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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专门研究萤火虫的学者，在大山里建立了一个生态保育园，保护萤火虫。在现代化的今天，颇有些“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的诗意
人们都快忘记南方的夜里还有微光。大耒山夏天的夜晚，最先亮起来的是拟纹萤，持续闪光的是穹宇萤，闪一秒停三秒的是端黑萤，地上如同银河一样的亮点是扁萤幼虫。我站在湿度接近百分之百的空气里，半个小时前知道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萤火虫名称。在过去，它们都被我叫作萤火虫。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如今的人们已经不习惯见到萤火虫。刚才，就在这条水泥铺的山路上，开着小车驶过的人打着大灯问，这里哪有萤火虫啊？即便萤火虫在他们眼前，一通飞舞。萤火虫是夜行生物，光亮消失的地方，它们才会出现。日落后两三个小时是它们的活动时间。
人们也都不太知道远处紫红色的天空是光污染造成的。我们在城市茂密的灯光里已经安之若素，忘记了曾经见过的光，比如星光，还有萤火虫的光。
这晚天气很好，澄澈无云，繁星流泻，整条银河都看得见。
“这个位置拍摄最好了，可以拍下满天的星轨还有萤火虫的光。”付新华站在草丛边上，遗憾自己没带相机，对着黑黝黝的山脊上的星空说。站在他旁边的是作家周晓枫和她的先生顿继东。周晓枫是张艺谋工作室的文学策划，她前段时间出版的《宿命：孤独张艺谋》备受关注。她刚去了一趟国外，才回来，为《十月》杂志约了付新华写萤火虫。因为对萤火虫饱含兴趣，她来到了这里，湖北咸宁大耒山生态保育园，保护的是萤火虫。
“你看，那里有萤火虫了。”晚上8点刚过，我们顺着付新华指的方向望了过去。大自然开始了它耀目的炫技。这是付新华发起建立的第一个萤火虫自然保护区。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
村口那块石碑上的字为付新华父亲所题。父亲之前并不支持他。研究萤火虫——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职业。他的父亲去年冬天来了大耒山。冬天冷，没有萤火虫，但有野樱花，一棵一棵的，不连成片，美。这样的景色看到的人不多，大耒山实在是太偏僻。
村口的站台上写着“大来山站”。村子里好多人也分不清“耒”和“来”。反正无所谓了，总之这是他们生活的大山。村子叫硚口村，但到处都能看到“桥口村”的字样。跟大耒山是一个道理。大家生活得很随意，这些字怎么写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
大耒山里的硚口村是一个小村庄，这里几乎没有商铺，村委会一楼是惟一售卖饮料的地方。一楼还有一个卫生室。从村委会去往山里的路有上坡和下坡，很窄，会车的时候，一辆车必须停下来，另一辆车才能通过。
夏天太热。水泥路面变得发烫，车速会加快，车闸会失去原有的制动性。王婷婷用那辆二手的摩托车载着我下坡的时候，车子就这么失去了控制，像没有方向的小野猪，一头栽进了野草丛里。当我们爬起来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车子已经掉进了山沟里。
我们只好步行去了硚口村五组。付新华和伙伴们创办的“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在这里租下了几间老房子。王婷婷是这个中心的员工。这些老房子，当地人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盖的了，至少上百年了吧。过一段时间之后，这里可能会成为赏萤区的咖啡馆。
大耒山让我想起日本电影《小森林》。小森是satoyama的典型地貌。大耒山也是satoyama。付新华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里。他曾经留学日本，明白satoyama是适合萤火虫生长的环境。satoyama翻译成中文是“里山”。在“里山”地貌里，高山、流水、稻田和村庄构成生态系统，生物的多样性要比纯粹的自然环境还要多。Satoyama是国际上正呼吁推广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如果非要更通俗易懂地解释satoyama，大概可以转换成我们熟悉的“美丽乡村”一词。
