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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在西边,大姑妈家在东面,都在鄞江的南岸,是紧邻的两个村,相距不到两里路。
大姑家所在的村叫潘家 [耷]。 [耷]是个生僻字,音耷,是宁波的独特用词,在本地文献记载中,多指高低不平的地方。其实潘家 [耷]土地挺平整的,和我们罗家漕村差不多。可能是这个村子比较分散,有四五个自然村。只是地势比我们村还要低,记得有次发洪水,他们村大部分都淹没了,而我村才淹了小部分。开始,潘家 [耷]去镇上不方便,要走到罗家漕来摆渡,后来潘家 [耷]出了个大人物,造了座桥,把去镇上的道路取直了,就轮到我们村的人走潘家 [耷]的路了。
东头山是潘家 [耷]一个孤立的自然村,是附近平原上的制高点。站在东头山,看这两个村子,像是一把大姑父喜欢的乐器——二胡,前潘、傅家、后江沿、上屋等自然村是琴头和内外弦轴,琴筒则是罗家漕。而两村北面的鄞江水,就是琴弓,要拉动琴弓,才能出声。
大姑父有把二胡,他高興的时候就拉。有次他又在拉,说是什么《小河淌水》的曲子,我在旁边听着,他问我:“阿斌,你听出小河里流水的声音了吗?就像我们旁边的鄞江水。”那时我小,哪懂啥音乐,觉得倒是不难听,我反问他:“大姑丈,你能拉出河里小鱼的声音吗?”他一愣,停了弓弦,哈哈大笑起来。
大姑父当过兵,1971年到1975年,在安徽蚌埠的陆军6424部队,是侦察兵,据说枪法了得。他和我大姑找对象是他大姐介绍的,大姐嫁到了罗家漕村,和我爷爷奶奶住得很近,和大姑很熟悉。1974年他回家探亲时两人见了面,1975年退伍,1976年结婚。婚礼是在潘家 [耷]村大礼堂举办的,是集体婚礼,共有八对新人一起结婚,是当时政府提倡的新风尚。刚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怀孕是要管控的,乡政府下发了避孕药,大姑吃了几次就停了。于是同年的农历十月廿五,我表弟出生了。
大姑父个儿不算高,好像比父亲矮一点,但他在我心目中一直很高大。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完全和电影里的英雄一个样。嗓门大,笑声也爽朗。他魁梧,身板很厚实,力气大,吃饭也多。尤其喜欢吃肉,油水越多的菜,他越是喜欢,比如过年时的蹄髈肉、大块肉等。
那时候,大姑父喜欢抱我,一来我家,“阿斌阿斌”地叫着,把我高高地举起来,还向空中抛去,等我往下落时,他再接住。第一次我害怕得大哭,习惯了就觉得很刺激,喜欢上了这种游戏,咯咯地笑。这是大姑父和我之间的特有游戏,因为他力大。等表弟出生,一岁以后,他就和自己的儿子玩着游戏了,我也大了几岁,长高了,但还是有点失落。
大姑父自然很疼这个宝贝儿子,凡事都依着他。表弟很小就会察言观色,想要什么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如果不同意,他立马做无赖。往地上一躺,不管地上是有泥还是有水,身子滚来滚去,像条虫子,嘴里还大声嚎啕。大姑父高举着厚实的手掌,却从不落下来,他拿这个儿子没办法。还是大姑妈狠,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就往屁股上扇了。所以,表弟每次做无赖,也是看人的,在大姑父面前多一点。
有一年冬天,我把尿撒在了大姑父的酒杯里。那时我家住的是老房子,楼上的木地板有年头了,很多地方都漏了很大的缝。记得五、6岁那年,过年时亲戚在我家吃饭,大我五岁的表哥拉我到楼上,怂恿我在楼板上撒泡尿,说是会给我糖吃。我照办了,尿液顺着楼板缝,不偏不倚地滴进了大姑父的老酒杯,这可是带着体温的童子尿哦。当时饭桌上烟雾缭绕,火锅在烧、香烟在燃,大姑父侧身正和旁人说话,另一个人刚好向他敬酒,他也没发现异常,就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感觉味道好像有些不对,抬头看到头顶的楼板上还在滴水,最后才发现是我在楼上捣鬼。亲戚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也不好生气,也跟着哈哈。我妈过来倒掉了这杯童尿酒,换了个杯子,擦干桌子后,他继续坐着喝。我妈很生气,事后狠狠揍了我一顿。这件丑事一直被大人们说了很多年。
