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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座落于武汉市硚口路的总后3506工厂（际华三五零六纺织服装公司的前身）里，为了让前线官兵早日用上棉衣棉被，工人们连续数月通宵达旦地干在机台、吃在机台、睡在机台，加班加点赶制军需被装，最多时每人日均能缝制10套棉衣。
三封电报背后的故事
初来3506工厂（以下简称“工厂”）工作，就经常听老职工们讲起那段经历。说来也巧，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工厂春节“送温暖”活动中采访到已是耄耋之年的刘国怀老师傅。与老人聊起当年抗美援朝军需生产的往事时，刘师傅佝偻的身躯蓦然挺直，他抬起颤巍巍的手从身旁的书桌抽屉里摸出一个卷了皮的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把夹在其间的三封早已发黄的电报捧在手心里凝视片刻，又把目光转向我，浑浊的眼睛里现出一股悲怆的神情。
这三封电报，揭开了老人此生最痛彻心扉的往事……
1951年，时年19岁的缝纫工刘国怀是3506厂一名普通的工人。和当时的其他工友一样，他也正投入在加班加点赶制军需用品的任务之中。12月初的一天，刘国怀接到一封从辽宁老家发来的加急电报：“父病重，望你速归。妹国芬。”简短的几个字，让年轻的刘国怀不禁眉头紧锁，内心难以平静。那时，他是多么想立刻回到家里，守护在病重的父亲身旁啊！刘国怀家里有三个兄妹，父亲独独在他身上寄托了最深的期望，为了让他有个好的前程，硬生生从母亲手上摘下家里唯一一只祖传的玉镯拿去换了钱，才供他读完三年私塾。在他的心里，父亲对他的支持和爱是深重的、无条件的，而如今父亲病了，自己怎能不在父亲身边尽孝？刘国怀握着电报的手心里全是汗。尽管对病重的父亲满是担心，可是只要一想到这次工作任务的紧急性，一想到自己签下的责任状，他又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绝不能离开岗位！
刘国怀悄悄将电报塞进贴身的衣兜，继续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生产中。半夜时分，他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含泪给父母写了封信：“将士们仍身着单衣、浴血奋战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工厂现在正不分昼夜地为战士们赶制棉衣棉被，容孩儿完成任务再请假回家侍候父亲。”然而，时隔不到半月，他又收到家里发来的第二封加急电报：“父病危，盼你速归。妹国芬。”刘国怀将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抹去脸上的泪，又默默回到了工位，一边工作一边祈盼父亲转危为安。
苦熬到第三天早上，第三封电报传到了他手上，一行醒目的电文让他瘫软在岗位上：“父今晨病故，望儿即归。母刘氏。”
此时的刘国怀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撑起身子，步履蹒跚地走到一片林子里，朝向北方遥远的家乡，双膝跪地、掩面痛哭：“父亲，孩儿不孝啊！您病重，我没侍候您一天；您走了，我也没给您送终！”
对已在生产流水线上奋战两天没合眼的刘国怀来说，家中的紧急电报接踵而至，此时向领导请假肯定能被批准。但刘国怀仍然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面向家乡，刘国怀叩头哽咽：“爹，您平日教育孩儿做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男子汉，前线战士还穿着单衣冲锋陷阵，大伙儿没日没夜抢任务，赶着这档口向组织请假，我做不到啊！容儿子赶完这批冬衣，再到您坟前叩头谢罪啊！”
擦干眼泪，刘国怀缓缓站起身，毅然向车间大步走去……
坐在我面前的刘国怀，颤抖地捧着那三张泛黄的加急电报，沉重而缓慢地讲述着当年的故事，表情中不时流露出自责和痛惜。但当回溯起流水线上那热火朝天的情景时，老人的神情又变得亢奋激昂起来。他凝视着窗外一排排墨绿的松柏，眼神里流露着坚毅与向往。那些尘封的往事，仿佛都深藏在了刘国怀紧皱的眉宇间、被耙头深犁过的皱褶里和被霜雪浸染的鬓发中。
