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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3年12月14日
◆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
◆ 人物：李肇星
“我是1959年8月30号从青岛的一个山村来到北京大学的。来到北大的第二天一早，我顾不上人生地不熟，花两毛钱坐车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1959年8月31号晚上看了一场电影《青春之歌》，然后就开始了北大的生活。”
12月14日，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携新书《说不尽的外交》做客腾讯书院，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为读者带来了一场题为“说不尽的外交：李肇星的诗意外交旅程”的主题交流活动。
排队是北大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一次见到楼房，第一次用到抽水马桶，第一次吃到大米，第一次吃到苹果”，这些都是李肇星在北大求学时经历的人生中的“第一次”，这让他既兴奋又幸福。1959年，刚到北大的第一年，李肇星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机遇——公派留学。这一年，李肇星所在的班级要选派两名学生到英国留学，他是其中之一。但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第二年公派计划取消，他仍旧留在北大。李肇星说：“当时让我去英国的时候我还真舍不得离开北大，因为北大给我最初的印象太好了。”
有一次，李肇星去小卖部买练习本，发现队伍里有一个老人和学生一起排队。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人是美学教授朱光潜。这次排队的情景他永远都忘不了。李肇星学到了两点：第一，北大教授的风格就是这样，和学生一样，没有一点儿架子；第二，美学家就在他旁边，可他对什么是美学一无所知。李肇星说：“北大给我无声的第一课是使我知道了自己多么无知。我在北大学到的这一点到现在都不会忘记：就是永远觉得自己是没有知识的。换句话说，在知识面前永远是一个学不完、毕不了业的小学生。”
想当记者，却意外做了外交官
李肇星从北大毕业，最终走上外交官之路，其中充满了巧合。从初中开始，李肇星便想成为一名记者，也经常给报纸投稿，中学时还成了班上新闻界的“二把手”——黑板报副主编；后来，当时的主编考上了北大中文系，他也做了同样的决定，但未被录取，转而学了外语。在北大第五年，李肇星报考了莎士比亚文学研究的研究生，却没想到进了外交部。
“当时我们班22个同学至少有21个填第一志愿都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外交部要我，就没有留在学校读研，去了外交部，就是这么简单。”
43年的外交一线工作，李肇星对一些数据如数家珍：“中国是全世界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陆上接壤的是14个，隔海相望的8个，横跨陆地海洋的2个。”在李肇星看来，邻居多是好事情，合作方便。他在最近的一次越南之行中发现，越南的年轻人现在都学汉语，因为中越边境贸易、经贸合作发达，学了中文以后好找工作。最让他感动的是越南的一口井，中越的百姓都会从中打水。“就像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任外长陈毅所写的‘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当时说的是湄公河，我说的是越南这口井。”
1971年基辛格假装拉肚子来中国
除了与邻国搞好外交关系，大国外交也是外交工作的重点。李肇星在活动中还原了中美建交前夕，基辛格秘密来华协调，并促成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历史性访问的部分细节。
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由于不便公开来华，他假称“拉肚子”，以此摆脱全球记者的围追堵截，秘密来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但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地位问题上，中美双方陷入僵局，最后基辛格提出，“美国政府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提法不持异议”，才促成第二年的总统访华以及后来的建交。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方为维护自身尊严，不能主动邀请尼克松访华。在经过一番博弈之后，尼克松访华的理由被定为了“听说尼克松先生想到中国来，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同意”。
今年，基辛格再次访华，李肇星设宴款待了他。李肇星的一个年轻同事问基辛格：“基辛格博士，你当年那么年轻，是怎么想到那么好的主意来解决中美建交的问题的？”基辛格坦言，那个提案是由当时美国国务院一个年轻官员提出的，但没有人认为行得通。而在基辛格认为“行得通”的方案被中方一一否决后，这个曾经被“毙掉”的方案最终扭转了中美关系。对此，李肇星对基辛格说：“你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早就跟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明星，领导也要向群众学习。你就是榜样，你这次就是向年轻人学习，太好了。”
个人梦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历程
李肇星在四岁那年，为了躲避日军，跟着母亲躲到玉米地里。母亲捂着他的嘴，怕他叫、怕他哭，不让他发出声音。李肇星第一次听到的外国话，是日本人“哇啦、哇啦”的日语。李肇星说：“当时的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不用再经历这种事’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的梦想。实际上就是希望家乡能够不受外国的侵略，一个男孩应该有哭的权利、有叫的权利，就这么简单。”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相信，“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社会性质的，只有祖国解放了才有有尊严的好日子。”
1964年中法建交，这一年李肇星刚到外交部工作。周恩来总理指示选一批懂英文的学生去学法文，其中就有李肇星。在外语学院的第二年，院领导表示，1966年下半年会公派他们去法国巴黎或瑞士日内瓦留学。结果这次留学计划又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李肇星去乡下劳动、在部队锻炼。陕西、湖南、广东、河北……他去了外交部所有能安排的地方，然后去了非洲。这一番周折坚定了他关于个人梦想和祖国命运的论断，“你可以做梦，但是那个梦想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历程”。
和年轻人交流的兴奋让李肇星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一次，“年轻是能够使人快乐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特别羡慕大家”，又或者因为“在祖国面前永远年轻，在知识面前永远年轻”。
“我们都说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或者劳动五十年。我现在还差七个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愿意继续努力。”
