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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初期，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1961年1月至5月，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以田家英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到浙江省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一个最差的和合生产队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仅找到了其衰败破落的根源及其治理办法，而且还向党中央建议起草一个规范人民公社活动的工作条例，以便为恢复和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提供制度保障。毛泽东采纳了此建议，主持制订了纠正1958年以来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份重要文件“农业六十条”。该政策在嘉兴农村率先试行，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充分调动了他们工作和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六十条”使得当地农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关键词】1961；毛泽东；田家英；农业十六条；和合调查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5-0079-15
1961年初，毛泽东派遣秘书兼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带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到浙江省嘉兴县农村调查，这“是我党重视农村工作、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个缩影。”①学术界对于此次调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②但是仍然有许多空白点与模糊处需要填补与厘清。比如，中央调查组采用了哪些调查统计方法？毛泽东对田家英有何具体指导意见？中央调查组所取得的历史功绩体现在哪些方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分析研究的空间与必要。为此，本文拟主要引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对上述问题作一全面系统性梳理与论述，权且作为对过往研究的拓展、丰富与深化。
一、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毛泽东派田家英带队到浙江调查
1959年，党中央正在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时，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得有待纠正的错误继续发展，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急剧下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③以浙江省嘉兴县嘉善地区为例，1960年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量18771万斤，比1959年减少9067万斤，减幅达32.58%，平均亩产只有353斤，比1949年还低，人均口粮比实行统购统销的1953年下降23%，农村普遍出现“三瘦”（人瘦、田瘦、牛瘦）“五缺”（ 缺口粮、缺种子、缺资金、缺肥料、缺农具），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困难的一年。①
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觉察到国内存在的严重情况后，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左”的错误。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各级领导机关 “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 一平二调 “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化”等错误，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②
1961年1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平调退赔、瞎指挥、自留地、调查研究、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虚报浮夸等问题。毛泽东要求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各起草一个工作条例。搞一个半月，各搞一个好的生产队，一个坏的生产队，不然要钻牛角尖。各地要加上几个‘本地人’，将来合起来开几天会。”③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他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是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写。……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④并说：“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要搞清情况，就要作调查研究。”⑤紧接着，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结束的1月18日，毛泽东再一次就开展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在全党来说，调查研究作风比较好。解放后11年来比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⑥又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⑦毛泽东认为：“省委不明情况是很危险的。只有把情况弄清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出来了， 决心也就大了。上下一齐动手调查研究，可以集思广益，很快统一认识，找到正确的对策。”⑧
1961年l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大家就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⑨接着，中央决定主要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奔赴全国各地，分片深入农村亲自抓调查研究。⑩同时，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领导都下去调查。毛泽东亲自抓赴浙江、广东和湖南三省调查组。
為组建调查组赴浙江， 1月20日下午，毛泽东致信田家英，内容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六人，连组长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①
毛泽东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毛泽东又及”
田家英率领的赴浙江调查组迅速组建，第二天离开北京。途中，他们学习了《调查工作》一文。22日，调查组抵达杭州。
23日，中央调查组即向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领导同志了解整体情况。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指示和调查方法，中央调查组与省委协商决定了调查对象：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在嘉兴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一个小组在桐庐县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②两个小组同时开展调查， 田家英是中央浙江调查组组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全程参与调查工作。田家英重点抓嘉兴县的生产队。③嘉兴小组组长为石山，组员包括裴润（中央农村工作部）、逄先知（中共中央办公厅）、薛驹（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强世贤（浙江省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徐立忻（浙江省委政治研究室）、何扬洪（浙江省农村工作部干部处）、李有（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高砚田（嘉兴县政府办公室）。按照毛泽东指示，田家英对调查工作提出的指导思想是：“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他还拟了一幅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感想敢说不敢做”。之所以讲“不同劳”，是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紧张，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还影响调查；所谓“不敢做”，就是不准对地方工作“指手画脚，随意指挥”。④在调查组内部，则反复动员大家打破思想框框，不设禁区，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有意见应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或上级领导提出。他特别要求调查组成员注意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办事同他们商量，体谅他们的困难，“不能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⑤ 二、田家英带队在嘉兴和合生产队蹲点调查与毛泽东的全程指导
嘉兴县⑥确定的调查对象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大队，原来是 1 个高级社，下分 11 个生产小队，共有 327 户，1236 人，耕地面积 3753 亩，平均每人3亩多。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水网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饶，素有“鱼米之乡”“衣食海内”的美誉。⑦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经济很快得到复苏，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较好，每年向国家提供100 万斤左右的商品粮食。⑧但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和合生产队的劳动力、耕畜、农具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集体经济大为削弱，致使社员生活十分困难。⑨1961年春天，该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只能吃三餐稀饭。”有的生产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⑩
1月24日下午，中央调查组到达嘉兴魏塘人民公社。公社党委就1958年以来组织“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等情况，如实全面地作了汇报，直至凌晨才结束。①次日上午，调查组一行在魏塘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张行方陪同下从公社徒步到和合生产队了解情况。当天，田家英、薛驹被分别安排在贫农陈安生、张德增的草棚屋里，睡“柴地铺”（地上铺稻草），再从公社招待所借来被褥。其他成员被安排在生产队抽水机机房内，打地铺休息。大家吃饭，在生产队公共食堂“与社员一样喝稀粥”。②
从1月25日到2月5日，调查组成员紧张地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具体分工是：薛驹、何扬洪负责调查干部问题、党团问题、体制问题；强世贤、逄先知负责调查生产问题；裴润、徐立忻负责调查分配问题、生活问题；石山、高砚田负責调查食堂问题、生产队历史、文化卫生人口变化等问题。调查的重点是三个方面：“1、公社化以后几年来的情况和问题；2、整社以后干部问题的具体调查分析；3、‘十二条’贯彻后群众的反映。”③为此，调查组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调查措施：
第一，抽样调查——查阅生产队账册。经过商量确定第四、第十两个小队为调查点，全面查阅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的各类账册，由裴润负责。当地干部负责通知小队记账员把历年现金账、农业成本账、社员分配分户明细账等等通通搬来供调查组查阅，记账员还要回答调查组人员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④
第二，会议调查——召开小型座谈会。调查组成员除了召开社员会和调查会，主要是召开座谈会。他们确定贫农、中农、干部等不同阶层人员座谈，由魏塘人民公社副社长孙海和通知。每次座谈三到四人，主要是谈生产情况，算吃、穿、住、用各方面的细账，由石山负责。全部问题由调查组询问，并作详细记录。每次座谈时，调查组都会向被调查社员说明：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情况”，让“大家有饭吃。”所以每批座谈会，气氛都很融洽，社员心情舒畅，“都愿意把心里话向调查组讲。”⑤
第三，典型调查——个别上门访问。调查组成员只要有空，就出去串门走访农户调查了解其家史、社情，足迹遍布生产队每一个角落。⑥他们专门选择了有代表性的王老五与陈光顺两户贫农、何欢喜与俞生金两户下中农、陶阿法与鲁长富两户上中农，对这六户人家解放以来的劳力、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账对比。⑦他们还请来几位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促膝交谈。
