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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报纸有多难？一句“江河日下”就可以概括了。一边是新媒体如洪水猛兽般的冲击，一边是自身的个性化迟迟得不到开掘，以至于信源地位减弱，读者流失，广告主流失，说举步维艰恐怕不为过。
那么，古代的报纸怎么样呢？
官报一家独大，内容单一
西汉的“邸报”大约是中国最早的具有信息载体功能的官方喉舌，隋代官报称为“藩条”，如隋文帝表彰道州刺史公孙景茂，特予以“进藩条”。唐宋时期的官方报纸叫法很多，如“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朝报”等。
总体来看，古代官方报纸内容很单一，刊载的都是皇帝出行、祭祀、诏旨、官员任免及王公大臣的事儿。
唐玄宗时期朝廷还办过一份《开元杂报》，外观为“数十幅书”，内容则“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似乎具有了日报的性质，又好像装订过的杂志，它对宋明报业提供了极好的借鉴作用。
需要交代的是，唐代的“邸报”和“进奏院状报”是不同的两个载体，前者是朝廷办的，后者则由地方州府的驻京办私下里采编的。也就是说，后者具有了朴素的信息取舍和窥评的特点。宋代对此进行整合，将各路的“驻京办”（进奏院）统一隶属于给事中，加强了内容审查与管理。
南宋“朝报”喜欢垄断信息
古代官方报纸真正面对微妙压力的时间是在南宋之后，因为北宋晚期出现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它的名字叫“小报”。小报有点像“小道消息”，南宋时期一度也被称为“新闻”，是中国最早的非官方报纸。
南宋官报的压力，不在于发行或盈亏，主要体现在舆论控制的失衡上。
本来“朝报”的原则是有选择地按时刊载皇帝的活动、诏旨及官吏任免、奏章等正常的朝廷政事；自从有了无所顾忌的小报，其传播速度比朝报相对快一些，内容更广泛，个性化也较强，官报一手遮天的局面、“有选择”和“按时”的原则等，随之化为泡影。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有给事中就感受到了这种因舆论秩序被破坏而产生的压力，他向宋光宗报告说：为了“坐获不赀之利”，小报用贿赂之法向进奏官获取消息，“访闻有一使臣及閤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
撰造”。
“閤门”，是閤门司的简称，隶属门下省，主管皇帝和大臣们的朝会、幸游、宴享、赞相、礼仪、召对、引见、辞谢等事宜；“閤门院子”，指的是管理閤门的杂役；“撰造”，即杜撰和造谣。
实际上，早在宋孝宗年间，朝廷为了加强舆论控制，预防新闻泄密，减缓官报的压力，就曾严肃过官报内部纪律。如乾道六年（1170年），对泄露新闻以牟利的进奏院官员——刘资和冯时，各杖一百，以示惩戒。这大概是中国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个有名有姓的官府通讯社工作者。
明朝官报与民间小报抢读者
明代官报的压力，比宋朝更大一些，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专业报房出现了。《醒世姻缘传》提到一处“提塘报房”就设在人民大会堂西南侧一带。二是出版环节更为完善。各种书面信息先集中到通政司筛选，皇帝先看，再由六科（给事中）预览审核，然后送达提塘报房抄录发行各省。三是朝野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士大夫尤其看重官报。四是民间报业有了合法地位，民间可以自设报房，传抄翻印官报的部分内容，公开出售。
为了跟民间报纸抢读者，减缓发行压力，明朝官报开始雇请百姓送报。史料说，明末有个御史叫祁佳彪，在日记中写道：“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其中的何甥，应该是他的亲戚。另外，官报刊载八卦类社会新闻，也始于明代，如一则史料说：“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
官报的压力不在盈亏，而在对舆论的有效钳制。
当晚清之际，具有现代报纸特点的民办《京报》的发行量突破万份大关后，官报的影响力基本失去了半壁河山。
民间报纸求生记
宋代的民间小报并不合法，这是一个软肋，但政府似乎并未开展过具体的“严打”，仅仅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遏制。当然效果也不明显，原因在于小报自身的顽强生命力——不怕新闻封锁，他们的采编力量超强，读者也喜欢。
一、追求“内容为王”
以南宋临安为例，跟朝报唱对台戏的小报，看似只有一份，但从业者却多如牛毛，抄录的、零售的，包括送报的，这些人且不说，单说信息采集，队伍之庞大，手段之高明，令人叹为观止。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有官员上奏疏具言小报采编人员的无孔不入：“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内”是大内，即皇帝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地方；“省”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中央一级政府机关；“衙”指省以下的一般政府机关。“内探”“省探”“衙探”等，指的正是那些公开或半公开的小报信息采集人员，也可以称为探听和访录新闻的专职“记者”，他们的数量与能量均相当可观。