去年夏天，付新华策划了“里山寻萤记”——去深山里寻找萤火虫。从前年开始，他一直在咸宁地区调查萤火虫，这次，他把更多的人带到了这里。这也是在大耒山建立萤火虫保护区的缘起之一。
付新华和他的同事一直关注网店上萤火虫活体的买卖。去年，他们发布了一份萤火虫活体买卖的调查报告。“很多人说，萤火虫不是保护动物，抓其实不违法。但是呢，这样会破坏自然。再这么下去，3到5年就能把萤火虫抓没了。”付新华说，“为什么很多人去买？因为大家都想再见到萤火虫。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不伤害萤火虫的基础上，重新见到萤火虫？”
村子里的人很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绿色的禾苗兀自生长，池塘偶尔水光荡漾。村里人喜欢到村委会一楼聊聊天。一楼的诊所有村里惟一的医生，姓程。
程医生五十来岁，出生在硚口村。“小时候，萤火虫比现在还多。”他小时候和小伙伴要去抓萤火虫，但是大人不允许。“大人说萤火虫碰到眼睛要瞎。我们也不管，也没有人瞎啊。”
天要下雨之前，湿度大，萤火虫就会多起来。那时候还没有村委会前面的这个水库。程医生家也还没有因为建水库而移民。移民，指的是把家从原地往上再迁移几十米。这是一个没有特别大变化的地方。迁移几十米已是大事。那也已经是1986年的事情了。彼时，萤火虫就开始少了。或者说，已经不在意了。“萤火虫是小孩子玩的事情，长大就不注意了。”陈医生说，“现在没时间了，小时候才有。”
村委会门口停着一辆小车。4岁的小女孩和父母是从福州来这里看萤火虫的。小女孩从TFBOYS的《青春修炼手册》一直唱到了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后面那支歌显然是她父母教的。小虎队刚开始唱这首歌的时候，萤火虫比现在多。萤火虫把小女孩和父母的年代拉平了。他们只是看萤火虫吗？许多人为的是追寻逝去的时光。
硚口村原来叫联心大队，大耒山原来叫红心大队。后来都联在一起叫硚口村了。程医生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但赶上了“文革”，家里是富农，升学受到了限制，高中没办法念。有家长就跟自己小孩说，他（少年程医生）不会有出息的。他听了很不舒服，不服气，在生产队劳动完之后就看书。 他来到了北山林场，成为其中一员。那里有一位赤脚医生。他开始对学医感兴趣。高考恢复后，他借了30块钱考上了医学院针灸系的函授班，用了4年来学习医学。1985年完成学业，1989年结婚，娶了现在的妻子。
程医生的妻子正在蒸包坨——一种用红薯粉做成的当地食物。作为馅料的猪肉得等村里杀了猪才有卖。这里是没有商铺的。猪肉也是杀猪师傅搁在自家门口的拖拉机上卖。
付新华和卖猪肉的师傅打招呼。这里的人都认识他。萤火虫保护区大概是这个村子这么多年里最重要的事情了吧。这个村子上一次这么重要几乎要回溯到传说中去。大耒山上曾经有一个寨主，寨主就是山大王了，至于山大王的来龙去脉，村子里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知道那些故事有什么用呢？”村长对我想知道村里的故事感到不解。大概是的，村民活下去靠的不是故事。这一次，萤火虫能靠得住吗？
几乎在任何时间，在村子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见到村长，其次是老书记。村长经常开着一辆太原牌照的面包车在村里跑，他曾经去山西打工多年，这些年才回到村里，成为了村长。老书记已经不当书记好多年，但村里的事他都热心。
最近村里要解决的是垃圾桶的问题。印着类似“LV”花纹的小垃圾桶，被分发给了每户人家。在此之前，村里的每个组都分到了绿色的垃圾桶。
付新华发动村民们，花了很长时间，把河道里10年的垃圾都清理了。水质好，才会有更多的萤火虫。村民要开始养成往垃圾桶丢东西的习惯，这并不容易。还要养成晚上骑摩托车不开灯的习惯。光会影响萤火虫晚上的活动。
程医生的女儿文姿在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帮忙。她晚上需要骑着摩托车去田野里做记录。她努力遵守骑摩托车不开灯的新规则，前些天摔了一跤。我见到她的时候，膝盖和胳膊上还扎着绷带。
