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医生，求求你了！就给我加个号吧，就一个……”
　　“哎呀，不行不行！我这儿病人这么多，没空！”
　　“医生啊，拜托——拜托——您行行好……”她几乎用哀求的语气哭诉。
　　“你这当妈的咋这么烦！”白大褂恼了，噌地一声从靠背椅上站起，气冲冲地向门外护士站投诉，“这个病人没号，你们放进来干嘛？我手头还有二十多个，全看完都得晚上六点了，还下不下班？赶紧送走！”他的金丝框眼镜一闪一闪，带着不容商榷的口吻快刀斩豆腐似地说。
　　那位母亲在他的身后，畏畏缩缩，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她的双手死命绞着，嘴唇欲开还闭，眼神凄楚哀伤，仿佛那是黄河的断崖口，随时将会决堤。
　　扑通！她竟然身子一软双腿一屈，不由自主地跪在医生跟前！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医生啊，我大老远从合肥赶来不容易，您就帮帮我孩儿吧！我苦命的孩哇……”汹涌的泪水夺眶而出，漫成两条小溪，她拿手去拭，泪就淅淅沥沥地湿了手背。
　　“这是做什么？你起来、起来！”金丝边推了推眼镜，眉头锁得很紧，说，“破例了，给你孩子看病，去护士站取号。”
　　“谢谢，谢谢……”母亲激动地双手合十，眼里的泪花都闪着光。她赶紧转过身牵起孩子——噢，一个八九岁光景的小男孩。显然，刚才的一幕男孩亲眼目睹了，但未起多大波澜，大嘴巴仍是一张一合地嚼着烤香肠，目光定定的，不知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母亲此时很欣悦了，捏着崭新的号码贴在门边等，注视着孩子。脚边是大红色行李袋，其貌不扬还有些蠢笨，不出所料是乡下的装备，天知道他俩赶了多少里路！“儿童精神内科”——诊室张贴着六个赫赫大字，戳人的眼，微微刺痛，多揪心的几个字，谁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它扯上联系？来这儿的小孩，不是多动症就是智力滞后，总归不大健全，刚啃完香肠就舔竹签的男孩儿，应该属于后者。
　　做母亲不易。
　　带孩子看病的母亲更为不易。

二

　　我们也来看病。做了一个小时测试题，弟弟疲倦地走出“考场”，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累死了！”他嘟哝着。
　　“姜恺家长，过来领报告单。”随后，门缝里探出一张黑白打印纸。
　　母亲立马腾起身，十分紧张地接过，目光锁在起首的几行，一个字也不肯放过。“快来快来，智力百分等级75%啥意思？”她招手唤我。
　　我也是门外汉，手机一查，知道75%代表智力水平良好，在人群中算中上的了。我迫不及待地宣告这一好消息，母亲一听，嘴角扬得老高，喜上眉梢，要不是旁边家长多，她会乐得蹦跶起来。她也如先前那位母亲一样，温情脉脉地望着弟弟，痴痴地笑。她怎能不笑呢？这是从小到大，弟弟取得最令她满意的成绩。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这个名字对母亲已很不陌生。当弟弟一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别的小孩会跑会跳，不需大人搀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弟弟呢，才只会在助步车里脚尖踮儿踮儿地蹭，一双脚丫始终落不了地。我也看见过，他那脚就跟三寸金莲似的踩不实走不稳，若没有助力车放他一个人走，准得额头跌个大包。母亲忧心忡忡，带他去温州求医、去上海看病，辗转了数个儿童医院，最后一锤定音：脑白质发育不良，生长发育落后。这是什么病？有药可治吗？她被惊吓得牙齿直哆嗦——可从没听过啊！
