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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药品安全涉及每个国民的健康,所以,政府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来监管此领域。可是,该领域却丑闻不断,甚至许多知名企业也牵涉其中,这足以让国人失望。失望之后,便是遗忘——每次都只抓几个临时工了事,监管者照样当官,企业家照常赚钱。
更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所有的食品、药品质量问题,都由媒体曝出,作为监管者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是等媒体发现问题后,再出来扮演“执法者”,“责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在被曝使用“毒胶囊”之后,修正药业第一个反应是喊冤,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恐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觉得自己冤——受媒体所害,让人发现他们不尽责。
食品毒害事件层出不穷——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安全的。安全的当然有,不少权势部门和大型国企、国家体制中的运动员,都有“特供”渠道,自己种自己吃。这只能说明,他们知道“外面的东西不安全”。
老百姓只能吃“外面的东西”,所以他们也该知道“老百姓吃的不安全”。但食品药品安全通常只在媒体曝光后才引起关注,而且,没有曝光的是不是就安全,谁也保证不了,这就让没有“特供”的普通人,人人自危。
修正药业一个月投放3亿多元广告,其口号“良心药、放心药”尽人皆知,但媒体曝光后人们才发现,他们不仅不让人放心,也没有良心。如果这种年销售额100多亿元的企业、以“良心”和“放心”标榜自己的企业,都做不到安全,那么,还有谁可以相信?
喝牛奶,蒙牛和伊利这种最大的奶厂会往牛奶里放三聚氰胺;吃猪肉,双汇这样最大的肉厂会往肉里打瘦肉精;吃药,修正、通化金马这样的大药厂会使用废皮革做出的毒胶囊。有经济学家曾经说,企业的责任越大规模也就越大。但中国颇具规模的大厂家,无视社会责任却还能生存得不错,经济学家的逻辑出了什么问题吗?
通常,不法企业家面临三种风险。第一是法律风险,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被监管部门发现,轻则承担经济处罚,重则有刑事责任;第二是商业风险,一旦失信于消费者,产品无人问津企业破产;第三是良心(信仰)风险,做了坏事以后不能上天堂,而要下地狱。
但是,这对中国企业家来说,都不能称之为风险。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省省吧,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有钱就可以享受天堂一样的生活,赚钱就是天堂。失信于消费者会卖不出去产品?会破产?这在国内鲜有先例,蒙牛多次出质量问题,去年销售额还是创下378亿元的新高。双汇在去年出现瘦肉精问题后,销售额同样也是创下376亿元的新高。
不能说消费者过于善良,也不能说人们不珍惜生命,在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普遍问题时,消费者并没有更多选择,如果大厂家都有质量问题,小厂家就更不值得信任。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认为,出了问题的厂家反而会认真对待质量,风险反而更少。
经济学中有个“劣币驱逐良币”定律。1858年英国经济学家亨利·麦克劳德发现,市场中成色外观好的金币会被人们收藏起来,而缺斤短两的金币会充斥市场,因为“好钱”和“坏钱”具备同等价值时,人们倾向于使用“坏钱”而收藏“好钱”,致使“坏钱”横行。
同理,当坏企业和好企业获得同等回报时,人们都会经营坏企业。修正药业、通化金马、双汇发展、蒙牛乳业,这些曾经不错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经营者发现干些不法勾当可以增加企业利润,而且不会受到监管部门的责罚,这“激励”着他们逐渐变成坏企业。
有人算过一笔账,通化金马被曝光的“毒胶囊”只有1091万元销售收入(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6%),创利852万元,毛利率78%。而使用“毒胶囊”作为药品包装,为企业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为何公司愿冒如此大风险,来赚取蝇头小利呢?只能说明,公司认为问题不会被监管部门发现(事实上很多问题也确实不是监管部门发现的),而且即使被媒体曝光,也不会影响企业的销售(双汇、蒙牛的先例早已证明了这点)。
人们都以为,昧着良心赚钱,是件高风险高回报的买卖。但事实上,哪怕“昧心钱”仅是微利,企业也愿意赚;企业即使有暴利,也不愿为良心和责任多付出一分成本。在这种驱动力下,民族工业要想在世界经济中获得认可,真是遥不可及。
如果“良心”只是拿来忽悠消费者的,如果消费者又在一个遍地皆毒的环境下无从选择,那么,政府监管部门,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最后一道门槛。但这一道门槛却形同虚设,出了问题没人感到抱歉、没人向民众谢罪、没人引咎辞职。更关键的是,没有民众觉得他们该道歉、谢罪、辞职——没有民众监督的底线,就不会有政府监管的责任底线,也就更别指望企业有良心的底线了。
更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所有的食品、药品质量问题,都由媒体曝出,作为监管者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是等媒体发现问题后,再出来扮演“执法者”,“责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在被曝使用“毒胶囊”之后,修正药业第一个反应是喊冤,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恐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觉得自己冤——受媒体所害,让人发现他们不尽责。
食品毒害事件层出不穷——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安全的。安全的当然有,不少权势部门和大型国企、国家体制中的运动员,都有“特供”渠道,自己种自己吃。这只能说明,他们知道“外面的东西不安全”。
老百姓只能吃“外面的东西”,所以他们也该知道“老百姓吃的不安全”。但食品药品安全通常只在媒体曝光后才引起关注,而且,没有曝光的是不是就安全,谁也保证不了,这就让没有“特供”的普通人,人人自危。
修正药业一个月投放3亿多元广告,其口号“良心药、放心药”尽人皆知,但媒体曝光后人们才发现,他们不仅不让人放心,也没有良心。如果这种年销售额100多亿元的企业、以“良心”和“放心”标榜自己的企业,都做不到安全,那么,还有谁可以相信?