大姑父退伍后,在村里当了八年的民兵连长,兼治保副主任。1983年他从村里调到宁峰乡水利委,当时在鄞县宁峰乡和奉化县江口乡,联合成立了江口黄沙站,负责巡逻两县交界处县江的江堤,防止有人偷挖江边和江堤上的黄沙,危害江堤安全。他执法太严,抓了很多偷黄沙的人,经常被人辱骂,如果不去管,就要被上级领导责怪。这处境,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活很不好干,几年后他索性辞职了。
大姑父有一把打鸟的土枪,长长的枪身是木头做的,红褐色,我不知道是啥木料,被摸得油光锃亮,上面是黑色的枪管,闪着冷幽幽的金属光泽。这把枪挂在他家二楼的墙壁上,旁边张贴着军属光荣的宣传画,有时是整本的挂历,是县里的民政局赠送的,这是我家所没有的,我很羡慕。我每次去他家,总是喜欢去摸一下枪管。枪冷冰冰的,我却有一种炙热的感觉。
土枪是装砂弹的,填上火药,是打鸟的好工具。他说是从奉化溪口那里买来的,花了130元。他在部队里打过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枪,对枪支有天然的爱好。他平日里打斑鸠居多,人称“天上斑鸠,地下泥鳅”,是好味道,麻雀也打,就是肉少了点。还有一种鸟喜欢藏在席草田里,有点笨,喜欢群居,他有时一下子可以打死三四只。这鸟比斑鸠要大,腹部的肉多,也很好吃。
我看过大姑父打麻雀,晒谷场上晒满了刚打上来的稻谷,乌压压的一大群麻雀正在啄食,大姑父靠着旁边草垛的掩护,蹑手蹑脚地靠近,扣动扳机,“彭”的一声巨响,看到一团火光从枪口迸出,一些鸟翻落在地,另一些尖叫着逃走了。我窜出去,一只一只地捡起来,地上居然有十多只麻雀。大姑父让我拿回到奶奶家,爷爷拔毛后,让奶奶加点雪菜炒着吃,香极了。只是吃的时候要当心,很有可能一口就咬到了肉里的砂弹。
那时普遍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小学时用弹弓打鸟,初中时用气枪打,非常普遍。我小时候吃过很多的鸟,现在想来真是罪过。这些鸟,都是大姑父打来的,记得还有野鸭、山雀,水鸡、田鸡、山鸡……很多我都不知道名字,我问过大姑父,有的鸟他能叫上名字来,有的他也不知道。印象深刻的是有年初冬他居然打下了一只大雁,那时在1977年过年前,表弟刚出生不久。那天天气很冷,已下了好几天的雪,他和另外一个人在白梁桥附近,江塘边的竹林,看到三只大雁飞到河滩上找食吃。两人悄悄地潜过去,打下了两只大雁,都是灰色的,另有一只很顽强,扑腾着飞跑了,没让他们抓住。一人一只,各自回家,拔毛后煮熟,白切,过年时给每家送去。他说大雁的味道并不是很好,肉燥乎乎的,太柴了。当时我也吃了,但忘记是啥味道了。 那时除了过年时能把猪肉吃个够,平日里很少能吃到肉。鸡肉也是逢年过节才斩杀的,一般都是自家养的,让母鸡生蛋,公鸡养到过年才杀。大姑父打来的这些鸟,极大地丰富了家里的菜肴。
大姑父会开手扶拖拉机。我那时已经上学了,认识车头上的“东方红”三个大字,也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不会是不可能的,每天早晨广播里唱的就是這首歌。当时的拖拉机很珍贵,有专门的机库,每天都要停进里面,避免被雨淋到。1988年,他辞职,想干个体户。拖拉机的机头是在江口黄沙站买来的旧货,很便宜,半送半卖性质,花了几百元,又花了五百元在横涨村买了个拖拉机的后桥,用来耙地。耙地有季节性,收入不高,过了一年,他去考了拖拉机的驾驶证,又花1500元买了车斗,开始搞运输。当时买一辆全新的拖拉机,要4000元。于是他平日里拉砖头、塘渣、碎石、沙子等建材,生活还平稳。
农忙时候大姑父换下装货的车斗,换上耙地的铁家伙,在灌满水的田地里来回驰骋,威风凛凛,仿佛是跨在大马上的将军。忙完农耕后,再换上车斗,拉货跑运输了。1985年,分田到户时,大姑父继续跑运输和耙地的生意,收入不错。我表弟小我三岁,他上初中时,在大姑父的指点下,也学会了耙地。我第一次看到表弟坐在驾驶位上,双脚踩在支地轮上,灵活地操纵拖拉机在水田里耕耘时,惊得眼珠子都要出来了:太帅了!帅呆了!
我是一点不敢碰拖拉机的。我父亲就是因为发动拖拉机,用手摇柄发动柴油机时,不小心把牙齿磕到了柴油机上,两颗门牙被磕掉了。后来没办法,镶了两颗银牙,给他还算英俊的形象抹了黑。父母不让我靠近拖拉机,而表弟居然可以和大姑父替换着开了,真牛!