工厂里的“生死状”
1950年，我国的被装企业数量少、设备落后、产能不高。但随着抗美援朝战火的点燃，为了保证部队官兵能按时着上冬装，工厂只能超常规、超时限、超能量地制定生产任务定额。在时间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的非常时期，工厂与各生产车间签订了《抗美援朝部队冬装生产产品质量目标责任书》，厂里的干部职工都将它比作“生死状”。在一次紧急生产会议上，时任厂长李佐彬给分厂厂长下达月生产任务，分厂厂长无奈地说：“李厂长，这任务怎么也完不成啊！”“想想前线官兵，咱们就是豁出命也得完成这次任务！” 李佐彬坚定地说道。
刘国怀老人讲到：“我们这个生产联组，加上辅助工，也就20多个人，每天要完成240套棉衣制作任务，相当于一天要完成两天的工作量。签下了‘生死状’，就是关键时刻要豁出命来干！作为生产骨干，我顶下了上袖子的工序。这个工序在当年技术难度比较大，为了让左右力道均匀，我不论是吃饭还是躺下休息，都会从兜里掏出一根细绳来抻拉。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和琢磨，才圆满达到了这道工序的质量要求。好在那时正年轻，还没成家，我那百来斤身子索性全搭在了生产线上。每天除了上厕所，其他时间全耗在了机台上，饿了啃上几个馒头，夜里乏了困了，趴在机台上打个盹，大冬天冲个冷水脸，就又干上了。要知道，运送援朝军需物资的专列就等候在我们的厂房外，不这样豁出命来干，怎么能完成任务，又怎么能确保俺志愿军夺取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呢？”
是啊，一张“生死状”留下的只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记忆，而在“生死状”之外，让后来人代代传承的却是一种坚韧顽强、舍生忘我的珍贵基因。
听着老人侃侃而谈，我蓦然发现：军队后勤被装生产战线不正像是抗美援朝另一个战场的“上甘岭”吗？正如刘国怀老人常常提到的那句话：“只要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攻不破的难关！”
在当时，工厂领导对生产车间采取分片包干，大家自觉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现场办公工；科室干部每周定期到生产一线跟班上岗；医务人员深入车间班组，开展巡回医疗服务；辅助工序工人在完成本工号任务的同时挤出时间，协助其他工序做好生产任务的跟进；为克服产品任务量大、半成品众多而造成的生产空间狭小等困难，各部门主动腾出办公室、楼道、俱乐部、会议室等场地，摆上案子、架起机器，铺棉、绗趟、锁眼、钉扣。许多职工家属也闻讯赶来参加突击生产。看到工厂到处是临时工房，实在腾不出空余的地方，她们就把棉衣片、棉花领回家，用自己的机器绗。不少妇女为了多出活儿，让家中老人或孩子承担到工厂领活儿送活儿的任务。工人们更是废寝忘食，他们不计劳动时间、不论工作条件、不讲劳动报酬，忘我奉献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任务完成前的冲刺关头，他们大多吃住在工房，昼夜生产、连续作战，困了就用凉水浇浇头。有的工人在机台干着活，一打瞌睡，头撞在针挺上，脑门顿时碰起大包，疼得在地上直转圈，只是用手揉一揉，又接着干；有的工人瞌睡时，手随棉片被送进压脚，被机针扎透、鲜血直淌，就顺手抄起油壶在伤口上点几滴机油，止住血，又投入生产。
在无数个日夜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有的工人因高烧不退而晕倒在岗位上，被搀扶到医务室，还没打完吊瓶，就自己拔了针头，撑着身子重返机台了。杨春娣、胡玉虎两名職工得了急性重病，可他们都只在医院躺了不到一周，就软磨硬泡地出了院，第二天便铆足精神上了流水线。
“那时的生产线真是战场火线啊，没有一种牺牲精神，想突击完成前线急需的那些被装任务，没门儿！”
