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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光明日报作为党中央主办的一张知识分子报纸，不仅是改革开放忠诚的记录者，而且是改革开放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史上、在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进程中光明日报的印记鲜明而厚重。近来，伴随笔者参与光明日报老同志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活动，改革开放早期光明日报的身影在笔者眼前变得格外生动，格外清晰。
4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起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而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从此开启了一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闸门，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正是这个转变，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使亿万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开始正视现实，着眼发展，敢于突破，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谱写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迎来了整个国家的发展繁荣。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亲历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组稿者——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同志拿出珍藏的大量史料，详细地介绍了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过程：1977年五六月间，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兼《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去南京参加一次理论研讨会，在会上认识了南京大学年轻教师胡福明。在这次会上，胡福明就“四人帮”“文革”中批判唯生产力论发言，王强华很认同他的发言，并主动邀请他为光明日報写一篇文章，从根本理论上批驳极左思想，进行拨乱反正。
胡福明9月份寄来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作了一些编辑后，于1978年1月14日签字发到排字车间发排。后与胡福明作了几次沟通后，王强华又请他作了几次修改。4月12日，胡福明到北京开会，光明日报时任总编辑杨西光决定4月13日开会讨论修改，并邀请中央党校孙长江同志参与修改。会上，杨西光提出文章主题是反对“两个凡是”，突出“唯一标准”，并决定在笫一版显著位置公开发表，但文稿需要进一步修改。从什么角度切入修改，会上发生意见分歧，孙长江提出从路线斗争切入，胡福明认为应从基本理论（理论与实践关系）切入。杨西光认为两种修改的思路完全不同，改不到一块儿去，当即表示可以搞成两篇文章，写好后光明日报都发表，谁先来先发表谁的。胡福明很勤奋，也因有成稿在手，第三天就把改好的稿子送来了，这已是第6稿。
胡福明因学校有事回南京后，光明日报又作了第7、8次改稿。
框架上，原来文稿是三大段，王强华和光明日报时任理论部主任马沛文改为四大段。篇幅上，第一次发排稿是5320字，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6次改稿是5092字，光明日报第7次改稿是8296字，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明确指出：“他们（指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两处提到“凡是”。这两段话在杨西光审核时，因考虑到“两个凡是”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就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删去了两处“凡是”字样，突出了“一切言论”和“所有结论”。这里的增删都是光明日报自己对文稿的内部修改。第8次改稿是7714字，在第二大段中明确提出和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把大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胡福明初稿到历次修改稿直到最后的刊发稿，光明日报都有小样存档，每一次改稿改了什么增删了多少，历历在目。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这样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被看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历史结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光明日报的发行量由40多万份猛增至140多万份，就这样仍然洛阳纸贵，一报难求。这极大地鼓舞了报社同志们的士气，大家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落实中央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平反、宣传知识分子先进典型的报道中。
宣传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四大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论断不仅指出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准确地揭示出知识分子作为新生产力代表者的本质。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光明日报在改革开放初期，把报道宣传推动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为知识分子平反，宣传知识分子先进典型当作自觉的职责担当。
一、对马寅初、孙冶方的报道推动了为老知识分子的平反。
1956年、1957年，马寅初两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我国人口必须进行有计划控制的观点。1957年7月5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这是他根据自己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观点却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评。1958年、1960年，媒体两度发动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先后发表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光明日报都是“先锋”。当时正在广州出差的马寅初，看到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时，气愤地一甩袖子说：“光明日报不光明！”面对媒体的批判，他公开发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60年，他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龚明的文章《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纷纷来信发表看法，为马寅初的遭遇鸣不平，要求为他平反。