有母亲抱着发烧的小孩来诊室打针。文姿帮着父亲把针头扎到小孩的头皮里，血开始沿着输液管上升，又开始下降。
那几天，这样的时候并不多。诊室里经常冷冷清清。程医生的儿子正在玩网络游戏。他从杭州回到老家办护照和签证。他是程序员，他的下一份工作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出去的人多，回来的人少。从外地来这里的，更是少。在村子里，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像是一个奇异的存在。
包坨已经煮好了。程医生的妻子开始招呼大家吃午饭。她也在适应着各地来人的口味，几乎所有来这看萤火虫的人吃的都是她做的饭菜。
咸宁萤海 图 / 付新华
所有的改变都是萤火虫带来的。2014年1月，付新华在武汉建了萤火虫养殖基地。“保护生物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饲养昆虫进行释放，再进行监测，直到栖息地比较稳定了，那才可以。”
人工饲养萤火虫是一道难题。最初，他们遭遇了失败，饲养的萤火虫几乎全军覆没。“水质没控制好，城市自来水很糟糕。不符合它们要求，后来我们就打了口井，做了水质的过滤，达标了之后再去饲养，今年就好了很多。”
一个下着大雨的傍晚，我来到了武汉郊区的养殖基地。这像是一个被水充满的地方。水在不同的白色塑料盒子里流动，仿佛从人体的一个器官流到另一个器官。屋外下着雨，有时候分不清是流水声还是雨水声。
付新华往白色透明的塑料盒子上一拍，萤火虫就像跃出水面的繁星一样亮了起来。在很多人看来，养殖萤火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太多经济价值。每天晚上出现两三个小时。研究起来很辛苦。”付新华说。
兴趣爱好是他最初的原动力。中国人很少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自己的职业。一般都是什么有钱做什么。在大学里，什么东西能申请很多经费就做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有问题，但是没办法，要生存。很少有人愿意坐冷板凳坐很久的。”
这些年，付新华几乎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最有名的老师之一。但他在科研上仍然有压力，需要发足够数量的论文。他还是“副教授”，而不是“付教授”。
付新华所写的广受欢迎的《故乡的微光》、《萤火虫在中国》这样的科普读物，是不算科研成果的。但研究萤火虫而成名，他已经能申请到一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在中国，萤火虫的研究和保护薄弱。在日本，保护萤火虫是经过立法的。为什么要保护萤火虫呢？“萤火虫是重要的环保指标。萤火虫生存的环境要求非常高，这能判断出这个地方环境的好坏。”付新华说。
按照目前的趋势，人类大概迟早要占满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为了保护萤火虫，不能把人都赶走。“那就是极端的环保了。”他欣赏美国的环保模式，建自然保护区，动植物都保护。
付新华的研究有一个板块叫“萤火虫自然调查”，这需要弄清楚中国有多少种萤火虫，分布在什么地方，数量是多少。有哪些珍稀的，有哪些需要迫切去保护。“有人跟我说别去打扰萤火虫就好，但如果都不知道这些萤火虫在哪，一排路灯、一台推土机都有可能让它们灭绝。”
大场信义是付新华在日本的好朋友。大场退休之后，日本当地政府给了他一个小灯塔，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他利用一条人工溪流，在里面饲养萤火虫。萤火虫灯塔成了当地一景。付新华非常惊叹于日本人对萤火虫的保护。日本有大大小小上千个萤火虫保护组织。“东京的护城河以前被污染了，保护组织和民众根据萤火虫的特性，用了10年修复这个地方，然后萤火虫从这里飞出来了。”付新华说，“这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改变是从细节处开始的。他们回到村子里，跟村民说，门前的灯你其实并不用，能不能早点关掉，或者说窗帘拉一下。他们还在村里流转了一些土地，按照萤火虫生存的条件来种植水稻，这还能产出更为环保的萤火虫大米。秋天到来的时候，付新华的许多朋友已经收到了萤火虫大米。
