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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清朝的政坛上，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
我们看到，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即使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这是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理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历史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
尽管谘议局和资政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清朝的政坛上，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士绅集团在现代政党政治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模式和走向。
如果说，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绅参与的传统的话，那么，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传统。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极端的王权。正因为如此，清廷对于资政院，在设计上，就力图使之无害化。钦选议员占多数，为的就是要资政院不给皇帝的中央决策制造麻烦。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
二、绅士的出身和做派，决定了他们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
事实上，即便是钦选议员，选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绅出身，属于社会中有身份的精英。他们的出身和做派，决定了他们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更不可能毫无原则地按明明没有道理的官方意图说话。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绅士，绅士有绅士的风度，即使是强权，也不可能轻易让他们逾出自己的本分。更何况，当时的皇权，远远没有那么强势。
毫无疑义，凡是民选议员执意要争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们比较有理的。绅士讨论问题，明显有理的事情，说起来就理直气壮，反之，就话拙气短。
谘议局和资政院的声音，往往会经过报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载沣这样的少年亲贵当家之后，虽然办事远不及西太后老练，但媒体的开放程度，却大了很多。不仅上海租界内外的报纸嚣张无比，连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说话的报纸，革命党人居然能钻进北京，在朝廷鼻子底下办报，对朝政说三道四。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议员们，都那么硬气的原因之一。
三、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
朝廷在议会吵吵闹闹，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慢立宪的步伐。作为立宪准备的步骤，1911年5月，朝廷推出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矿权。
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
这种时候，平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就起作用了。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一腔热血换来这么个结果，失望之极。以至于湖北谘议局长汤化龙，在辛亥武昌起义一爆发，马上就跟造反者掺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愤怒叫骂，嚷成一片。先是众声一起讨伐邮传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不敢到院接受质询，派了代表，结果代表被骂得无地自容。接下来，皇族内阁被否决，新的责任内阁被选出（居然还有人投了黄兴一票）。
资政院通过了关于立宪的19条信条，交由皇帝认可颁布。按照这个信条，当初预备立宪时的二元君主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君主立宪体制。除了保留一个皇帝之外，这个国家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代议制国家。实际上比立宪派立宪请愿的目标，还要进了一大步。
资政院的决议，只有要求处死主张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没有被执行，因为列强不许，还派兵把他护送到了青岛。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不久，大批议员就开溜了，回到家乡革命去也。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的满人亲贵，什么都丢了，丢得干干净净。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结束了。
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过渡，上下无苦。可是，立宪在君主，毁了立宪也在君主。毁了立宪，君主也就没了。■
我们看到，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即使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这是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理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历史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
尽管谘议局和资政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清朝的政坛上，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士绅集团在现代政党政治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模式和走向。
如果说，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绅参与的传统的话，那么，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传统。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极端的王权。正因为如此，清廷对于资政院，在设计上，就力图使之无害化。钦选议员占多数，为的就是要资政院不给皇帝的中央决策制造麻烦。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
二、绅士的出身和做派，决定了他们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
事实上，即便是钦选议员，选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绅出身，属于社会中有身份的精英。他们的出身和做派，决定了他们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更不可能毫无原则地按明明没有道理的官方意图说话。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绅士，绅士有绅士的风度，即使是强权，也不可能轻易让他们逾出自己的本分。更何况，当时的皇权，远远没有那么强势。
毫无疑义，凡是民选议员执意要争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们比较有理的。绅士讨论问题，明显有理的事情，说起来就理直气壮，反之，就话拙气短。
谘议局和资政院的声音，往往会经过报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载沣这样的少年亲贵当家之后，虽然办事远不及西太后老练，但媒体的开放程度，却大了很多。不仅上海租界内外的报纸嚣张无比，连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说话的报纸，革命党人居然能钻进北京，在朝廷鼻子底下办报，对朝政说三道四。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议员们，都那么硬气的原因之一。
三、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
朝廷在议会吵吵闹闹，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慢立宪的步伐。作为立宪准备的步骤，1911年5月，朝廷推出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矿权。
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
这种时候，平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就起作用了。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一腔热血换来这么个结果，失望之极。以至于湖北谘议局长汤化龙，在辛亥武昌起义一爆发，马上就跟造反者掺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愤怒叫骂，嚷成一片。先是众声一起讨伐邮传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不敢到院接受质询，派了代表，结果代表被骂得无地自容。接下来，皇族内阁被否决，新的责任内阁被选出（居然还有人投了黄兴一票）。
资政院通过了关于立宪的19条信条，交由皇帝认可颁布。按照这个信条，当初预备立宪时的二元君主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君主立宪体制。除了保留一个皇帝之外，这个国家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代议制国家。实际上比立宪派立宪请愿的目标，还要进了一大步。
资政院的决议，只有要求处死主张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没有被执行，因为列强不许，还派兵把他护送到了青岛。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不久，大批议员就开溜了，回到家乡革命去也。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的满人亲贵，什么都丢了，丢得干干净净。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结束了。
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过渡，上下无苦。可是，立宪在君主，毁了立宪也在君主。毁了立宪，君主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