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中国公司三一重工将美国总统告上了法庭；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对中国华为、中兴两大电信制造商的调查报告，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两家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正在审查阶段，尼克森公司在美国有部分业务，美国议员呼吁抵制中海油的收购。
　　三一重工、华为都是中国民企的佼佼者，而中海油是国有企业的巨头，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越来越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大型公司进军美国之难折射出中美经济议题的“切换”，从汇率问题向商业体制转换，2012年度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透露了这一信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关注焦点就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低廉优惠贷款等超国民待遇，希望中国企业更加市场化、商业化，唯有如此国际市场才会以商业企业对待之。
　　如今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抵制从国企蔓延到大型民企，理由几乎如出一辙。9月13日，华为、中兴出席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否认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对企业的日常运作、利润分配、员工安置等进行解释。华为、中兴的“诚意”没有阻止该委员会10月8日对中国两大跨国企业的发出的“封杀令”。
　　华为是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海外市场收入已经占总营收的68%，中兴的海外市场份额也超过54%，海外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过三十多年的资本积累，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是必然的趋势，国内市场边际收益率下降、人民币升值、产业链整合都是推动中国企业“跨国”的动力。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美国既是一流的技术研发中心，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愿意以美国为突破口，进而辐射全球。“跨国”是企业保护市场份额的预防性措施，华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杀出重围并进军发达国家市场，这已经引起了反弹。今年3月澳大利亚阻止了华为在该国正在建设的全国宽带网络系统，加拿大官员暗示将拒绝华为参与一项政府安全通讯系统工作。
　　随着经济的成熟，各国都会走向对外投资的道路。二战之后的美国企业在欧洲迅速夸张，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几乎要“买下美国”。跨国公司的迅速推进引发东道国与母国的利益博弈。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产油国积累了大量的石油美元，1975年福特政府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查，以阻止石油美元“入侵”美国，1988年，CFIUS成为一个以财长为主席，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司法部等核心权力部门的综合性机构，专司审查外国投资。2008年华为收购3com，2011年收购3leaf都是被CFIUS给拦截下来。中海油、三一重工也是CFIUS的“受害者”。
　　CFIUS所审查的投资案例并不多，却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动手，奥巴马在9月28日还签发了总统令要求三一重工限期撤资。其背后是金融危机之后，中美经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正在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伙伴或对手，由此导致美国的不安全感，甚至将美国经济的颓势归咎于中国。
　　中美企业制度的差异为美国“刁难”中国企业提供了借口。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华为的指责除了设备的安全隐患外，主要是华为没有充分的信息以说明公司的股权结构、分配制度、财务安排以及党委在企业组织中的角色。换言之，美国人担心中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这与盖特纳此前对中国国企的要求是一致的。
　　听证会上，华为和中兴努力说明“在商言商”的立场，在国内制度无法突破的时候，美国人很难相信中国企业能够保持独立性。其实美国人知道，跨国公司与母国并不是一回事儿，1973年石油危机时，美国的石油公司并没有完全跟美国保持同一立场。同样，华为、中兴之所以快速崛起为国际性企业在于它们捍卫客户的利益。
　　跨国公司处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是游离于政府的资本力量的化身，更少的政府与政治色彩会给跨国公司更大的发展空间。当中国企业具有更高的市场化水准的时候，跨向美国的门槛或许不再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