老一辈革命者用无私的奉献精神、忘我的牺牲精神为支援前线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也为集团发展铸就了一座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发扬、传承！
三封电报背后的故事
初来3506工厂（以下简称“工厂”）工作，就经常听老职工们讲起那段经历。说来也巧，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工厂春节“送温暖”活动中采访到已是耄耋之年的刘国怀老师傅。与老人聊起当年抗美援朝军需生产的往事时，刘师傅佝偻的身躯蓦然挺直，他抬起颤巍巍的手从身旁的书桌抽屉里摸出一个卷了皮的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把夹在其间的三封早已发黄的电报捧在手心里凝视片刻，又把目光转向我，浑浊的眼睛里现出一股悲怆的神情。
这三封电报，揭开了老人此生最痛彻心扉的往事……
1951年，时年19岁的缝纫工刘国怀是3506厂一名普通的工人。和当时的其他工友一样，他也正投入在加班加点赶制军需用品的任务之中。12月初的一天，刘国怀接到一封从辽宁老家发来的加急电报：“父病重，望你速归。妹国芬。”简短的几个字，让年轻的刘国怀不禁眉头紧锁，内心难以平静。那时，他是多么想立刻回到家里，守护在病重的父亲身旁啊！刘国怀家里有三个兄妹，父亲独独在他身上寄托了最深的期望，为了让他有个好的前程，硬生生从母亲手上摘下家里唯一一只祖传的玉镯拿去换了钱，才供他读完三年私塾。在他的心里，父亲对他的支持和爱是深重的、无条件的，而如今父亲病了，自己怎能不在父亲身边尽孝？刘国怀握着电报的手心里全是汗。尽管对病重的父亲满是担心，可是只要一想到这次工作任务的紧急性，一想到自己签下的责任状，他又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绝不能离开岗位！
刘国怀悄悄将电报塞进贴身的衣兜，继续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生产中。半夜时分，他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含泪给父母写了封信：“将士们仍身着单衣、浴血奋战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工厂现在正不分昼夜地为战士们赶制棉衣棉被，容孩儿完成任务再请假回家侍候父亲。”然而，时隔不到半月，他又收到家里发来的第二封加急电报：“父病危，盼你速归。妹国芬。”刘国怀将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抹去脸上的泪，又默默回到了工位，一边工作一边祈盼父亲转危为安。
苦熬到第三天早上，第三封电报传到了他手上，一行醒目的电文让他瘫软在岗位上：“父今晨病故，望儿即归。母刘氏。”
此时的刘国怀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撑起身子，步履蹒跚地走到一片林子里，朝向北方遥远的家乡，双膝跪地、掩面痛哭：“父亲，孩儿不孝啊！您病重，我没侍候您一天；您走了，我也没给您送终！”
对已在生产流水线上奋战两天没合眼的刘国怀来说，家中的紧急电报接踵而至，此时向领导请假肯定能被批准。但刘国怀仍然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面向家乡，刘国怀叩头哽咽：“爹，您平日教育孩儿做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男子汉，前线战士还穿着单衣冲锋陷阵，大伙儿没日没夜抢任务，赶着这档口向组织请假，我做不到啊！容儿子赶完这批冬衣，再到您坟前叩头谢罪啊！”
擦干眼泪，刘国怀缓缓站起身，毅然向车间大步走去……
坐在我面前的刘国怀，颤抖地捧着那三张泛黄的加急电报，沉重而缓慢地讲述着当年的故事，表情中不时流露出自责和痛惜。但当回溯起流水线上那热火朝天的情景时，老人的神情又变得亢奋激昂起来。他凝视着窗外一排排墨绿的松柏，眼神里流露着坚毅与向往。那些尘封的往事，仿佛都深藏在了刘国怀紧皱的眉宇间、被耙头深犁过的皱褶里和被霜雪浸染的鬓发中。
工厂里的“生死状”
