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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莫言现象。为什么出现了莫言现象？当前的莫言现象包含了哪些内容？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莫言现象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莫言现象是一个文学现象。随着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包括他前年刚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两年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坛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在世界文坛也是如此。所以莫言现象首先是一个文学现象，莫言的获奖刺激了中国当代文坛，使很多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当代文学研究者，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不得不刮目相看。当然，这里面又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属于坚定的“倒莫派”，即使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价仍然很低，比较反感，比如一些人认为他的作品比较粗糙、放荡，各种各样的评价都有，甚至深圳有个大学教师发微博，明确地表示他不看莫言的作品，说什么一看莫言长着一张村支书的脸就写不出好东西，这种言论实在不像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说出的话，过于情绪化，裹挟着极大的非理性冲动。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大家仅仅是从“莫言现象”这个文学泡沫本身在思考问题。无论是“倒莫”还是“挺莫”，许多言论都带有很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莫言现象”作为一种时代热点现象，它已经逾越了莫言其人其文，不属于作家的创作所能掌控的范围了。所以我觉得作家的思考这时候比民众要冷静得多，莫言在他刚刚获奖的时候就说他希望“莫言热”赶快冷却，而且他也知道“莫言热”会很快冷却，不管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指望通过莫言获奖来刺激当代文坛的复苏，这样一种想法本身就不是很现实。我们不能指望“莫言现象”能够拯救我们当代文学，事实上当代文学也不需要拯救。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文学并没有死去，也不会终结。这些年关于文学的死亡论、终结论甚嚣尘上，但文学的繁荣其实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除了所谓的精英文学或纯文学之外，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也都是文学，文学无处不在。文学是空气，不是大餐，空气的存在我们浑然不觉，好的文学状态就是呼吸新鲜空气。大餐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吃大餐其实是一种“非常”状态。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文学空气和文学大餐并行不悖的多元状态。这种文学生态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以为当代文坛中已经取得了与莫言同样成就的作家不下于五个人，有五个与莫言大体同等成就的作家存在着，这足以证明当代中国文坛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的。反过来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谩骂莫言的评论，它们将会被历史淘洗掉，因为很多评论莫言的人并没有认真地阅读莫言的作品。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这当代文学的两翼，前者的成绩远远高于后者，我们的评论还需要努力，我们的研究还需要努力，当然我们的作家也需要不断地反省和思考。我们的作家已经在西方世界发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声音，而我们的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还长期纠结在失语症中无力自拔，发不出自己独特的学术声音。莫言们在欧美文学秩序中已经有了一席之地，而我们的文学学者还没有贡献出让西方人震惊的学术成果。我接触到的很多作家都在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突破，相反，我们的文学评论，我们的文学研究者，我们的文学学术界却出现了高度规范化了的体制化学术，在我们的高校中目前非常流行这样一种学术。想想都觉得脸红。夸张一点说，我觉得真是乏善可陈，而作家的自由地思考、独立地创作的成果要远远高于文学学术界所贡献的成果。
第二，莫言现象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现象。莫言肯定不希望他的获奖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话题，但他还是无意卷入此中来，这是莫言的尴尬，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身份上的一种集体尴尬。莫言获奖了，很多人不去关心文学，却去关心一些政治问题，认为莫言获奖是不是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真的以为“功夫在诗外”似的。这里暴露了国人的一种百年来滋长的精神弱点或者说心理误区，就是不自信！就是缺乏民族自信力！总觉得万事不如人。仿佛莫言获奖了也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本身，而是外在力量的推动。我觉得这对于坚持文学创作三十年，对文学孜孜以求的莫言来说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质疑莫言的官方身份，比如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曾经的部队作家身份，还有他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回应……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看，认为莫言的获奖也许跟《蛙》有关，因为《蛙》涉及了对于建国之后的根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性反思，这是一个带有政治敏感性的题材，可能是莫言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蛙》的题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莫言在《蛙》中所做的人性忏悔，这是高于政治忏悔的一种文学忏悔，达到了较高的精神心理深度。