大姑父种过甘蔗和荸荠,这是我家所没有的。那时候没有粗粗的、人称广东甘蔗的紫皮甘蔗,本地的甘蔗青皮,皮很厚很硬,要用牙齿使劲地咬开,我们舍不得丢掉皮,还是折断后,放在嘴里嚼。嚼的时候要小心,不注意就会划破嘴角。嚼完甘蔗皮后,才啃里面的甘蔗肉。大姑父在小河边的自留地里种了两分地的甘蔗,深秋后收割,卖掉一些,把其他的埋在种甘蔗的地里,上面覆盖上厚厚的泥土。我好奇地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埋在地里,甘蔗就不会散失水分,也不会坏掉。等过年前,他拿着锄头,领着我们一帮小孩,去地里挖甘蔗。在旁边的河埠头洗干净,用刀修整下表面,斩成几段,就可以吃了。而且每次都能让我们吃个够,这是大姑父家很多年的保留节目。
荸荠也种在甘蔗田旁边的水田里。也多是在过年时吃,宁波人称之为“菩齐”,有“普济”的吉利之意,吃着喜庆,说着好听。挖荸荠很辛苦,在寒冬的季节,种荸荠的田里已经没有水了,但还是很泥泞,要穿长筒胶鞋才能干活。且要用杠锨挖,是个力气活。荸荠叶子有点像葱兰,细细的、翠绿色,很可爱。从泥中挖出荸荠后,洗净,表皮红紫乌亮,像有些老家具的颜色,颜色越深越好,最好紫到发黑。大如银元,小如铜板,甚是可人。好的荸荠,肉白、皮薄,口感爽脆、甘甜。
表弟有次感冒发烧,大姑父把荸荠和甘蔗切成块放在水里煮,满屋子里都是香甜味,馋得我要命,我让表弟偷偷给我尝一下,味道真的很甜。据说荸荠寒性,有清热解毒等功效,可以治疗发烧。荸荠还有开胃消食的作用,过年时如果吃多了,不妨来一碗荸荠百梨汤。把荸荠去皮洗净捣烂,放入百合,雪梨去皮核后切碎,加水,大火烧开后加冰糖,再转小火煮10分钟,分一两次食渣喝汤就行了。平日里,荸荠当然是生吃,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削皮,搬一把竹椅,坐在弄堂口,晒着太阳,慢慢削、慢慢吃,这是我愿意干的事。荸荠做甜羹也好吃,和酒酿、圆子、鸡蛋液一起煮,是喜宴上最后的一道菜。
大姑父家的过年饭菜上,总是有特别的食材。或是野味,除了一些野鸟,有时会有野兔。其他的狗肉、猫肉,都是在他家吃到的。我曾求大姑父打鸟时带着我,因为表弟就跟着去了好几次,每次都有收获。但母亲私底下却极力反对:“你也要做野小歪吗?衣裳要弄得一塌糊涂?”母亲爱干净,如果我把衣服弄得很脏,是要挨揍的,于是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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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 [耷]和罗家漕,都是靠河的小村,有江有河,河运兴旺时很繁荣,撑船的人不少。父亲在被迫辞去村里的支部书记后,失业了一段时间,曾和大姑父一起合股买了一艘二手的水泥船,准备搞水上货物运输。有一次在奉化江上,遇到漩涡,只有大姑父在船上,他操作不当,结果造成翻船。大姑父会游泳,自己爬上了岸。但船和货物沉江了,泡汤了,都没有捞起来,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宣告失败。为了还清这笔钱,父亲花了好几年,后来父亲还是继续他的会计老本行。而大姑父还是开拖拉机。
大姑父用这台拖拉机做过轧米胖生意。就是在拖拉机的斗里装上一个机器,把大米和糖精倒进上面的口子里,在机器的突突声中,一条长长的米胖带着热气,从出口吐出来了。米胖可以拉得很长,好像可以从潘家 [耷]拉到罗家漕。当然一般拉到一米长后就拗断了,米胖放在塑料袋里,可以存很久。吃的时候,叼在嘴边,像是叼着烟斗,自己感觉很有派。这米胖其实是米棒或米棍了,是早期的膨化食品,比起那种火烧、手摇的米胖机炸出的米胖,要先进得多,于是很快替代了老式火烧的米胖机。大姑父整天走村串户,生意貌似不错。
后来大姑父开拖拉机出事了。1993年过年前,大姑父在奉化县方桥镇装了满满一车乱石,上桥时,突然发现转向失灵,拖拉机带着乱石掉向河里,他情知掉进河里必被压住,性命将会不保,就奋力一跃,跳出拖拉机,落在河岸处。落地时他的屁股压在左腿上,脚踝处当场压断,他都听到了骨头断掉的声音,脚踝处就只连着一层皮。手术后,这条腿还是落下了后遗症,尤其是脚踝处。那年正月里,我姐结婚,大姑父没来参加婚礼。
家里人都说开拖拉机太危险,开了这么多年了,就不要再干了。加上那时运货的卡车出现了,拖拉机的生意在慢慢变差。于是大姑父忍痛停开拖拉机,想着要转行。