调查组成员白天出去调查、访谈，晚上回来汇报交流。没有灯，一团漆黑，几乎谁也看不见谁，但是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田家英把这种交流叫作“瞎吹”。⑧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调查组对和合生产队基本情况、人力、牛力、农具等变化情况、社员收入状况、消费情况、家庭副业情况、经济水平变化情况都作了详细了解，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针对和合生产队农民经济水平变化情况，调查组以1960年和合生产队5个典型户作标兵，对第4小队（生产落后）和第8小队（生产较好）的62户社员进行排队调查，情况如下：新上中农，平均每人收入86元，相当于土改前富裕中农水平，14户，占总户数的22.5%；新下中农，平均每人收入76.6元，接近土改前富裕中农水平，9户，占总户数的14.5%；老下中农，平均每人收入52.8元，相当于土改前一般中农水平，8户，占总户数的13%；1类贫农，平均每人收入48.2元，相当于土改前下中农水平，12户，占总户数的20%；2类贫农，平均每人收入34.34元，相当于土改前贫农水平，19户，占总户数的30%。也就是说，22.5%农户相当于土改前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14.5%的农户接近土改前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33%的农户相当于土改前一般中农和下中农的生活水平；还有30%的农户仍然停留在土改前贫农的生活水平，生活相当困难。两个生产小队的62户社员的情况，“大体上符合全生产队的情况。”关于人民公社化以来各阶层对于生活状况的反映：贫下中农普遍认为，单干时期生活最好或者较好，有饭吃。初级社时期，生活尚可。但是，公社化以后生活水平降低了。大家对“人民公社、供给制的优越性的反映不多”。然而，对于吃不饱饭、干部瞎指挥、管理不民主、贪污、多吃多占、搞生活特殊化等等，都有很多不满情绪和意见。①
调查组发现，和合生产队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
其一，粮食问题。“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生产队根据上级要求上报的包产（“看苗包产”）亩产粮食是1000斤，实收439斤；1959年，上报包产亩产粮食979斤，实收436斤；1960年，上报包产亩产粮食1471斤，实收291斤②，这一数字，比新中国成立以前正常年景的350斤还要低。如此，导致了上述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一日三餐都喝稀饭的情形。社员们抱怨说：“上面吹牛皮，社员饿肚皮。”③
其二，食堂问题。全生产队共有10个公共食堂，每天只能勉强维持三餐“薄粥汤”，还限量供应。④调查组人员询问社员们能吃饱吗？社员们就打趣调查组成员，反问他们吃饱了没有。事实上，公共食堂问题一大堆：一是家家户户取消私灶，炊具桌凳被搬去食堂无偿使用，不管社员居住怎样分散，都必须到食堂打饭，吃大锅饭；二是部分农民自留地被收归食堂当菜地，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副业收入；三是浪费大、漏洞多，把生米煮成熟饭要经过五道滴漏⑤；四是干部开小灶、多吃多占司空见惯。社员们的意见是：公共食堂应该解散。⑥ 其三，生产队规模和核算问题。社员普遍反映，办初级社时，十几户、二十几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分配单位：劳动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分配算得清、分得到。因此，大家生产积极性很高：“抢活干，争工分，在当时是普遍现象。”⑦人民公社化以后，一个和合生产队，要管11个小队，南北十多里路，一眼望不到边，一年分配只有几十元，吃大锅饭，社员没有搞好集体生产的积极性。⑧
调查过程中，调查组还发现一些党员干部存在严重违法乱纪问题。田家英认为：“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社员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⑨
正当中央调查组开展第一阶段调查时，毛泽东于1月25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视察。2月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住汪庄“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⑩2月5日晚上，田家英在杭州向毛泽东和在场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等详细汇报了两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田家英着重汇报了和合生产队的历史与现状（包括规模、体制、生产等）。他在汇报中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指出造成该生产队落后及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的原因，主要由于“五风”的严重破坏；第二，和合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11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家去，还得再热一次。①
应该说，田家英如实汇报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相当敏感。谈论人民公社食堂问题，更是一个特别敏感且有风险的话题。但是，他觉得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和人民负责。”②不该考虑个人得失。他在汇报之前，对调查组成员薛驹说：“如果汇报后要打屁股，就打我的屁股。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敢于向上面提出意见。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不怕受打击。”令听者“很受感动。”③在这次汇报中，为从思想认识、政策、制度、工作方法、职责范围等方面规范人民公社活动，田家英强烈“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④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和合生产队1960年的水稻亩产竟然只有291斤，“比解放前的常年水平（350斤到380斤）还低很多。”⑤这个数字 “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⑥
2月6日晚，毛泽东又听取了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等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以后，毛泽东肯定了中央调查组第一阶段的工作，并就人民公社的体制、改进作风、总结经验教训等问题发表谈话，提出了下列重要意见：
第一，关于县、社的规模。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现在先不忙分，你们先在会议上讨论一下，等到秋后再分。目前先分一两个公社试试看，先试点一下，看有什么问题，对生产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
第二，关于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包括你们浙江的一个，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管十一个小队，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第三，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常年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第四，关于党的工作问题。毛泽东说：自从公社化以后，我们是政社合一，并不是党政合一，党和社应有明确的分工。公社党委书记不能生产、行政什么都管，否则什么也管不好，因为还有社员代表大会，它是行政上最高权力机关。党委主要还是应该抓政治思想教育，但是不等于不抓生产，因为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思想教育不好，党的政策没有贯彻，群众的生产就搞不起来。
第五，关于改造落后队问题。毛泽东说：改造落后，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确定方针，不要走过场，改造好了要验收。一定要搞通县、社领导干部的思想，落后队同县、社的领导分不开，他们思想不通，工作队一走又要变坏，要和他们一起去改造。①
这些具体意见，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及其内部治理的一些基本看法，对于中央调查组后续调查及浙江省委都具有指导意义。
2月7日，田家英急返和合生产队，又对该队“作了历史与现状比较的调查。”②一天后，再返回杭州。2月8日晚，毛泽东又找田家英及浙江省委领导江华、林乎加、薛驹一起谈话，主要谈农村整风、整社等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去“五风”。鉴于省委书记江华曾经汇报说浙江粮食产量1961年争取达到160亿斤，毛泽东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落后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毛泽东接着说：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亩产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第二，关于平调退赔。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给予了肯定回答。毛泽东赞赏说，谁决定的（平调），谁负责（退）赔。上下各级都下决心才能搞好，要使领导干部真正懂得共产主義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剥夺农民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第三，关于农民自留地。毛泽东说：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归根到底，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即几年来几放几收）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是你变得太多了嘛！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第四，关于生产队规模。毛泽东说：生产队规模大，这样把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基本原则是要增产，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
第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要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的要求办常年食堂，一个队五十户有五户愿意就可以办，多数愿意办农忙食堂，还有少数愿意自己拿回家烧饭。要适合这三种人，按照群众需要办事。不适合情況总是要垮台的。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提出的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他说：“调查组可以搞一个半月，二月一整月，三月半个月。在广州开会时，每个调查组去三个人，三个调查组九个人，连我组成十个人的小组，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搞一个文件。”③显而易见，毛泽东在“了解了嘉兴的情况”④以后，是深受启发的。
毛泽东听完中央调查组和浙江省委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⑤2月11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了解农村情况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反映湖南也有类似情况。毛泽东说：“那何必呢？”⑥因此，“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职权、权力，做什么不做什么，生产队都做哪些事，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⑦
2月12日，田家英返回嘉兴，到魏塘人民公社召集其他生产队干部座谈，对初级社以来哪些好的制度应当恢复，哪些不好的东西应当抛弃，认真听取大家意见，为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作必要准备。①
2月21日，田家英与逄先知跟随毛泽东离开杭州去广州，三个调查组于广州会合，在毛泽东领导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2月23日晚，毛泽东听取田家英汇报了他第二阶段调查及开座谈会情况。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招待所召集田家英、陈伯达、陶铸、胡乔木、廖鲁言、逄先知等开会，讨论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主要是确定条例的框架和基本内容。”②毛泽东说：一、大中小相结合这个原则不能动摇，问题是公社太大了；二、把小队去掉，公社就是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大队之间、生产队之间、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都要解决；三、县太大了不好办事，社大了不行，队大了也不行，都不行。会上决定：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田家英、廖鲁言执笔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③3月3日，毛泽东再与田家英、廖鲁言谈条例问题。
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广东省委三号楼召开。毛泽东就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发表谈话时说，在任何时候，社、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但是一般的中等的就不要搞得太大了，要适合和反映群众合理要求。他举中央调查组和合生产队调查为例说：田家英在浙江调查了一个队，领导了11个生产小队，其中有富队、中等队、穷队。因为是一个大队，在分配时统统拉平了。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把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每个生产大队辖三、四个小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几个富队搞在一起，几个中等队搞在一起，几个穷队搞在一起。这样不仅不拉平，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还有在一个队中间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④毛泽东告知常委们，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已经起草好了农村工作条例初稿，拟交大家讨论修改。
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 中南、华南、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与会，主要讨论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⑤