所以《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但《蛙》并不是莫言最好的小说，这部长篇还不够厚重，对人性忏悔主题的开掘还不够深广，以莫言的才华，《蛙》可以写得更有打击人心的力量。由《蛙》的政治题材，然后推而广之，人们发现莫言很多的小说都有政治敏感性，比如说《丰乳肥臀》，莫言因为这部小说而离开了部队，转业到了一家报社，又比如说《天堂蒜薹之歌》，这部长篇还有一个题目叫《愤怒的蒜薹》，也是社会批判力度非常强的作品，较早地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寄寓了青年莫言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忧思。诚然，莫言在创作中并没有回避政治，因为政治是老百姓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莫言一直宣称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不管他这种文学宣言是否真的百分百地做到了，但有了这种文学理念的作家肯定无法不直面惨淡的现实人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莫言就有点里外不是人了，一部分人说他是体制内的作家，仿佛他的获奖沾了政治的光，另一部分人说他获奖是因为他对中国当代社会体制的批判，由此可见“莫言现象”已经异化成了一种政治现象，这是莫言始料未及的。
第三，莫言现象还是一个流行文化现象。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后现代气息十分浓烈的国度，尤其是在互联网和城市空间中，后现代的情绪更加浓重。本来莫言是当代文坛的一个劳动模范，三十年如一日，对文学创作勤勤恳恳，尤其是对小说叙事艺术的革新，更是充满了无穷的创造精神和实验精神。显然，莫言是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虽然“纯文学”的概念多有分歧，但这里不是辨析这个概念的地方。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莫言，在当下这个后现代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十分浓烈的社会语境中已经严重地被扭曲了。人们可以不去读莫言的作品而肆无忌惮地放谈莫言，莫言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流行文化热点，一个流行文化符号，许多非理性的社会情绪通过这个流行文化符号而得到宣泄和表达。其实许多的关于莫言的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莫言和文学本身，它们不过是关于莫言的言语增殖和话语膨胀而已，与莫言并没有太大关系。莫言获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事件一样，它往往会成为当下的中国民众宣泄自己内心的心理郁结的一种载体，一种投射物，我们发现社会媒体和公众在不断地制造热点，然后在对很多热点的探讨中经常把探讨者内心的很多个人化的情绪或者时代的情绪宣泄到里面去，这个时候的热点或焦点就成了供大众和媒体消费的对象。比如这次莫言获奖，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恶搞的、搞笑的段子。有的人拿莫言的长相说事，有的人拿莫言的笔名说事，有的人拿莫言的奖金做文章，有人拿莫言故居做文章，还有人借此宣扬“红高粱文化”，这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十分流行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连莫言出席颁奖典礼应该穿什么服装，是唐装还是汉服，是中山装还是燕尾服，民间网络媒体也争论得不亦乐乎。有好事者甚至为莫言专门做起了领奖服装设计，莫言穿上不同服装的合成照片吸引了许多网民的眼球。莫言已经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莫言了。莫言肯定会感觉到媒体制造出来的那个莫言是如此的陌生！这个时候的莫言身在网络江湖，身在消费世界，他已经身不由己了。总之，在我们这个商业化的时代里，在现代都市网络语境中，人们往往会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看待一切严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莫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卷入了当下中国所流行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成为了凸现社会文化心理症候的消费符码。这是需要大家加以辨析和警惕的。不仅如此，既然莫言现象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而流行文化的土壤得益于商业消费语境，所以莫言现象也必然是一种商业现象、经济现象。炒作莫言、包装莫言成为了莫言现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炒作和包装莫言的作品，图书市场出现了消费莫言的热潮，各种老版本的莫言书籍被抬高到了令人乍舌的价格。几家出版社都忙不迭地推出莫言的各种文集或全集。毫不夸张地说，莫言现象猛然振兴了趋于疲软的当代中国文艺图书市场。莫言获奖引起了所有媒体的不同反应，对一些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莫言的获奖甚至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震荡，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规律，他们沉浸在制造“莫言现象”的文化幻象中，因为只有制造热点才能形成卖点，莫言现象就这样成为了当下中国的一个巨型消费符号。所以现在很多媒体上所谈论的莫言已经不再是莫言了，已经远远超出了莫言自身。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剖析，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现象”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多层次的综合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社会文化心理症候。但这还仅仅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做出的分析。