的精神道德和科学知识平衡发展的教育。
应该指出的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作为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其根本的推动力来自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因此，整合既是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在实现整合的过程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冲突绝不会停止，整合的真正实现还有待我们作出艰辛的努力。作为目标意义的整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是一种总体上的整合，但绝对完美的整合是不可能出现的；作为过程意义的整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以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压制为原则。同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境与条件下，其侧重点及具体的实施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律。大体上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上完成了由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科学技术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优裕，但人的道德精神领域的问题尤为突出，可以说，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是迫在眉睫。两者的整合既可以在一所学校的内部，也可以在一国内部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实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进程是它们共同面临的主要任务，因此必须把科学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但与此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覆辙，也要力求开展人文教育，而不是用科学教育来排斥人文教育。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科技教育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但相形之下，人文教育则日益受到排斥和冷落。高等学校中的许多人文学科，由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或停止、限制招生，或改变方向向应用学科转型；高等理工院校开设的一些人文课程也得不到有些领导和学生的重视，教育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倾向正迅速增长。与此同时，青年大学生中的道德滑坡现象日见严重；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赌博、色情、暴力、欺诈等社会问题已相当突出。这种情况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在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之间作目光短浅的取舍，大力发展科学教育绝不能以压制或削弱人文教育为代价，否则，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要真正实现经济的腾飞，全面推进社会的进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就必须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使两者协调、同步发展。
【关键词】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整合
1 概念界定：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当代科学教育实际上包括自然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两部分，为与人文教育相对照，这里姑且采用科学教育的提法。所谓科学教育，即指以征服、改造自然，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为目的，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开发人的智力的教育，它体现的主要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由于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科学教育也最早在西方国家兴起，因此，科学教育浸透了西方文化的精神。
所谓人文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它通过把人类积累的智慧精神、心性精粹与阅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以期使人能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人文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性教育，它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人文教育是对培养人文精神，致力于人的道德精神价值领域的一切教育的高度抽象，因此，很显然，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主要表现为儒家教育。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主要从人的道德属性来诠释人性；通过格物、致知掌握统治之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加强道德修养，以达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是儒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因此，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教育色彩。
西方的人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大致上是一致的。粗略地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4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是进行最高形式的理性训练，以期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而出现的，其核心思想是恢复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强调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人的心性、启迪人的智慧，而对自然科学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其根本特征是要从人本身里面发现完整的人，要在人本身里面认识人，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人、教育人。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造成对人性的束缚和扭曲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主张通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来缓解科技发展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以培养有完整健全人格的人。
2 历史回顾：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矛盾与冲突
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可以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教育基本上是人文教育或者说是人文教育占主导地位。西方的人文教育思想，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把教育分为“自由的”教育和“职业的”教育两大类，自由教育适合于“自由人”——有闲阶层，是进行最高形式的理性训练，其目的在于心灵的享受和陶冶，因而是高尚而文雅的教育，在实质上乃是人文教育。