1979年时年98岁的马寅初在病榻上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的采访。7月20日，《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在《光明日报》刊出。8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人口学家田雪原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及原民建北京市主委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个人，误增3个亿》。《光明日报》呼吁为马寅初平反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79年9月14日，中央宣布为马寅初平反。9月16日，《光明日报》二版头条刊出消息《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到马老家宣布了这个消息，马老欣然接受。
此后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为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平反的报道。之后，沈从文、俞平伯、梁漱溟、丁玲、巴金、钱锺书、杨绛、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任新民、张广厚、臧克家、孙犁、施蛰存、张志新、遇罗克……一个个知识分子的名字在《光明日报》的版面上重新被提及、被褒扬、被尊重，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名誉与尊严。
二、栾茀的报道开启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受社会歧视，被称为“臭老九”，要想入党十分不易。入党难，曾是一个时代之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党和政府出台了有关知识分子的文件600多个，党中央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让知识分子入党成为时代的呼唤。
1981年3月26日，《光明日报》一版刊发上海记者站原站长樊云芳深入采访、撰写的人物通讯《追求》，报道了一位30多年坚持追求党的优秀知识分子——山西太原工学院副教授栾茀。在“牛棚”里关了四年的栾茀，上午刚宣布“解脱”，晚上，就给党支部送来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在病床上，他还在述说：
是党，给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理想和信仰，我多么希望能在党旗下宣誓。我死后，请求组织上审查我的历史和全部工作，我总算追随共产党三十年……
报道一刊发，激起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光明日报社收到1200多封读者来信，对栾茀的后续报道持续了近两个月。在上级党组织的关怀下，栾茀临终前被突击批准入党。栾茀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连环画、话剧和电影，广为流传。
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一版刊登《全国优秀班主任毛蓓蕾为何入不了党？》，抓住这一典型案例曝光，3月30日在一版头条刊发社论《切实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6月17日，《光明日报》一版刊出报道《毛蓓蕾被批准入党了》。
1984年6月8日，《光明日報》一版刊发消息《北京邮电学院副教授彭道儒发明奖被压事件得到解决》，并配发短评。报道详细介绍了彭道儒长期受压制，三十多年要求入党而不得的经历。6月24日，又在一版开辟“从彭道儒被压制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专栏，进行连续报道。不久，彭道儒入党问题得到解决。
1984年7月13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发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党支部书记陈庆坤违规阻挠知识分子入党，被上级处理的消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进行非组织活动 陈庆坤阻挠知识分子入党被撤销党内职务》，并针对陈庆坤现象配发评论《来自“小国之君”的阻力必须排除》。
光明日报为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报道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彻底地从人们头脑中祛除出去，推动了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的真正解决。
三、蒋筑英的报道推动了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脑体倒挂”现象。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议论蜂起。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歧视受迫害，政治上不被信任，待遇低下生活贫困，超负荷的工作加剧了对他们身体的伤害，英年早逝现象突出。
1982年8月27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出吉林记者站原站长肖玉华的报道《对革命无限忠诚，为四化忘我工作，副研究员蒋筑英为祖国光学事业奋斗终生》，这是中央媒体第一篇关于蒋筑英的报道。10月10日，在一版头条又推出记者陈禹山的长篇通讯《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报道触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神经，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有关蒋筑英的报道密集铺开。
1982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又刊出“中国式保尔”罗健夫的报道。此后，《光明日报》接连刊发“活着的蒋筑英和罗健夫”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典型报道，为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舆论环境。之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中办发〔1984〕32号文件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抓总工作。1986年，中组部专门下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的通知》。