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在以往的手工时代，它没能真正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缺乏广泛发展的社会基础；在今天，玻璃制品虽然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多是将其理解为建筑材料的一部分和工艺制品，与主流艺术无关。关于玻璃，中国古代曾使用过多个不同的称谓，常见的有“玻璃”、“琉璃”、“料器”，这些不同的称谓有不同的含义，并与不同的时间段相联系，可以说一物数名、一名数指。[1]这种同物异名、异物同名的情况容易引起概念的混乱。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认为琉璃是贵重的艺术品，跟玻璃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琉璃就是玻璃。中国的玻璃艺术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明代以后也称建筑中的铅釉砖瓦为琉璃。玻璃乃外来词汇，于唐代开始使用。中国玻璃的成分有别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绝非西方传入，而且在形式语言上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征。玻璃璧和玻璃剑饰是中国早期玻璃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造型，在形式语言和制造工艺上有相同之处，二者都凸显了中国早期玻璃艺术的创作语言和文化内涵，在制造过程中也都采用了模压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从技术角度来说，玻璃艺术在造型和功能方面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内对于玻璃的研究多集中于现代建筑装饰、工艺制品等方面，本文拟以玻璃璧和玻璃剑饰为例来探讨中国早期玻璃艺术的形式语言及制作工艺。
　　璧是一种圆形平板器物，用玉制成。《说文·玉部》中载：“璧，瑞玉，圆器也。”璧的形状通常呈扁圆形（见图1），中心有一圆孔，但也有出廓璧，即在圆形轮廓外雕有龙形或其他形状的钮。璧的用途很广，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祭器和礼器，《周礼·大宗伯》有“以苍璧礼天”之说，表明璧是一种礼仪上的器物；二是国事中的礼仪馈赠用品；三是佩系，用作不同身份的标志；四是砝码用的衡；五是辟邪和防尸腐，常作为古代帝王的随葬品，例如已发掘的汉代大墓中都有众多的璧出土， 常放在死者胸部和背部，有的放在棺椁之间，甚至还嵌在棺的表面作装饰用。湖南出土的战国墓中的玻璃璧就是作为装饰品随葬的。[2]
　　玻璃璧制品始用于战国早期，盛行于战国中期，衰落于汉代。用玻璃制造的璧在古代称为“璧琉璃”，如汉武梁祠画像石上的璧榜题“璧琉璃”，《汉书》中也有“璧琉璃”的记载。玻璃壁和玉璧的作用是相同的，但因为玻璃制造工艺复杂，玻璃璧的数量较少，往往比普通的玉璧贵重。[3]目前出土的玻璃璧大部分在湖南，即战国时的楚地，据此可以推定楚国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玻璃璧产地。楚国因为缺少玉，所以常用玻璃代替以缓解玉料之不足。[4]而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长沙出连、钖”。这里的“连”就是铅，古代长沙盛产铅，湘潭、衡阳、新化等地又产重晶石，且今已查明湖南的二氧化硅储量极为丰富，这些都为制造高铅钡玻璃提供了优越条件。
　　我国从商代开始有制剑的记载，春秋战国时的吴、越等地，因为河流较多，战争以水战为主，故将剑作为主要武器。剑在古人的生活中主要用于杀敌和防身，但在和平年代佩剑则主要是为了显示身份，所以特别重视剑的装饰。在古人看来，黄金、白银、珠宝并非最珍贵的物品，只有玉才是最有价值的，用玉装饰的剑叫玉具剑，最为贵重。因为玉比较稀有，所以常用玻璃来代替，用仿玉玻璃装饰的剑叫玻璃具剑。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于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县的楚墓出土，在剑格两面的凹槽中分别镶嵌着绿松石和玻璃。据分析，越王剑出现在楚国墓葬中，应该是作为楚国人的战利品随葬的。这把勾践“自作用剑”的青铜剑，理论上讲应主要是用于防身和战斗，而黏结了装饰物的青铜剑一般是不会用于实战的——一方面玻璃遇到较大的震动容易破碎，另一方面由于使用的黏结剂牢固性差，震动后玻璃也容易脱落。所以，剑格上的玻璃应该是楚国人后来添加上去的。[5](P87）
　　越王勾践剑的玻璃装饰手法并非玻璃剑饰的主流，它仅仅是把玻璃当做附加的装饰元素，而不是用玻璃来制作剑的主要构件。一般来说，根据玻璃装饰的位置和目的之不同，玻璃具剑的装饰部位应包括玻璃剑首、玻璃剑格（见图2）、玻璃剑珥和玻璃剑珌。剑首安装在剑手柄的顶端，手柄的顶端呈圆形。考古发现的玻璃剑首均为圆饼形。剑格是手柄与锋刃之间的隔离装置，又称护手，主要是为了防止剑锋伤到手。剑格有一字形和蝙蝠形两种形制， 玻璃剑格全部采用蝙蝠形。玻璃剑格的出土和传世并不多见，关善明先生认为其原因可能是剑身因长期侵蚀风化而膨胀，剑格受压爆破而不存。剑珥从侧面看很像耳朵，安装在剑鞘靠近鞘口的地方，剑珥也称剑鼻，古人佩剑需要用带子系在腰上，剑珥就是剑鞘上的扣带，《楚辞·东皇太一》有“扶长剑兮玉珥”的记载。佩剑者抚摸腰间长剑时，是摸到腰间穿系长剑的玉珥，有了剑珥，剑的重心在下面，系在腰上时下重上轻，剑才不会从鞘中脱出。剑珌是剑鞘末端的装饰。[6]
　　玻璃剑饰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400多年后，至东汉时期就消失了。玻璃剑饰的设计完全仿玉剑饰，因而形制和纹饰也与玉剑饰基本相同。
　　 在中国古籍中， 关于玻璃制造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王充的《论衡》。《论衡》卷二《率性篇》中在论证“人定胜天”的思想时，举了四个例子，其中有两个似乎与仿玉玻璃有关：其一，“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其二，“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7]用五石消炼成的“五色之玉”应该就是不同色彩的玻璃，透明度不高，很像玉。而“以药作珠”的“随侯”，据考古工作者分析，“曾”就是“随”，“随侯”也就是“曾侯”。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100多颗玻璃珠，出土时玻璃珠与玉石、玛瑙等质地的珠、管放在一起，显然是作为玉石的代用品，这与“随侯以药作珠”的记载十分吻合。[8]虽然目前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曾侯乙就是那位“以药作珠”的“随侯”，但二者绝不会毫无关系。[4]