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莫言现象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实际上，莫言现象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莫言现象还比较纯粹，还纯粹是一种文学艺术现象，没有像今天这样包裹着重重的非文学面纱。1985年，莫言凭借着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文坛闪亮登场，这个作品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他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与莫言的一席对话在《中国作家》的公开发表，对莫言在文坛崭露头角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这就是莫言现象最初出现的萌芽状态。因为这篇小说让文坛知道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莫言，莫言也由此成为了八十年代中期所谓“新潮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很快莫言就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红高粱》借助于张艺谋的同名电影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时候的莫言已经开始走向国际。莫言现象由一个国内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仿佛异军突起，在国内国际刮起了一阵“红高粱”旋风。这反映了莫言文学影响力的大幅度增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莫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发表，围绕这部作品，在文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部作品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坛冲击波，其余响至今未绝。《丰乳肥臀》使莫言卷入了政治旋涡，也使莫言现象变得更加的复杂和深沉。围绕着莫言的创作，其政治敏感性也在增强。进入新世纪之后，莫言发表了一系列的长篇小说，包括《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每部作品都在叙事手法上做出了新的探索，而且也在思想主题和精神意蕴上做出了新的开掘，莫言的小说创作日渐显现出艺术大家气象。与八、九十年代大起大落的社会反响不同，新世纪莫言的文学影响力趋于平缓和深沉。莫言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中无法绕开的一个界碑式的人物。所以当《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许多人认为这是对莫言的一个迟到的奖励。虽然《蛙》在艺术的深度和厚度上不如《生死疲劳》，但如果我们把茅盾文学奖也像诺贝尔文学奖一样看做是一种终身成就奖，而不是对某一部作品的嘉奖，那么莫言获茅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如今，莫言又作为第一位中国籍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对茅盾文学奖的超越，由此，莫言现象也就变得更加的令人眼花缭乱，层层的五色油彩被覆盖在莫言的身上，已经成为了莫言不可承受之重！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莫言造就了莫言现象，还是莫言现象造就了莫言？
李遇春，著名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校：晓 苏
第一，莫言现象是一个文学现象。随着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包括他前年刚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两年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坛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在世界文坛也是如此。所以莫言现象首先是一个文学现象，莫言的获奖刺激了中国当代文坛，使很多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当代文学研究者，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不得不刮目相看。当然，这里面又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属于坚定的“倒莫派”，即使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价仍然很低，比较反感，比如一些人认为他的作品比较粗糙、放荡，各种各样的评价都有，甚至深圳有个大学教师发微博，明确地表示他不看莫言的作品，说什么一看莫言长着一张村支书的脸就写不出好东西，这种言论实在不像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说出的话，过于情绪化，裹挟着极大的非理性冲动。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大家仅仅是从“莫言现象”这个文学泡沫本身在思考问题。无论是“倒莫”还是“挺莫”，许多言论都带有很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莫言现象”作为一种时代热点现象，它已经逾越了莫言其人其文，不属于作家的创作所能掌控的范围了。所以我觉得作家的思考这时候比民众要冷静得多，莫言在他刚刚获奖的时候就说他希望“莫言热”赶快冷却，而且他也知道“莫言热”会很快冷却，不管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指望通过莫言获奖来刺激当代文坛的复苏，这样一种想法本身就不是很现实。我们不能指望“莫言现象”能够拯救我们当代文学，事实上当代文学也不需要拯救。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文学并没有死去，也不会终结。这些年关于文学的死亡论、终结论甚嚣尘上，但文学的繁荣其实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除了所谓的精英文学或纯文学之外，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也都是文学，文学无处不在。文学是空气，不是大餐，空气的存在我们浑然不觉，好的文学状态就是呼吸新鲜空气。大餐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吃大餐其实是一种“非常”状态。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文学空气和文学大餐并行不悖的多元状态。