八十年代初,在过年期间,大姑父组织过人员跳马灯舞。那时候过年热闹,村里会不断有龙灯、马灯队伍经过,还有大头和尚,敲锣打鼓地来拜岁,都要给拜岁钱的。大头和尚最没有技术含量,带个大头壳子,摇着蒲扇,说几句吉利话。龙灯很多是老年人组织的,就在长弄堂里抬着走一圈,也不舞动一下,就赶着去下一家了。还是马灯最好看,一般是五个小孩上场,浓妆艳抹,穿戴整齐,胯下骑着一匹马,一手扶马鞍,一手提马鞭,好不威风。马灯用竹子扎成,外敷彩布,分红、黄、绿、白、黑五色,程式有趟马、走鞭、云步、碎步、圆场五种。除了打、摆、游,还唱着小曲。部分的曲调是:“正月里来马灯跑,家家户户真热闹。社会主义真是好,人们生活有提高。家庭和睦人人笑,全家幸福定重要。嗳格伦噔哟——全家幸福顶重要。”诸如此类的唱词,有的还可以现编,旁边有人在伴奏。 大姑父和表弟就是马灯队里的,大姑父是组织者,兼吹唢呐、拉二胡。表弟是领跳的,他的胆子一向比我大。让我在人前跳马灯我是不敢的,后来他妹妹也参加了。初一聚在奶奶家吃饭,每次都快吃中午饭了,他们才能回来,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一些新鲜事。吃饭后,又匆匆出门,去赶下一场。
跳马灯舞毕竟是季节性的生意,过了几年后,就不流行了。大姑父后来开残疾车,拉客做生意干了两年。从张家垫拉到方桥,或是其他的村里,每次收费五元。他花5800元买了一辆新车,有次车子的后轴断掉,差点又压到左腿,害怕了,就转手卖了残疾车,只得了3000元。
那时他已经迷上了赌博,手上有了点闲钱,他就手痒,开始打麻将,先是在自己村子里。后来他嫌大姑管得太紧,就到外村去赌博,开始失控了。他觉得打麻将不过瘾,就推牌九,输钱特别快。他左手进,右手出,几乎不往家里交钱,有时赚的还没有输的多。那次,他和大姑说要去买辆旧拖拉机,从家里出走三天,把这3000元输了个精光,才回家。气得大姑要和他离婚。那一年,是在2000年。我父亲过去调解,大姑父答应不再赌博,除了过年期间亲戚之间打点小麻将。表弟跟着看会了如何打麻将,有时替他打几把,牌技比他高明得多,每张麻将牌都能摸得出来。
大姑父会吹唢呐、拉二胡,不开残疾车后,有人来拉他去吹箫。这个吹箫,不是吹奏箫管,而是一帮人吹奏哀乐,为死者送行。这是一项古老的行业,《史记·周勃世家》就有这样的记载:“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本地的吹奏乐器有唢呐、笛子、二胡、铜锣、铙钹等,有的还加上小号、长号、军鼓等西洋乐器。随着手头的宽裕,农村里的丧事办得越来越隆重了,为亡者吹箫是必须的,大姑父的新生意不错。我听过大姑父吹过《在希望的田野上》,吹得不错,但听了,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只是有时生意来的不是时候,过年时所有亲戚都在一起聚会吃饭,附近的某村有人亡故了,大姑父马上就要出发。等送亡者“上了山”,才回来一起喝酒。有的亲戚就有些忌讳,暗地里有点嫌弃,尤其是结婚或祝寿的场面,就不希望他参加。
即便一起上了饭桌,大姑父对一桌的菜也看不上眼,觉得不如丧事上的酒席。确实,本地传统里,在红白喜事中,白事的酒席上,置办的菜肴要比红事丰盛,要专门给吹箫师傅们备一桌菜。我最早发现这个问题,是在一个远亲家吃酒席。这户人家正月期间儿子结婚、到了年底家里老人过世,我随同家人去吃了两顿酒,发现了其中的差异,就悄悄地问奶奶,这是啥原因。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喜酒办得不好,有得是机会弥补,比如在小孩满月酒、上学酒上,菜买得好一点。而丧事的酒席,是为老人办的最后一件事了,菜差了,会被村里人戳脊梁骨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问爸爸时,爸爸眼睛一瞪:“小小人为啥要问这种事情?”过一会,缓和了口气说:“这是人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后代要尽孝,当然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大姑父以前最喜欢吃肉,尤其是肥肉,吹箫后变得不怎么吃了。宴席上河鳗、甲鱼这样的大菜,他也说吃得太多了。他吃得多,营养摄入就过多了,血压和血脂变得异常,我们都劝他吃得素一点,他不以为然。
这样过了几年。2007年6月一天的清晨,起床时,大姑父感觉裤子穿不进去,皮带也系不上,这其实就是提醒,但当时他没意识到。前两天,他就感觉头晕目眩,疼痛难忍,去小医院检查没有诊断出来啥毛病,只挂了两天水。那天他早饭前,空腹吃西瓜,吃到第二块西瓜时,感觉嘴歪了,舌头变硬了,说话含糊不清,想给表弟打手机,发现手指已经无法操作了。幸好大姑在旁边,马上给表弟打电话,表弟开车送他到李惠利医院,诊断是脑中风。住院19天,每天要挂水12瓶,但效果不佳,出院时,他一步也不能走动。后又到东钱湖的113医院去看,那里有高压舱设备,每天吸氧,共28天,身体有了部分恢复。回家后,到处到卫生院去针灸、吃中药,比如东郊医院,每次配药要100多元。还把中医师请到家里来针灸,针灸了9次,喊疼,后来就不治疗了。