3月13日，毛泽东致函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北京参加西北、华北、东北“三北”会议的中央领导及地方领导，强调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调查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⑥同一天，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讲话，主题也是反对人与人之间、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是他根据浙江调查组及其他调查组的调查得出的一个基本思想，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与基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不是当时任何一个调查组提出的，而是毛泽东根据大量调查材料概括出来的，体现了“他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善于抓住问题本质的洞察能力”。尽管反对平均主义还不彻底，但较之其以往农业经济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进步”。⑦
3月14日晚，“三南”“三北”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毛泽东说，现在准备出台的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他又举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了却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⑧
3月15日，工作条例经过修改，写出第二稿。当天，毛泽东召集田家英等继续谈条例问题，决定将条例印发会议讨论。3月19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一大区代表参加。3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条例第三稿。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10章，六十条，故简称“农业六十条”。毛泽东对本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相当满意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评价：这次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农业六十条”的由来时，曾介绍说：“制定农村工作条例，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一下，搞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倡议的，是别人倡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②其实，如上已述，早在1月8日毛泽东与江华等人谈话中就曾提及“起草一个工作条例”之事③，只不过由于田家英力挺此事并全力促成了此事。可见，毛泽东与田家英对于出台人民公社条例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同日，毛泽东修改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这封信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的各级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④因此，中央认为，急需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⑤
3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在通过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他旁边，田家英一面读信，毛泽东一面解释。⑥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赏识，由此可见一斑。当晚，毛泽东又找田家英谈话，指示把浙江的调查延长到5月，以便将“农业六十条”拿到群众中去广泛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番。
3月26日，田家英和逄先知回到嘉兴，主要任务是搞 “农业六十条” 的试点和讨论工作。⑦3月27日，田家英率调查组在和合生产队进行“农业六十条”试点宣传工作。田家英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向干部群众宣读“农业六十条”，请大家逐条讨论，并且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解决存在问题。试点工作的重点是解决生产队规模、核算单位、按劳分配、自留地、民主管理、社员口粮等问题。⑧
3月31日，田家英在魏塘人民公社“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动员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主要讲了三个“什么”的问题⑨。
第一，中央提出这个文件总的精神是什么？田家英说：“农业六十条”主要“是解决人民公社中各方面的政策、制度，最主要的是分权问题。”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各有什么权力？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正因为它规定人民公社各方面的根本原则、规范了三级机构权力边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法。”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宪法”。⑩
第二，“农业六十条”各章的中心内容是什么？田家英说：“工作条例分十章，除第一章总的说明了人民公社的性质，它的组织，以及它的规模以外，第二章到第十章，讲了人民公社内部的四种组织（权力机关、管理机关、监察机关、党的组织），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和人民公社里的两种人（社员、干部）。”①
第三，“农业六十条”执行中应该注意什么？田家英要求大家自由讨论、反复讨论，提出改进意见，“因为这是五亿农民的事，……只要有一字一句不符合群众的利益就要修改”。至于草案通过以后的贯彻问题，田家英提出：在开始执行时“要有步骤”“不许乱”。同时，“要依靠组织，依靠干部。”②
4月1日至3日，中共嘉兴地委又在魏塘人民公社召开“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座谈会。田家英、石山与会。座谈县以上领导机关如何保证《条例》贯彻执行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地委领导，嘉兴、平湖、海宁、桐乡4县主要领导、9个公社党委书记、部分社、队干部和在地委党校学习的总支书记等人参加会议。③在两天的会议上，田家英作了四次讲话。④
4月1日下午在四个县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针对过去瞎指挥，谈了如何在思想认识、制度设计、工作方法上正确指挥问题⑤；4月2日上午，在四个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作第二次讲话，主要讲正确用权与领导方法⑥；4月2日晚，在四县书记和九个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田家英第三次讲话。主要分析和合生产落后的教训是领导干部存在“瞎规定”“瞎统一”“瞎指挥”“瞎开支”“瞎批判” 等“五瞎”，病根是“五风”，应该认真汲取教训，不能麻木不仁⑦；4月3日晚，在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田家英重点提出了对嘉兴县农业形势的看法、要认真总结经验、“五风”的思想基础等11个问题，旨在进一步教育基层干部，帮助他们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开展工作。⑧
座谈会采取边学习、边贯彻的方法。4月1日至4日学习讨论中央文件，领会文件精神，接下来8天时间采取请上来（交流）走下去（贯彻）的方法。晚上到魏塘公社各生产队和干窑、惠民、塘汇3个公社的各一个生产队，把“农业六十条”贯彻到群众当中去，与社员一起讨论，并听取更多群众的意见，加深他们对如何贯彻好“农业六十条”的理解。⑨
截至4月17日。和合生产队试点工作基本结束。4月21日，毛泽东又返回到杭州，住刘庄。与此同时，中央调查组全体成员也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⑩23日，毛泽东同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既谈全国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根据毛泽东要求，4月26日以后，调查组还对浙江萧山临浦镇手工业、绍兴柯桥镇的商业情况进行了调查。5月3日，紧张繁忙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中央调查组结束调查返回北京。
三、田家英在嘉兴和合生产队百日调查的主要功绩及其历史评价
田家英在嘉兴和合生产队的调查工作从1月23日开始至5月3日结束，中间参加了广州会议，参加了“农业六十条”起草、宣讲与试点工作，前后整整100天。他参与起草的“农业六十条”及其修正案，是党中央“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產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是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①“农业六十条”，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政策思想，“其中也包含了田家英的一份贡献。”②不过，除此之外，田家英及其领导的中央调查组还取得了以下四方面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
（一）写出了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
如上所述，调查组通过实地考察、抽样调查、会议调查、典型调查、访谈调查、统计调查等方法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调查组撰写并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观点明确、内容详实、文字洗练的书面调查报告——《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③该报告全文42000多字，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概况”，介绍和合生产队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1956年到1960年生产发展简述”，介绍了1956年以来和合生产队生产发展波动及减产情况；第三部分，“落后面貌”，叙述了生产队队困民穷、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透支）现象；第四部分，“五风”，梳理分析了“五风”的具体表现及其一直得不到纠正的原因：（1）“五风”很多是从县以上领导机关刮起来的，下面顶不住；（2）公社和生产队基层干部也有责任；（3）干部对很多问题思想界线分不清，宁“左”勿右；（4）县委和公社党委包办生产行政工作，放松思想政治领导，变成行政事务机关；第五部分，“经营管理”，叙述了生产队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状态，如“三包一奖”（ 包工、包产、包费用和超产奖励）流于形式，没有定额管理和评工计分制度，劳动与财务管理混乱；第六部分，“粮食问题”，说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第七部分，“组织状况和干部作风”，指出干部作风不良，以权谋私现象“相当普遍”；第八部分，“恢复生产的关键”，提出了恢复生产亟待解决的五个问题：第一，把生产指挥权切实交给小队；第二，要正确地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第三，国家要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支援；第四，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少扣多分；第五，迫切需要解决干部问题。④ 笔者之所以认为该报告是一份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是因为：首先，调查方法具有多样性。既有对生产队基本情况的全面考察，也有对不同层次典型农户个案剖析；既有对生产情况的系统梳理，也有对社员生活状况及思想动态的具体描述；其次，调查数据具有真实性。在调查及材料整理过程中，田家英曾经对当地陪同干部孙海和说过：“我们要的材料，都应该是第一手的，必须自己看到、听到，决不能有半点道听途说的假东西，不然中央知道的事就不真实了”⑤；再次，调查结论具有科学性。和合生产队落后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就是人祸（“五风”）作祟。⑥这是调查组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说出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心里话”⑦；最后，调查建议具有指导性。上述调查组提出的和合生产队亟待解决的五个问题，都是针对性很强的、切中肯綮的建议。以上几点既是调查报告的亮点，也是其最大价值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全程参与和合生产队调查的逄先知回忆说：“我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曾到四川、湖南等地农村做过调查，最后形成文字留下来的只有浙江嘉善农村的调查报告。”⑧由此可见，这一报告还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党史文献。
（二）处理了整社过程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条”及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关于“整好社”、“去五风”的讲话精神，中央调查组协同中共嘉兴县委工作组于1961年2月17日至3月26日开始了整社工作。主要处理了和合生产队如下问题：
第一，调整生产队规模，选举干部，下放权力。首先，是缩小生产队规模。有鉴于和合生产队规模过大（南北相距10里，东西相距3里）、经济状况不平衡、公社化以后一平二调、管理工作跟不上、社员对集体经济不关心、劳动积极性不高等实际情况，调查组根据群众要求，把和合生产队划分为南宙、西桥、新农3个生产大队。同时，生产队（小队）也由11个划分为14个。①生产规模缩小以后，便于管理，社员能够直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对于生产和分配都心中有数；干部对于土地、劳力等情况也了如指掌，不仅便于领导和检查生产，而且可以抽出更多时间参加劳动。总之，生产队规模小“社员看得见，干部捏得牢了。”②其次，是选举干部。在调整了生产队规模的基础上，改选了大队及生产队的干部。这一次，经过群众反复酝酿，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民主直选干部，那些作风不好或者不起作用（不作为）的党员干部落选了。群众认为：“（这是）真正把选举干部的大权交给了社员。”③最后，是下放权力。包括包产指标、水稻改制面积、农作物分布、播种数量、技术措施、开支、劳动力支配、农活安排、定额与工分等大多都由生产队决定，少数由生产队提出初步意见，大队综合讨论、平衡然后批准实施。生产队干群都说：“今年（1961年）的生产很合我们的‘胃口’，自己当家作主，再搞不好，只有怨自己了。”④