在乡间的路上，有驾车来赏萤的人问路，看到付新华，认出了他。因为在《天天向上》看过他。车上下来的一个小姑娘可高兴了，问，你认识汪涵吗？得到付肯定的回答后，小姑娘马上回头说，他认识汪涵啊。问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她说，她想当演员，她想上《天天向上》。看萤火虫在此刻成了一件次要的事情，尽管他们刚从武汉开了几个小时车过来。
汪涵却愿意在《天天向上》这档看上去很娱乐的节目上做一些很正经的事情。他在做《越策越开心》时就邀请付新华去做过萤火虫的科普，《天天向上》又请了一次。
付新华上《天天向上》更多的是因为他是SEE资助的第一批创绿家，SEE基金会是冯仑、吴敬琏、王石等人组建的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前年，付新华在网上呼吁反对萤火虫买卖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他。他通过评审，拿到了一笔公益天使创业基金，他现在的萤火虫保护团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里，《天天向上》显示出了其惊人的影响力。上了节目后，“守望萤火”的官方微博粉丝大涨，从原来的两千多，增长到接近20万。王婷婷、郭琼、小雪、小刘，那些天都在忙着回私信。这些粉丝里，包括那位在山道上憧憬着上节目的小姑娘。
付新华是一个严厉的人。那些天，我没少看到他训斥手下。他跟村长也吵了一次激烈的嘴。都是工作的事情，然后都是在酒桌上言归于好。
他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人。那些天，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自嘲的“然并卵”。“干一件事，如果这个事情不好玩，没劲，干不持久。尤其是环保，特别重要。做垃圾分类，不好玩，很多就持续不下去，因为垃圾分类是政府干的事。民众应该干好玩的事，你自己能够得到提升，同时又能够真真实实去做点事。所以呢，我就给我的萤火虫保护做一个定位，好玩，做实事，不要老喊口号。”
当你觉得付新华足够实际的时候，他又会在开车时，迎着侧面窗户吹进来的风说，“我已经快4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有梦想的。我这一生和萤火虫结缘，这件事也会伴我老去。”
付新华儿子的名字里有一个“煜”字，这是他嵌入的萤火虫的烙印。萤火虫的发光是短暂的，付新华不希望这样，他在“煜”后面又加了一个“恒”字。
付新华坐在驾驶座上，用各种方式给自己提神，这段时间开着车奔波于武汉和咸宁之间，他感到了劳累。在过一个转弯的时候，他说，“你看，上次我的车就掉沟里了。”但他觉得这比当年没车的时候骑自行车和步行要好多了。“以前经常步行三四个小时，特别苦，特别怕毒蛇，被咬一口就挂了。我出差去找找萤火虫的时候，我老婆每天晚上12点都会给我打电话，看我安全回到住处没有。听到我声音，她才安心睡觉。”看到气氛有些低沉，他马上说，“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都一笑而过了。”
假期里，几位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生跟着他来到大耒山实习。他们晚上会沿着山路去观察萤火虫。会看到亮着灯的车辆穿山而行。
“我想起了克里斯朵夫·李维。”一位湖北的同学说。其他湖北的同学都笑了。这是湖北高考英语考试前的试音题中的人物。为了模拟现场，湖北的同学在模拟考时就已经听了无数遍了，几乎都会背。
湖北的同学就这么背了起来：
小车正穿行在落基山脉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克里斯朵夫·李维静静地望着窗外，发现每当车子即将行驶到无路的关头，路边都会出现一块交通指示牌：“前方转弯！”或“注意！急转弯”。而拐过每一道弯之后，前方照例又是一片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山路弯弯、峰回路转，“前方转弯”几个大字一次次地冲击着他的眼球，也渐渐叩开了他的心扉：原来，不是路已到了尽头，而是该转弯了。路在脚下，更在心中，心随路转，心路常宽。学会转弯也是人生的智慧，因为挫折往往是转折，危机同时是转机。