经过多方治疗,还是造成半身不遂,在左半侧。从此,大姑父只能颤抖着左手,扶着拐杖走路了。那时给表弟结婚用的新房已经造好了,他和大姑住在一楼,于是他每天只能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晒晒太阳,和路过的村民讲讲闲话了。离村二十公里有个半仙式的人物,说是中医,但给所有的人、所有的病配的都是差不多的“药”——一瓶加了不知什么粉的仙水。大姑父让大姑带他也去了,我开车也带他去过,花了不少钱,终究也没效果。这次生病,幸亏一个月前他挂靠在某公司时,办好了医保卡,有部分医疗费可以报销。大姑父后来办了残疾证,挂靠在一家单位,不用上班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
于是他认命了,但这条左腿还是找他的麻烦。因为不动,血液不通畅,几年后这条腿疼得差点要了他老命。2017年上半年左脚踝动了一次手术,下半年动脉血管又是一次手术。
还有他的右眼几乎瞎了,是瞄准准星的那只眼睛。年轻时他用土枪打鸟,有次枪管炸膛,右眼溅入两粒铁砂,限于当时的技术,没有完全治好。2011年,他旧伤复发,引发了青光眼,到宁波市眼科医院动了手术。如果不动的话,正常的左眼也会被感染。因为左眼里长了个息肉,就一起割掉了。如今左眼清晰了,右眼的视力几乎为零。
大姑父属武,打打闹闹一辈子,一生也就搞了个热闹。今年春节聚会,我开车去接他,他只能坐在副驾驶位。他先打开车门,把拐杖放下,左手拉紧扶手,把那条病腿抬进来,头差点碰到车门,再一屁股坐下,最后伸进右腿,把拐杖放在胸前。酒席其间,我看他的胃口还是不错,荤菜吃了不少。很多认识他的人纷纷过来打招呼,他毕竟闯过码头,认识的人多。吃酒席一个多小时,快结束时他说想上厕所,因为厕所不在食堂里面,要下台阶再上台阶,他后来说算了,还是回家再上吧。我开车送大姑父和大姑回家,刚到家门口,他就催促着大姑赶紧去开门,他等不及了。其实,他一上车,我就闻到了他身上一股强烈的尿骚味,可能是他小便时没有尿干净,洒在裤子上了,裤子又没有及时更换。他还动过一次前列腺手术,但效果不佳,从此小便时常尿不尽。
大姑家的新房地基是很早就批下来的,就在公路边,是个好位置。因为资金的原因,他家是这排房子中建得最晚,后来表弟年纪大了,要找对象结婚了,才向亲戚们借了钱,把房子建了起来,记得向我家借了二万。在农村,没房子,是很难找到媳妇的。他家的老房子是一大间的砖木结构楼房,还在,没有拆,里面放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大姑父不肯扔掉那些老家具和老物件。那台拖拉机还在,没有卖掉,大姑父让人停在屋檐下,还经常拐着腿去擦拭,不讓它生锈。后来,有附近打工的外地人想来租房,大姑去收拾了一下,偷偷处理掉一些老东西。租客嫌门口的拖拉机碍事,大姑就找了破烂王,准备当废铁卖掉,大姑父知道了,大发雷霆,坚决不让卖。他对租客大喊:“你们回去吧,这房子我不租了!”老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江蟹再小,多了也是盘菜——每月能有几百元的租金,也是好事。大姑很生气,老两口吵得很厉害,好几天不说话。消息传到附近的亲戚的耳里,我父亲有次上班路过,就进屋想去劝解下。两口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好像都有道理,父亲于是犯了难,这家务事,不好断啊。我知道后,倒是能理解大姑父的心态,这台拖拉机寄托了姑父太多的感情,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
大姑父家在潘家 [耷],姓潘,名云品。他们村出过县长这样的人物,他很熟悉,还一起共过事,在位时也没求他找个好单位,解决一下自身的编制问题。后来县长落魄了,大姑父也不说人坏话,去踩上一脚。
我的大姑父,曾经强壮如牛,如今已垂垂老矣。
我们村在西边,大姑妈家在东面,都在鄞江的南岸,是紧邻的两个村,相距不到两里路。
大姑家所在的村叫潘家 [耷]。 [耷]是个生僻字,音耷,是宁波的独特用词,在本地文献记载中,多指高低不平的地方。其实潘家 [耷]土地挺平整的,和我们罗家漕村差不多。可能是这个村子比较分散,有四五个自然村。只是地势比我们村还要低,记得有次发洪水,他们村大部分都淹没了,而我村才淹了小部分。开始,潘家 [耷]去镇上不方便,要走到罗家漕来摆渡,后来潘家 [耷]出了个大人物,造了座桥,把去镇上的道路取直了,就轮到我们村的人走潘家 [耷]的路了。
东头山是潘家 [耷]一个孤立的自然村,是附近平原上的制高点。站在东头山,看这两个村子,像是一把大姑父喜欢的乐器——二胡,前潘、傅家、后江沿、上屋等自然村是琴头和内外弦轴,琴筒则是罗家漕。而两村北面的鄞江水,就是琴弓,要拉动琴弓,才能出声。
大姑父有把二胡,他高興的时候就拉。有次他又在拉,说是什么《小河淌水》的曲子,我在旁边听着,他问我:“阿斌,你听出小河里流水的声音了吗?就像我们旁边的鄞江水。”那时我小,哪懂啥音乐,觉得倒是不难听,我反问他:“大姑丈,你能拉出河里小鱼的声音吗?”他一愣,停了弓弦,哈哈大笑起来。