在“记者”们四处活动的同时，还有一个专门从事类似于今天的新闻爆料者角色的特殊信息采集队伍，当时人称“喜虫儿”。据《梦粱录》记载，“喜虫儿”都是百司衙兵，负责科举考试揭榜或发榜，他们近水楼台，有一定的获取渠道，靠出售小报所需要的信息赚取一定外快。
为何小报需要这么多内外“员工”呢？想必正是着眼于“内容为王”的考虑。如今有一句话值得琢磨，“技术杀不死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真正敌人是自己”。想想也是，翻翻办公桌上的一大摞报纸，前几版内容同质化的程度有多高，每一位读者心里都是有数的。如果古代的小报全盘照抄官报的内容，没有自己的个性化魅力与特色，还怎么吸引读者，还怎么让读者掏钱购买？
面对有司的信息封锁，小报“记者”除了上述刺探手段之外，还不遗余力地采写社会上新鲜、奇异、有趣的传闻，甚至杜撰捏造假新闻、假诏旨、假章奏，以某种假托方式来表达对宰相百官和朝廷官员变动的看法，类似于现在的时评。官方曾公开指责小报“撰造命令，妄传事端”。
看来“内容就是生命，内容就是金钱”的概念，在古代小报的从业者心里早已扎根。但如此一来，小报的可信度显然就不如朝报了。
二、防范“衙门快刀”
种种史料表明，南宋政府对小报的活跃是相当头大的，饶是如此，亦无可奈何。因为小报对付衙门快刀的策略十分高明，他们没有固定的编辑誊印场所，人员流动性强，打一枪换一地方。高峰时期，如绍熙四年（1193年）小报已经是“日书一纸”了，确确实实地成为“日报”，可你想找到他们的“总编辑”，简直就是做梦，大海捞针是啥样，知道不？
前文里说过，小报在大内、各省院衙门都有线人和顺畅的传递渠道，政府若是真要开展“严打”，临安府衙还没有收到命令，恐怕小报早已知道，早已作鸟兽散了，官府再去抓，怕是只能扑空了。
三、小报为何没死掉
古代小报有没有出现过大亨级的人物，我们不知道，但自打它诞生那天起，它的红红火火、有声有色，是可考的。
它很顽强，不怕技术的冲击，不怕官方打压，甚至于依赖技术的进步和官方的资讯，譬如利用印刷业和收买“情报”等。在这方面，固步自封的官报是该感觉羞愧的，一直到明代，官报还在依赖人工抄录。
它很睿智，注重自身个性化塑造，最大限度地发挥与挖掘人文情怀，迎合读者需求，以“内容为王”，不再千篇一律，可读性优于邸报，传播上也比邸报更具时效性。
在有宋至晚清的这八百年里，小报从未离开过读者的眼球，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报人思考吗？
那么，古代的报纸怎么样呢？
官报一家独大，内容单一
西汉的“邸报”大约是中国最早的具有信息载体功能的官方喉舌，隋代官报称为“藩条”，如隋文帝表彰道州刺史公孙景茂，特予以“进藩条”。唐宋时期的官方报纸叫法很多，如“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朝报”等。
总体来看，古代官方报纸内容很单一，刊载的都是皇帝出行、祭祀、诏旨、官员任免及王公大臣的事儿。
唐玄宗时期朝廷还办过一份《开元杂报》，外观为“数十幅书”，内容则“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似乎具有了日报的性质，又好像装订过的杂志，它对宋明报业提供了极好的借鉴作用。
需要交代的是，唐代的“邸报”和“进奏院状报”是不同的两个载体，前者是朝廷办的，后者则由地方州府的驻京办私下里采编的。也就是说，后者具有了朴素的信息取舍和窥评的特点。宋代对此进行整合，将各路的“驻京办”（进奏院）统一隶属于给事中，加强了内容审查与管理。
南宋“朝报”喜欢垄断信息
古代官方报纸真正面对微妙压力的时间是在南宋之后，因为北宋晚期出现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它的名字叫“小报”。小报有点像“小道消息”，南宋时期一度也被称为“新闻”，是中国最早的非官方报纸。
南宋官报的压力，不在于发行或盈亏，主要体现在舆论控制的失衡上。
本来“朝报”的原则是有选择地按时刊载皇帝的活动、诏旨及官吏任免、奏章等正常的朝廷政事；自从有了无所顾忌的小报，其传播速度比朝报相对快一些，内容更广泛，个性化也较强，官报一手遮天的局面、“有选择”和“按时”的原则等，随之化为泡影。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有给事中就感受到了这种因舆论秩序被破坏而产生的压力，他向宋光宗报告说：为了“坐获不赀之利”，小报用贿赂之法向进奏官获取消息，“访闻有一使臣及閤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
撰造”。
“閤门”，是閤门司的简称，隶属门下省，主管皇帝和大臣们的朝会、幸游、宴享、赞相、礼仪、召对、引见、辞谢等事宜；“閤门院子”，指的是管理閤门的杂役；“撰造”，即杜撰和造谣。
实际上，早在宋孝宗年间，朝廷为了加强舆论控制，预防新闻泄密，减缓官报的压力，就曾严肃过官报内部纪律。如乾道六年（1170年），对泄露新闻以牟利的进奏院官员——刘资和冯时，各杖一百，以示惩戒。这大概是中国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个有名有姓的官府通讯社工作者。
