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年份，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您已年过九旬，又一直力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请您从这方面结合多年研究和工作经验谈谈党史学习和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
　　金冲及：学习和研究百年党史，的确有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你刚才谈到“行万里路”，我想就这方面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们跟一般旅游者不完全一样，除了瞻仰前人奋斗的遗迹外，还要从中了解党的有关历史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会这样走。
　　比如说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在遵照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8万多人突然围攻。我参观过云岭新四军军部，如果只看了军部有哪些部门、是在哪个房间办公的，对我了解皖南事变的帮助还不够，就要求过青弋江，先看看陈家祠堂，再到战斗遭受严重挫折的石井坑。以往去看石井坑的人大概不多。结果到那里一看，感觉真是大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去看陈丕显同志，谈到皖南事变。他谈了项英同志对新四军的贡献后，又说他的一个很大缺点是犹豫不决。新四军从云岭出来以后要过青弋江，因为铺渡桥准备工作没做好，很多人掉江里浸湿了衣服。过了江就是陈家祠堂，在这紧要关头花了一整天时间在那里烤衣服和讨论下一步怎么走。这时国民党8万军队调过来要消灭你，你还在争论，还要把衣服烤干了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到了石井坑。到现场一看，那里的地形很特别，两边都是高山，进去是一个很窄的口子，里面相当宽大，出去的地方又是一个很窄的口子。新四军9000多人往那里一进，国民党就把前后的口子一堵住，居高临下地从四周山上压下来，突围确实很难。叶挺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机立断，强行突围。项英又害怕牺牲太大，犹豫不决。结果，敌军兵力进一步加强，牺牲更大。否则新四军怎么会牺牲了7000人，只突围出去2000多人。到实地一看，肯定是这个结果！所以，如果要去看皖南事变，一定要过青弋江，看陈家祠堂，再到石井坑。
　　王素莉：实地考察是研究党的历史必不可少的方法，研究和学习党的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金冲及：我到赣南瑞金去时，要求去大柏地，一般去那儿看的人也很少。1929年早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前进。敌军重兵围追，红军五战皆败。为什么到了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能打了个大胜仗，扭转了困局？到那里看就知道，瑞金以北一路都是平地，到了麻子坳地形变了，两边是高地，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窄的口子进去，像个口袋。国民党追兵刘士毅部因胜而骄，大摇大摆地往里进，结果红军在这里已有准备，打了一个伏击战，打了个大胜仗。
　　再比如到陕北青化砭。这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解放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我们的部队在那里埋伏了3天，打了一个伏击战。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一定会走上这条路？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到实地去看看。从延安出发到榆林，向东转北就只有这条大路。国民党军队兵力多，又有许多重装备，不能从小路或大田里走，必须走大路。青化砭是这条大路上最便于对敌军打伏击战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根本搞不清解放军主力转移到哪里去了。当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东，一个向西，他们大概先向西探了一下，又掉头向东走。我们的部队等了他们3天终于来了，就是解放军统帅判断他们一定要走这条路，早就做好准备。
　　我们要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这个万里行不仅仅是为了找一些父老乡亲问问情况，更重要的是亲眼看一看，当时的地理情况怎么样，人文环境怎么样，你就明白为什么战斗是这样布局，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打起仗来，很重要的一条是侦察地形。
　　王素莉：您结合实地考察经验给我们讲述当年的战况，不仅使我们知道仗为什么要在这里打，应该怎样打，还使我们从中学习了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的科学方法。
　　金冲及：你一开始就谈到治史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我想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弄清當时复杂的实际情况，力求一切从实际出发，那就是唯物论。其实，当年的解放军的将帅们正是这样做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讲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第一仗时，为了选择首战的打击目标，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地形、时机，从三种设想中选定了先打宣泰，同时也周密考虑如何应对其他几个方向和局势可能的进一步发展，据此作出选择和决断。这不是研究者事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就能完全明白的。但如能去看一下，也能更加深理解。至于有些书把作战写得好像都是在平地上打的，或一切都是指挥者早就规划好，那就更需要到现场去观察和分析，来补充以至校正原来的认识。