　　“治，是治不了的，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医生斩钉截铁地回答。
　　坚强的母亲，一下子被击得粉碎。那一刻，她的心墙崩塌了。她的长城倒了。
　　“那……以后怎么办？会比别人笨……笨吗？”实在不忍心说出这个字眼。万分苦涩的字眼。
　　“有可能每次考试都打零分。”医生也没有藏着掖着，一语道尽，无须再补充什么了。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走出冷冰冰的诊室的，但直觉告诉我，她的眼中看不见任何色彩，世界仿佛褪尽颜色，露出最原始的衰败模样。
　　母亲却没有被打倒，她像那个空手而归仍满怀希望的渔夫圣地亚哥，再次挂上船帆等待希望，也在等待着奇迹。直至有一个副主任医
　　生亲口说：“这也不一定，还得看孩子后天发展，也许能跟上别人，别灰心。”仅因这短短的一句话，母亲兴奋得一宿未眠。是的！希望降临了啊！
　　听从医生嘱咐，她带弟弟住进一小间病房，每天做高压氧、练习走路。起初，弟弟迈步子磕磕绊绊，走个三两步就有向前翻倒的趋势，她也想扶，可不能啊！总得让孩子摔几个跟头吃几回苦，心疼得挤出眼泪也得往肚子吞。母亲在距离弟弟几米外的地方拍着手掌，“来——来——”手里捏着糖果，像哄猫咪吃鱼似的引他朝前走。等弟弟的小脚丫啪嗒啪嗒地踩到终点，她几乎喜极而泣，捂着脸，身子抽抽嗒嗒地颤，是太喜悦了！
　　一个月的康复治疗，花去母亲一万余元的私房积蓄。这钱是她瞒着父亲偷偷攒的，花了这么多，她只敢告诉我一个。但母亲说值得，看，现在不仅会走，还会小跑了呢！她的眼神追随着弟弟的步履，每迈一小步，都仿佛迈在她的心坎上，那么坚定而踏实。
　　母亲向我讲述这段看病的经历时，我不禁愕然，乃至震惊。倘若换做是我，含辛茹苦怀胎十月，又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看病之路，心灵该多么受挫！这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无异天崩地裂的一个打击。而我的母亲呢，她默默背负起沉重的担子，狠狠咬紧牙关，紧紧拉起孩子一道走，疾风或是骤雨，浑然不怕，一身凛然。
　　在疾病面前，每个母亲皆是勇士，为她的骨肉砌起一道鐵筑的城。

三

　　从那以后，母亲将全身心扑在弟弟身上。理发店也不开了，专心在家抚养孩子。早教启蒙书堆满半间房子，数数、拼音、汉字，花花绿绿的有声挂图更是密密麻麻贴了满墙。她只要做完家务，就寸步不离地贴在弟弟身侧，教他伸出五根指头数：“一、二、三、四、五……”数完一个就合拢一根手指，再数饼干、数铅笔、数小番茄……母亲的学历仅是小学毕业，拼音认得不全也忘记许多，不会的就来问我，看她努力地咀嚼发音时，真替她捏一把汗。可当母亲教弟弟一一指认声母韵母，念诵得无比流畅而嘹亮时，我会心一笑：“老师”的老师在这儿呢！ 　　母亲每天布置三页口算题，全对可得一根棒棒糖，这奖励可吊足了弟弟的胃口。弟弟铆足了精神计算题目，再也没闲暇逗弄铅笔橡皮擦，一个劲儿地挥动笔杆。要是哪回特细心得了满分，母亲定会将“100”打得极粗极大，像颁布一个重大荣誉。每一个满分都来之不易，她都视若珍宝捧在手心。