大姑父当过兵,1971年到1975年,在安徽蚌埠的陆军6424部队,是侦察兵,据说枪法了得。他和我大姑找对象是他大姐介绍的,大姐嫁到了罗家漕村,和我爷爷奶奶住得很近,和大姑很熟悉。1974年他回家探亲时两人见了面,1975年退伍,1976年结婚。婚礼是在潘家 [耷]村大礼堂举办的,是集体婚礼,共有八对新人一起结婚,是当时政府提倡的新风尚。刚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怀孕是要管控的,乡政府下发了避孕药,大姑吃了几次就停了。于是同年的农历十月廿五,我表弟出生了。
大姑父个儿不算高,好像比父亲矮一点,但他在我心目中一直很高大。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完全和电影里的英雄一个样。嗓门大,笑声也爽朗。他魁梧,身板很厚实,力气大,吃饭也多。尤其喜欢吃肉,油水越多的菜,他越是喜欢,比如过年时的蹄髈肉、大块肉等。
那时候,大姑父喜欢抱我,一来我家,“阿斌阿斌”地叫着,把我高高地举起来,还向空中抛去,等我往下落时,他再接住。第一次我害怕得大哭,习惯了就觉得很刺激,喜欢上了这种游戏,咯咯地笑。这是大姑父和我之间的特有游戏,因为他力大。等表弟出生,一岁以后,他就和自己的儿子玩着游戏了,我也大了几岁,长高了,但还是有点失落。
大姑父自然很疼这个宝贝儿子,凡事都依着他。表弟很小就会察言观色,想要什么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如果不同意,他立马做无赖。往地上一躺,不管地上是有泥还是有水,身子滚来滚去,像条虫子,嘴里还大声嚎啕。大姑父高举着厚实的手掌,却从不落下来,他拿这个儿子没办法。还是大姑妈狠,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就往屁股上扇了。所以,表弟每次做无赖,也是看人的,在大姑父面前多一点。
有一年冬天,我把尿撒在了大姑父的酒杯里。那时我家住的是老房子,楼上的木地板有年头了,很多地方都漏了很大的缝。记得五、6岁那年,过年时亲戚在我家吃饭,大我五岁的表哥拉我到楼上,怂恿我在楼板上撒泡尿,说是会给我糖吃。我照办了,尿液顺着楼板缝,不偏不倚地滴进了大姑父的老酒杯,这可是带着体温的童子尿哦。当时饭桌上烟雾缭绕,火锅在烧、香烟在燃,大姑父侧身正和旁人说话,另一个人刚好向他敬酒,他也没发现异常,就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感觉味道好像有些不对,抬头看到头顶的楼板上还在滴水,最后才发现是我在楼上捣鬼。亲戚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也不好生气,也跟着哈哈。我妈过来倒掉了这杯童尿酒,换了个杯子,擦干桌子后,他继续坐着喝。我妈很生气,事后狠狠揍了我一顿。这件丑事一直被大人们说了很多年。
大姑父退伍后,在村里当了八年的民兵连长,兼治保副主任。1983年他从村里调到宁峰乡水利委,当时在鄞县宁峰乡和奉化县江口乡,联合成立了江口黄沙站,负责巡逻两县交界处县江的江堤,防止有人偷挖江边和江堤上的黄沙,危害江堤安全。他执法太严,抓了很多偷黄沙的人,经常被人辱骂,如果不去管,就要被上级领导责怪。这处境,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活很不好干,几年后他索性辞职了。
大姑父有一把打鸟的土枪,长长的枪身是木头做的,红褐色,我不知道是啥木料,被摸得油光锃亮,上面是黑色的枪管,闪着冷幽幽的金属光泽。这把枪挂在他家二楼的墙壁上,旁边张贴着军属光荣的宣传画,有时是整本的挂历,是县里的民政局赠送的,这是我家所没有的,我很羡慕。我每次去他家,总是喜欢去摸一下枪管。枪冷冰冰的,我却有一种炙热的感觉。
土枪是装砂弹的,填上火药,是打鸟的好工具。他说是从奉化溪口那里买来的,花了130元。他在部队里打过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枪,对枪支有天然的爱好。他平日里打斑鸠居多,人称“天上斑鸠,地下泥鳅”,是好味道,麻雀也打,就是肉少了点。还有一种鸟喜欢藏在席草田里,有点笨,喜欢群居,他有时一下子可以打死三四只。这鸟比斑鸠要大,腹部的肉多,也很好吃。
我看过大姑父打麻雀,晒谷场上晒满了刚打上来的稻谷,乌压压的一大群麻雀正在啄食,大姑父靠着旁边草垛的掩护,蹑手蹑脚地靠近,扣动扳机,“彭”的一声巨响,看到一团火光从枪口迸出,一些鸟翻落在地,另一些尖叫着逃走了。我窜出去,一只一只地捡起来,地上居然有十多只麻雀。大姑父让我拿回到奶奶家,爷爷拔毛后,让奶奶加点雪菜炒着吃,香极了。只是吃的时候要当心,很有可能一口就咬到了肉里的砂弹。
