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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贵州是什么样的状况?(民国)《贵州通志》有一段比较概括的表述：
“黔为边徼，三代前未入版图。逮汉设郡县，初有人治，而书缺有，间传者寥寥。五胡之乱，复沦蛮族。唐宋仅有空名，羁縻而已。元虽设宣慰司，尚无流官。明清两代，辟为省治，移风易俗，官斯土者，循良继轨，粲然可观。”这段话把上下几千年的贵州历史沿革勾勒出来了。
关于历史上的贵州，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土流并治，分和无定。明之前，贵州从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区，不曾有一个统辖贵州高原全境的行政机构。就以“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而言，那个最大的夜郎国，也不是贵州高原独一无二的政权。《史记》说的“君长以什数”，其中有些“君长”(部族政权)就与夜郎并立于贵州高原。秦汉在贵州地区设郡县，也是归属不一。秦代贵州北部，西北部属巴郡、蜀郡、东部属黔中郡，南部属象郡，全境分属四个郡。汉代贵州地区大部分蜀牂牁郡，其余分属武陵郡、犍为郡和巴郡，亦互不统属。从西晋到南北朝，中原动荡不定，贵州地区大姓势力割据称雄，更不统一。唐宋中央王朝在贵州设经制州(直接委派官员治理)和羁縻州(由少数民族首领间接治理)这两种政治体制。这些经制州和羁縻州，也分属于好几个行政区划，唐时称为道，宋时称为路。今贵州地区宋代就分别隶属于夔州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潼川路。元代贵州地区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到了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才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的统一政区。在元明之前，贵州除分属不同州郡外，境内还有一些空白地区的部族政权未纳入郡县管辖，带有化外的性质。
第二，明之前的贵州，地方政权的兴亡更迭不是与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改朝换代同步发生。夜郎国就跨越战国、秦、汉三个历史时期，延续了二百多年。不管中原王朝怎么改朝换代，夜郎国都是我自依然如故，真有点“帝力予我何有哉”的味道。黔北播州杨氏政权从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延续了七百余年，更是跨越了好几个朝代。水西少数民族政权从三国时期蜀汉封济火为罗殿国王算起，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废水西土司建制，经历一千四百多年。所以，有人认为研究贵州历史不好套用中国朝代分期来给贵州历史分期。你说，夜郎是秦还是汉?播州是唐、是宋，还是元明?应该说，都是，也都不是。它是跨朝代的独立藩国。山高皇帝远，中央王朝的改朝换代对贵州地方政权虽有影响，但与那些中央朝廷直接管理的中心地区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所以，有人称贵州土司首领戴的是“铁纱帽”，不像中原地方官员乌纱帽易于摘落，这个说法很形象而恰切。
第三，历史上的贵州疆域范围不等同于现在的贵州省。历史上的贵州境内的地方政权往往跨越今天的省界，包括今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的不少边境地区。应该说古代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贵州这个概念，只有生息在今贵州高原境内的夜郎人、牂牁人、播州人、湖广人、云南人、巴人、蜀人等等。
上文主要就贵州历史地缘沿革情况做些简介、明了贵州历史的沿与革，才好研讨贵州历史上文化积淀、人才产生的历史因缘和多元化的贵州文化。
应该说，秦皇汉武把目光开始射到西南夷以来，贵州文化的发展都与贵州政制的变迁相联系。贵州发掘的大量汉墓及其文物，就证明汉移民对贵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到了“明清两代，辟为省治”，情况就更加清楚。距今六百年前，明朝大军入黔入滇，这支号称30万的大军，是长江流域汉民族最大规模进入西南边徼的第一批人马。后来这批人马一部分留守贵州，天长日久，他们所具有的先进的汉民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和贵州的少数民族或通过战争，或通过商贸，或通过虽不普遍却也存在的婚姻，建立了密切关系。从此各省来经商的多了，会馆遍及城乡，单是贵阳就有十数个。贵州文化逐渐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也就是常说的各种文化的对撞与融合，这对贵州的开发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由于建省，由中央王朝派来贵州的一大群文官、武将中，不乏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这里略举几个：江西人郭子章、山东人田雯、湖南人贺长龄等抚黔大员，从学术上来说，他们当时在国内都有一定名声。郭子章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以右都御史巡抚贵州，参与平播有功，著有《黔记》60卷，贵州人曾为他建生祠七所。田雯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以江苏巡抚改任贵州巡抚，他在贵州讲学兴教，将所藏近万卷图书留于书院，还著有《黔书》二卷。贺长龄于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由福建布政使调任贵州巡抚，史称长龄“抚黔九载，咨访民瘼，勤求吏治，吏民服习其教，风化为之一变”。贵州的提学使如明代的席书，清代的洪亮吉、严修等，培育贵州学子，功亦不可没。洪亮吉一次考试举人得29俊士，他长以诗贺之，中有“谁云鬼方恶，直欲胜宣歙”之句。他留下一部游历贵州各地写下的诗篇合集，严修留下的《蟑香馆使黔日记》，都是贵州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也是贵州文化现象与教育设施的翔实史料。还有如段玉裁、吴兰雪、张澎等名家在贵州任地方官，流风余韵，影响至为深远。至于人所共知的明代王阳明谪迁修文，在贵阳讲学；东林党首领之一邹元标，遭贬黔南等等，他们对贵州文化的影响更不待言。
上述情况，说明政治变迁带来了外来先进文化；也说明贵州在六百年间兵荒马乱的年代，仍然是智慧在开发、文化在发展、人才在涌现，远非建省前可比。
