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了《李将军列传》，司马迁感慨地说：“我看那李将军，老实厚道得像个乡下人，又不善于言辞，然而一听到他的死讯，天下人不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为他极尽哀痛，可见他的品格感人之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确实，只要稍微读过一点历史，谁不知道两千多年前，西汉有个令匈奴闻名丧胆的飞将军李广？只要稍微吟过几首唐诗，谁不知道王昌龄的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尽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经成了流传千古的成语，我却仍然不能理解，司马迁的“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的“大”，究竟“喻”的是什么？我只是想，这位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将军，却在六十多岁的迟暮之年，因不愿面对“刀笔之吏”而悲愤自杀；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他的赫赫功勋，他的体恤士卒，他的坎坷遭遇，他的凄惨结局，如果没有太史公司马迁，作为后人的我们，究竟能够了解多少呢？
　　或许有人会说：东汉的班固，不也在《汉书》中为李广立了传吗？然而，班固写《汉书》时，《史记》早已流传百年了，何况凡与《史记》重复的历史人物，《汉书》几乎是全部照抄，李广之《传》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史记》，李广究竟会被写成怎样一副面目，就很难说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拔高还是贬低，都只会离真实的本人更远，离历史的真实更远。因此，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李广还是非常幸运的。
　　假如汉武帝的火气再大一点，在听了司马迁替李广之孙李陵的辩护词后，一怒之下，不是将司马迁下入蚕室，施以“腐刑”，而是当场将他绑赴刑场，砍头示众；再派武士抄了司马迁的家，将那部尚未完成、更没来得及“藏之名山”的《太史公书》查抄出来，发现上面有不少“诽谤之言”，一把火烧得“片竹”不存。那么，后人连《史记》也看不到了，哪里还有什么《李将军列传》？
　　假如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都没能当上太史令一职，根本无法接触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全国唯一的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司马迁如何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尽管司马迁之后，史官出了不少，史学家也不少，仅“正史”就有二十四部，还有说是二十五、二十六部的，可两千多年来，有哪一部能够比得上这部《史记》？有哪一部能够被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溢美，不讳恶，秉笔直书，即使是大力讴歌的李广，也如实记下了他杀掉八百多降卒及公报私仇杀害霸陵尉的史实。正因为“秉笔直书”，我们面前的李广才有血有肉，才真实可信；正因为“不溢美，不讳恶”，作为私人所撰的《史记》也才成为一部信史，比其他几乎所有官方所修的“正史”都更具“公信力”。
　　司马迁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修成了《史记》，却只能“藏之于名山”，直到数十年后，由他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杨恽的结局更不妙，由于他最爱发牢骚，对现实不满，被汉武帝的曾孙、英明的“中兴之主”汉宣帝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拉到法场上拦腰剁为两段。假如杨恽在将外祖父的这部书公开之前就伏法了，司马迁的心血多半也会与其外孙一样毁于一旦；又假如《史记》作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又假如司马迁身后不久又遭逢一场史无前例、规模更大的焚书坑儒，那么，李广将军还能伴随着《史记》而流传千古么？
　　前些年曾看过中央电视台播放的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平心而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片子，使人大开眼界，获益匪浅。然而，剧中的一些人物，尤其是李鸿章，与我们以往宣传的几乎判若两人，简直由万人唾骂的“大卖国贼”变成了不由人不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了。我不知道中堂大人李鸿章与两千年前的那位李广将军有没有血缘关系，也无意且无力评判哪一个李中堂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更加羡慕李将军的幸运：碰上了一个敢于讲真话、秉笔直书却又才华横溢的史学家司马迁，能够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中华留下自己比较真实的身影。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司马迁，有了像司马迁、像“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等一大批不怕坐牢、不怕酷刑、不怕杀头的中华脊梁，灿烂的中华文明才得以薪火相传。我想问的是：几千年来，从龟甲兽骨到汗青竹简，从雕版刻印到活字印刷，从手工排版到电脑传真，伴随着人类文明成千上万倍地进步，司马迁的精神，太史简、董狐笔的精神，有没有成千上万倍地发扬光大？
　　（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