　　王素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研究百年党史的好方法。在2014年、2015年，我曾陪同您两次重走长征路，先后到了贵州的猴场、遵义、乌江、娄山关、四渡赤水、古蔺、叙永石厢子；四川的安顺场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松潘草地、懋功；甘肃的腊子口、哈达铺、会宁。每到一地，您就如数家珍地回顾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和实地考察后新的感受。
　　金冲及：这两次重走长征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先到的是贵州，那就从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进入贵州说起吧。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是多种力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中央红军的实力。在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已从最初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后实力悬殊。二是国民党“追剿”部队尾追。三是军阀内讧，桂系军阀联合广东军阀同蒋介石争夺贵州的斗争，使他们不能在贵州全力对付红军。
　　王素莉：从老山界开始，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引起激烈争论。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部队进到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5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 　　金冲及：毛泽东主张要避开敌人布下的网，只有向贵州前进。贵州是黔军王家烈的地盘，他的部队又是“双枪兵”（钢枪与烟枪），战斗力很弱。红军只有择弱军打，向贵州前进，才能度过危机争取主动。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區，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李维汉回忆道：“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陈云在半年后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时说：在进入贵州后，“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被敌人攻击、四处逃窜的部队，而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王素莉：方向决定前途，决定命运！黎平会议确定的方针，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
　　金冲及：正像毛泽东预先估计的那样，接下来的战斗打得很顺利。黎平会议后，红军沿苗族聚居的清水江西进，3天内接连占领黔东商业重镇镇远和施秉、黄平，这是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原路”。但此后走的路就不同了：红六军团转向东北，在仙桃同贺龙的红三军（后改红二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却直抵乌江，要去创建川黔边根据地了。此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部的8个师一直在湘西的芷江、黔阳一带按兵不动，当红军转向乌江前进时，他们才向西开进到镇远、施秉、黄平地区，但不是向北追击红军，而是向西直奔贵阳。同急行军援助黔军的桂系军阀抢夺贵阳的控制权的矛盾中，蒋介石、薛岳一时顾不上正向乌江前进的中央红军了。乌江的确是天险，黔北军阀侯之担自我壮胆地说：“疲惫之师，必难飞渡。”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决定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美等几个渡口抢渡乌江。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并乘胜快速追击。
　　我们去乌江回龙场、江界河渡口，看到渡口两岸都是高山，过江必须先从南岸下很长一段陡峭山坡才能到达岸边。现在江界河筑了水坝，水面大大变宽了，看不出来当年那样陡峭的地形了。回龙场也受影响，水流不再那么湍急了。当时我沿着回龙场渡口往下走，你怕不安全，硬是把我喊上来。但在下面的陡坡上，我实地看到了乌江水面。回龙场渡口不宽，只有80米左右，也有利于红军过江。
　　王素莉：6日中央红军全部过了乌江之后，7日就占领了遵义，紧接着就马不停蹄地攻打娄山关和桐梓。我们登上娄山关，真正体会到红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英雄气概。
　　金冲及：红军飞速奔袭遵义的途中，侯之担的“双枪”（钢枪和烟枪）部队实在不经打。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一部分红军随即改穿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并带着俘虏冒雨赶到遵义城下，自称是从外围败退下来的侯部，骗开城门，红军大队随即开入城内。侯部3个团弃城而逃，遵义城不战便得到解放。