在大耒山，萤火虫越来越多了，更为广阔的南方，会有新的转机吗？
大耒山
人们都快忘记南方的夜里还有微光。大耒山夏天的夜晚，最先亮起来的是拟纹萤，持续闪光的是穹宇萤，闪一秒停三秒的是端黑萤，地上如同银河一样的亮点是扁萤幼虫。我站在湿度接近百分之百的空气里，半个小时前知道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萤火虫名称。在过去，它们都被我叫作萤火虫。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如今的人们已经不习惯见到萤火虫。刚才，就在这条水泥铺的山路上，开着小车驶过的人打着大灯问，这里哪有萤火虫啊？即便萤火虫在他们眼前，一通飞舞。萤火虫是夜行生物，光亮消失的地方，它们才会出现。日落后两三个小时是它们的活动时间。
人们也都不太知道远处紫红色的天空是光污染造成的。我们在城市茂密的灯光里已经安之若素，忘记了曾经见过的光，比如星光，还有萤火虫的光。
这晚天气很好，澄澈无云，繁星流泻，整条银河都看得见。
“这个位置拍摄最好了，可以拍下满天的星轨还有萤火虫的光。”付新华站在草丛边上，遗憾自己没带相机，对着黑黝黝的山脊上的星空说。站在他旁边的是作家周晓枫和她的先生顿继东。周晓枫是张艺谋工作室的文学策划，她前段时间出版的《宿命：孤独张艺谋》备受关注。她刚去了一趟国外，才回来，为《十月》杂志约了付新华写萤火虫。因为对萤火虫饱含兴趣，她来到了这里，湖北咸宁大耒山生态保育园，保护的是萤火虫。
“你看，那里有萤火虫了。”晚上8点刚过，我们顺着付新华指的方向望了过去。大自然开始了它耀目的炫技。这是付新华发起建立的第一个萤火虫自然保护区。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
村口那块石碑上的字为付新华父亲所题。父亲之前并不支持他。研究萤火虫——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职业。他的父亲去年冬天来了大耒山。冬天冷，没有萤火虫，但有野樱花，一棵一棵的，不连成片，美。这样的景色看到的人不多，大耒山实在是太偏僻。
村口的站台上写着“大来山站”。村子里好多人也分不清“耒”和“来”。反正无所谓了，总之这是他们生活的大山。村子叫硚口村，但到处都能看到“桥口村”的字样。跟大耒山是一个道理。大家生活得很随意，这些字怎么写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
Satoyama
大耒山里的硚口村是一个小村庄，这里几乎没有商铺，村委会一楼是惟一售卖饮料的地方。一楼还有一个卫生室。从村委会去往山里的路有上坡和下坡，很窄，会车的时候，一辆车必须停下来，另一辆车才能通过。
夏天太热。水泥路面变得发烫，车速会加快，车闸会失去原有的制动性。王婷婷用那辆二手的摩托车载着我下坡的时候，车子就这么失去了控制，像没有方向的小野猪，一头栽进了野草丛里。当我们爬起来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车子已经掉进了山沟里。
我们只好步行去了硚口村五组。付新华和伙伴们创办的“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在这里租下了几间老房子。王婷婷是这个中心的员工。这些老房子，当地人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盖的了，至少上百年了吧。过一段时间之后，这里可能会成为赏萤区的咖啡馆。
大耒山让我想起日本电影《小森林》。小森是satoyama的典型地貌。大耒山也是satoyama。付新华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里。他曾经留学日本，明白satoyama是适合萤火虫生长的环境。satoyama翻译成中文是“里山”。在“里山”地貌里，高山、流水、稻田和村庄构成生态系统，生物的多样性要比纯粹的自然环境还要多。Satoyama是国际上正呼吁推广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如果非要更通俗易懂地解释satoyama，大概可以转换成我们熟悉的“美丽乡村”一词。
