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和药品安全涉及每个国民的健康，所以，政府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来监管此领域。可是，该领域却丑闻不断，甚至许多知名企业也牵涉其中，这足以让国人失望。失望之后，便是遗忘——每次都只抓几个临时工了事，监管者照样当官，企业家照常赚钱。
　　更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所有的食品、药品质量问题，都由媒体曝出，作为监管者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是等媒体发现问题后，再出来扮演“执法者”，“责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在被曝使用“毒胶囊”之后，修正药业第一个反应是喊冤，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恐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觉得自己冤——受媒体所害，让人发现他们不尽责。
　　食品毒害事件层出不穷——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安全的。安全的当然有，不少权势部门和大型国企、国家体制中的运动员，都有“特供”渠道，自己种自己吃。这只能说明，他们知道“外面的东西不安全”。
　　老百姓只能吃“外面的东西”，所以他们也该知道“老百姓吃的不安全”。但食品药品安全通常只在媒体曝光后才引起关注，而且，没有曝光的是不是就安全，谁也保证不了，这就让没有“特供”的普通人，人人自危。
　　修正药业一个月投放3亿多元广告，其口号“良心药、放心药”尽人皆知，但媒体曝光后人们才发现，他们不仅不让人放心，也没有良心。如果这种年销售额100多亿元的企业、以“良心”和“放心”标榜自己的企业，都做不到安全，那么，还有谁可以相信？
　　喝牛奶，蒙牛和伊利这种最大的奶厂会往牛奶里放三聚氰胺；吃猪肉，双汇这样最大的肉厂会往肉里打瘦肉精；吃药，修正、通化金马这样的大药厂会使用废皮革做出的毒胶囊。有经济学家曾经说，企业的责任越大规模也就越大。但中国颇具规模的大厂家，无视社会责任却还能生存得不错，经济学家的逻辑出了什么问题吗？
　　通常，不法企业家面临三种风险。第一是法律风险，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被监管部门发现，轻则承担经济处罚，重则有刑事责任；第二是商业风险，一旦失信于消费者，产品无人问津企业破产；第三是良心（信仰）风险，做了坏事以后不能上天堂，而要下地狱。
　　但是，这对中国企业家来说，都不能称之为风险。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省省吧，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有钱就可以享受天堂一样的生活，赚钱就是天堂。失信于消费者会卖不出去产品？会破产？这在国内鲜有先例，蒙牛多次出质量问题，去年销售额还是创下378亿元的新高。双汇在去年出现瘦肉精问题后，销售额同样也是创下376亿元的新高。
　　不能说消费者过于善良，也不能说人们不珍惜生命，在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普遍问题时，消费者并没有更多选择，如果大厂家都有质量问题，小厂家就更不值得信任。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认为，出了问题的厂家反而会认真对待质量，风险反而更少。
　　经济学中有个“劣币驱逐良币”定律。1858年英国经济学家亨利·麦克劳德发现，市场中成色外观好的金币会被人们收藏起来，而缺斤短两的金币会充斥市场，因为“好钱”和“坏钱”具备同等价值时，人们倾向于使用“坏钱”而收藏“好钱”，致使“坏钱”横行。
　　同理，当坏企业和好企业获得同等回报时，人们都会经营坏企业。修正药业、通化金马、双汇发展、蒙牛乳业，这些曾经不错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经营者发现干些不法勾当可以增加企业利润，而且不会受到监管部门的责罚，这“激励”着他们逐渐变成坏企业。
　　有人算过一笔账，通化金马被曝光的“毒胶囊”只有1091万元销售收入（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6%），创利852万元，毛利率78%。而使用“毒胶囊”作为药品包装，为企业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为何公司愿冒如此大风险，来赚取蝇头小利呢？只能说明，公司认为问题不会被监管部门发现（事实上很多问题也确实不是监管部门发现的），而且即使被媒体曝光，也不会影响企业的销售（双汇、蒙牛的先例早已证明了这点）。
　　人们都以为，昧着良心赚钱，是件高风险高回报的买卖。但事实上，哪怕“昧心钱”仅是微利，企业也愿意赚；企业即使有暴利，也不愿为良心和责任多付出一分成本。在这种驱动力下，民族工业要想在世界经济中获得认可，真是遥不可及。
　　如果“良心”只是拿来忽悠消费者的，如果消费者又在一个遍地皆毒的环境下无从选择，那么，政府监管部门，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最后一道门槛。但这一道门槛却形同虚设，出了问题没人感到抱歉、没人向民众谢罪、没人引咎辞职。更关键的是，没有民众觉得他们该道歉、谢罪、辞职——没有民众监督的底线，就不会有政府监管的责任底线，也就更别指望企业有良心的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