　　杨成武率红四团随即出发北上，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我们到娄山关登上主峰点金台登高望远，娄山关四周山峰环立，川黔公路由南至北盘旋从两峰之间通过，形成非常狭窄的通道。若是川军从川南到黔北，占领娄山关，遵义城便无险可守。攻下娄山关，占领桐梓，使遵义北面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此时的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势力正在争夺贵阳控制权，一时无力顾及黔北。这就使中央红军能在遵义比较平静地得到休整。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在这段时间内在遵义从容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王素莉：您特别强调遵义会议后“新传统的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方面形成了新传统，异于过去“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新传统，从遵义会议后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

　　金冲及：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1981年《历史决议》的评价。任何重要历史事件都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过程中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陆定一同志在1944年讲解遵义会议决议时说：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但会议的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开始。毛泽东同志在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更明确地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照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王素莉：1960年5月，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蒙说：“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研究了你指挥的战役，特别是三大战役，那可是你的得意之笔。”毛泽东一摆手说：“不，那不是我的得意之笔，我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实际上也是国共双方领袖智慧的较量。
　　金冲及：领袖一定要有战略思维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两个方面：全局性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写道：“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通常只能从一个局部开始，但决不能停留在这里。必须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形成整体的观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工作。
　　正如你所说，战争是双方领袖智慧和执行力的较量。研究红军长征的历史时，也要研究国民党同时期的历史，必须注意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眼光始终只对着其中的一个，就难以对那段历史有全面、真实的了解。在蒋介石牢牢控制贵阳后，随即进行“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薛岳率“追剿军”和王家烈的黔军迅速向黔北开来，川军、湘军、滇军也密集进入这一地区。国民党几路军队在这个地区总兵力集中了约40万人，而红军仅有3.7万多人。这种异常形势，使中央红军当机立断迅速作出新的决定，改变原来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撤离遵义，开始北上，准备北渡长江，逐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王素莉：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自己指挥的土城战役是“走麦城”，北渡长江计划仍难以实现，而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和叙永方向前进，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使红军转危为安。
　　金冲及：我们去了“四渡赤水”土城战役纪念馆，登上建有红军烈士纪念碑的青杠坡，当地同志向我们指点当时川军四周合围进攻的几处山头。中央红军对川军的兵力和战斗力估计不足。杨尚昆回忆道：“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近9个团。”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军委当机立断，迅速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改变了原来从这里北上渡江的计划。我们去看了土城一渡赤水的渡口，河面宽约200米，河滩很平缓，两岸没有乌江天险那样的悬崖峭壁，这是红军能够四次顺利渡过赤水的自然条件。一渡赤水后，川军继续尾追。红军进入滇北的扎西地区。滇军也北上，准备与川军会合在那里同中央红军决战。毛泽东决定迅速转兵向东，从太平渡二渡赤水，再到黔北敌人薄弱地区。红军这次突然回师黔北，改以消灭战斗力薄弱的黔军为主要目标，这是国民党军完全没有想到的。
　　王素莉：当时，不少红军指战员对放弃北上渡江的计划，在赤水河转来转去很不理解，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做说服工作：拒绝没有把握冒险战斗。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西，有时向东，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唯一的目的是要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我曾经四次去叙永、古蔺考察，在赤水河上来回过了十几次，试着体会当年红军战士往来穿梭于赤水河时的心情。
