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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海鲜充足，谈话流畅。在源氏日本饭馆，张玛丽——她戴着大耳环，穿着紧紧的天鹅绒上装，化妆精致——正在谈论大家都在议论的一个泰国东海岸小岛。在那儿潜水棒极了，而且那儿中国人很多，根本不需要担心语言问题。她的朋友杨维基正在操作着借来的手提电脑，下载一个客户通过她的手机发来的电子邮件。作为一家咨询公司的审计，她今晚必须结束一个项目。就在她和一个同事电话时，小团体的话题又转向了滑雪以及各种iPod的性能比较以及中国新出现的信用卡业务……今天的中国青年比以往的任何一代都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世俗化。他们从来不谈论政治和民主化等问题……
这是《时代周刊》在2008年的封面文章《“我”一代》（The Me Generation）中所描述的80后的中国青年。如此描述80后一代的文章在西方媒体中比比皆是：比如《中国：新领导层会不同吗？》 (BBC, 2002)，《文革一代娇宠下一代》(《华盛顿邮报》， 2004), 《准备好了，为了自己，开路！》(《石板周刊》，2008)，《中国以“共产主义方式”赢得繁荣》(CBS,2008) ……等等。
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或许并不自知，他们的报道，隐含着不自觉的逻辑链条，即中国青年适应市场经济，是西化改革的受益者——经济消费能力上升，敢花钱——中国青年世俗化，个人主义化，对政治冷漠。最近几年，面对80后青年一代的迅速成长，西方主流传媒的偏爱，就是塑造中国青年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白领小资神话”，对当代中国青年的经济能力、消费欲望和时尚生活方式大加渲染。但当他们循着这条逻辑链条，认为80后的中国青年“政治冷漠”——“他们从来不谈论政治和民主化等问题”之时，在炸馆、撞机、“3•14”等事件中，中国青年的激烈表现，自然让西方世界瞠目结舌。因此，一方面，西方媒体以物质主义、自私自利来描述80后一代，以安于现状为理由，解释中国青年和上一代政治倾向的不同，渲染80后一代的政治冷漠；另一方面，面对80后在炸馆、撞机、“3•14”等等事件中的反应，他们则反复渲染同一群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这应该引起西方社会的警觉。
对于80后青年的民族主义，西方传媒上经常出现难以解释的矛盾——既然物质主义可以消解青年一代的政治热情，为什么物质主义没有消解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这种自相矛盾，有时在同一篇文章里就会出现，比如《洛杉矶时报》（2008）的《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他们富有、有教养，却敌视西方》一文，提到了中国青年偏好商科而轻视政治学，对民主自由理念缺乏兴趣：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从来不讨论民主或者政治变革等问题。”但这种政治冷漠论的调子，很快转向了中国青年具有民族主义狂热的描述：“一有诸如西藏骚乱这样的火花，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就爆炸了。在北约误炸中国使馆后，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以暴力反美示威的形式爆发；即使是在“9•11”之后，尽管中美两国政府谋求更密切的双边关系，一些中国青年却以美国的痛苦为乐。一个中国青年甚至这样告诉中国的民调人员：当飞机撞进世贸中心时，我觉得很开心……在2005年的反日示威中，我当时恰在兰州，每天中国青年都在兰州游行，砸毁卖日货的商店，尽管这些都是中国本地商人开的商店。”
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散见于多处报道之中。比如Matt Forney在 《纽约时报》（2008）发表的《中国的忠诚青年》一文中，一方面说：中国青年的国族认同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致富机会——“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很乐观。为什么不？在他们的记忆里，经济一直以两位数高速成长，能说英文的毕业生就一定能有好工作。他们的父母拥有自己的房屋，他们自己也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房产，甚至还有自己的车。手机，iPod, 都不是问题。”紧接着，又说中国青年的爱国情绪高涨是因为他们不谙世事，很少参加社会实践，所以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黑暗：“生活经历，或者是缺乏生活经历，也使得中国青年不能发展出和政府不一致的观点。城市青年学习很刻苦，他们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学习上。志愿工作、体育、辩论队活动、音乐才能和其他课外活动都不在大学入学竞争中起作用，所以很少有人参加。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很少……当然，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软化。当他们参加工作并亲身体验政府的低效率之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经常会变得更具批评性。但除非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经济状况发生重大改变，西方人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现中国青年是他们的同盟军。”
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中国青年对政治是不是冷漠，而是在西方人所想象的“政治”方面，他们比西方人想象的冷漠。尤其是在将80后与此前的青年相比时，西方媒体感到特别失落：“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天安门一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为青年学生们对外国人和民主自由等理念的不屑而震惊”。（《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也未必就真的多么高涨，只是比西方人所能容忍的程度，要高涨了太多。西方传媒描述的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突出的特点是把青年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对立于民主、自由等政治观念，对立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同，并武断地认为80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例如《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年轻愤怒的中国网民》（CNN，2005）;《中国的2008一代：在动荡的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路透社2008）;《愤青一代》（《纽约客》，2008）；《中国的忠诚青年》（《纽约时报》，2008）;《互联网给中国民族主义扇风》（《耶鲁环球杂志》，2005）；《亲中国的青年令人忧虑的崛起》（《圣何塞信使报》2008）……等等。这种思路显然是偏颇的。当代中国青年虽然民族情绪明显上升，但这种民族情绪，并不包含普遍地否定西方政治观念、否定西方政治制度。或许有些“左派青年”对西方资本主义整体都取否定态度，但他们远远不是中国青年的主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许多理念，包括对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肯定，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几乎已成为基本共识。自中国入世以来，一切和国际接轨是主流口号，“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心态，在当代青年中并不弱——媒体报道中的“小资现象”，也是明证之一。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观念，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对立。