1950年，我国的被装企业数量少、设备落后、产能不高。但随着抗美援朝战火的点燃，为了保证部队官兵能按时着上冬装，工厂只能超常规、超时限、超能量地制定生产任务定额。在时间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的非常时期，工厂与各生产车间签订了《抗美援朝部队冬装生产产品质量目标责任书》，厂里的干部职工都将它比作“生死状”。在一次紧急生产会议上，时任厂长李佐彬给分厂厂长下达月生产任务，分厂厂长无奈地说：“李厂长，这任务怎么也完不成啊！”“想想前线官兵，咱们就是豁出命也得完成这次任务！” 李佐彬坚定地说道。
刘国怀老人讲到：“我们这个生产联组，加上辅助工，也就20多个人，每天要完成240套棉衣制作任务，相当于一天要完成两天的工作量。签下了‘生死状’，就是关键时刻要豁出命来干！作为生产骨干，我顶下了上袖子的工序。这个工序在当年技术难度比较大，为了让左右力道均匀，我不论是吃饭还是躺下休息，都会从兜里掏出一根细绳来抻拉。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和琢磨，才圆满达到了这道工序的质量要求。好在那时正年轻，还没成家，我那百来斤身子索性全搭在了生产线上。每天除了上厕所，其他时间全耗在了机台上，饿了啃上几个馒头，夜里乏了困了，趴在机台上打个盹，大冬天冲个冷水脸，就又干上了。要知道，运送援朝军需物资的专列就等候在我们的厂房外，不这样豁出命来干，怎么能完成任务，又怎么能确保俺志愿军夺取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呢？”
是啊，一张“生死状”留下的只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记忆，而在“生死状”之外，让后来人代代传承的却是一种坚韧顽强、舍生忘我的珍贵基因。
听着老人侃侃而谈，我蓦然发现：军队后勤被装生产战线不正像是抗美援朝另一个战场的“上甘岭”吗？正如刘国怀老人常常提到的那句话：“只要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攻不破的难关！”
在当时，工厂领导对生产车间采取分片包干，大家自觉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现场办公工；科室干部每周定期到生产一线跟班上岗；医务人员深入车间班组，开展巡回医疗服务；辅助工序工人在完成本工号任务的同时挤出时间，协助其他工序做好生产任务的跟进；为克服产品任务量大、半成品众多而造成的生产空间狭小等困难，各部门主动腾出办公室、楼道、俱乐部、会议室等场地，摆上案子、架起机器，铺棉、绗趟、锁眼、钉扣。许多职工家属也闻讯赶来参加突击生产。看到工厂到处是临时工房，实在腾不出空余的地方，她们就把棉衣片、棉花领回家，用自己的机器绗。不少妇女为了多出活儿，让家中老人或孩子承担到工厂领活儿送活儿的任务。工人们更是废寝忘食，他们不计劳动时间、不论工作条件、不讲劳动报酬，忘我奉献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任务完成前的冲刺关头，他们大多吃住在工房，昼夜生产、连续作战，困了就用凉水浇浇头。有的工人在机台干着活，一打瞌睡，头撞在针挺上，脑门顿时碰起大包，疼得在地上直转圈，只是用手揉一揉，又接着干；有的工人瞌睡时，手随棉片被送进压脚，被机针扎透、鲜血直淌，就顺手抄起油壶在伤口上点几滴机油，止住血，又投入生产。
在无数个日夜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有的工人因高烧不退而晕倒在岗位上，被搀扶到医务室，还没打完吊瓶，就自己拔了针头，撑着身子重返机台了。杨春娣、胡玉虎两名職工得了急性重病，可他们都只在医院躺了不到一周，就软磨硬泡地出了院，第二天便铆足精神上了流水线。
“那时的生产线真是战场火线啊，没有一种牺牲精神，想突击完成前线急需的那些被装任务，没门儿！”
老一辈革命者用无私的奉献精神、忘我的牺牲精神为支援前线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也为集团发展铸就了一座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发扬、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