　　更难上一些的是九九乘法口诀。一一得一、一二得二还好，怎么二二得四、二三就得六了？弟弟被搞得百思不得其解，小脑袋瓜子半天绕不过弯，母亲就不厌其烦地教了又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有时，她也会发起脾气，嗔怒地摔下书本，以示“不教了”，但转念又想到医生的寄语，对视着弟弟透亮如一汪清泉的眼眸，心忽然一软，温温柔柔地摩挲起他的头。提起书脊，重述那奇奇怪怪的“二二得四”……
　　在母亲的努力下，弟弟一点儿也不“笨”，竟与普通孩童一般无二！混在人群中，他绝不是滥竽充数，反倒回答问题头头是道，透出一股子机灵劲儿！上了小学后，成绩虽不突出，但也马马虎虎差强人意，九十二三分左右。母亲说考个九十就知足了，不奢求太高。确实，这比当初那个“零分”不知翻了多少倍，母亲怎会不知足呢？但这一声“知足”里头，饱蘸了多少汗水与血泪啊！简简单单的二字“知足”，含有太多太多的渴盼和期待……

四

　　我和弟弟一样，从小没让母亲省心。按她的语言是：“上辈子欠的，这辈子你俩是来讨债的。”都说夫妻是缘、子女是债，此言细思不假。
　　读小学那会儿，我中午都在学校餐厅吃饭，午饭后的空余时间，几个同学经常无拘无束地在操场或教室疯玩。平时“静如处子”的我，那日居然“动如脱兔”地加入了游戏，比赛项目是抓人，绕教室一圈追逐，碰到肩膀就算赢。一个男生起了恶作剧心思，故意伸出一只脚想绊倒我，谁知我真就不长眼地被绊倒，跑得飞快时突然失去重心，重重地扑在水泥地板上，头呢，正巧“哐当”一下撞在教室后头的墙壁。哎呦，疼！我挣扎着爬起来，已是晕晕乎乎恍如隔世，刚才发生了什么？脑子一片空白，全被脖颈处袭来的痛楚占据了，稍微扭一扭脖子就扎心地疼，仿佛这颗头颅不是自个儿的，怎么这样不合适！含着哭腔打电话给母亲，话筒那头的她心急火燎，隔着十万八千里都能感到她的焦虑忐忑。这不，没过一刻，母亲晃动张望的身影就出现于传达室，看见眼圈红红的我，又是心疼又是骂的。我想哭，但微微一动就疼得打颤，还怎么哭？我光顾着担心被批评，而她的担忧远远不止于此，两束细眉毛似乎挽了死结，眉间即将拧出几滴大大的汗来。
　　到了镇医院，医生诊断是颈椎受挫，并无大碍，给我套上了颈椎套——这玩意儿就跟空心馒头似的，从我的脖子间穿过，正卡在下颌和锁骨间。我戴上它，一颗头就被牢牢固定住了，活动极不方便，转个头就得整个身子跟着转，像极了反应迟缓、呆呆傻傻的外星人。医嘱：戴一个星期。什么？一星期！可不让大家伙笑掉门牙？
　　于是那一周，我一直被当作班主任教育同学的“反面教材”：瞧见了吧，追逐打闹多危险！而这酸酸涩涩的苦果，我是再不敢尝了。
　　一周好不容易捱过去了，病痛却无丝毫缓解，我只要沉下脑袋看书写字，连着脖子的那根神经就像针锥般地刺，刺得我直龇牙咧嘴。隔壁的阿婆手挎一菜篮去市场时撞见我，硬是眼珠子滴溜溜了好幾圈，回来后捂着嘴偷偷告诉母亲：“豆豆好像脖子有点歪，瞅着老不对劲呢！”母亲顿时慌了神，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匆匆忙忙预约温州大医院的脊柱科，第二天就领我去看病。她动作麻利起来，一小时掰成两个小时用，分秒必争。
　　年纪轻轻却颇显老道的医生扳了扳我的脖子，当机立断地讲了一句：“不轻，得住院。”
　　母亲搭在我肩膀的手突然一紧：“要多久康复？孩子还读着书呢！”
　　“少说十天半月吧！先做牵引，把脊椎骨拉正再说。”