这种文学生态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以为当代文坛中已经取得了与莫言同样成就的作家不下于五个人，有五个与莫言大体同等成就的作家存在着，这足以证明当代中国文坛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的。反过来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谩骂莫言的评论，它们将会被历史淘洗掉，因为很多评论莫言的人并没有认真地阅读莫言的作品。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这当代文学的两翼，前者的成绩远远高于后者，我们的评论还需要努力，我们的研究还需要努力，当然我们的作家也需要不断地反省和思考。我们的作家已经在西方世界发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声音，而我们的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还长期纠结在失语症中无力自拔，发不出自己独特的学术声音。莫言们在欧美文学秩序中已经有了一席之地，而我们的文学学者还没有贡献出让西方人震惊的学术成果。我接触到的很多作家都在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突破，相反，我们的文学评论，我们的文学研究者，我们的文学学术界却出现了高度规范化了的体制化学术，在我们的高校中目前非常流行这样一种学术。想想都觉得脸红。夸张一点说，我觉得真是乏善可陈，而作家的自由地思考、独立地创作的成果要远远高于文学学术界所贡献的成果。
第二，莫言现象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现象。莫言肯定不希望他的获奖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话题，但他还是无意卷入此中来，这是莫言的尴尬，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身份上的一种集体尴尬。莫言获奖了，很多人不去关心文学，却去关心一些政治问题，认为莫言获奖是不是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真的以为“功夫在诗外”似的。这里暴露了国人的一种百年来滋长的精神弱点或者说心理误区，就是不自信！就是缺乏民族自信力！总觉得万事不如人。仿佛莫言获奖了也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本身，而是外在力量的推动。我觉得这对于坚持文学创作三十年，对文学孜孜以求的莫言来说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质疑莫言的官方身份，比如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曾经的部队作家身份，还有他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回应……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看，认为莫言的获奖也许跟《蛙》有关，因为《蛙》涉及了对于建国之后的根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性反思，这是一个带有政治敏感性的题材，可能是莫言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蛙》的题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莫言在《蛙》中所做的人性忏悔，这是高于政治忏悔的一种文学忏悔，达到了较高的精神心理深度。所以《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但《蛙》并不是莫言最好的小说，这部长篇还不够厚重，对人性忏悔主题的开掘还不够深广，以莫言的才华，《蛙》可以写得更有打击人心的力量。由《蛙》的政治题材，然后推而广之，人们发现莫言很多的小说都有政治敏感性，比如说《丰乳肥臀》，莫言因为这部小说而离开了部队，转业到了一家报社，又比如说《天堂蒜薹之歌》，这部长篇还有一个题目叫《愤怒的蒜薹》，也是社会批判力度非常强的作品，较早地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寄寓了青年莫言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忧思。诚然，莫言在创作中并没有回避政治，因为政治是老百姓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莫言一直宣称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不管他这种文学宣言是否真的百分百地做到了，但有了这种文学理念的作家肯定无法不直面惨淡的现实人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莫言就有点里外不是人了，一部分人说他是体制内的作家，仿佛他的获奖沾了政治的光，另一部分人说他获奖是因为他对中国当代社会体制的批判，由此可见“莫言现象”已经异化成了一种政治现象，这是莫言始料未及的。
第三，莫言现象还是一个流行文化现象。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后现代气息十分浓烈的国度，尤其是在互联网和城市空间中，后现代的情绪更加浓重。本来莫言是当代文坛的一个劳动模范，三十年如一日，对文学创作勤勤恳恳，尤其是对小说叙事艺术的革新，更是充满了无穷的创造精神和实验精神。显然，莫言是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虽然“纯文学”的概念多有分歧，但这里不是辨析这个概念的地方。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莫言，在当下这个后现代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十分浓烈的社会语境中已经严重地被扭曲了。人们可以不去读莫言的作品而肆无忌惮地放谈莫言，莫言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流行文化热点，一个流行文化符号，许多非理性的社会情绪通过这个流行文化符号而得到宣泄和表达。其实许多的关于莫言的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莫言和文学本身，它们不过是关于莫言的言语增殖和话语膨胀而已，与莫言并没有太大关系。莫言获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事件一样，它往往会成为当下的中国民众宣泄自己内心的心理郁结的一种载体，一种投射物，我们发现社会媒体和公众在不断地制造热点，然后在对很多热点的探讨中经常把探讨者内心的很多个人化的情绪或者时代的情绪宣泄到里面去，这个时候的热点或焦点就成了供大众和媒体消费的对象。比如这次莫言获奖，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恶搞的、搞笑的段子。