就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著作版权、稿酬、职称以及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等问题，《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调查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引起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重视，推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四、“韩琨事件”报道促进了人才流动，推动民营企业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崛起，为了解决缺乏技术的难题，这些企业家们在周末或节假日把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请到企业进行技术服务，付给科技人员报酬，形成“星期天工程师”现象。然而，“星期天工程师”受到旧观念、旧体制的强烈抵制，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利用人事权加以制止，甚至借助司法力量施压，导致许多“星期天工程师”被拘捕，甚至被判刑。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收取一定报酬是否合法成为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光明日报报道的“韩琨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出上海记者站原站长谢军采写的《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报道，犹如引爆一颗炸弹，马上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强烈震荡，“韩琨事件”震惊全国，各地读者雪片似的来信送到报社。光明日报又开辟“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业余应聘接受报酬？”专栏，引导舆论开展了一场为期4个月的“韩琨事件”大讨论。讨论波及全国科技、公检法司、劳动人事、党政机关各部门。谢军先后写了10多篇追踪报道。最终，“韩琨事件”引起高层注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法委专门就此开会讨论，并形成明确的意见：韩琨无罪！中共中央发文通知全国各地，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业余兼职并获取合理报酬，由此受打击的科技人员一律平反。
一大批“韩琨”重获自由，极大地解放了科技生产力，推动了我国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科技力量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9月，根据光明日报系列报道改编的话剧《星期日工程师》在上海上演。10月，上海市委改革办、市委宣传部组织征集“上海改革开放标志性首创案例”，“‘星期日工程师’打破科技人员跨体制兼职藩篱”第一个入选。
五、怀柔殴打教师的报道，推动教师节设立，倡导了尊师重教风尚。
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迎来“教育的春天”。然而，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受人歧视和辱骂殴打的现象突出，当时粗略统计，仅湖南省1981年就发生此类事件700多起。欺凌殴打老师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1982年6月，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公社吉寺小学的三位外地女教师被打一事。随着记者王忠人调查的深入，关键症结逐渐清晰——“文革”虽已过去，“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仍未肃清，教师社会地位普遍低下。
探望被打女教师、走访群众、查阅案卷……经过数天调查后，1982年6月24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紧接着，连续组织三场座谈会，刊登相关稿件74篇，一个月内，“尊师重教”的呼吁经由《光明日报》传遍全国。
呼声惊动了正为发展教育、恢复知识分子地位殚精竭虑的邓小平。在他的指示下，北京市委责成怀柔县迅速处理。7月27日，怀柔县人民法院以侮辱罪判处打人者有期徒刑，并令其赔偿三位女教师全部医药费。
抓住怀柔事件的契机，《光明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尊师重教，还请来知名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论证中国设立教师节问题。专家學者们的观点刊登在报纸上后，光明日报又收到很多读者来信。1982年7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天津南开中学教师田家骅的来信，倡议设立教师节。1984年12月初，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王梓坤倡议：把每年9月的一天定为教师节。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把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从此，新中国千百万教师有了自己的节日。各级政府通过解决教师实际困难，改善教学条件等，大大提高了广大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六、第四军医大学报道帮助年轻知识分子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进入，西方价值观也开始影响我国，80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信仰缺失的一代”，年轻人对传统价值观产生逆反和怀疑。
1982年7月11日，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因抢救不慎跌入化粪池的老农魏志德壮烈牺牲，年仅24岁。《光明日报》率先进行独家报道，并在8月5日的一版刊发。一个月后又刊发整版报道，接着连续在一版头条发了9篇报道，中央和地方媒体相继报道，并展开了“大学生冒死救老农值得吗”的大讨论。
198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刊出记者阎百琨关于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五一”华山抢险的报道。“五一”这天，华山迎来超量游客，狭窄的山道发生严重拥堵，导致一些游客从险峻的高处跌落受伤。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冒着自身掉下深渊的危险，手拉手筑起一道50多米长的人墙，站在悬崖边沿保护游人安全疏散。随后他们又沿着山路将几名重伤员抬至安全地带，实施紧急救护，使他们脱离了生命危险。华山抢险系列报道成功地塑造了当代青年军人的英雄群体，是继张华之后又一个成功的群体典型人物报道。
1986年1月，当年参加过华山抢险的12名学员又从老山前线参战回来，2月19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出《党在我们心中——赴老山前线参战的军医大学学员谈信念》等3篇报道，学员们以自身经历谈信念、谈人生价值、谈大学生成长。光明日报的这些连续报道引导了年轻人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光明日报独具特色的新闻人物报道成为当时新闻界一道亮丽的风景。据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原站长叶辉介绍，仅1983年一年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发120篇新闻人物报道，最多的一个月发表了22篇人物报道。
