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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写史约可分“述”与“作”两种。钱穆治史，自始至终重视作史，其思想基本可阐释为“翻新改写，再作新国史”。本文试就此思想的具体内涵及其形成的渊源进行一番讨论。
关键词：钱穆；史学史；作史思想
《国史大纲》是钱穆将作史思想付诸实践的代表，其《引论》对“撰写新国史”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有系统的论述。1《中国史学名著》则在某一方面可视为钱穆为学生讲授的“史学写作”课。2从对史学名著书目的选定到对各部名著的深入讲解批评，时时可窥见钱穆对写史的独到见解。本文的讨论即以此两部书为基础。此外，钱穆的《八十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以及钱穆学生的回忆文章，如严耕望的《钱宾四先生与我》和余英时的《现代学人与学术》都值得参考。
“历史可否改写？”今将讨论“改写历史”，首必感有此惑。钱穆的观点明白而肯定：“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3然而，历史已为旧迹，无可反复，亦无可改变，则谈何改写，又更谈何有随时改写的必要呢？姑且从其必要性出发，待此问题明晰，则“改写翻新”之含义自会彰显。
《国史大纲·引论》言：“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既无当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4其中，“历史知识”一词尤要细究。钱穆认为历史材料是死的，只随时间而积累。然而历史知识是活的，并不断随时代一同更新，其意义在于“鉴古而知今”，又在于“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作用”。5故一时代有一时代所需的历史知识，欲求新一时代的历史知识，一方面，必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另一方面，必用与旧史不同的新史来呈现。
然而，以上阐释仍显隐讳费解，且以《国史大纲》这部“新国史”的撰写为例试解释之。《国史大纲》写作于抗战期间。钱穆自谓当世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剧烈变动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乘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6国人对以往的历史抱有一种革命的蔑视性，率言革命，然而常常是不识病象，乱施刀药，“蛮干强为，鲁莽减裂，于现实有破坏无改进”。7故钱穆欲以新国史来呈现一种新的历史知识——使国民对中国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和“真实之了解”，从而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和“真实之改进”。8有识之士于中国自古至今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种种方面的演进中能鉴古而知今，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的现中国的种种问题中能得到革新现实所必备的参考，此即其意义所在。
虽然，“改写”一词仍存疑惑。即如前述，历史已为陈迹，无可改变，钱穆亦谓：“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9那么“改写”应从何谈起？概括言之，着眼点有体裁与内容两处。粗略统计中国旧史，即有编年、纪传、断代、通史、政书、纪事本末、家谱、学案多种。每种体裁“均乘一时代之新需要而创造”，10对历史各有不同的关注视角。今日的写史者既可从过去已有中选择合适者，又可以根据时代的新需要进行创造。其次，内容的改写又有增减取舍与书写笔法两种。11钱穆谓：“事有轻重大小，写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记下，便只有选择”。12对同一件事，不同见识的人选择的材料不同，写出来的面貌亦不同。书写笔法上，钱穆推崇孔子修鲁史作《春秋》的笔法，指明孔子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非其事”，应当“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13
钱穆谓：“写史须有见识有选择、有组织”。14写一段历史即如盖一座房子。体裁如其大的间架，必须首先设计完善。一项项史实如门窗砖瓦，安置得是否合理恰当有赖于设计者的眼光见识。
除却以上两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外，针对时代的需要和当时史学界的弊病，钱穆对作国史有两点独到的见解：一为重传统，注重“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寻求其独特的精神所在”。二为重贯通，为避免揄扬的私心或门户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15
通过以上论述，钱穆作史思想的含义基本明晰。然而一个相对客观恰当的评价仍赖于进一步探寻其产生的渊源。在《师友杂忆》中钱穆记述了自己十岁时受圭伯师论中国历史走入歧途，故分合治乱相继，今日应学习西方乃能长治久安数语的启发，开始思索“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钱穆自言“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16钱穆四十五岁写成《国史大纲》，其《引论》以“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固当首屈一指”开篇。17一路论述而下，皆为评价中国民族文化而发。文末言：“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古今矣”。18自信地肯定了中国先民所负文化使命的价值。其用意不在于揄扬之私，而是如医生检查病人般在中国历史中为中华文化寻其生力，明其病态，并将此生力与病态俱以对历史的翻新改写的方式呈现出来。
可以说，这种作史精神本于中国的传统史学。《国史大纲·引论》言：“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鉴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欤？”又言我民族国家的复兴前途托命于国史的振兴，“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钱穆自谓《国史大纲》不足此任，然而“终亦必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赴”，愿以此书作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19于此，钱穆师法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古人作史之意可知。
平心而论，钱穆的作史思想中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情感，然而其“翻新改写，再作新国史”的呼声中，绝无蔑弃历史之意。相反，其本质精神在于对历史的尊重，对中国以往历史怀有的温情与敬意。在国家动荡不安的环境中，钱穆以士大夫的自觉精神，担负起了延续国史的重任。
对钱穆的史学思想前人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谨就笔者阅读的原始材料对钱穆的作史思想进行了一番梳理，惟愿此成果能对今日的历史学习工作者有一些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2]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4年。钱穆在谈到历史的书写时言：“此刻我们来讲‘史学名著’主要就是要诸位懂得如何来写历史的这一番大学问”，指明了本书的主要目的。
[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
[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
作者简介：