去年夏天，付新华策划了“里山寻萤记”——去深山里寻找萤火虫。从前年开始，他一直在咸宁地区调查萤火虫，这次，他把更多的人带到了这里。这也是在大耒山建立萤火虫保护区的缘起之一。
付新华和他的同事一直关注网店上萤火虫活体的买卖。去年，他们发布了一份萤火虫活体买卖的调查报告。“很多人说，萤火虫不是保护动物，抓其实不违法。但是呢，这样会破坏自然。再这么下去，3到5年就能把萤火虫抓没了。”付新华说，“为什么很多人去买？因为大家都想再见到萤火虫。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不伤害萤火虫的基础上，重新见到萤火虫？”
硚口村
村子里的人很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绿色的禾苗兀自生长，池塘偶尔水光荡漾。村里人喜欢到村委会一楼聊聊天。一楼的诊所有村里惟一的医生，姓程。
程医生五十来岁，出生在硚口村。“小时候，萤火虫比现在还多。”他小时候和小伙伴要去抓萤火虫，但是大人不允许。“大人说萤火虫碰到眼睛要瞎。我们也不管，也没有人瞎啊。”
天要下雨之前，湿度大，萤火虫就会多起来。那时候还没有村委会前面的这个水库。程医生家也还没有因为建水库而移民。移民，指的是把家从原地往上再迁移几十米。这是一个没有特别大变化的地方。迁移几十米已是大事。那也已经是1986年的事情了。彼时，萤火虫就开始少了。或者说，已经不在意了。“萤火虫是小孩子玩的事情，长大就不注意了。”陈医生说，“现在没时间了，小时候才有。”
村委会门口停着一辆小车。4岁的小女孩和父母是从福州来这里看萤火虫的。小女孩从TFBOYS的《青春修炼手册》一直唱到了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后面那支歌显然是她父母教的。小虎队刚开始唱这首歌的时候，萤火虫比现在多。萤火虫把小女孩和父母的年代拉平了。他们只是看萤火虫吗？许多人为的是追寻逝去的时光。
硚口村原来叫联心大队，大耒山原来叫红心大队。后来都联在一起叫硚口村了。程医生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但赶上了“文革”，家里是富农，升学受到了限制，高中没办法念。有家长就跟自己小孩说，他（少年程医生）不会有出息的。他听了很不舒服，不服气，在生产队劳动完之后就看书。 他来到了北山林场，成为其中一员。那里有一位赤脚医生。他开始对学医感兴趣。高考恢复后，他借了30块钱考上了医学院针灸系的函授班，用了4年来学习医学。1985年完成学业，1989年结婚，娶了现在的妻子。
程医生的妻子正在蒸包坨——一种用红薯粉做成的当地食物。作为馅料的猪肉得等村里杀了猪才有卖。这里是没有商铺的。猪肉也是杀猪师傅搁在自家门口的拖拉机上卖。
付新华和卖猪肉的师傅打招呼。这里的人都认识他。萤火虫保护区大概是这个村子这么多年里最重要的事情了吧。这个村子上一次这么重要几乎要回溯到传说中去。大耒山上曾经有一个寨主，寨主就是山大王了，至于山大王的来龙去脉，村子里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知道那些故事有什么用呢？”村长对我想知道村里的故事感到不解。大概是的，村民活下去靠的不是故事。这一次，萤火虫能靠得住吗？
几乎在任何时间，在村子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见到村长，其次是老书记。村长经常开着一辆太原牌照的面包车在村里跑，他曾经去山西打工多年，这些年才回到村里，成为了村长。老书记已经不当书记好多年，但村里的事他都热心。
最近村里要解决的是垃圾桶的问题。印着类似“LV”花纹的小垃圾桶，被分发给了每户人家。在此之前，村里的每个组都分到了绿色的垃圾桶。
付新华发动村民们，花了很长时间，把河道里10年的垃圾都清理了。水质好，才会有更多的萤火虫。村民要开始养成往垃圾桶丢东西的习惯，这并不容易。还要养成晚上骑摩托车不开灯的习惯。光会影响萤火虫晚上的活动。
程医生的女儿文姿在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帮忙。她晚上需要骑着摩托车去田野里做记录。她努力遵守骑摩托车不开灯的新规则，前些天摔了一跤。我见到她的时候，膝盖和胳膊上还扎着绷带。
有母亲抱着发烧的小孩来诊室打针。文姿帮着父亲把针头扎到小孩的头皮里，血开始沿着输液管上升，又开始下降。