那么，西方传媒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何在？很显然，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青年在拥抱资本主义带来的优越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应当拥抱西方一整套的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带来的一套政治制度。当第一种期待如约而至的时候，后一种期待却没有成为现实。西方人以为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却因为诸多社会事件的风声水起，意外地在中国的80一代中断裂开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这是《时代周刊》在2008年的封面文章《“我”一代》（The Me Generation）中所描述的80后的中国青年。如此描述80后一代的文章在西方媒体中比比皆是：比如《中国：新领导层会不同吗？》 (BBC, 2002)，《文革一代娇宠下一代》(《华盛顿邮报》， 2004), 《准备好了，为了自己，开路！》(《石板周刊》，2008)，《中国以“共产主义方式”赢得繁荣》(CBS,2008) ……等等。
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或许并不自知，他们的报道，隐含着不自觉的逻辑链条，即中国青年适应市场经济，是西化改革的受益者——经济消费能力上升，敢花钱——中国青年世俗化，个人主义化，对政治冷漠。最近几年，面对80后青年一代的迅速成长，西方主流传媒的偏爱，就是塑造中国青年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白领小资神话”，对当代中国青年的经济能力、消费欲望和时尚生活方式大加渲染。但当他们循着这条逻辑链条，认为80后的中国青年“政治冷漠”——“他们从来不谈论政治和民主化等问题”之时，在炸馆、撞机、“3•14”等事件中，中国青年的激烈表现，自然让西方世界瞠目结舌。因此，一方面，西方媒体以物质主义、自私自利来描述80后一代，以安于现状为理由，解释中国青年和上一代政治倾向的不同，渲染80后一代的政治冷漠；另一方面，面对80后在炸馆、撞机、“3•14”等等事件中的反应，他们则反复渲染同一群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这应该引起西方社会的警觉。
对于80后青年的民族主义，西方传媒上经常出现难以解释的矛盾——既然物质主义可以消解青年一代的政治热情，为什么物质主义没有消解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这种自相矛盾，有时在同一篇文章里就会出现，比如《洛杉矶时报》（2008）的《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他们富有、有教养，却敌视西方》一文，提到了中国青年偏好商科而轻视政治学，对民主自由理念缺乏兴趣：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从来不讨论民主或者政治变革等问题。”但这种政治冷漠论的调子，很快转向了中国青年具有民族主义狂热的描述：“一有诸如西藏骚乱这样的火花，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就爆炸了。在北约误炸中国使馆后，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以暴力反美示威的形式爆发；即使是在“9•11”之后，尽管中美两国政府谋求更密切的双边关系，一些中国青年却以美国的痛苦为乐。一个中国青年甚至这样告诉中国的民调人员：当飞机撞进世贸中心时，我觉得很开心……在2005年的反日示威中，我当时恰在兰州，每天中国青年都在兰州游行，砸毁卖日货的商店，尽管这些都是中国本地商人开的商店。”
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散见于多处报道之中。比如Matt Forney在 《纽约时报》（2008）发表的《中国的忠诚青年》一文中，一方面说：中国青年的国族认同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致富机会——“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很乐观。为什么不？在他们的记忆里，经济一直以两位数高速成长，能说英文的毕业生就一定能有好工作。他们的父母拥有自己的房屋，他们自己也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房产，甚至还有自己的车。手机，iPod, 都不是问题。”紧接着，又说中国青年的爱国情绪高涨是因为他们不谙世事，很少参加社会实践，所以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黑暗：“生活经历，或者是缺乏生活经历，也使得中国青年不能发展出和政府不一致的观点。城市青年学习很刻苦，他们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学习上。志愿工作、体育、辩论队活动、音乐才能和其他课外活动都不在大学入学竞争中起作用，所以很少有人参加。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很少……当然，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软化。当他们参加工作并亲身体验政府的低效率之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经常会变得更具批评性。但除非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经济状况发生重大改变，西方人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现中国青年是他们的同盟军。”
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中国青年对政治是不是冷漠，而是在西方人所想象的“政治”方面，他们比西方人想象的冷漠。尤其是在将80后与此前的青年相比时，西方媒体感到特别失落：“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天安门一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为青年学生们对外国人和民主自由等理念的不屑而震惊”。（《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也未必就真的多么高涨，只是比西方人所能容忍的程度，要高涨了太多。西方传媒描述的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突出的特点是把青年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对立于民主、自由等政治观念，对立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同，并武断地认为80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例如《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年轻愤怒的中国网民》（CNN，2005）;《中国的2008一代：在动荡的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路透社2008）;《愤青一代》（《纽约客》，2008）；《中国的忠诚青年》（《纽约时报》，2008）;《互联网给中国民族主义扇风》（《耶鲁环球杂志》，2005）；《亲中国的青年令人忧虑的崛起》（《圣何塞信使报》2008）……等等。这种思路显然是偏颇的。当代中国青年虽然民族情绪明显上升，但这种民族情绪，并不包含普遍地否定西方政治观念、否定西方政治制度。或许有些“左派青年”对西方资本主义整体都取否定态度，但他们远远不是中国青年的主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许多理念，包括对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肯定，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几乎已成为基本共识。自中国入世以来，一切和国际接轨是主流口号，“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心态，在当代青年中并不弱——媒体报道中的“小资现象”，也是明证之一。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观念，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对立。
那么，西方传媒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何在？很显然，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青年在拥抱资本主义带来的优越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应当拥抱西方一整套的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带来的一套政治制度。当第一种期待如约而至的时候，后一种期待却没有成为现实。西方人以为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却因为诸多社会事件的风声水起，意外地在中国的80一代中断裂开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