　　母亲听不懂什么是牵引，翻来覆去要问个明白。直到医生不耐烦地扬扬手，招呼下一位病人进来，她问询的声音才消歇下去。那欲开还闭的嘴，眼神哀哀忧愁的模样，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住进了医院。所谓“牵引”，就是床头钉一个支架，其下安装颈椎固定器，将头颅锁在里面，不得动弹。若起身，必得“阿姨”（医院专职保姆）拆下牵引器，一手拦住腰，一手护着脖颈，慢慢腾腾地扶起;侧个身，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一翻，而是先扭转身躯，再跟着挪动脖子。自打从娘胎出生，这是第二回被“躺着喂饭”，滋味可真不妙——压根儿就不晓得吃的是啥，全凭嘴里的味儿来揣测。阿姨喂得又快，往往囫囵吞枣，一顿饭吃了个没趣。喝汤简直不像喝，倒像是水猛灌进去，她用一根吸管连着杯子，我却怎么吮怎么寡淡。这日子过得糟心！
　　此时母亲还开着理发店，生意正红火关不得，但又放心不下住院的女儿，就委托奶奶来照顾我;奶奶累了，就换她值班，两人轮流着从小镇往市区赶。来回两小时的远途，母亲视作“散步”。她每回来，手里都拎着一不锈钢保温桶，或盛鸽子汤，或盛炖玉米排骨，说是疗病补身体的。她大约七八点到达，熬汤、乘大巴、坐公交，得起得有多早？那一碗热腾腾氤氲热气的汤里，藏了母亲多少细针密缕的关爱？可惜这一切，当初的我年少无知，甚至冷漠以待。
　　“哎呀！我早上吃过粥了，吃不下！”我嘴巴歪向一边，几乎能挂一酱油瓶。
　　“那就喝口汤吧，乖！”母亲一如既往地温和，几乎把碗凑到唇边。
　　“不喝不喝！要说几遍你才懂，真烦！”我索性闭上眼睛不理，腮帮子气鼓鼓，摆出一副“睡觉最大”的架势。母亲没了办法，只得轻轻放下碗，轻轻叹了口气。这么好的汤，她如何舍得自己喝？嘱托阿姨稍会儿暖一暖趁热喂我。母亲说的话不多，全在汤里。
　　也真是太狂妄了，住院不久的我尚存新鲜感，竟十分羡慕右床的病友阿姨。她过得叫个逍遥自在，没家人管束着，想吃啥便点外卖，有些“闲云野鹤”的味道呢！我也渴望学她一学，因此那天母亲大清早来医院，椅子还未捂热，我就催促她“回去吧”“回家吧”，仿佛是在打发一位不速之客。母亲起初并无察觉，但我三番五次地紧催不舍，像小野狗撕咬着人的裤腿不松开，母亲脸色微微起了一丝变化。 　　“你——是不是不舒服？”她用略显粗糙的手背贴了贴我的额头。常年理发，她的手一年四季皴裂，如红薯干凝结的糖霜，通红中渗着冷白。
　　“你才不舒服呢！”白眼一翻，退却了那双迟疑的手。没错，小时候的我“无恶不作”，最爱和母亲顶嘴抬杠。
　　“那……我真的走了？”她假意试探，其实内心希望我挽留。没想到，等到的却是干脆利落的一声“好”。悬着的心，顿时如玻璃杯从桌角滑落，“啪”得碎了，四分五裂。她拎起包走出病房，直至短蓬蓬的头发梢也消失在视野中，我终于确信自己是自由了！恨不得跳起来“嗷嗷”嚎两下！
　　母亲没走远，半路又折回来，静悄悄地躲在门缝边巴望。一点点推门进来，不发一点声响。这下我却起了大动静，气不打一处来噌噌窜得老高，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就朝母亲一通乱吼：“你走——”
　　受了炮轰一般，她神色灰暗无光，人宛如木刻的雕塑凝固住。她的世界下雪了吗？想最后诉说什么，终究一言不发转身离开，眼角似乎恍然有荧荧泪光。
　　哎，此时“欢天喜地”的我，怎知伤母亲的心有多深！她唯一的愿望就是陪在生病的女儿身旁，尽全力悉心地照料、爱心呵护，这么零星的一点愿望，也要被全数剥夺？俗语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生了病的孩子何尝不是？病在儿身，痛在娘心。痛比这病，也许要烈上几千倍、几万倍哪……
　　第二天、第三天，母亲仍旧照来不误。她完全不怪我，仿佛那段记忆被抹得一干二净。来来回回的路，总有女儿的身影在晃动，滚过来滚过去，眼眶里只盛着一个人，心里只含着那份傻傻单纯的爱。