那时普遍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小学时用弹弓打鸟,初中时用气枪打,非常普遍。我小时候吃过很多的鸟,现在想来真是罪过。这些鸟,都是大姑父打来的,记得还有野鸭、山雀,水鸡、田鸡、山鸡……很多我都不知道名字,我问过大姑父,有的鸟他能叫上名字来,有的他也不知道。印象深刻的是有年初冬他居然打下了一只大雁,那时在1977年过年前,表弟刚出生不久。那天天气很冷,已下了好几天的雪,他和另外一个人在白梁桥附近,江塘边的竹林,看到三只大雁飞到河滩上找食吃。两人悄悄地潜过去,打下了两只大雁,都是灰色的,另有一只很顽强,扑腾着飞跑了,没让他们抓住。一人一只,各自回家,拔毛后煮熟,白切,过年时给每家送去。他说大雁的味道并不是很好,肉燥乎乎的,太柴了。当时我也吃了,但忘记是啥味道了。 那时除了过年时能把猪肉吃个够,平日里很少能吃到肉。鸡肉也是逢年过节才斩杀的,一般都是自家养的,让母鸡生蛋,公鸡养到过年才杀。大姑父打来的这些鸟,极大地丰富了家里的菜肴。
大姑父会开手扶拖拉机。我那时已经上学了,认识车头上的“东方红”三个大字,也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不会是不可能的,每天早晨广播里唱的就是這首歌。当时的拖拉机很珍贵,有专门的机库,每天都要停进里面,避免被雨淋到。1988年,他辞职,想干个体户。拖拉机的机头是在江口黄沙站买来的旧货,很便宜,半送半卖性质,花了几百元,又花了五百元在横涨村买了个拖拉机的后桥,用来耙地。耙地有季节性,收入不高,过了一年,他去考了拖拉机的驾驶证,又花1500元买了车斗,开始搞运输。当时买一辆全新的拖拉机,要4000元。于是他平日里拉砖头、塘渣、碎石、沙子等建材,生活还平稳。
农忙时候大姑父换下装货的车斗,换上耙地的铁家伙,在灌满水的田地里来回驰骋,威风凛凛,仿佛是跨在大马上的将军。忙完农耕后,再换上车斗,拉货跑运输了。1985年,分田到户时,大姑父继续跑运输和耙地的生意,收入不错。我表弟小我三岁,他上初中时,在大姑父的指点下,也学会了耙地。我第一次看到表弟坐在驾驶位上,双脚踩在支地轮上,灵活地操纵拖拉机在水田里耕耘时,惊得眼珠子都要出来了:太帅了!帅呆了!
我是一点不敢碰拖拉机的。我父亲就是因为发动拖拉机,用手摇柄发动柴油机时,不小心把牙齿磕到了柴油机上,两颗门牙被磕掉了。后来没办法,镶了两颗银牙,给他还算英俊的形象抹了黑。父母不让我靠近拖拉机,而表弟居然可以和大姑父替换着开了,真牛!
大姑父种过甘蔗和荸荠,这是我家所没有的。那时候没有粗粗的、人称广东甘蔗的紫皮甘蔗,本地的甘蔗青皮,皮很厚很硬,要用牙齿使劲地咬开,我们舍不得丢掉皮,还是折断后,放在嘴里嚼。嚼的时候要小心,不注意就会划破嘴角。嚼完甘蔗皮后,才啃里面的甘蔗肉。大姑父在小河边的自留地里种了两分地的甘蔗,深秋后收割,卖掉一些,把其他的埋在种甘蔗的地里,上面覆盖上厚厚的泥土。我好奇地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埋在地里,甘蔗就不会散失水分,也不会坏掉。等过年前,他拿着锄头,领着我们一帮小孩,去地里挖甘蔗。在旁边的河埠头洗干净,用刀修整下表面,斩成几段,就可以吃了。而且每次都能让我们吃个够,这是大姑父家很多年的保留节目。
荸荠也种在甘蔗田旁边的水田里。也多是在过年时吃,宁波人称之为“菩齐”,有“普济”的吉利之意,吃着喜庆,说着好听。挖荸荠很辛苦,在寒冬的季节,种荸荠的田里已经没有水了,但还是很泥泞,要穿长筒胶鞋才能干活。且要用杠锨挖,是个力气活。荸荠叶子有点像葱兰,细细的、翠绿色,很可爱。从泥中挖出荸荠后,洗净,表皮红紫乌亮,像有些老家具的颜色,颜色越深越好,最好紫到发黑。大如银元,小如铜板,甚是可人。好的荸荠,肉白、皮薄,口感爽脆、甘甜。
表弟有次感冒发烧,大姑父把荸荠和甘蔗切成块放在水里煮,满屋子里都是香甜味,馋得我要命,我让表弟偷偷给我尝一下,味道真的很甜。据说荸荠寒性,有清热解毒等功效,可以治疗发烧。荸荠还有开胃消食的作用,过年时如果吃多了,不妨来一碗荸荠百梨汤。把荸荠去皮洗净捣烂,放入百合,雪梨去皮核后切碎,加水,大火烧开后加冰糖,再转小火煮10分钟,分一两次食渣喝汤就行了。平日里,荸荠当然是生吃,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削皮,搬一把竹椅,坐在弄堂口,晒着太阳,慢慢削、慢慢吃,这是我愿意干的事。荸荠做甜羹也好吃,和酒酿、圆子、鸡蛋液一起煮,是喜宴上最后的一道菜。
大姑父家的过年饭菜上,总是有特别的食材。或是野味,除了一些野鸟,有时会有野兔。其他的狗肉、猫肉,都是在他家吃到的。我曾求大姑父打鸟时带着我,因为表弟就跟着去了好几次,每次都有收获。但母亲私底下却极力反对:“你也要做野小歪吗?衣裳要弄得一塌糊涂?”母亲爱干净,如果我把衣服弄得很脏,是要挨揍的,于是只好作罢。