中世纪大学是近代西方高等教育的源头，在中世纪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西方的高等教育主要地表现为人文教育。它以探求真理、完善人格为宗旨，强调大学远离喧哗的城市，与时代的变迁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免受“市侩”和功利的影响，思索与探讨人类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获得心性的纯洁与智慧的高扬。老牌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一直固守着人文教育的宗旨，在它们看来，“设立大学是为了给教会和政府培养服务人员，即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大学毕业生而言，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重要”。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为人文主义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当时的人文教育确立了教育内容——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人类生活自由和思想自由时代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来陶铸人文精神，实现以发展人格为核心的促使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培养目标，培养通达人情事故，善于处理公私生活，掌握生活艺术的绅士。
在19世纪初，新人文主义者洪堡领导和组织了德国的教育改革运动并创建了柏林大学，使德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洪堡认为，传授高深知识是大学的基础，但这种知识不是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是一种“纯科学知识”，即一种脱离社会需要，超越社会现实的理念性知识。他极力主张的科学研究也并不是实用性科学研究，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心性和品格的陶冶，为了个人和思想的完善。他认为，“受到纯粹科学的教育，是教育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想，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受过这样一种教育的人，以后在生活中也就是一个对集体最为有用而且最能做出贡献的人，因为他拥有品格”，因而反对向学生进行带有目的的、实用的职业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并没有脱离人文教育的趣旨，只是适时地将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纳入了人文教育的范畴；他注意到了科学完善心智与品性的功能，但反对科学的功利与实用特性，把科学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中为人文教育服务。
如果说德国的高等教育最早引进了科学教育的话，那么美国的高等教育则使科学教育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以此逐步拓展了大学的社会功能，使大学教育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也浸透了功利和实用的特质。美国实用或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反过来又影响了德国和英国的高等教育。德国的高等教育在传统的侧重纯科学和艺术训练与研究的大学体系之外，建立了以实用为主的工科大学，侧重开展科学和技术教育；英国19世纪中叶的新大学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重视科学教育和实用教育的大学改造运动。
科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兴起和发展，导致了它与人文教育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和冲突。在英国，以纽曼和阿诺德为首的古典人文教育派力图保持人文教育的传统，使“古典学科”在大学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并贬低科学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纽曼认为，大学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的功能不是研究，研究应该在其他地方进行。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能力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训练”，他认为牛津和剑桥的“绅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理想模式，并声称“教育应当回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阿诺德则认为，“要把自然科学训练作为教育的主要部分，结果会遭到人类大多数的无条件的反对”，并认为“真正的人文主义是科学的，因此，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和世界”。而斯宾塞和赫胥黎作为19世纪下半叶英国提倡科学教育的旗手，则大力提倡科学教育。斯宾塞从其实证论和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赫胥黎在批评英国的教育时说：“我们的大部分学校和所有大学提供的教育，仅仅是一种狭窄的、片面的和实质上无教养的教育——在它最糟糕的时候，实在是近于完全没有教育。” 在美国这个讲求实用的国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也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就在哈佛大学大力开展以科学教育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并在全美高等教育界形成一股课程改革浪潮的时候，著名的《耶鲁报告》发表了。它极力肯定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而排斥科学或实用教育，声称“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大学里为本科生所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包括职业学，专门化必须晚一点开始……心智的训练使学生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即使是在科学教育已完全征服美国高等教育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校长，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赫钦斯仍在大声疾呼：“教育应是主体为人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唯在发挥人性，使人达到完善的境界”，“其目的是人性不是人力，教育不应成为可悲的经济工具”。他对大学毫无原则地放弃原有的目的，徒以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办学的态度深感不满，认为教育走向功利主义是大学教育的悲哀。
然而，无论人文教育家们怎样抗争，科学教育仍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前发展，并逐步取代了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获得了统治地位。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科学教育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它适应了工业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工业化进程迫切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具有一定实用知识的专门人才；其次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科学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为高等教育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再次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使得科学教育不断地展示出它实用和功利的一面，国家政权的干预加速了科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统治地位的确立；最后是由于传统的人文教育对人性的提升和心性的陶冶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它漠视社会现实和人类精神价值领域的新追求，在自然界的枷锁仍套在人类头上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因此当科学教育把大量的物质财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为科学教育所取代也就是必然的了。
3 现实状况：科学教育受到诘难，人文教育有望复兴
科学教育在与人文教育的冲突中逐渐在高等教育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按照它自身发展的逻辑，拓宽了人的认识领域，发展了人的智慧，解放了生产力，使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充分显示了人的力量。但是，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并开始对自身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科学教育的局限性便凸现在人们面前，科学教育受到了诘难。