陈一兰，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历史学基地班。
关键词：钱穆；史学史；作史思想
《国史大纲》是钱穆将作史思想付诸实践的代表，其《引论》对“撰写新国史”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有系统的论述。1《中国史学名著》则在某一方面可视为钱穆为学生讲授的“史学写作”课。2从对史学名著书目的选定到对各部名著的深入讲解批评，时时可窥见钱穆对写史的独到见解。本文的讨论即以此两部书为基础。此外，钱穆的《八十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以及钱穆学生的回忆文章，如严耕望的《钱宾四先生与我》和余英时的《现代学人与学术》都值得参考。
“历史可否改写？”今将讨论“改写历史”，首必感有此惑。钱穆的观点明白而肯定：“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3然而，历史已为旧迹，无可反复，亦无可改变，则谈何改写，又更谈何有随时改写的必要呢？姑且从其必要性出发，待此问题明晰，则“改写翻新”之含义自会彰显。
《国史大纲·引论》言：“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既无当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4其中，“历史知识”一词尤要细究。钱穆认为历史材料是死的，只随时间而积累。然而历史知识是活的，并不断随时代一同更新，其意义在于“鉴古而知今”，又在于“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作用”。5故一时代有一时代所需的历史知识，欲求新一时代的历史知识，一方面，必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另一方面，必用与旧史不同的新史来呈现。
然而，以上阐释仍显隐讳费解，且以《国史大纲》这部“新国史”的撰写为例试解释之。《国史大纲》写作于抗战期间。钱穆自谓当世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剧烈变动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乘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6国人对以往的历史抱有一种革命的蔑视性，率言革命，然而常常是不识病象，乱施刀药，“蛮干强为，鲁莽减裂，于现实有破坏无改进”。7故钱穆欲以新国史来呈现一种新的历史知识——使国民对中国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和“真实之了解”，从而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和“真实之改进”。8有识之士于中国自古至今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种种方面的演进中能鉴古而知今，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的现中国的种种问题中能得到革新现实所必备的参考，此即其意义所在。
虽然，“改写”一词仍存疑惑。即如前述，历史已为陈迹，无可改变，钱穆亦谓：“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9那么“改写”应从何谈起？概括言之，着眼点有体裁与内容两处。粗略统计中国旧史，即有编年、纪传、断代、通史、政书、纪事本末、家谱、学案多种。每种体裁“均乘一时代之新需要而创造”，10对历史各有不同的关注视角。今日的写史者既可从过去已有中选择合适者，又可以根据时代的新需要进行创造。其次，内容的改写又有增减取舍与书写笔法两种。11钱穆谓：“事有轻重大小，写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记下，便只有选择”。12对同一件事，不同见识的人选择的材料不同，写出来的面貌亦不同。书写笔法上，钱穆推崇孔子修鲁史作《春秋》的笔法，指明孔子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非其事”，应当“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13
钱穆谓：“写史须有见识有选择、有组织”。14写一段历史即如盖一座房子。体裁如其大的间架，必须首先设计完善。一项项史实如门窗砖瓦，安置得是否合理恰当有赖于设计者的眼光见识。
除却以上两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外，针对时代的需要和当时史学界的弊病，钱穆对作国史有两点独到的见解：一为重传统，注重“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寻求其独特的精神所在”。二为重贯通，为避免揄扬的私心或门户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15
通过以上论述，钱穆作史思想的含义基本明晰。然而一个相对客观恰当的评价仍赖于进一步探寻其产生的渊源。在《师友杂忆》中钱穆记述了自己十岁时受圭伯师论中国历史走入歧途，故分合治乱相继，今日应学习西方乃能长治久安数语的启发，开始思索“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钱穆自言“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16钱穆四十五岁写成《国史大纲》，其《引论》以“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固当首屈一指”开篇。17一路论述而下，皆为评价中国民族文化而发。文末言：“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古今矣”。18自信地肯定了中国先民所负文化使命的价值。其用意不在于揄扬之私，而是如医生检查病人般在中国历史中为中华文化寻其生力，明其病态，并将此生力与病态俱以对历史的翻新改写的方式呈现出来。
可以说，这种作史精神本于中国的传统史学。《国史大纲·引论》言：“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鉴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欤？”又言我民族国家的复兴前途托命于国史的振兴，“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钱穆自谓《国史大纲》不足此任，然而“终亦必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赴”，愿以此书作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19于此，钱穆师法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古人作史之意可知。
平心而论，钱穆的作史思想中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情感，然而其“翻新改写，再作新国史”的呼声中，绝无蔑弃历史之意。相反，其本质精神在于对历史的尊重，对中国以往历史怀有的温情与敬意。在国家动荡不安的环境中，钱穆以士大夫的自觉精神，担负起了延续国史的重任。
对钱穆的史学思想前人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谨就笔者阅读的原始材料对钱穆的作史思想进行了一番梳理，惟愿此成果能对今日的历史学习工作者有一些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2]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4年。钱穆在谈到历史的书写时言：“此刻我们来讲‘史学名著’主要就是要诸位懂得如何来写历史的这一番大学问”，指明了本书的主要目的。
[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
[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
作者简介：
陈一兰，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历史学基地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