第二，合理安排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粮食收益分配。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轻重，直接影响农民口粮、种子粮、饲料粮提留多少。以往，每年春天和合生产队都用这四大需要去套包产指标，使得估产、包产指标过高，无法落实。秋后处理国家、集体、社员收益分配关系时，干部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又不得不去挖群众的口粮。”⑤从1956—1960年的实际情况看，国家粮食（原粮）征购任务确实偏高：1956年92万斤、1957年94.79万斤、1958年91.97万斤、1959年109.9万斤、1960年103.05万斤。与此同时，农民的口粮却在逐年下降：1956年542斤、1957年428.2斤、1958年477斤、1959年425.5斤、1960年353斤。⑥因此，农民迫切要求每年包产落实，从实际出发，把国家征购任务、社员口粮、种子粮、饲料粮等都确定下来，完成征购任务以后，超产多吃。面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调查组与生产队协商确定粮食包产指标亩产422斤，总产148万斤。除去国家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以后，平均每人原粮430斤。超产粮食60%奖给生产队，40%上交大队。至于完不成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则适当降低口粮标准，但是最低不低于370斤。群众“热烈欢迎这个办法”，许多社员表示，保证完成征购任务，如果完不成，“就是吃粥，也无怨言！”⑦
第三，重新处理了三包中的合理差别。关于包产。根据各生产队自然条件和几年来实际产量，调整了各生产队的粮食包产指标；关于包工。一如既往，按照田亩平均包工，对土地远近、耕作难易、灌溉动力等条件适当调整包工數；关于包成本。根据各生产队使用的灌溉设备、工具质量以及实际开支等合理调整。
第四，处理了社员之间多劳多得问题。 首先，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完成任务的好坏，对社员奖惩。为此，社员自动要求并且认真细致评定劳动底分及基本劳动日；其次，根据农业与手工业、农活技术性强弱、农忙与农闲活，合理调整了工分报酬上的差别；再次，对于超产队受奖的粮食和现金，一律按照社员实作劳动日进行分配，但没有完成80%劳动日者无奖励；生产队无论完成包产任务与否，对于劳动积极、管理负责或者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小组和个人，均给予适当奖励； 此外， 根据群众意见，决定只有五保户、家庭人多劳力少、遭遇不幸、生活困难的社员可以享受生活必需品供给或者给予一定生活补贴。
第五，保证并且提高了劳动工分值。根据全年收益分配计划，算出大队的包工分值，然后各生产队根据大队给予的包工工分和本队的副业收入，算出本队基本劳动工分值。3个大队每人包工劳动日平均0.8元，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大体上也是0.8元左右。①这个工分值公布以后，给了社员很大的鼓舞，他们说：“这才真正是一年早知道。”②
第六，解决了生产队社员平调退赔。1958年以来，和合生产队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共计242户被平调过物资，占到总户327户的74%。被平调的物资包括：拆掉的房屋、砖瓦、树木、竹子、农具、家具、肥料等，折合金额为4604.56元。根据上述毛泽东谁决定的（平调）谁负责（退）赔的指示精神，该队获得退赔的户数为242户，退赔金额4589.56元，退赔金额占平调金额的99.7%。只有一户贫农被生产队调用的一块价值15元的石料没有退赔。③ （三）教育了当地的一批党员领导干部
调查组在调查工作中发现，“五风”产生固然有上面的原因，但是下面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确有很大“责任”。比如，“ 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上面布置的任务，“不看条件硬往下面压，有的还层层加码，出了一些坏主意。下面完不成任务，就扣帽子，乱批评。”又如，一些干部“抱着‘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态度，不敢说真话，不敢反映真实的情况，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结果，“不懂生产的乱指挥，懂得生产的也跟着乱指挥。”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一部分坏干部吹牛逢迎，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完成任务’，他们在大刮‘五风’中受到提拔，就利用职权，胡作非为。”④针对基层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和“不良作风”⑤，田家英在魏塘人民公社“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动员会议上的讲话中，给予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其核心思想有三方面：
第一，领导干部一定要对人民群众负责任。针对一些干部“并不懂得”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所以瞎指挥。”⑥田家英批评说，集体经济自负盈亏，“你凭什么瞎指挥？减了产你不负责，（老百姓）没有饭吃你又不管，这是不负责任。”又说：“有些同志把人民公社既当成自己的事，又不当成自己的事。他在指挥上，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情，把自己当成为一家之主。但是，人家减了产就不像自己家里一样痛心，严重对群众不负责任。今后要负起责任，尊重公社权利，不许侵犯人家权利，把人家当作台子、凳子一样搬来搬去。”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要放弃领导，“而是要正确的领导。”要做到“正确的领导”，“就要好好学习”、“好好地轮训干部，教育他们正确地工作，正确地贯彻〈六十条〉。”
第二，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正确的工作作风。田家英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正确的领导”、“正确的工作”，而且“要有正确的工作作风。”至关重要的是“三种作风”：其一，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这一点就是要求“做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过去几年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结果把事情搞糟了，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县、公社各级干部都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避免“乱想”、“瞎想”以至“好心办成了坏事”。⑦历史的沉痛教训需要汲取。其二，是“走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田家英说：“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凡是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都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各式各样的，有“打人骂人”、“凶神恶煞的官僚主义”，也有“不听话、不知道按政策办事”的“笑眯眯的官僚主义”。它们的共性“都是不从实际出发，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首先要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生活就是群众观点，要走群众路线就必须有群众观点，没有群众观点就不可能走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僚主义的人是把“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看作不一致的。”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不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①然而，对上负责与对人民负责（为群众谋利益）“是一致的。”②因此，“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向上面提意见，……不要盲目执行。”③凡事“要以群众利益为重”，与群众协商“要商量到底，反反复复的与群众商量，彻底地走群众路线。”其三，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田家英指出：“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因此，不能像国民党那样“站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统治欺辱老百姓”，而要服务百姓，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老老实实，对老百姓负责”。“为了工资，要争级别”，“就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领导干部“不是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从便不便于他们的领导出发，这就没有群众观点。”④
第三，领导干部一定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田家英强调：根据“农业六十条”，首先，公社内部的干部都要由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同时，公社设立监察机关即“监察委员会”，“它是专门找岔子，专门同不老实的干部作对的。社员通过它来实现对干部的监督。”他认为，过去一些公社的监察委员会却把监察的职责对象搞错了：专门监察所谓“小偷”，“专门来管老百姓。”应该知道，“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都是老百姓的儿子不是群众的老爷”。因为过去当官的缺少监督，“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所以我们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都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如何来监督？“就是通过监察委员会实现监督。”⑤这些批评意见有的放矢、切中肯綮，令人心悦诚服。
（四）试行了“农业六十条”并取得显著成效
和合生产队“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从3月27日至4月17日”。⑥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还在学习讨论中央文件并提出修改意见的过程中。和合生产队试点工作内容，除了划小生产队规模、社员直选生产队领导、确定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外，还停办了公共食堂、增加了社员自留地⑦且不规定自留地种植品种和产品销售方式等等，着重解决了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同时，处理了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干部，选举了社员代表，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建立和健全了民主管理制度。“新政”像一股春风，吹绿了当地农村⑧，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往和合生产队的消极和沉闷局面转变了，干群之间的关系比过去融洽了，政治空气活跃起来，群众的生产热情高涨，“争出勤、抢工分的现象又开始出现了。”⑨群众反映：“过去白相（吴语“玩耍”）人多，现在劳动出勤的人多；过去上街看戏多，现在上街积肥多；过去赌博多，现在讨论集体生产多；过去不关心集体多，现在关心队里生产多；过去官话牢骚骂人多，现在歌颂六十条多；过去荒地白田多，现在开荒绿化水面多；过去怕告私有多，现在家庭副业发展多；过去三包不相信多，现在三包自己拿多；过去干部白相多，现在干部劳动多。”①
试点工作并没有局限于和合生产队，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展开了。1961年4月9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嘉兴县划分为嘉兴、嘉善两县。中共嘉兴地委常委、副专员路凤翔被任命为新嘉善县委书记。他走马上任以后，努力团结县委一班人，依靠全县人民，在实际工作中，“原原本本地、实实在在地”执行了“农业六十条”所规定的政策措施，想尽一切办法使农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自4月27日县委贯彻“农业六十条”后，全县各人民公社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方法，迅速在全县范围内宣传贯彻“农业六十条”，“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充分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工作、生产积极性。”②因此，“全县比全国早一年得益，农业生产呈现生机蓬勃的转机。”路凤翔回忆说：“这应归功于田家英，归功于他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归功于中央调查组在嘉善调查后上报的《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给中央决策者制订了符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的政策。”③
1962年1月，嘉善县委书记的路凤翔去北京出席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田家英专程找到路凤翔入住的北京西郊宾馆看望他，当田家英听说嘉善农村已经“发生了不同于往日的变化和进步”时，“极为高兴”，还叮嘱县委领导“应该把‘农业六十条’的政策更深入更具体地贯彻下去。”④1965年12月初，田家英、逄先知利用到杭州出差之机，专程重访故地和合，发现这里的“农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民家里，稻谷满仓，鸡鸭成群”，这“同1961年那衰败破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⑤差不多同時，裴润带队重回嘉兴调查农业生产时，也看到了同样情况：和合生产队的面貌确实“已大大改观”。⑥