科学教育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教育自身并不能保证人类就一定会将科学技术用于造福人类的目的。人们曾一度对科学产生过崇拜，认为只要依靠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然而，在人的道德精神和价值领域中日益发展起来的野蛮和贪婪的特性，却使人类一再地把科学技术成果用于邪恶的目的，从而出现了所谓“科学的野蛮”。二是科学教育的片面发展不仅无助于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以及人内心的不平衡等世界性问题的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矛盾和冲突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由于科学主义强调向世界索取，强调把他人自然化、物化、对象化，这就直接导致了向世界索取，向他人索取，通过和他人竞争来强化自我意识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对自然的一味征服、改造和利用，使得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彼此之间不理解、不信任，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情况日益普遍；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严重失衡，孤独、苦闷的情绪日益滋长，并由此产生了诸如吸毒、淫乱、赌博和暴力行为等各种社会问题。
就在科学教育受到诘难的同时，人文教育又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来，人文教育不仅为要素主义和存在主义等重要教育哲学流派的教育思想家所极力推崇，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已成为教育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1984年美国人文学科促进会发表的《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学科报告书》，震撼了美国教育界，并促进了其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原苏联80年代的教育改革针对其教育、教养内容只是指向知识、技能技巧掌握的状况以及学生在道德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形成教学内容的来源应当是个性自我独立的下列基本领域：人（个性活动、个性形成）、社会（掌握祖国、人类、民权、民主主义、公民责任感等观念）、自然界（认识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掌握生态学文化，懂得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智力圈（利用科技进步成果时形成道德责任感，掌握文化改造活动的方法），要求教育在更大程度上引导学生接触世界文化和艺术，以促进个性的和谐发展。英国政府1987年4月发布的《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白皮书，明确地把坚持基础科学研究，增进人文学科学术成就作为高等教育目标之一，“鼓励人们在文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上获得高水平的学术成就”。日本的教育界也认识到，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人的周围环境恶化，接触自然的机会减少，人的素质退步以及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关心淡薄等负面影响，提出要加强人文教育以努力克服这些负面影响。
此外，国际教育组织也密切地关注着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发展状况。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会议最后以“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作为会议报告的总标题，人文教育受到与会代表和官员的一致关注。
高等教育发展到现代，人文教育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科学教育受到诘难的深层次文化动因，在于西方文化中形成的科学精神的偏颇。这种文化精神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并以物的规律的普遍性替代人的规律。它一方面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人的道德精神价值的失落，导致了物质和技术世界对人性的束缚。作为传递、发展科学文化的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文化精神的影响，体现甚至宣扬这种文化精神。其重要表现就是教育走向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只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注重智力的开发，而忽视人文精神素养的培养，忽视道德价值的教育。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是“经济人”或“政治人”而不是完整的人，只是工具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目的意义上的人。但当代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表明，缓解和改善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只能是进行“第二次人性革命”，使人的身心、思想和行动、理智和情感都得到健康而全面的发展，人文教育在这方面无疑可以帮助人类。这样，科学教育受到诘难也就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了。 4 未来选择：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各自有其合理的内核与现实价值。科学教育发展了人的智慧与知识，使人在征服、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解放人性，体现人的价值，使人自身得到肯定，从实质上讲，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实现教育最根本目的的手段；人文教育重视人性的完善，努力提升人的道德精神价值，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它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之所在。但两者各自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简言之，不重视教育根本目的的教育和忽视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的教育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教育。应该说，两者是教育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只是由于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科学产生于近代，而人文知识可以说从人类一开始就出现了），才导致了这两种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割裂以致彼此问的矛盾冲突。因此，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高等教育必须改变非此即彼的状况，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
1957年，英国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在西方知识界和高等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他所说的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是两种类型的专家（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所各自形成的文化，实质上是两种类型的教育（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所各自形成的文化。斯诺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并认为产生文化分裂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即科学教育）的过分推崇和我们要把自己的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他还指出了实现文化整合的方向：“所有这一切只有一条出路，自然这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而教育改革的重点则是要改变高等教育因过分重视科技发展而产生的过于专门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使人类的知识体系支离破碎，它并不能使一个人能最快地在某一领域内达到深入的境界。可见，斯诺是希望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来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整合的。这对于我们分析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阐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的思想是有指导意义的。