　　金冲及：那时候的心情很紧张啊，不像现在写历史时那么轻松。只要弄错一次，一下被敌人包围，就有全军覆没的可能。有一次我听杨尚昆同志讲，那时候不要说士兵有抱怨，就是我这个军团政委也不清楚这样在赤水河上转来转去的意图是什么。对于蒋介石自然更迷惑不解了。他判断：红军“必向东图”，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汇合。所以，中央军、川军、湘军、黔军都向东调集到赤水河和乌江之间集中，准备在那里同红军决战。然而，红军的行动更加飘忽灵活。在多路国民党军队增援准备夹击的情况下，红军却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地“三渡赤水”，突然重返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这一行动又出蒋介石意外。他在日记中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他担心红军重到川南后又要北渡长江，于是调集重兵，企图再度围困红军于赤水河以西，在古蔺地区决战。3月20日，蒋介石电前线各部“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歼匪之良机。”没想到红军三渡赤水其实是虚晃一枪。同日，中革军委向红军发出“四渡赤水”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蒋介石被毛泽东指挥得手忙脚乱地团团转，结果是全盘落空
　　王素莉：從这里也可以看出，四渡赤水不仅是国共两党领袖间的较量，也是双方普通士兵间的较量。这就是您所说的执行力。红军战士们凭借着一双常人的脚板，走出了非常人所能行走的路程，最多一天走240里，通常要走100多里。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这是国民党的士兵（特别是大兵团行动）绝对做不到的。
　　金冲及：战略战术是要靠人去执行的。如果没有红军这样一支有共同理想和必胜信念的队伍，再高明的战略战术也难以得到实施。蒋介石和他们的高级将领熟知红军的作战特点，但他们的军队无法对付，怎么也赶不上红军在贵州连绵不断险峻山地的行军速度。拿破仑有一句格言：“士气以三比一重于实力。”事实上，“士气”的比重有时还远远超过三与一之比。博弈中谁高谁下，不言自明。
　　王素莉：您看这张红军长征地图，在四渡赤水以后，红军突然兵临蒋介石所在的贵阳，逼使蒋介石不得不调出云南滇军孙渡部驰援贵阳，“声东击西”而西进云南昆明西北地区，接着又转兵向北巧渡金沙江，冲出3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成功地越过彝族地区后又强渡大渡河。
　　金冲及：这是我们在大渡河拍摄的照片，身后房子就是当年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渡大渡河的指挥部。他们两个都是四川人，熟悉四川情况。当时，蒋介石加强了大渡河以北防务，想凭借大渡河天险，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张照片是营盘山，当年石达开安营扎寨的地方。我还特意拍了一张大渡河波涛汹涌的照片。红军强渡大渡河时已进入洪水期，河面宽100多米，水流湍急，两山之间的一条狭缝是唯一能够上岸的通道。川军一个营占领了上岸的通道。强渡大渡河简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红一团却冒雨经过70多公里急行军后赶到安顺场，歼灭守敌，缴获一艘渡船，控制了渡口，17勇士乘船强渡大渡河。接着，又飞夺泸定桥。
　　王素莉：我们去泸定桥的时候，桥体正在修缮。只有13根锈迹斑斑的铁索绳，仍在诉说当年红四团22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大渡河时的激烈战斗场面。在夺取泸定桥当晚，中共中央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
　　金冲及：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你看这张照片，红军就是从这里开始爬山的。
　　王素莉：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时，有的同志回忆：“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我们是坐车翻越夹金山的，车开到半山腰时，我就有了高原反应，到海拔4000多米山顶上下车时，脚就像踩在棉花上，身体摇摇晃晃的。坐车尚且如此，当年红一方面军才经过长途跋涉，衣着又单薄，穿着草鞋还身负枪支弹药，风大、路滑，喘不上气来，经常有人跌倒，甚至从雪坡上滚下去，许多人就永远长眠在雪山坡上。我怀着深深的敬意，默默地向长眠于此的烈士英灵致敬。
　　金冲及：我们翻越了夹金山，过松潘草地时却有一个突出的新认识：才知道草地是大片高海拔地区。以前听得多的是讲沼泽地带很容易一下子陷下去，越挣扎陷得越深，直至没顶。这确是事实。但并不是过草地到处都这样，为什么会牺牲那么多同志？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草地海拔在3000多米以上，这是我一直注意不够的一个因素。3000多米，相当于拉萨同样的海拔。我在拉萨从飞机上下来，还有点走路飘的感觉，很多人一下飞机就不行了。经过长征的红军，体质本已十分虚弱，要在严重缺氧的海拔3000多米的草地上行走7天7夜，不少人的体力就无法支撑了。还有一点，海拔越高，植物越少。进入草原，不要说矮小的灌木已看不到，连较茂密的植被也看不到了，更谈不上粮食。草原上又看不到人影。右路军在毛儿盖等候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个多星期，余粮就很少，在7天7夜中粮食吃完后哪里去找？其它可替代的果实等也根本没有，因饥饿而牺牲的也不少。所以很多人在过草地时牺牲，我想主要还是饥饿、高原缺氧、低温、疾病造成的。许多战士渐渐体力不支，就这样默默地倒下了。 　　王素莉：我们过松潘草地的时候，那一堆堆篝火总是在眼前晃动。一天行军下来，缺氧、寒冷、饥饿，红军战士点着篝火取暖，有人唱起《国际歌》，大家在四面八方应声合唱时，那歌声震撼心灵。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支撑着红军战士们走过了茫茫大草地。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先后有1万名指战员牺牲在茫茫草地。有史料记载，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是班佑河畔800将士。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涛的错误。而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要去开辟陕甘根据地，就必须突破天险腊子口。