五

　　半个月后，我顺利出院了。
　　出院以后，并非万事大吉，还得戴上所谓“保持器”——类似于双层夹板，前面固定下颌和胸肋，后面固定头和肩颈，两块橡胶板借魔术贴附在一块儿，把可怜的我像三明治一样裹起来。板的模样又极丑，一色的乳白透着坑坑洼洼的小孔，把我全副武装得宛如木乃伊，我哪里还出得了门！更可怕的是，还要戴上它上学，整整两个月！
　　这回耍不了无赖，自知除了从命，别无他法。母亲四处打听，为我雇了一个保姆。保姆每天跟前跟后，而我走楼梯要人扶着，因为头低不得;背书包背不得，因为压沉了肩;就连上厕所也得一只手搀住，可想而知我有多举步维艰。我怕丢脸，怕路上的人指指点点，母亲就包了两个月的三轮车，日日接送上下学。回到家，她已做好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大快朵颐，疲惫的神色瞬间一扫而光，换上光彩奕奕快快活活的样子，仿佛许久未见女儿似的。
　　往前我常常发小脾气，借着生病的由头，愈发地气焰嚣张，饭说不吃就不吃。母亲好说歹说地劝，我依旧如蚌壳不松口。她若实在没辙了，又气得怒火中燒，也绝不会骂骂咧咧一句或落一个巴掌给我，她很懂得忍让克制，柔顺得像只绵羊——这在以前，可是绝无仅有的事。
　　恢复一共历时半年之久，等到医生点点头笑着说“没事儿，可以回去了”，母亲才真正卸下负荷，露出久违的笑容，笑意甜过了蜜。她有种被释放的快乐，重见天日的感觉一下子盈满内心，胸腔揣着只鸟雀似的扑扑扑地跳。她对医生千恩万谢，又送上家乡的特产聊表心意，满面春风地拉上我回家。一路上，念念叨叨的还是“以后要多注意啊”“脖子是自己的，好好保护”“每天活动活动颈椎”之类的话，我想，她恨不得装一只眼睛在我身上，好随时监视着。读初中高中，母亲都会提前招呼生活老师让我睡下铺，怕摸黑爬栏杆太危险，我就一连睡了十几年的下铺（连同大学、读研），太剧烈的运动，她依旧禁止我做，一万个留神加小心。这场病，似乎病在母亲身上，总是十分后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抑或她才是被咬伤的人？
　　看病，让母亲劳心劳力。她单薄的肩，怎么能承担起这么多？我与弟弟，如同两头的重担，无比地沉甸甸啊！，她却毅然扛起，不言苦不喊累地赶路。星光熠熠，洒在母亲的肩头，夜空也司空见惯了这个踽踽独行的背影。她的心中燃着一团火，希望之火，因此从不歇脚、从不休憩。母亲，一向是辛苦而欣慰的，一生喜忧参半，半是笑靥半是泪痕——万物一理，为儿为女啊！
　　不留神打个喷嚏，耳边立马响起叮咛：“感冒了么？”
　　不乖乖吞药丸，有双眼睛直直盯着：“赶紧的别磨蹭！”直至最后一粒药见底才肯离开。
　　偶尔胃胀闹肚子，必是母鸡带小鸡那样被母亲领到医院，并被惴惴不安地问啊问：“舒服点没？还好吗？”像永不停歇的复读机，真佩服她的好耐性。
　　现在，每当我去医院，看见一群群的父母双手箍着孩子的腰，急匆匆地排队挂号，一边仔细地辨认楼层标记一边“呜呜”地照料孩子，在诊室前徘徊来徘徊去的模样，那种既同情又感动、既敬佩又心疼的复杂感情就油然而生——这不就是天底下的最普通的母亲吗？这不就是我的母亲吗！
　　于是，我总在心里默默祈祷，祝福每个孩子都平安健康，远离病痛之灾，这样方能拔去母亲的烦恼丝，让她多一些快乐幸福。因为，母亲的最大心愿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是盼望孩子健健康康、活活泼泼地成长啊！
　　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