喝牛奶,蒙牛和伊利这种最大的奶厂会往牛奶里放三聚氰胺;吃猪肉,双汇这样最大的肉厂会往肉里打瘦肉精;吃药,修正、通化金马这样的大药厂会使用废皮革做出的毒胶囊。有经济学家曾经说,企业的责任越大规模也就越大。但中国颇具规模的大厂家,无视社会责任却还能生存得不错,经济学家的逻辑出了什么问题吗?
通常,不法企业家面临三种风险。第一是法律风险,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被监管部门发现,轻则承担经济处罚,重则有刑事责任;第二是商业风险,一旦失信于消费者,产品无人问津企业破产;第三是良心(信仰)风险,做了坏事以后不能上天堂,而要下地狱。
但是,这对中国企业家来说,都不能称之为风险。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省省吧,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有钱就可以享受天堂一样的生活,赚钱就是天堂。失信于消费者会卖不出去产品?会破产?这在国内鲜有先例,蒙牛多次出质量问题,去年销售额还是创下378亿元的新高。双汇在去年出现瘦肉精问题后,销售额同样也是创下376亿元的新高。
不能说消费者过于善良,也不能说人们不珍惜生命,在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普遍问题时,消费者并没有更多选择,如果大厂家都有质量问题,小厂家就更不值得信任。而且很多老百姓会认为,出了问题的厂家反而会认真对待质量,风险反而更少。
经济学中有个“劣币驱逐良币”定律。1858年英国经济学家亨利·麦克劳德发现,市场中成色外观好的金币会被人们收藏起来,而缺斤短两的金币会充斥市场,因为“好钱”和“坏钱”具备同等价值时,人们倾向于使用“坏钱”而收藏“好钱”,致使“坏钱”横行。
同理,当坏企业和好企业获得同等回报时,人们都会经营坏企业。修正药业、通化金马、双汇发展、蒙牛乳业,这些曾经不错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经营者发现干些不法勾当可以增加企业利润,而且不会受到监管部门的责罚,这“激励”着他们逐渐变成坏企业。
有人算过一笔账,通化金马被曝光的“毒胶囊”只有1091万元销售收入(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6%),创利852万元,毛利率78%。而使用“毒胶囊”作为药品包装,为企业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为何公司愿冒如此大风险,来赚取蝇头小利呢?只能说明,公司认为问题不会被监管部门发现(事实上很多问题也确实不是监管部门发现的),而且即使被媒体曝光,也不会影响企业的销售(双汇、蒙牛的先例早已证明了这点)。
人们都以为,昧着良心赚钱,是件高风险高回报的买卖。但事实上,哪怕“昧心钱”仅是微利,企业也愿意赚;企业即使有暴利,也不愿为良心和责任多付出一分成本。在这种驱动力下,民族工业要想在世界经济中获得认可,真是遥不可及。
如果“良心”只是拿来忽悠消费者的,如果消费者又在一个遍地皆毒的环境下无从选择,那么,政府监管部门,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最后一道门槛。但这一道门槛却形同虚设,出了问题没人感到抱歉、没人向民众谢罪、没人引咎辞职。更关键的是,没有民众觉得他们该道歉、谢罪、辞职——没有民众监督的底线,就不会有政府监管的责任底线,也就更别指望企业有良心的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