那几天，这样的时候并不多。诊室里经常冷冷清清。程医生的儿子正在玩网络游戏。他从杭州回到老家办护照和签证。他是程序员，他的下一份工作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出去的人多，回来的人少。从外地来这里的，更是少。在村子里，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像是一个奇异的存在。
包坨已经煮好了。程医生的妻子开始招呼大家吃午饭。她也在适应着各地来人的口味，几乎所有来这看萤火虫的人吃的都是她做的饭菜。
萤火虫养殖基地
所有的改变都是萤火虫带来的。2014年1月，付新华在武汉建了萤火虫养殖基地。“保护生物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饲养昆虫进行释放，再进行监测，直到栖息地比较稳定了，那才可以。”
人工饲养萤火虫是一道难题。最初，他们遭遇了失败，饲养的萤火虫几乎全军覆没。“水质没控制好，城市自来水很糟糕。不符合它们要求，后来我们就打了口井，做了水质的过滤，达标了之后再去饲养，今年就好了很多。”
一个下着大雨的傍晚，我来到了武汉郊区的养殖基地。这像是一个被水充满的地方。水在不同的白色塑料盒子里流动，仿佛从人体的一个器官流到另一个器官。屋外下着雨，有时候分不清是流水声还是雨水声。
付新华往白色透明的塑料盒子上一拍，萤火虫就像跃出水面的繁星一样亮了起来。在很多人看来，养殖萤火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太多经济价值。每天晚上出现两三个小时。研究起来很辛苦。”付新华说。
兴趣爱好是他最初的原动力。中国人很少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自己的职业。一般都是什么有钱做什么。在大学里，什么东西能申请很多经费就做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有问题，但是没办法，要生存。很少有人愿意坐冷板凳坐很久的。”
这些年，付新华几乎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最有名的老师之一。但他在科研上仍然有压力，需要发足够数量的论文。他还是“副教授”，而不是“付教授”。
付新华所写的广受欢迎的《故乡的微光》、《萤火虫在中国》这样的科普读物，是不算科研成果的。但研究萤火虫而成名，他已经能申请到一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在中国，萤火虫的研究和保护薄弱。在日本，保护萤火虫是经过立法的。为什么要保护萤火虫呢？“萤火虫是重要的环保指标。萤火虫生存的环境要求非常高，这能判断出这个地方环境的好坏。”付新华说。
按照目前的趋势，人类大概迟早要占满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为了保护萤火虫，不能把人都赶走。“那就是极端的环保了。”他欣赏美国的环保模式，建自然保护区，动植物都保护。
付新华的研究有一个板块叫“萤火虫自然调查”，这需要弄清楚中国有多少种萤火虫，分布在什么地方，数量是多少。有哪些珍稀的，有哪些需要迫切去保护。“有人跟我说别去打扰萤火虫就好，但如果都不知道这些萤火虫在哪，一排路灯、一台推土机都有可能让它们灭绝。”
大场信义是付新华在日本的好朋友。大场退休之后，日本当地政府给了他一个小灯塔，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他利用一条人工溪流，在里面饲养萤火虫。萤火虫灯塔成了当地一景。付新华非常惊叹于日本人对萤火虫的保护。日本有大大小小上千个萤火虫保护组织。“东京的护城河以前被污染了，保护组织和民众根据萤火虫的特性，用了10年修复这个地方，然后萤火虫从这里飞出来了。”付新华说，“这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改变是从细节处开始的。他们回到村子里，跟村民说，门前的灯你其实并不用，能不能早点关掉，或者说窗帘拉一下。他们还在村里流转了一些土地，按照萤火虫生存的条件来种植水稻，这还能产出更为环保的萤火虫大米。秋天到来的时候，付新华的许多朋友已经收到了萤火虫大米。
天天向上