有的人拿莫言的长相说事，有的人拿莫言的笔名说事，有的人拿莫言的奖金做文章，有人拿莫言故居做文章，还有人借此宣扬“红高粱文化”，这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十分流行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连莫言出席颁奖典礼应该穿什么服装，是唐装还是汉服，是中山装还是燕尾服，民间网络媒体也争论得不亦乐乎。有好事者甚至为莫言专门做起了领奖服装设计，莫言穿上不同服装的合成照片吸引了许多网民的眼球。莫言已经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莫言了。莫言肯定会感觉到媒体制造出来的那个莫言是如此的陌生！这个时候的莫言身在网络江湖，身在消费世界，他已经身不由己了。总之，在我们这个商业化的时代里，在现代都市网络语境中，人们往往会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看待一切严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莫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卷入了当下中国所流行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成为了凸现社会文化心理症候的消费符码。这是需要大家加以辨析和警惕的。不仅如此，既然莫言现象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而流行文化的土壤得益于商业消费语境，所以莫言现象也必然是一种商业现象、经济现象。炒作莫言、包装莫言成为了莫言现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炒作和包装莫言的作品，图书市场出现了消费莫言的热潮，各种老版本的莫言书籍被抬高到了令人乍舌的价格。几家出版社都忙不迭地推出莫言的各种文集或全集。毫不夸张地说，莫言现象猛然振兴了趋于疲软的当代中国文艺图书市场。莫言获奖引起了所有媒体的不同反应，对一些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莫言的获奖甚至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震荡，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规律，他们沉浸在制造“莫言现象”的文化幻象中，因为只有制造热点才能形成卖点，莫言现象就这样成为了当下中国的一个巨型消费符号。所以现在很多媒体上所谈论的莫言已经不再是莫言了，已经远远超出了莫言自身。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剖析，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现象”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多层次的综合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社会文化心理症候。但这还仅仅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做出的分析。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莫言现象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实际上，莫言现象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莫言现象还比较纯粹，还纯粹是一种文学艺术现象，没有像今天这样包裹着重重的非文学面纱。1985年，莫言凭借着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文坛闪亮登场，这个作品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他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与莫言的一席对话在《中国作家》的公开发表，对莫言在文坛崭露头角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这就是莫言现象最初出现的萌芽状态。因为这篇小说让文坛知道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莫言，莫言也由此成为了八十年代中期所谓“新潮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很快莫言就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红高粱》借助于张艺谋的同名电影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时候的莫言已经开始走向国际。莫言现象由一个国内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仿佛异军突起，在国内国际刮起了一阵“红高粱”旋风。这反映了莫言文学影响力的大幅度增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莫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发表，围绕这部作品，在文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部作品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坛冲击波，其余响至今未绝。《丰乳肥臀》使莫言卷入了政治旋涡，也使莫言现象变得更加的复杂和深沉。围绕着莫言的创作，其政治敏感性也在增强。进入新世纪之后，莫言发表了一系列的长篇小说，包括《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每部作品都在叙事手法上做出了新的探索，而且也在思想主题和精神意蕴上做出了新的开掘，莫言的小说创作日渐显现出艺术大家气象。与八、九十年代大起大落的社会反响不同，新世纪莫言的文学影响力趋于平缓和深沉。莫言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中无法绕开的一个界碑式的人物。所以当《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许多人认为这是对莫言的一个迟到的奖励。虽然《蛙》在艺术的深度和厚度上不如《生死疲劳》，但如果我们把茅盾文学奖也像诺贝尔文学奖一样看做是一种终身成就奖，而不是对某一部作品的嘉奖，那么莫言获茅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如今，莫言又作为第一位中国籍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对茅盾文学奖的超越，由此，莫言现象也就变得更加的令人眼花缭乱，层层的五色油彩被覆盖在莫言的身上，已经成为了莫言不可承受之重！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莫言造就了莫言现象，还是莫言现象造就了莫言？
李遇春，著名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