　　中国人对玉有着特殊的感情，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这一注解从物质和艺术两方面科学地阐述了“玉”的概念。玉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记录了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变迁。从旧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玉器的佩带代表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因为玉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人们除了竭力寻找天然玉外，还设法进行人工制作，而中国特有的高铅钡玻璃具有一定的混浊度，外观像玉又比玉光洁，原料来源丰富，与玛瑙、水晶、孔雀石等天然石料相比，加工方便，因此成为很好的仿玉材料，古人往往将玻璃制品与玉石类器物同样看待。[8]
　　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用玻璃制品摹仿玉制品；西汉晚期制造的玻璃衣片采用铅钡体系的玻璃，衣片的外层粘上一层灰白色的矿物质粉末，使衣片的外观更接近玉石材料。用玻璃仿制玉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清代， 不论是缺玉的宋、明时期，还是玉材料相对丰富的清代，仿玉都是玻璃制造的主要目的。玻璃璧和玻璃剑饰都是作为玉的替代品出现的，其造型、质地也无不显示出对玉的模仿痕迹。人们并没有把玻璃当做独立的工艺门类来看待，认为玻璃只是一种仿玉的材料，因此也就谈不上有发展这种工艺的想法。这种出于装饰目的而仿其他材料效果的理念限制了玻璃的使用，阻碍了玻璃艺术的发展。因此，尽管明代的玻璃技术已经成熟，《天工开物》也记录了玻璃制作的全过程，但玻璃艺术并没有因此而加快发展的步伐，由此可见仿玉装饰的狭隘观念是造成我国玻璃艺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中国早期的玻璃璧和玻璃剑饰在制造过程中都采用了模压工艺，从技术水平来看已经具备了生产平板玻璃的条件。我国早期平板玻璃的生产是从铸造工艺开始的，采用类似生产青铜器的方法，用泥范浇铸而成[5](P108），劳动强度大，产量低，价格高。这种状况随着楚国玻璃业的兴盛发生了改变，楚国的玻璃业在中国玻璃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制造了我国最早的铅钡玻璃，还运用模压工艺生产出了平板玻璃。到了西汉中期，我国的玻璃生产开始从铅钡玻璃逐步转向铅玻璃，透明度大大提高，借助模压工艺制造出了建筑用的玻璃窗。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中记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5](P100）关于玻璃窗的记载在东汉班固的《后汉书·武帝本纪》中也有提及：“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明洞彻。”到了唐代，宫廷建筑中仍然有安装玻璃窗的，但在之后的五代、宋、元、明的文献古籍中难见“琉璃窗扉”的记载，清代玻璃窗又开始出现，除了皇室宫廷，一般的富贵人家也有使用的。
　　玻璃窗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玻璃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从狭隘的仿玉材料转向了开发玻璃本身的实用价值。如果这一转变继续下去，平板玻璃生产一定会有较大程度的发展，进而带动我国玻璃艺术的发展，甚至部分地改写我国玻璃工艺研究的历史。然而，事实是我国古代的玻璃生产并没有很好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玻璃生产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用玻璃生产仿玉制品的观念根深蒂固。其二，与陶瓷相比，玻璃器型在尺度上有很大局限，给生产和使用带来不便。以玻璃窗为例，由于平板玻璃的面积较小，用在门窗上需要许多窗棂来固定，费工费料，影响采光，因此玻璃的实用性大大降低。其三，中国玻璃具有“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的特点，这使得该材质无法与陶瓷的广泛实用性相比，因而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可能。
　　玻璃璧和玻璃剑饰代表了我国古代玻璃工艺的制造水平，其发展的轨迹也反映了我国早期玻璃艺术的审美倾向。在中国早期玻璃艺术的发展进程中，技术因素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材料的定位、制作的目的、审美的传统等因素决定了其在艺术领域的非主流地位。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强调技术的时代，反观中国早期玻璃艺术的历史进程，也许会给现代设计研究带来更多技术之外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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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至喜.湖南出土战国玻璃璧和剑饰的研究[C]//中国古玻璃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53.
　　[3] 傅举有.随珠明月楚璧夜光——中国古代的玻璃（二）[J].收藏界，2002（9）：24.
　　[4] 杨伯达.西周至南北自制玻璃概述[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5）：34.
　　[5] 干福熹，安家瑶，后德俊，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6] 傅举有.战国汉代的玻璃剑饰（上）[J].收藏家，2010（5）：29.
　　[7] 干福熹，黄振发，肖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J].硅酸盐学报，1978（Z1）：101.
　　[8] 后德俊.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C]//中国古玻璃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