所谓整合，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交融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一体的关系。因此，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不是两者的简单调和，也不是教育的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的二元相加，而是它们在高层次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全方位的，是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与功能观、教育制度和课程编制等方面的根本改变。具体地说，它是科学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化的科学教育的有机整体，它力图使科学人文化，使人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而以科学的发展作为基础和实现目标的手段。
关于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的机制，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科学史作家乔治·萨顿的文化整合观中得到启示。他认为文化整合机制的前提是两种文化的相通性或相容性，而关键点则在于科学的人道化，并要力图使人文文化围绕科学形成“新人文主义”的文化精神。他说：“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文有关。如果你指出科学对人文的深刻涵义，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人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人道主义工具，如果你排除了这种意义，单纯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价值了，无论从纯粹技术观点来看其价值有多大。如果不结合历史，科学知识就可能危及文化，如果把它同历史结合起来并用崇敬过去的精神加以节制，它就会培育出最高级的文化。”他认为这种高级的文化，就是他极力主张的“新人文主义”文化。他说：“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将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慧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然而不是唯一源泉。无论它多么重要，它都是绝对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但仅只是核心而已。新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它将减小把科学知识抛弃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起来。它将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它将进一步证实人类的统一性，不仅在它的成就上，而且也在它的志向上。”乔治·萨顿的“新人文主义”主张虽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所阐明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容性与互补性、使科学人文化，并力图使人文主义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的思想，却是文化整合机制的深刻内涵。实际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整合，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两种文化的整合从根本上讲要以两种教育的整合为前提，即以教育的整合促进文化整合。
为进一步揭示实现整合后的教育的精神内涵，这里有必要对其基本特性作一抽象的概括。在教育价值观上，它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与以个人发展需要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的统一，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培养健全的人格以求人类精神的完善；在教育目标上，它力求实现提升人性与提高人力的统一，培养既有健全人格又掌握生产技能的劳动者，既具有明确生活目标、高尚审美情趣，又能创造、懂得生活的人；在教育内容上，它把传递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与传授科学知识和实际技能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大学教育不仅应教给学生实用知识，为他们提供就业准备，而且应帮助他们形成道德责任感。总之，整合的教育是知、情、意并重的教育，是使个体的精神道德和科学知识平衡发展的教育。
应该指出的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作为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其根本的推动力来自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因此，整合既是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在实现整合的过程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冲突绝不会停止，整合的真正实现还有待我们作出艰辛的努力。作为目标意义的整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是一种总体上的整合，但绝对完美的整合是不可能出现的；作为过程意义的整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以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压制为原则。同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境与条件下，其侧重点及具体的实施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律。大体上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上完成了由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科学技术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优裕，但人的道德精神领域的问题尤为突出，可以说，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是迫在眉睫。两者的整合既可以在一所学校的内部，也可以在一国内部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实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进程是它们共同面临的主要任务，因此必须把科学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但与此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覆辙，也要力求开展人文教育，而不是用科学教育来排斥人文教育。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科技教育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但相形之下，人文教育则日益受到排斥和冷落。高等学校中的许多人文学科，由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或停止、限制招生，或改变方向向应用学科转型；高等理工院校开设的一些人文课程也得不到有些领导和学生的重视，教育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倾向正迅速增长。与此同时，青年大学生中的道德滑坡现象日见严重；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赌博、色情、暴力、欺诈等社会问题已相当突出。这种情况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在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之间作目光短浅的取舍，大力发展科学教育绝不能以压制或削弱人文教育为代价，否则，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要真正实现经济的腾飞，全面推进社会的进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就必须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使两者协调、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