田家英在浙江嘉兴和合生产队调查的100天，无论是调查工作还是试点工作，都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位有个性、有特色、有思想、有才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⑦在这里，他过得紧张、充实而又十分愉快。他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重要且富有建设性意见，帮助毛泽东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带出了一支好的调查工作队伍”；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群众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事迹，“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广为传扬。”⑧他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中，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的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⑨，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李华，浙江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关键词】1961；毛泽东；田家英；农业十六条；和合调查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5-0079-15
1961年初，毛泽东派遣秘书兼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带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到浙江省嘉兴县农村调查，这“是我党重视农村工作、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个缩影。”①学术界对于此次调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②但是仍然有许多空白点与模糊处需要填补与厘清。比如，中央调查组采用了哪些调查统计方法？毛泽东对田家英有何具体指导意见？中央调查组所取得的历史功绩体现在哪些方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分析研究的空间与必要。为此，本文拟主要引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对上述问题作一全面系统性梳理与论述，权且作为对过往研究的拓展、丰富与深化。
一、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毛泽东派田家英带队到浙江调查
1959年，党中央正在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时，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得有待纠正的错误继续发展，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急剧下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③以浙江省嘉兴县嘉善地区为例，1960年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量18771万斤，比1959年减少9067万斤，减幅达32.58%，平均亩产只有353斤，比1949年还低，人均口粮比实行统购统销的1953年下降23%，农村普遍出现“三瘦”（人瘦、田瘦、牛瘦）“五缺”（ 缺口粮、缺种子、缺资金、缺肥料、缺农具），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困难的一年。①
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觉察到国内存在的严重情况后，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左”的错误。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各级领导机关 “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 一平二调 “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化”等错误，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②
1961年1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平调退赔、瞎指挥、自留地、调查研究、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虚报浮夸等问题。毛泽东要求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各起草一个工作条例。搞一个半月，各搞一个好的生产队，一个坏的生产队，不然要钻牛角尖。各地要加上几个‘本地人’，将来合起来开几天会。”③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他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是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写。……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④并说：“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要搞清情况，就要作调查研究。”⑤紧接着，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结束的1月18日，毛泽东再一次就开展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在全党来说，调查研究作风比较好。解放后11年来比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⑥又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⑦毛泽东认为：“省委不明情况是很危险的。只有把情况弄清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出来了， 决心也就大了。上下一齐动手调查研究，可以集思广益，很快统一认识，找到正确的对策。”⑧
1961年l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大家就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⑨接着，中央决定主要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奔赴全国各地，分片深入农村亲自抓调查研究。⑩同时，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领导都下去调查。毛泽东亲自抓赴浙江、广东和湖南三省调查组。
為组建调查组赴浙江， 1月20日下午，毛泽东致信田家英，内容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六人，连组长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①
毛泽东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毛泽东又及”
田家英率领的赴浙江调查组迅速组建，第二天离开北京。途中，他们学习了《调查工作》一文。22日，调查组抵达杭州。
23日，中央调查组即向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领导同志了解整体情况。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指示和调查方法，中央调查组与省委协商决定了调查对象：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在嘉兴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一个小组在桐庐县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②两个小组同时开展调查， 田家英是中央浙江调查组组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全程参与调查工作。田家英重点抓嘉兴县的生产队。③嘉兴小组组长为石山，组员包括裴润（中央农村工作部）、逄先知（中共中央办公厅）、薛驹（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强世贤（浙江省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徐立忻（浙江省委政治研究室）、何扬洪（浙江省农村工作部干部处）、李有（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高砚田（嘉兴县政府办公室）。按照毛泽东指示，田家英对调查工作提出的指导思想是：“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他还拟了一幅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感想敢说不敢做”。之所以讲“不同劳”，是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紧张，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还影响调查；所谓“不敢做”，就是不准对地方工作“指手画脚，随意指挥”。④在调查组内部，则反复动员大家打破思想框框，不设禁区，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有意见应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或上级领导提出。他特别要求调查组成员注意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办事同他们商量，体谅他们的困难，“不能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⑤ 二、田家英带队在嘉兴和合生产队蹲点调查与毛泽东的全程指导
嘉兴县⑥确定的调查对象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大队，原来是 1 个高级社，下分 11 个生产小队，共有 327 户，1236 人，耕地面积 3753 亩，平均每人3亩多。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水网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饶，素有“鱼米之乡”“衣食海内”的美誉。⑦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经济很快得到复苏，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较好，每年向国家提供100 万斤左右的商品粮食。⑧但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和合生产队的劳动力、耕畜、农具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集体经济大为削弱，致使社员生活十分困难。⑨1961年春天，该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只能吃三餐稀饭。”有的生产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⑩
1月24日下午，中央调查组到达嘉兴魏塘人民公社。公社党委就1958年以来组织“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等情况，如实全面地作了汇报，直至凌晨才结束。①次日上午，调查组一行在魏塘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张行方陪同下从公社徒步到和合生产队了解情况。当天，田家英、薛驹被分别安排在贫农陈安生、张德增的草棚屋里，睡“柴地铺”（地上铺稻草），再从公社招待所借来被褥。其他成员被安排在生产队抽水机机房内，打地铺休息。大家吃饭，在生产队公共食堂“与社员一样喝稀粥”。②
从1月25日到2月5日，调查组成员紧张地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具体分工是：薛驹、何扬洪负责调查干部问题、党团问题、体制问题；强世贤、逄先知负责调查生产问题；裴润、徐立忻负责调查分配问题、生活问题；石山、高砚田负責调查食堂问题、生产队历史、文化卫生人口变化等问题。调查的重点是三个方面：“1、公社化以后几年来的情况和问题；2、整社以后干部问题的具体调查分析；3、‘十二条’贯彻后群众的反映。”③为此，调查组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调查措施：
第一，抽样调查——查阅生产队账册。经过商量确定第四、第十两个小队为调查点，全面查阅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的各类账册，由裴润负责。当地干部负责通知小队记账员把历年现金账、农业成本账、社员分配分户明细账等等通通搬来供调查组查阅，记账员还要回答调查组人员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④
第二，会议调查——召开小型座谈会。调查组成员除了召开社员会和调查会，主要是召开座谈会。他们确定贫农、中农、干部等不同阶层人员座谈，由魏塘人民公社副社长孙海和通知。每次座谈三到四人，主要是谈生产情况，算吃、穿、住、用各方面的细账，由石山负责。全部问题由调查组询问，并作详细记录。每次座谈时，调查组都会向被调查社员说明：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情况”，让“大家有饭吃。”所以每批座谈会，气氛都很融洽，社员心情舒畅，“都愿意把心里话向调查组讲。”⑤
第三，典型调查——个别上门访问。调查组成员只要有空，就出去串门走访农户调查了解其家史、社情，足迹遍布生产队每一个角落。⑥他们专门选择了有代表性的王老五与陈光顺两户贫农、何欢喜与俞生金两户下中农、陶阿法与鲁长富两户上中农，对这六户人家解放以来的劳力、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账对比。⑦他们还请来几位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促膝交谈。
调查组成员白天出去调查、访谈，晚上回来汇报交流。没有灯，一团漆黑，几乎谁也看不见谁，但是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田家英把这种交流叫作“瞎吹”。⑧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调查组对和合生产队基本情况、人力、牛力、农具等变化情况、社员收入状况、消费情况、家庭副业情况、经济水平变化情况都作了详细了解，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针对和合生产队农民经济水平变化情况，调查组以1960年和合生产队5个典型户作标兵，对第4小队（生产落后）和第8小队（生产较好）的62户社员进行排队调查，情况如下：新上中农，平均每人收入86元，相当于土改前富裕中农水平，14户，占总户数的22.5%；新下中农，平均每人收入76.6元，接近土改前富裕中农水平，9户，占总户数的14.5%；老下中农，平均每人收入52.8元，相当于土改前一般中农水平，8户，占总户数的13%；1类贫农，平均每人收入48.2元，相当于土改前下中农水平，12户，占总户数的20%；2类贫农，平均每人收入34.34元，相当于土改前贫农水平，19户，占总户数的30%。也就是说，22.5%农户相当于土改前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14.5%的农户接近土改前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33%的农户相当于土改前一般中农和下中农的生活水平；还有30%的农户仍然停留在土改前贫农的生活水平，生活相当困难。两个生产小队的62户社员的情况，“大体上符合全生产队的情况。”关于人民公社化以来各阶层对于生活状况的反映：贫下中农普遍认为，单干时期生活最好或者较好，有饭吃。初级社时期，生活尚可。但是，公社化以后生活水平降低了。大家对“人民公社、供给制的优越性的反映不多”。然而，对于吃不饱饭、干部瞎指挥、管理不民主、贪污、多吃多占、搞生活特殊化等等，都有很多不满情绪和意见。①