◆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
◆ 人物：李肇星
“我是1959年8月30号从青岛的一个山村来到北京大学的。来到北大的第二天一早，我顾不上人生地不熟，花两毛钱坐车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1959年8月31号晚上看了一场电影《青春之歌》，然后就开始了北大的生活。”
12月14日，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携新书《说不尽的外交》做客腾讯书院，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为读者带来了一场题为“说不尽的外交：李肇星的诗意外交旅程”的主题交流活动。
排队是北大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一次见到楼房，第一次用到抽水马桶，第一次吃到大米，第一次吃到苹果”，这些都是李肇星在北大求学时经历的人生中的“第一次”，这让他既兴奋又幸福。1959年，刚到北大的第一年，李肇星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机遇——公派留学。这一年，李肇星所在的班级要选派两名学生到英国留学，他是其中之一。但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第二年公派计划取消，他仍旧留在北大。李肇星说：“当时让我去英国的时候我还真舍不得离开北大，因为北大给我最初的印象太好了。”
有一次，李肇星去小卖部买练习本，发现队伍里有一个老人和学生一起排队。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人是美学教授朱光潜。这次排队的情景他永远都忘不了。李肇星学到了两点：第一，北大教授的风格就是这样，和学生一样，没有一点儿架子；第二，美学家就在他旁边，可他对什么是美学一无所知。李肇星说：“北大给我无声的第一课是使我知道了自己多么无知。我在北大学到的这一点到现在都不会忘记：就是永远觉得自己是没有知识的。换句话说，在知识面前永远是一个学不完、毕不了业的小学生。”
想当记者，却意外做了外交官
李肇星从北大毕业，最终走上外交官之路，其中充满了巧合。从初中开始，李肇星便想成为一名记者，也经常给报纸投稿，中学时还成了班上新闻界的“二把手”——黑板报副主编；后来，当时的主编考上了北大中文系，他也做了同样的决定，但未被录取，转而学了外语。在北大第五年，李肇星报考了莎士比亚文学研究的研究生，却没想到进了外交部。
“当时我们班22个同学至少有21个填第一志愿都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外交部要我，就没有留在学校读研，去了外交部，就是这么简单。”
43年的外交一线工作，李肇星对一些数据如数家珍：“中国是全世界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陆上接壤的是14个，隔海相望的8个，横跨陆地海洋的2个。”在李肇星看来，邻居多是好事情，合作方便。他在最近的一次越南之行中发现，越南的年轻人现在都学汉语，因为中越边境贸易、经贸合作发达，学了中文以后好找工作。最让他感动的是越南的一口井，中越的百姓都会从中打水。“就像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任外长陈毅所写的‘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当时说的是湄公河，我说的是越南这口井。”
1971年基辛格假装拉肚子来中国
除了与邻国搞好外交关系，大国外交也是外交工作的重点。李肇星在活动中还原了中美建交前夕，基辛格秘密来华协调，并促成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历史性访问的部分细节。
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由于不便公开来华，他假称“拉肚子”，以此摆脱全球记者的围追堵截，秘密来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但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地位问题上，中美双方陷入僵局，最后基辛格提出，“美国政府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提法不持异议”，才促成第二年的总统访华以及后来的建交。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方为维护自身尊严，不能主动邀请尼克松访华。在经过一番博弈之后，尼克松访华的理由被定为了“听说尼克松先生想到中国来，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同意”。
今年，基辛格再次访华，李肇星设宴款待了他。李肇星的一个年轻同事问基辛格：“基辛格博士，你当年那么年轻，是怎么想到那么好的主意来解决中美建交的问题的？”基辛格坦言，那个提案是由当时美国国务院一个年轻官员提出的，但没有人认为行得通。而在基辛格认为“行得通”的方案被中方一一否决后，这个曾经被“毙掉”的方案最终扭转了中美关系。对此，李肇星对基辛格说：“你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早就跟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明星，领导也要向群众学习。你就是榜样，你这次就是向年轻人学习，太好了。”
个人梦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历程
李肇星在四岁那年，为了躲避日军，跟着母亲躲到玉米地里。母亲捂着他的嘴，怕他叫、怕他哭，不让他发出声音。李肇星第一次听到的外国话，是日本人“哇啦、哇啦”的日语。李肇星说：“当时的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不用再经历这种事’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的梦想。实际上就是希望家乡能够不受外国的侵略，一个男孩应该有哭的权利、有叫的权利，就这么简单。”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相信，“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社会性质的，只有祖国解放了才有有尊严的好日子。”
1964年中法建交，这一年李肇星刚到外交部工作。周恩来总理指示选一批懂英文的学生去学法文，其中就有李肇星。在外语学院的第二年，院领导表示，1966年下半年会公派他们去法国巴黎或瑞士日内瓦留学。结果这次留学计划又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李肇星去乡下劳动、在部队锻炼。陕西、湖南、广东、河北……他去了外交部所有能安排的地方，然后去了非洲。这一番周折坚定了他关于个人梦想和祖国命运的论断，“你可以做梦，但是那个梦想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历程”。
和年轻人交流的兴奋让李肇星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一次，“年轻是能够使人快乐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特别羡慕大家”，又或者因为“在祖国面前永远年轻，在知识面前永远年轻”。
“我们都说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或者劳动五十年。我现在还差七个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愿意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