明朝官报与民间小报抢读者
明代官报的压力，比宋朝更大一些，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专业报房出现了。《醒世姻缘传》提到一处“提塘报房”就设在人民大会堂西南侧一带。二是出版环节更为完善。各种书面信息先集中到通政司筛选，皇帝先看，再由六科（给事中）预览审核，然后送达提塘报房抄录发行各省。三是朝野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士大夫尤其看重官报。四是民间报业有了合法地位，民间可以自设报房，传抄翻印官报的部分内容，公开出售。
为了跟民间报纸抢读者，减缓发行压力，明朝官报开始雇请百姓送报。史料说，明末有个御史叫祁佳彪，在日记中写道：“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其中的何甥，应该是他的亲戚。另外，官报刊载八卦类社会新闻，也始于明代，如一则史料说：“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
官报的压力不在盈亏，而在对舆论的有效钳制。
当晚清之际，具有现代报纸特点的民办《京报》的发行量突破万份大关后，官报的影响力基本失去了半壁河山。
民间报纸求生记
宋代的民间小报并不合法，这是一个软肋，但政府似乎并未开展过具体的“严打”，仅仅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遏制。当然效果也不明显，原因在于小报自身的顽强生命力——不怕新闻封锁，他们的采编力量超强，读者也喜欢。
一、追求“内容为王”
以南宋临安为例，跟朝报唱对台戏的小报，看似只有一份，但从业者却多如牛毛，抄录的、零售的，包括送报的，这些人且不说，单说信息采集，队伍之庞大，手段之高明，令人叹为观止。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有官员上奏疏具言小报采编人员的无孔不入：“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内”是大内，即皇帝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地方；“省”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中央一级政府机关；“衙”指省以下的一般政府机关。“内探”“省探”“衙探”等，指的正是那些公开或半公开的小报信息采集人员，也可以称为探听和访录新闻的专职“记者”，他们的数量与能量均相当可观。
在“记者”们四处活动的同时，还有一个专门从事类似于今天的新闻爆料者角色的特殊信息采集队伍，当时人称“喜虫儿”。据《梦粱录》记载，“喜虫儿”都是百司衙兵，负责科举考试揭榜或发榜，他们近水楼台，有一定的获取渠道，靠出售小报所需要的信息赚取一定外快。
为何小报需要这么多内外“员工”呢？想必正是着眼于“内容为王”的考虑。如今有一句话值得琢磨，“技术杀不死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真正敌人是自己”。想想也是，翻翻办公桌上的一大摞报纸，前几版内容同质化的程度有多高，每一位读者心里都是有数的。如果古代的小报全盘照抄官报的内容，没有自己的个性化魅力与特色，还怎么吸引读者，还怎么让读者掏钱购买？
面对有司的信息封锁，小报“记者”除了上述刺探手段之外，还不遗余力地采写社会上新鲜、奇异、有趣的传闻，甚至杜撰捏造假新闻、假诏旨、假章奏，以某种假托方式来表达对宰相百官和朝廷官员变动的看法，类似于现在的时评。官方曾公开指责小报“撰造命令，妄传事端”。
看来“内容就是生命，内容就是金钱”的概念，在古代小报的从业者心里早已扎根。但如此一来，小报的可信度显然就不如朝报了。
二、防范“衙门快刀”
种种史料表明，南宋政府对小报的活跃是相当头大的，饶是如此，亦无可奈何。因为小报对付衙门快刀的策略十分高明，他们没有固定的编辑誊印场所，人员流动性强，打一枪换一地方。高峰时期，如绍熙四年（1193年）小报已经是“日书一纸”了，确确实实地成为“日报”，可你想找到他们的“总编辑”，简直就是做梦，大海捞针是啥样，知道不？
前文里说过，小报在大内、各省院衙门都有线人和顺畅的传递渠道，政府若是真要开展“严打”，临安府衙还没有收到命令，恐怕小报早已知道，早已作鸟兽散了，官府再去抓，怕是只能扑空了。
三、小报为何没死掉
古代小报有没有出现过大亨级的人物，我们不知道，但自打它诞生那天起，它的红红火火、有声有色，是可考的。
它很顽强，不怕技术的冲击，不怕官方打压，甚至于依赖技术的进步和官方的资讯，譬如利用印刷业和收买“情报”等。在这方面，固步自封的官报是该感觉羞愧的，一直到明代，官报还在依赖人工抄录。
它很睿智，注重自身个性化塑造，最大限度地发挥与挖掘人文情怀，迎合读者需求，以“内容为王”，不再千篇一律，可读性优于邸报，传播上也比邸报更具时效性。
在有宋至晚清的这八百年里，小报从未离开过读者的眼球，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报人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