20世纪80年代，在重大历史关头、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光明日报顶住压力，旗帜鲜明地支持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始终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从而使自己也成为改革开放坚定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作者系光明日报新闻研究部主编。）
4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起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而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从此开启了一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闸门，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正是这个转变，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使亿万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开始正视现实，着眼发展，敢于突破，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谱写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迎来了整个国家的发展繁荣。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亲历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组稿者——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王强华同志拿出珍藏的大量史料，详细地介绍了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过程：1977年五六月间，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兼《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去南京参加一次理论研讨会，在会上认识了南京大学年轻教师胡福明。在这次会上，胡福明就“四人帮”“文革”中批判唯生产力论发言，王强华很认同他的发言，并主动邀请他为光明日報写一篇文章，从根本理论上批驳极左思想，进行拨乱反正。
胡福明9月份寄来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作了一些编辑后，于1978年1月14日签字发到排字车间发排。后与胡福明作了几次沟通后，王强华又请他作了几次修改。4月12日，胡福明到北京开会，光明日报时任总编辑杨西光决定4月13日开会讨论修改，并邀请中央党校孙长江同志参与修改。会上，杨西光提出文章主题是反对“两个凡是”，突出“唯一标准”，并决定在笫一版显著位置公开发表，但文稿需要进一步修改。从什么角度切入修改，会上发生意见分歧，孙长江提出从路线斗争切入，胡福明认为应从基本理论（理论与实践关系）切入。杨西光认为两种修改的思路完全不同，改不到一块儿去，当即表示可以搞成两篇文章，写好后光明日报都发表，谁先来先发表谁的。胡福明很勤奋，也因有成稿在手，第三天就把改好的稿子送来了，这已是第6稿。
胡福明因学校有事回南京后，光明日报又作了第7、8次改稿。
框架上，原来文稿是三大段，王强华和光明日报时任理论部主任马沛文改为四大段。篇幅上，第一次发排稿是5320字，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6次改稿是5092字，光明日报第7次改稿是8296字，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明确指出：“他们（指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两处提到“凡是”。这两段话在杨西光审核时，因考虑到“两个凡是”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就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删去了两处“凡是”字样，突出了“一切言论”和“所有结论”。这里的增删都是光明日报自己对文稿的内部修改。第8次改稿是7714字，在第二大段中明确提出和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把大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胡福明初稿到历次修改稿直到最后的刊发稿，光明日报都有小样存档，每一次改稿改了什么增删了多少，历历在目。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这样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被看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历史结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光明日报的发行量由40多万份猛增至140多万份，就这样仍然洛阳纸贵，一报难求。这极大地鼓舞了报社同志们的士气，大家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落实中央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平反、宣传知识分子先进典型的报道中。
宣传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四大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论断不仅指出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准确地揭示出知识分子作为新生产力代表者的本质。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光明日报在改革开放初期，把报道宣传推动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为知识分子平反，宣传知识分子先进典型当作自觉的职责担当。
一、对马寅初、孙冶方的报道推动了为老知识分子的平反。
1956年、1957年，马寅初两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我国人口必须进行有计划控制的观点。1957年7月5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这是他根据自己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观点却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评。1958年、1960年，媒体两度发动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先后发表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光明日报都是“先锋”。当时正在广州出差的马寅初，看到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时，气愤地一甩袖子说：“光明日报不光明！”面对媒体的批判，他公开发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60年，他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龚明的文章《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纷纷来信发表看法，为马寅初的遭遇鸣不平，要求为他平反。