贵州沿革与贵州文化的关系，从中可以窥见一斑。
“黔为边徼，三代前未入版图。逮汉设郡县，初有人治，而书缺有，间传者寥寥。五胡之乱，复沦蛮族。唐宋仅有空名，羁縻而已。元虽设宣慰司，尚无流官。明清两代，辟为省治，移风易俗，官斯土者，循良继轨，粲然可观。”这段话把上下几千年的贵州历史沿革勾勒出来了。
关于历史上的贵州，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土流并治，分和无定。明之前，贵州从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区，不曾有一个统辖贵州高原全境的行政机构。就以“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而言，那个最大的夜郎国，也不是贵州高原独一无二的政权。《史记》说的“君长以什数”，其中有些“君长”(部族政权)就与夜郎并立于贵州高原。秦汉在贵州地区设郡县，也是归属不一。秦代贵州北部，西北部属巴郡、蜀郡、东部属黔中郡，南部属象郡，全境分属四个郡。汉代贵州地区大部分蜀牂牁郡，其余分属武陵郡、犍为郡和巴郡，亦互不统属。从西晋到南北朝，中原动荡不定，贵州地区大姓势力割据称雄，更不统一。唐宋中央王朝在贵州设经制州(直接委派官员治理)和羁縻州(由少数民族首领间接治理)这两种政治体制。这些经制州和羁縻州，也分属于好几个行政区划，唐时称为道，宋时称为路。今贵州地区宋代就分别隶属于夔州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潼川路。元代贵州地区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到了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才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的统一政区。在元明之前，贵州除分属不同州郡外，境内还有一些空白地区的部族政权未纳入郡县管辖，带有化外的性质。
第二，明之前的贵州，地方政权的兴亡更迭不是与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改朝换代同步发生。夜郎国就跨越战国、秦、汉三个历史时期，延续了二百多年。不管中原王朝怎么改朝换代，夜郎国都是我自依然如故，真有点“帝力予我何有哉”的味道。黔北播州杨氏政权从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延续了七百余年，更是跨越了好几个朝代。水西少数民族政权从三国时期蜀汉封济火为罗殿国王算起，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废水西土司建制，经历一千四百多年。所以，有人认为研究贵州历史不好套用中国朝代分期来给贵州历史分期。你说，夜郎是秦还是汉?播州是唐、是宋，还是元明?应该说，都是，也都不是。它是跨朝代的独立藩国。山高皇帝远，中央王朝的改朝换代对贵州地方政权虽有影响，但与那些中央朝廷直接管理的中心地区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所以，有人称贵州土司首领戴的是“铁纱帽”，不像中原地方官员乌纱帽易于摘落，这个说法很形象而恰切。
第三，历史上的贵州疆域范围不等同于现在的贵州省。历史上的贵州境内的地方政权往往跨越今天的省界，包括今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的不少边境地区。应该说古代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贵州这个概念，只有生息在今贵州高原境内的夜郎人、牂牁人、播州人、湖广人、云南人、巴人、蜀人等等。
上文主要就贵州历史地缘沿革情况做些简介、明了贵州历史的沿与革，才好研讨贵州历史上文化积淀、人才产生的历史因缘和多元化的贵州文化。
应该说，秦皇汉武把目光开始射到西南夷以来，贵州文化的发展都与贵州政制的变迁相联系。贵州发掘的大量汉墓及其文物，就证明汉移民对贵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到了“明清两代，辟为省治”，情况就更加清楚。距今六百年前，明朝大军入黔入滇，这支号称30万的大军，是长江流域汉民族最大规模进入西南边徼的第一批人马。后来这批人马一部分留守贵州，天长日久，他们所具有的先进的汉民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和贵州的少数民族或通过战争，或通过商贸，或通过虽不普遍却也存在的婚姻，建立了密切关系。从此各省来经商的多了，会馆遍及城乡，单是贵阳就有十数个。贵州文化逐渐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也就是常说的各种文化的对撞与融合，这对贵州的开发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由于建省，由中央王朝派来贵州的一大群文官、武将中，不乏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这里略举几个：江西人郭子章、山东人田雯、湖南人贺长龄等抚黔大员，从学术上来说，他们当时在国内都有一定名声。郭子章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以右都御史巡抚贵州，参与平播有功，著有《黔记》60卷，贵州人曾为他建生祠七所。田雯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以江苏巡抚改任贵州巡抚，他在贵州讲学兴教，将所藏近万卷图书留于书院，还著有《黔书》二卷。贺长龄于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由福建布政使调任贵州巡抚，史称长龄“抚黔九载，咨访民瘼，勤求吏治，吏民服习其教，风化为之一变”。贵州的提学使如明代的席书，清代的洪亮吉、严修等，培育贵州学子，功亦不可没。洪亮吉一次考试举人得29俊士，他长以诗贺之，中有“谁云鬼方恶，直欲胜宣歙”之句。他留下一部游历贵州各地写下的诗篇合集，严修留下的《蟑香馆使黔日记》，都是贵州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也是贵州文化现象与教育设施的翔实史料。还有如段玉裁、吴兰雪、张澎等名家在贵州任地方官，流风余韵，影响至为深远。至于人所共知的明代王阳明谪迁修文，在贵阳讲学；东林党首领之一邹元标，遭贬黔南等等，他们对贵州文化的影响更不待言。
上述情况，说明政治变迁带来了外来先进文化；也说明贵州在六百年间兵荒马乱的年代，仍然是智慧在开发、文化在发展、人才在涌现，远非建省前可比。
贵州沿革与贵州文化的关系，从中可以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