调查组发现，和合生产队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
其一，粮食问题。“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生产队根据上级要求上报的包产（“看苗包产”）亩产粮食是1000斤，实收439斤；1959年，上报包产亩产粮食979斤，实收436斤；1960年，上报包产亩产粮食1471斤，实收291斤②，这一数字，比新中国成立以前正常年景的350斤还要低。如此，导致了上述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一日三餐都喝稀饭的情形。社员们抱怨说：“上面吹牛皮，社员饿肚皮。”③
其二，食堂问题。全生产队共有10个公共食堂，每天只能勉强维持三餐“薄粥汤”，还限量供应。④调查组人员询问社员们能吃饱吗？社员们就打趣调查组成员，反问他们吃饱了没有。事实上，公共食堂问题一大堆：一是家家户户取消私灶，炊具桌凳被搬去食堂无偿使用，不管社员居住怎样分散，都必须到食堂打饭，吃大锅饭；二是部分农民自留地被收归食堂当菜地，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副业收入；三是浪费大、漏洞多，把生米煮成熟饭要经过五道滴漏⑤；四是干部开小灶、多吃多占司空见惯。社员们的意见是：公共食堂应该解散。⑥ 其三，生产队规模和核算问题。社员普遍反映，办初级社时，十几户、二十几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分配单位：劳动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分配算得清、分得到。因此，大家生产积极性很高：“抢活干，争工分，在当时是普遍现象。”⑦人民公社化以后，一个和合生产队，要管11个小队，南北十多里路，一眼望不到边，一年分配只有几十元，吃大锅饭，社员没有搞好集体生产的积极性。⑧
调查过程中，调查组还发现一些党员干部存在严重违法乱纪问题。田家英认为：“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社员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⑨
正当中央调查组开展第一阶段调查时，毛泽东于1月25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视察。2月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住汪庄“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⑩2月5日晚上，田家英在杭州向毛泽东和在场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等详细汇报了两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田家英着重汇报了和合生产队的历史与现状（包括规模、体制、生产等）。他在汇报中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指出造成该生产队落后及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的原因，主要由于“五风”的严重破坏；第二，和合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11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家去，还得再热一次。①
应该说，田家英如实汇报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相当敏感。谈论人民公社食堂问题，更是一个特别敏感且有风险的话题。但是，他觉得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和人民负责。”②不该考虑个人得失。他在汇报之前，对调查组成员薛驹说：“如果汇报后要打屁股，就打我的屁股。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敢于向上面提出意见。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不怕受打击。”令听者“很受感动。”③在这次汇报中，为从思想认识、政策、制度、工作方法、职责范围等方面规范人民公社活动，田家英强烈“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④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和合生产队1960年的水稻亩产竟然只有291斤，“比解放前的常年水平（350斤到380斤）还低很多。”⑤这个数字 “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⑥
2月6日晚，毛泽东又听取了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等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以后，毛泽东肯定了中央调查组第一阶段的工作，并就人民公社的体制、改进作风、总结经验教训等问题发表谈话，提出了下列重要意见：
第一，关于县、社的规模。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现在先不忙分，你们先在会议上讨论一下，等到秋后再分。目前先分一两个公社试试看，先试点一下，看有什么问题，对生产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
第二，关于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包括你们浙江的一个，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管十一个小队，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第三，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常年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第四，关于党的工作问题。毛泽东说：自从公社化以后，我们是政社合一，并不是党政合一，党和社应有明确的分工。公社党委书记不能生产、行政什么都管，否则什么也管不好，因为还有社员代表大会，它是行政上最高权力机关。党委主要还是应该抓政治思想教育，但是不等于不抓生产，因为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思想教育不好，党的政策没有贯彻，群众的生产就搞不起来。
第五，关于改造落后队问题。毛泽东说：改造落后，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确定方针，不要走过场，改造好了要验收。一定要搞通县、社领导干部的思想，落后队同县、社的领导分不开，他们思想不通，工作队一走又要变坏，要和他们一起去改造。①
这些具体意见，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及其内部治理的一些基本看法，对于中央调查组后续调查及浙江省委都具有指导意义。
2月7日，田家英急返和合生产队，又对该队“作了历史与现状比较的调查。”②一天后，再返回杭州。2月8日晚，毛泽东又找田家英及浙江省委领导江华、林乎加、薛驹一起谈话，主要谈农村整风、整社等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去“五风”。鉴于省委书记江华曾经汇报说浙江粮食产量1961年争取达到160亿斤，毛泽东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落后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毛泽东接着说：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亩产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第二，关于平调退赔。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给予了肯定回答。毛泽东赞赏说，谁决定的（平调），谁负责（退）赔。上下各级都下决心才能搞好，要使领导干部真正懂得共产主義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剥夺农民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第三，关于农民自留地。毛泽东说：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归根到底，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即几年来几放几收）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是你变得太多了嘛！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第四，关于生产队规模。毛泽东说：生产队规模大，这样把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基本原则是要增产，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
第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要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的要求办常年食堂，一个队五十户有五户愿意就可以办，多数愿意办农忙食堂，还有少数愿意自己拿回家烧饭。要适合这三种人，按照群众需要办事。不适合情況总是要垮台的。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提出的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他说：“调查组可以搞一个半月，二月一整月，三月半个月。在广州开会时，每个调查组去三个人，三个调查组九个人，连我组成十个人的小组，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搞一个文件。”③显而易见，毛泽东在“了解了嘉兴的情况”④以后，是深受启发的。
毛泽东听完中央调查组和浙江省委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⑤2月11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了解农村情况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反映湖南也有类似情况。毛泽东说：“那何必呢？”⑥因此，“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职权、权力，做什么不做什么，生产队都做哪些事，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⑦
2月12日，田家英返回嘉兴，到魏塘人民公社召集其他生产队干部座谈，对初级社以来哪些好的制度应当恢复，哪些不好的东西应当抛弃，认真听取大家意见，为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作必要准备。①
2月21日，田家英与逄先知跟随毛泽东离开杭州去广州，三个调查组于广州会合，在毛泽东领导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2月23日晚，毛泽东听取田家英汇报了他第二阶段调查及开座谈会情况。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招待所召集田家英、陈伯达、陶铸、胡乔木、廖鲁言、逄先知等开会，讨论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主要是确定条例的框架和基本内容。”②毛泽东说：一、大中小相结合这个原则不能动摇，问题是公社太大了；二、把小队去掉，公社就是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大队之间、生产队之间、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都要解决；三、县太大了不好办事，社大了不行，队大了也不行，都不行。会上决定：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田家英、廖鲁言执笔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③3月3日，毛泽东再与田家英、廖鲁言谈条例问题。
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广东省委三号楼召开。毛泽东就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发表谈话时说，在任何时候，社、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但是一般的中等的就不要搞得太大了，要适合和反映群众合理要求。他举中央调查组和合生产队调查为例说：田家英在浙江调查了一个队，领导了11个生产小队，其中有富队、中等队、穷队。因为是一个大队，在分配时统统拉平了。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把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每个生产大队辖三、四个小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几个富队搞在一起，几个中等队搞在一起，几个穷队搞在一起。这样不仅不拉平，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还有在一个队中间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④毛泽东告知常委们，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已经起草好了农村工作条例初稿，拟交大家讨论修改。
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 中南、华南、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与会，主要讨论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⑤
3月13日，毛泽东致函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北京参加西北、华北、东北“三北”会议的中央领导及地方领导，强调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调查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⑥同一天，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讲话，主题也是反对人与人之间、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是他根据浙江调查组及其他调查组的调查得出的一个基本思想，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与基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不是当时任何一个调查组提出的，而是毛泽东根据大量调查材料概括出来的，体现了“他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善于抓住问题本质的洞察能力”。尽管反对平均主义还不彻底，但较之其以往农业经济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进步”。⑦