在乡间的路上，有驾车来赏萤的人问路，看到付新华，认出了他。因为在《天天向上》看过他。车上下来的一个小姑娘可高兴了，问，你认识汪涵吗？得到付肯定的回答后，小姑娘马上回头说，他认识汪涵啊。问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她说，她想当演员，她想上《天天向上》。看萤火虫在此刻成了一件次要的事情，尽管他们刚从武汉开了几个小时车过来。
汪涵却愿意在《天天向上》这档看上去很娱乐的节目上做一些很正经的事情。他在做《越策越开心》时就邀请付新华去做过萤火虫的科普，《天天向上》又请了一次。
付新华上《天天向上》更多的是因为他是SEE资助的第一批创绿家，SEE基金会是冯仑、吴敬琏、王石等人组建的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前年，付新华在网上呼吁反对萤火虫买卖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他。他通过评审，拿到了一笔公益天使创业基金，他现在的萤火虫保护团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里，《天天向上》显示出了其惊人的影响力。上了节目后，“守望萤火”的官方微博粉丝大涨，从原来的两千多，增长到接近20万。王婷婷、郭琼、小雪、小刘，那些天都在忙着回私信。这些粉丝里，包括那位在山道上憧憬着上节目的小姑娘。
付新华是一个严厉的人。那些天，我没少看到他训斥手下。他跟村长也吵了一次激烈的嘴。都是工作的事情，然后都是在酒桌上言归于好。
他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人。那些天，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自嘲的“然并卵”。“干一件事，如果这个事情不好玩，没劲，干不持久。尤其是环保，特别重要。做垃圾分类，不好玩，很多就持续不下去，因为垃圾分类是政府干的事。民众应该干好玩的事，你自己能够得到提升，同时又能够真真实实去做点事。所以呢，我就给我的萤火虫保护做一个定位，好玩，做实事，不要老喊口号。”
当你觉得付新华足够实际的时候，他又会在开车时，迎着侧面窗户吹进来的风说，“我已经快4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有梦想的。我这一生和萤火虫结缘，这件事也会伴我老去。”
付新华儿子的名字里有一个“煜”字，这是他嵌入的萤火虫的烙印。萤火虫的发光是短暂的，付新华不希望这样，他在“煜”后面又加了一个“恒”字。
山路
付新华坐在驾驶座上，用各种方式给自己提神，这段时间开着车奔波于武汉和咸宁之间，他感到了劳累。在过一个转弯的时候，他说，“你看，上次我的车就掉沟里了。”但他觉得这比当年没车的时候骑自行车和步行要好多了。“以前经常步行三四个小时，特别苦，特别怕毒蛇，被咬一口就挂了。我出差去找找萤火虫的时候，我老婆每天晚上12点都会给我打电话，看我安全回到住处没有。听到我声音，她才安心睡觉。”看到气氛有些低沉，他马上说，“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都一笑而过了。”
假期里，几位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生跟着他来到大耒山实习。他们晚上会沿着山路去观察萤火虫。会看到亮着灯的车辆穿山而行。
“我想起了克里斯朵夫·李维。”一位湖北的同学说。其他湖北的同学都笑了。这是湖北高考英语考试前的试音题中的人物。为了模拟现场，湖北的同学在模拟考时就已经听了无数遍了，几乎都会背。
湖北的同学就这么背了起来：
小车正穿行在落基山脉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克里斯朵夫·李维静静地望着窗外，发现每当车子即将行驶到无路的关头，路边都会出现一块交通指示牌：“前方转弯！”或“注意！急转弯”。而拐过每一道弯之后，前方照例又是一片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山路弯弯、峰回路转，“前方转弯”几个大字一次次地冲击着他的眼球，也渐渐叩开了他的心扉：原来，不是路已到了尽头，而是该转弯了。路在脚下，更在心中，心随路转，心路常宽。学会转弯也是人生的智慧，因为挫折往往是转折，危机同时是转机。
在大耒山，萤火虫越来越多了，更为广阔的南方，会有新的转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