这在当时已接近成为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金冲及：我们这次循长征历程之行，下决心一定要去看一看腊子口。从兰州出发去腊子口，汽车要开6个小时。下这样大的决心，因为腊子口太重要了。腊子口纪念馆的同志告诉我们，胡锦涛同志也去过腊子口。腊子口处于连绵不断、有的还终年积雪的岷山山脉中间，它是亿万年水流冲刷而成的极窄的小口子。我后来查了一下，口子长100米，宽只有30米，包括那股激流形成的腊子河在内，上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出甘南平原的唯一通道。国民党在山口桥头修了堡垒，有一个机枪排和四挺重机枪扼守。人要过去只能排单行走，不小心就会掉下河去。在这样险要的地方机关枪一扫射，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概。红军只能采取智取的方式。有个苗族小战士绰号叫“云贵川”，从小跟父母攀险岩采取草药，自报奋勇从后侧面攀登山顶向下扔手榴弹，把堡垒炸毁。大军才能排成单排穿越这个口子。出了臘子口，放眼一看，眼前就是一大片平坦的有着不少人家的甘南平原，几乎是另一番天地。这才真正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什么叫“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王素莉：腊子口是红军北上陕甘的重要通道。聂荣臻回忆说：腊子口一战，北上通道就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走不好回，往北走出不去。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金冲及：我当时想，参观这些地方不能当旅游风景看，只是看看山啊、水啊、建筑啊，看的时候头脑里面要把当年的人补充进去。站在腊子口就在想当年红军对这个口子怎么过，那种思想感情真是难以形容。可能是看到我的神情凝重，陪同我们参观的同志说，“您头脑里面现在大概是在翻江倒海”，因为是把红军在山下战斗的场面加进去了。包括我们上夹金山、走大草地，就想到红军是从这里爬上来的，是从这条路走过去的，脑海里浮现出他们的英雄形象，心里把党史书上记载的人和战斗场景加进去，这是自然的感情啊！如临其境，确是惊险，在这种感触中，对党的历史的理解就更深了。

　　现在回顾历史，有人总把取得胜利说得很容易，这是错误的。粟裕夫人楚青在《粟裕战争回忆录》后记里说，粟裕本来一直不肯写回忆录，后来他觉得，如果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所以他下决心写。我们回顾红军长征也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好，没有哪一个胜利是轻而易举地得来的。比如说辽沈战役，当时先打锦州采取关门打狗的方针是十分高明的。但领袖作这样的决断并不容易，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需要冒一定的以至很大的险。那时候解放军的主力和后方基本上都在北满，以突然行动，一下包围了锦州。蒋介石原来没想到解放军会下这样大的决心。这时急急忙忙以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十几万人从沈阳出发向南边压下来，又以侯镜如兵团十几万人从葫芦岛登陆后北上。他还很得意，平时找解放军的主力找不到，现在他们自己送到锦州来了，要来个反包围。我们要包锦州的饺子，蒋介石想在更大范围内包饺子。最后解放军在决战中的胜利，既可看出最高统帅决策的英明和果断，也跟我们整个军队的素质有很大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而战，打得下，守得住。而蒋介石虽自有一番打算，但国民党军队要守的守不住，要攻的攻不动。结果自然以全盘失败而告终。
　　王素莉：我们沿着红军长征路走过来，每到一地都如身临其境，也更深切地体会红军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时候讲话说：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来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将要开启新的百年征程。现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央号召全党学习党史，就是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走好新的百年长征路。
　　金冲及：从我们国家的发展看，真是变化太大，现代化日新月异啊！从国际范围看，现在正处在东升西降这样百年未有的巨变。最近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引了1989年以后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制裁，而且是全面制裁。当时小平同志就讲：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当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量远不如今天的中国，今后的发展更可想而知，正像李白诗中所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小平同志就是有这个气魄，他们那一代老同志有经验，经历过包括长征在内的千锤百炼，关键时刻能够顶得住，能够战胜种种风险，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当前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们那样的崇高品格。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更加强大，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不管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国家怎么力图遏制中国的发展，都阻止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的坚定步伐。
　　（黄俊荣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蔡子祎录音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