1979年时年98岁的马寅初在病榻上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的采访。7月20日，《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在《光明日报》刊出。8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人口学家田雪原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及原民建北京市主委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个人，误增3个亿》。《光明日报》呼吁为马寅初平反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79年9月14日，中央宣布为马寅初平反。9月16日，《光明日报》二版头条刊出消息《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到马老家宣布了这个消息，马老欣然接受。
此后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为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平反的报道。之后，沈从文、俞平伯、梁漱溟、丁玲、巴金、钱锺书、杨绛、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任新民、张广厚、臧克家、孙犁、施蛰存、张志新、遇罗克……一个个知识分子的名字在《光明日报》的版面上重新被提及、被褒扬、被尊重，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名誉与尊严。
二、栾茀的报道开启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受社会歧视，被称为“臭老九”，要想入党十分不易。入党难，曾是一个时代之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党和政府出台了有关知识分子的文件600多个，党中央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让知识分子入党成为时代的呼唤。
1981年3月26日，《光明日报》一版刊发上海记者站原站长樊云芳深入采访、撰写的人物通讯《追求》，报道了一位30多年坚持追求党的优秀知识分子——山西太原工学院副教授栾茀。在“牛棚”里关了四年的栾茀，上午刚宣布“解脱”，晚上，就给党支部送来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在病床上，他还在述说：
是党，给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理想和信仰，我多么希望能在党旗下宣誓。我死后，请求组织上审查我的历史和全部工作，我总算追随共产党三十年……
报道一刊发，激起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光明日报社收到1200多封读者来信，对栾茀的后续报道持续了近两个月。在上级党组织的关怀下，栾茀临终前被突击批准入党。栾茀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连环画、话剧和电影，广为流传。
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一版刊登《全国优秀班主任毛蓓蕾为何入不了党？》，抓住这一典型案例曝光，3月30日在一版头条刊发社论《切实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6月17日，《光明日报》一版刊出报道《毛蓓蕾被批准入党了》。
1984年6月8日，《光明日報》一版刊发消息《北京邮电学院副教授彭道儒发明奖被压事件得到解决》，并配发短评。报道详细介绍了彭道儒长期受压制，三十多年要求入党而不得的经历。6月24日，又在一版开辟“从彭道儒被压制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专栏，进行连续报道。不久，彭道儒入党问题得到解决。
1984年7月13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发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党支部书记陈庆坤违规阻挠知识分子入党，被上级处理的消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进行非组织活动 陈庆坤阻挠知识分子入党被撤销党内职务》，并针对陈庆坤现象配发评论《来自“小国之君”的阻力必须排除》。
光明日报为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报道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彻底地从人们头脑中祛除出去，推动了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的真正解决。
三、蒋筑英的报道推动了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脑体倒挂”现象。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议论蜂起。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歧视受迫害，政治上不被信任，待遇低下生活贫困，超负荷的工作加剧了对他们身体的伤害，英年早逝现象突出。
1982年8月27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出吉林记者站原站长肖玉华的报道《对革命无限忠诚，为四化忘我工作，副研究员蒋筑英为祖国光学事业奋斗终生》，这是中央媒体第一篇关于蒋筑英的报道。10月10日，在一版头条又推出记者陈禹山的长篇通讯《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报道触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神经，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有关蒋筑英的报道密集铺开。
1982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又刊出“中国式保尔”罗健夫的报道。此后，《光明日报》接连刊发“活着的蒋筑英和罗健夫”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典型报道，为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舆论环境。之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中办发〔1984〕32号文件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抓总工作。1986年，中组部专门下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的通知》。就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著作版权、稿酬、职称以及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等问题，《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调查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引起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重视，推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四、“韩琨事件”报道促进了人才流动，推动民营企业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崛起，为了解决缺乏技术的难题，这些企业家们在周末或节假日把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请到企业进行技术服务，付给科技人员报酬，形成“星期天工程师”现象。