3月14日晚，“三南”“三北”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毛泽东说，现在准备出台的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他又举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了却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⑧
3月15日，工作条例经过修改，写出第二稿。当天，毛泽东召集田家英等继续谈条例问题，决定将条例印发会议讨论。3月19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一大区代表参加。3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条例第三稿。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10章，六十条，故简称“农业六十条”。毛泽东对本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相当满意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评价：这次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农业六十条”的由来时，曾介绍说：“制定农村工作条例，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一下，搞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倡议的，是别人倡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②其实，如上已述，早在1月8日毛泽东与江华等人谈话中就曾提及“起草一个工作条例”之事③，只不过由于田家英力挺此事并全力促成了此事。可见，毛泽东与田家英对于出台人民公社条例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同日，毛泽东修改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这封信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的各级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④因此，中央认为，急需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⑤
3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在通过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他旁边，田家英一面读信，毛泽东一面解释。⑥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赏识，由此可见一斑。当晚，毛泽东又找田家英谈话，指示把浙江的调查延长到5月，以便将“农业六十条”拿到群众中去广泛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番。
3月26日，田家英和逄先知回到嘉兴，主要任务是搞 “农业六十条” 的试点和讨论工作。⑦3月27日，田家英率调查组在和合生产队进行“农业六十条”试点宣传工作。田家英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向干部群众宣读“农业六十条”，请大家逐条讨论，并且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解决存在问题。试点工作的重点是解决生产队规模、核算单位、按劳分配、自留地、民主管理、社员口粮等问题。⑧
3月31日，田家英在魏塘人民公社“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动员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主要讲了三个“什么”的问题⑨。
第一，中央提出这个文件总的精神是什么？田家英说：“农业六十条”主要“是解决人民公社中各方面的政策、制度，最主要的是分权问题。”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各有什么权力？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正因为它规定人民公社各方面的根本原则、规范了三级机构权力边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法。”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宪法”。⑩
第二，“农业六十条”各章的中心内容是什么？田家英说：“工作条例分十章，除第一章总的说明了人民公社的性质，它的组织，以及它的规模以外，第二章到第十章，讲了人民公社内部的四种组织（权力机关、管理机关、监察机关、党的组织），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和人民公社里的两种人（社员、干部）。”①
第三，“农业六十条”执行中应该注意什么？田家英要求大家自由讨论、反复讨论，提出改进意见，“因为这是五亿农民的事，……只要有一字一句不符合群众的利益就要修改”。至于草案通过以后的贯彻问题，田家英提出：在开始执行时“要有步骤”“不许乱”。同时，“要依靠组织，依靠干部。”②
4月1日至3日，中共嘉兴地委又在魏塘人民公社召开“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座谈会。田家英、石山与会。座谈县以上领导机关如何保证《条例》贯彻执行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地委领导，嘉兴、平湖、海宁、桐乡4县主要领导、9个公社党委书记、部分社、队干部和在地委党校学习的总支书记等人参加会议。③在两天的会议上，田家英作了四次讲话。④
4月1日下午在四个县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针对过去瞎指挥，谈了如何在思想认识、制度设计、工作方法上正确指挥问题⑤；4月2日上午，在四个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作第二次讲话，主要讲正确用权与领导方法⑥；4月2日晚，在四县书记和九个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田家英第三次讲话。主要分析和合生产落后的教训是领导干部存在“瞎规定”“瞎统一”“瞎指挥”“瞎开支”“瞎批判” 等“五瞎”，病根是“五风”，应该认真汲取教训，不能麻木不仁⑦；4月3日晚，在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田家英重点提出了对嘉兴县农业形势的看法、要认真总结经验、“五风”的思想基础等11个问题，旨在进一步教育基层干部，帮助他们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开展工作。⑧
座谈会采取边学习、边贯彻的方法。4月1日至4日学习讨论中央文件，领会文件精神，接下来8天时间采取请上来（交流）走下去（贯彻）的方法。晚上到魏塘公社各生产队和干窑、惠民、塘汇3个公社的各一个生产队，把“农业六十条”贯彻到群众当中去，与社员一起讨论，并听取更多群众的意见，加深他们对如何贯彻好“农业六十条”的理解。⑨
截至4月17日。和合生产队试点工作基本结束。4月21日，毛泽东又返回到杭州，住刘庄。与此同时，中央调查组全体成员也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⑩23日，毛泽东同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既谈全国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根据毛泽东要求，4月26日以后，调查组还对浙江萧山临浦镇手工业、绍兴柯桥镇的商业情况进行了调查。5月3日，紧张繁忙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中央调查组结束调查返回北京。
三、田家英在嘉兴和合生产队百日调查的主要功绩及其历史评价
田家英在嘉兴和合生产队的调查工作从1月23日开始至5月3日结束，中间参加了广州会议，参加了“农业六十条”起草、宣讲与试点工作，前后整整100天。他参与起草的“农业六十条”及其修正案，是党中央“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產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是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①“农业六十条”，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政策思想，“其中也包含了田家英的一份贡献。”②不过，除此之外，田家英及其领导的中央调查组还取得了以下四方面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
（一）写出了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
如上所述，调查组通过实地考察、抽样调查、会议调查、典型调查、访谈调查、统计调查等方法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调查组撰写并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观点明确、内容详实、文字洗练的书面调查报告——《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③该报告全文42000多字，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概况”，介绍和合生产队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1956年到1960年生产发展简述”，介绍了1956年以来和合生产队生产发展波动及减产情况；第三部分，“落后面貌”，叙述了生产队队困民穷、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透支）现象；第四部分，“五风”，梳理分析了“五风”的具体表现及其一直得不到纠正的原因：（1）“五风”很多是从县以上领导机关刮起来的，下面顶不住；（2）公社和生产队基层干部也有责任；（3）干部对很多问题思想界线分不清，宁“左”勿右；（4）县委和公社党委包办生产行政工作，放松思想政治领导，变成行政事务机关；第五部分，“经营管理”，叙述了生产队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状态，如“三包一奖”（ 包工、包产、包费用和超产奖励）流于形式，没有定额管理和评工计分制度，劳动与财务管理混乱；第六部分，“粮食问题”，说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第七部分，“组织状况和干部作风”，指出干部作风不良，以权谋私现象“相当普遍”；第八部分，“恢复生产的关键”，提出了恢复生产亟待解决的五个问题：第一，把生产指挥权切实交给小队；第二，要正确地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第三，国家要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支援；第四，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少扣多分；第五，迫切需要解决干部问题。④ 笔者之所以认为该报告是一份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是因为：首先，调查方法具有多样性。既有对生产队基本情况的全面考察，也有对不同层次典型农户个案剖析；既有对生产情况的系统梳理，也有对社员生活状况及思想动态的具体描述；其次，调查数据具有真实性。在调查及材料整理过程中，田家英曾经对当地陪同干部孙海和说过：“我们要的材料，都应该是第一手的，必须自己看到、听到，决不能有半点道听途说的假东西，不然中央知道的事就不真实了”⑤；再次，调查结论具有科学性。和合生产队落后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就是人祸（“五风”）作祟。⑥这是调查组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说出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心里话”⑦；最后，调查建议具有指导性。上述调查组提出的和合生产队亟待解决的五个问题，都是针对性很强的、切中肯綮的建议。以上几点既是调查报告的亮点，也是其最大价值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全程参与和合生产队调查的逄先知回忆说：“我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曾到四川、湖南等地农村做过调查，最后形成文字留下来的只有浙江嘉善农村的调查报告。”⑧由此可见，这一报告还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党史文献。
（二）处理了整社过程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条”及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关于“整好社”、“去五风”的讲话精神，中央调查组协同中共嘉兴县委工作组于1961年2月17日至3月26日开始了整社工作。主要处理了和合生产队如下问题：
第一，调整生产队规模，选举干部，下放权力。首先，是缩小生产队规模。有鉴于和合生产队规模过大（南北相距10里，东西相距3里）、经济状况不平衡、公社化以后一平二调、管理工作跟不上、社员对集体经济不关心、劳动积极性不高等实际情况，调查组根据群众要求，把和合生产队划分为南宙、西桥、新农3个生产大队。同时，生产队（小队）也由11个划分为14个。①生产规模缩小以后，便于管理，社员能够直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对于生产和分配都心中有数；干部对于土地、劳力等情况也了如指掌，不仅便于领导和检查生产，而且可以抽出更多时间参加劳动。总之，生产队规模小“社员看得见，干部捏得牢了。”②其次，是选举干部。在调整了生产队规模的基础上，改选了大队及生产队的干部。这一次，经过群众反复酝酿，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民主直选干部，那些作风不好或者不起作用（不作为）的党员干部落选了。群众认为：“（这是）真正把选举干部的大权交给了社员。”③最后，是下放权力。包括包产指标、水稻改制面积、农作物分布、播种数量、技术措施、开支、劳动力支配、农活安排、定额与工分等大多都由生产队决定，少数由生产队提出初步意见，大队综合讨论、平衡然后批准实施。生产队干群都说：“今年（1961年）的生产很合我们的‘胃口’，自己当家作主，再搞不好，只有怨自己了。”④
