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某某学之精神”一类提法向来有点警惕,担心它可能走入黑格尔式总体主义陷阱,但相信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在同类探究中摆脱时弊而独树一帜,为当代学界追溯中国文学理论传统留下一个可以回头顾盼的路碑。包兆会博士的评论把握了此书的史论与专论结合方法、文史哲贯通的理念及其分类剖析的特色,并给予了“在同类研究中出类拔萃”这一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满足于仅仅赞赏或附和著者的工作,而是进一步提出自己关注的新问题:中国诗学除了知性圆融与道内自得安居之精神传统外,是否还存在别一种以个体之泪和自戕方式奋起抗争的精神传统?这问题确实抓住了要害,引人深思。包兆会博士继续争辩说,此书在突出“一个时代诗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某种共性的精神”的时候,“忽略了历史上由个体诗学和生存所凸显的不被某个时代和文化所限制的某种诗学精神”,也就是忽略了“中国诗学精神的另一向度”。当然他需要提出更具体而有说服力的后续支持,而且这里也不存在可以简单地认定谁对谁错的问题,但他们两人在这里所实际地展开的这种诗学对话本身就富有意义,共同地让我们发现探讨中国诗学精神的双向乃至多向路径,证明了在学术研究中保持冷峻心性、平等对话心态和开放眼光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