然而，“星期天工程师”受到旧观念、旧体制的强烈抵制，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利用人事权加以制止，甚至借助司法力量施压，导致许多“星期天工程师”被拘捕，甚至被判刑。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收取一定报酬是否合法成为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光明日报报道的“韩琨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出上海记者站原站长谢军采写的《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报道，犹如引爆一颗炸弹，马上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强烈震荡，“韩琨事件”震惊全国，各地读者雪片似的来信送到报社。光明日报又开辟“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业余应聘接受报酬？”专栏，引导舆论开展了一场为期4个月的“韩琨事件”大讨论。讨论波及全国科技、公检法司、劳动人事、党政机关各部门。谢军先后写了10多篇追踪报道。最终，“韩琨事件”引起高层注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法委专门就此开会讨论，并形成明确的意见：韩琨无罪！中共中央发文通知全国各地，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业余兼职并获取合理报酬，由此受打击的科技人员一律平反。
一大批“韩琨”重获自由，极大地解放了科技生产力，推动了我国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科技力量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9月，根据光明日报系列报道改编的话剧《星期日工程师》在上海上演。10月，上海市委改革办、市委宣传部组织征集“上海改革开放标志性首创案例”，“‘星期日工程师’打破科技人员跨体制兼职藩篱”第一个入选。
五、怀柔殴打教师的报道，推动教师节设立，倡导了尊师重教风尚。
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迎来“教育的春天”。然而，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受人歧视和辱骂殴打的现象突出，当时粗略统计，仅湖南省1981年就发生此类事件700多起。欺凌殴打老师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1982年6月，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公社吉寺小学的三位外地女教师被打一事。随着记者王忠人调查的深入，关键症结逐渐清晰——“文革”虽已过去，“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仍未肃清，教师社会地位普遍低下。
探望被打女教师、走访群众、查阅案卷……经过数天调查后，1982年6月24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紧接着，连续组织三场座谈会，刊登相关稿件74篇，一个月内，“尊师重教”的呼吁经由《光明日报》传遍全国。
呼声惊动了正为发展教育、恢复知识分子地位殚精竭虑的邓小平。在他的指示下，北京市委责成怀柔县迅速处理。7月27日，怀柔县人民法院以侮辱罪判处打人者有期徒刑，并令其赔偿三位女教师全部医药费。
抓住怀柔事件的契机，《光明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尊师重教，还请来知名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论证中国设立教师节问题。专家學者们的观点刊登在报纸上后，光明日报又收到很多读者来信。1982年7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天津南开中学教师田家骅的来信，倡议设立教师节。1984年12月初，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王梓坤倡议：把每年9月的一天定为教师节。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把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从此，新中国千百万教师有了自己的节日。各级政府通过解决教师实际困难，改善教学条件等，大大提高了广大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六、第四军医大学报道帮助年轻知识分子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进入，西方价值观也开始影响我国，80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信仰缺失的一代”，年轻人对传统价值观产生逆反和怀疑。
1982年7月11日，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因抢救不慎跌入化粪池的老农魏志德壮烈牺牲，年仅24岁。《光明日报》率先进行独家报道，并在8月5日的一版刊发。一个月后又刊发整版报道，接着连续在一版头条发了9篇报道，中央和地方媒体相继报道，并展开了“大学生冒死救老农值得吗”的大讨论。
198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刊出记者阎百琨关于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五一”华山抢险的报道。“五一”这天，华山迎来超量游客，狭窄的山道发生严重拥堵，导致一些游客从险峻的高处跌落受伤。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冒着自身掉下深渊的危险，手拉手筑起一道50多米长的人墙，站在悬崖边沿保护游人安全疏散。随后他们又沿着山路将几名重伤员抬至安全地带，实施紧急救护，使他们脱离了生命危险。华山抢险系列报道成功地塑造了当代青年军人的英雄群体，是继张华之后又一个成功的群体典型人物报道。
1986年1月，当年参加过华山抢险的12名学员又从老山前线参战回来，2月19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出《党在我们心中——赴老山前线参战的军医大学学员谈信念》等3篇报道，学员们以自身经历谈信念、谈人生价值、谈大学生成长。光明日报的这些连续报道引导了年轻人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光明日报独具特色的新闻人物报道成为当时新闻界一道亮丽的风景。据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原站长叶辉介绍，仅1983年一年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发120篇新闻人物报道，最多的一个月发表了22篇人物报道。
20世纪80年代，在重大历史关头、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光明日报顶住压力，旗帜鲜明地支持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始终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从而使自己也成为改革开放坚定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作者系光明日报新闻研究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