第二，合理安排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粮食收益分配。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轻重，直接影响农民口粮、种子粮、饲料粮提留多少。以往，每年春天和合生产队都用这四大需要去套包产指标，使得估产、包产指标过高，无法落实。秋后处理国家、集体、社员收益分配关系时，干部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又不得不去挖群众的口粮。”⑤从1956—1960年的实际情况看，国家粮食（原粮）征购任务确实偏高：1956年92万斤、1957年94.79万斤、1958年91.97万斤、1959年109.9万斤、1960年103.05万斤。与此同时，农民的口粮却在逐年下降：1956年542斤、1957年428.2斤、1958年477斤、1959年425.5斤、1960年353斤。⑥因此，农民迫切要求每年包产落实，从实际出发，把国家征购任务、社员口粮、种子粮、饲料粮等都确定下来，完成征购任务以后，超产多吃。面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调查组与生产队协商确定粮食包产指标亩产422斤，总产148万斤。除去国家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以后，平均每人原粮430斤。超产粮食60%奖给生产队，40%上交大队。至于完不成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则适当降低口粮标准，但是最低不低于370斤。群众“热烈欢迎这个办法”，许多社员表示，保证完成征购任务，如果完不成，“就是吃粥，也无怨言！”⑦
第三，重新处理了三包中的合理差别。关于包产。根据各生产队自然条件和几年来实际产量，调整了各生产队的粮食包产指标；关于包工。一如既往，按照田亩平均包工，对土地远近、耕作难易、灌溉动力等条件适当调整包工數；关于包成本。根据各生产队使用的灌溉设备、工具质量以及实际开支等合理调整。
第四，处理了社员之间多劳多得问题。 首先，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根据完成任务的好坏，对社员奖惩。为此，社员自动要求并且认真细致评定劳动底分及基本劳动日；其次，根据农业与手工业、农活技术性强弱、农忙与农闲活，合理调整了工分报酬上的差别；再次，对于超产队受奖的粮食和现金，一律按照社员实作劳动日进行分配，但没有完成80%劳动日者无奖励；生产队无论完成包产任务与否，对于劳动积极、管理负责或者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小组和个人，均给予适当奖励； 此外， 根据群众意见，决定只有五保户、家庭人多劳力少、遭遇不幸、生活困难的社员可以享受生活必需品供给或者给予一定生活补贴。
第五，保证并且提高了劳动工分值。根据全年收益分配计划，算出大队的包工分值，然后各生产队根据大队给予的包工工分和本队的副业收入，算出本队基本劳动工分值。3个大队每人包工劳动日平均0.8元，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大体上也是0.8元左右。①这个工分值公布以后，给了社员很大的鼓舞，他们说：“这才真正是一年早知道。”②
第六，解决了生产队社员平调退赔。1958年以来，和合生产队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共计242户被平调过物资，占到总户327户的74%。被平调的物资包括：拆掉的房屋、砖瓦、树木、竹子、农具、家具、肥料等，折合金额为4604.56元。根据上述毛泽东谁决定的（平调）谁负责（退）赔的指示精神，该队获得退赔的户数为242户，退赔金额4589.56元，退赔金额占平调金额的99.7%。只有一户贫农被生产队调用的一块价值15元的石料没有退赔。③ （三）教育了当地的一批党员领导干部
调查组在调查工作中发现，“五风”产生固然有上面的原因，但是下面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确有很大“责任”。比如，“ 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上面布置的任务，“不看条件硬往下面压，有的还层层加码，出了一些坏主意。下面完不成任务，就扣帽子，乱批评。”又如，一些干部“抱着‘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态度，不敢说真话，不敢反映真实的情况，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结果，“不懂生产的乱指挥，懂得生产的也跟着乱指挥。”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一部分坏干部吹牛逢迎，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完成任务’，他们在大刮‘五风’中受到提拔，就利用职权，胡作非为。”④针对基层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和“不良作风”⑤，田家英在魏塘人民公社“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动员会议上的讲话中，给予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其核心思想有三方面：
第一，领导干部一定要对人民群众负责任。针对一些干部“并不懂得”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所以瞎指挥。”⑥田家英批评说，集体经济自负盈亏，“你凭什么瞎指挥？减了产你不负责，（老百姓）没有饭吃你又不管，这是不负责任。”又说：“有些同志把人民公社既当成自己的事，又不当成自己的事。他在指挥上，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情，把自己当成为一家之主。但是，人家减了产就不像自己家里一样痛心，严重对群众不负责任。今后要负起责任，尊重公社权利，不许侵犯人家权利，把人家当作台子、凳子一样搬来搬去。”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要放弃领导，“而是要正确的领导。”要做到“正确的领导”，“就要好好学习”、“好好地轮训干部，教育他们正确地工作，正确地贯彻〈六十条〉。”
第二，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正确的工作作风。田家英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正确的领导”、“正确的工作”，而且“要有正确的工作作风。”至关重要的是“三种作风”：其一，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这一点就是要求“做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过去几年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结果把事情搞糟了，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县、公社各级干部都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避免“乱想”、“瞎想”以至“好心办成了坏事”。⑦历史的沉痛教训需要汲取。其二，是“走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田家英说：“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凡是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都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各式各样的，有“打人骂人”、“凶神恶煞的官僚主义”，也有“不听话、不知道按政策办事”的“笑眯眯的官僚主义”。它们的共性“都是不从实际出发，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首先要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生活就是群众观点，要走群众路线就必须有群众观点，没有群众观点就不可能走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僚主义的人是把“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看作不一致的。”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不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①然而，对上负责与对人民负责（为群众谋利益）“是一致的。”②因此，“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向上面提意见，……不要盲目执行。”③凡事“要以群众利益为重”，与群众协商“要商量到底，反反复复的与群众商量，彻底地走群众路线。”其三，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田家英指出：“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因此，不能像国民党那样“站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统治欺辱老百姓”，而要服务百姓，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老老实实，对老百姓负责”。“为了工资，要争级别”，“就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领导干部“不是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从便不便于他们的领导出发，这就没有群众观点。”④
第三，领导干部一定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田家英强调：根据“农业六十条”，首先，公社内部的干部都要由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同时，公社设立监察机关即“监察委员会”，“它是专门找岔子，专门同不老实的干部作对的。社员通过它来实现对干部的监督。”他认为，过去一些公社的监察委员会却把监察的职责对象搞错了：专门监察所谓“小偷”，“专门来管老百姓。”应该知道，“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都是老百姓的儿子不是群众的老爷”。因为过去当官的缺少监督，“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所以我们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都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如何来监督？“就是通过监察委员会实现监督。”⑤这些批评意见有的放矢、切中肯綮，令人心悦诚服。
（四）试行了“农业六十条”并取得显著成效
和合生产队“农业六十条”试点工作，“从3月27日至4月17日”。⑥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还在学习讨论中央文件并提出修改意见的过程中。和合生产队试点工作内容，除了划小生产队规模、社员直选生产队领导、确定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外，还停办了公共食堂、增加了社员自留地⑦且不规定自留地种植品种和产品销售方式等等，着重解决了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同时，处理了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干部，选举了社员代表，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建立和健全了民主管理制度。“新政”像一股春风，吹绿了当地农村⑧，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往和合生产队的消极和沉闷局面转变了，干群之间的关系比过去融洽了，政治空气活跃起来，群众的生产热情高涨，“争出勤、抢工分的现象又开始出现了。”⑨群众反映：“过去白相（吴语“玩耍”）人多，现在劳动出勤的人多；过去上街看戏多，现在上街积肥多；过去赌博多，现在讨论集体生产多；过去不关心集体多，现在关心队里生产多；过去官话牢骚骂人多，现在歌颂六十条多；过去荒地白田多，现在开荒绿化水面多；过去怕告私有多，现在家庭副业发展多；过去三包不相信多，现在三包自己拿多；过去干部白相多，现在干部劳动多。”①
试点工作并没有局限于和合生产队，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展开了。1961年4月9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嘉兴县划分为嘉兴、嘉善两县。中共嘉兴地委常委、副专员路凤翔被任命为新嘉善县委书记。他走马上任以后，努力团结县委一班人，依靠全县人民，在实际工作中，“原原本本地、实实在在地”执行了“农业六十条”所规定的政策措施，想尽一切办法使农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自4月27日县委贯彻“农业六十条”后，全县各人民公社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方法，迅速在全县范围内宣传贯彻“农业六十条”，“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充分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工作、生产积极性。”②因此，“全县比全国早一年得益，农业生产呈现生机蓬勃的转机。”路凤翔回忆说：“这应归功于田家英，归功于他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归功于中央调查组在嘉善调查后上报的《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给中央决策者制订了符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的政策。”③
1962年1月，嘉善县委书记的路凤翔去北京出席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田家英专程找到路凤翔入住的北京西郊宾馆看望他，当田家英听说嘉善农村已经“发生了不同于往日的变化和进步”时，“极为高兴”，还叮嘱县委领导“应该把‘农业六十条’的政策更深入更具体地贯彻下去。”④1965年12月初，田家英、逄先知利用到杭州出差之机，专程重访故地和合，发现这里的“农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民家里，稻谷满仓，鸡鸭成群”，这“同1961年那衰败破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⑤差不多同時，裴润带队重回嘉兴调查农业生产时，也看到了同样情况：和合生产队的面貌确实“已大大改观”。⑥
田家英在浙江嘉兴和合生产队调查的100天，无论是调查工作还是试点工作，都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位有个性、有特色、有思想、有才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⑦在这里，他过得紧张、充实而又十分愉快。他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重要且富有建设性意见，帮助毛泽东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带出了一支好的调查工作队伍”；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群众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事迹，“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广为传扬。”⑧他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中，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的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⑨，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李华，浙江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