2
潘家 [耷]和罗家漕,都是靠河的小村,有江有河,河运兴旺时很繁荣,撑船的人不少。父亲在被迫辞去村里的支部书记后,失业了一段时间,曾和大姑父一起合股买了一艘二手的水泥船,准备搞水上货物运输。有一次在奉化江上,遇到漩涡,只有大姑父在船上,他操作不当,结果造成翻船。大姑父会游泳,自己爬上了岸。但船和货物沉江了,泡汤了,都没有捞起来,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宣告失败。为了还清这笔钱,父亲花了好几年,后来父亲还是继续他的会计老本行。而大姑父还是开拖拉机。
大姑父用这台拖拉机做过轧米胖生意。就是在拖拉机的斗里装上一个机器,把大米和糖精倒进上面的口子里,在机器的突突声中,一条长长的米胖带着热气,从出口吐出来了。米胖可以拉得很长,好像可以从潘家 [耷]拉到罗家漕。当然一般拉到一米长后就拗断了,米胖放在塑料袋里,可以存很久。吃的时候,叼在嘴边,像是叼着烟斗,自己感觉很有派。这米胖其实是米棒或米棍了,是早期的膨化食品,比起那种火烧、手摇的米胖机炸出的米胖,要先进得多,于是很快替代了老式火烧的米胖机。大姑父整天走村串户,生意貌似不错。
后来大姑父开拖拉机出事了。1993年过年前,大姑父在奉化县方桥镇装了满满一车乱石,上桥时,突然发现转向失灵,拖拉机带着乱石掉向河里,他情知掉进河里必被压住,性命将会不保,就奋力一跃,跳出拖拉机,落在河岸处。落地时他的屁股压在左腿上,脚踝处当场压断,他都听到了骨头断掉的声音,脚踝处就只连着一层皮。手术后,这条腿还是落下了后遗症,尤其是脚踝处。那年正月里,我姐结婚,大姑父没来参加婚礼。
家里人都说开拖拉机太危险,开了这么多年了,就不要再干了。加上那时运货的卡车出现了,拖拉机的生意在慢慢变差。于是大姑父忍痛停开拖拉机,想着要转行。
八十年代初,在过年期间,大姑父组织过人员跳马灯舞。那时候过年热闹,村里会不断有龙灯、马灯队伍经过,还有大头和尚,敲锣打鼓地来拜岁,都要给拜岁钱的。大头和尚最没有技术含量,带个大头壳子,摇着蒲扇,说几句吉利话。龙灯很多是老年人组织的,就在长弄堂里抬着走一圈,也不舞动一下,就赶着去下一家了。还是马灯最好看,一般是五个小孩上场,浓妆艳抹,穿戴整齐,胯下骑着一匹马,一手扶马鞍,一手提马鞭,好不威风。马灯用竹子扎成,外敷彩布,分红、黄、绿、白、黑五色,程式有趟马、走鞭、云步、碎步、圆场五种。除了打、摆、游,还唱着小曲。部分的曲调是:“正月里来马灯跑,家家户户真热闹。社会主义真是好,人们生活有提高。家庭和睦人人笑,全家幸福定重要。嗳格伦噔哟——全家幸福顶重要。”诸如此类的唱词,有的还可以现编,旁边有人在伴奏。 大姑父和表弟就是马灯队里的,大姑父是组织者,兼吹唢呐、拉二胡。表弟是领跳的,他的胆子一向比我大。让我在人前跳马灯我是不敢的,后来他妹妹也参加了。初一聚在奶奶家吃饭,每次都快吃中午饭了,他们才能回来,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一些新鲜事。吃饭后,又匆匆出门,去赶下一场。
跳马灯舞毕竟是季节性的生意,过了几年后,就不流行了。大姑父后来开残疾车,拉客做生意干了两年。从张家垫拉到方桥,或是其他的村里,每次收费五元。他花5800元买了一辆新车,有次车子的后轴断掉,差点又压到左腿,害怕了,就转手卖了残疾车,只得了3000元。
那时他已经迷上了赌博,手上有了点闲钱,他就手痒,开始打麻将,先是在自己村子里。后来他嫌大姑管得太紧,就到外村去赌博,开始失控了。他觉得打麻将不过瘾,就推牌九,输钱特别快。他左手进,右手出,几乎不往家里交钱,有时赚的还没有输的多。那次,他和大姑说要去买辆旧拖拉机,从家里出走三天,把这3000元输了个精光,才回家。气得大姑要和他离婚。那一年,是在2000年。我父亲过去调解,大姑父答应不再赌博,除了过年期间亲戚之间打点小麻将。表弟跟着看会了如何打麻将,有时替他打几把,牌技比他高明得多,每张麻将牌都能摸得出来。
大姑父会吹唢呐、拉二胡,不开残疾车后,有人来拉他去吹箫。这个吹箫,不是吹奏箫管,而是一帮人吹奏哀乐,为死者送行。这是一项古老的行业,《史记·周勃世家》就有这样的记载:“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本地的吹奏乐器有唢呐、笛子、二胡、铜锣、铙钹等,有的还加上小号、长号、军鼓等西洋乐器。随着手头的宽裕,农村里的丧事办得越来越隆重了,为亡者吹箫是必须的,大姑父的新生意不错。我听过大姑父吹过《在希望的田野上》,吹得不错,但听了,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只是有时生意来的不是时候,过年时所有亲戚都在一起聚会吃饭,附近的某村有人亡故了,大姑父马上就要出发。等送亡者“上了山”,才回来一起喝酒。有的亲戚就有些忌讳,暗地里有点嫌弃,尤其是结婚或祝寿的场面,就不希望他参加。
即便一起上了饭桌,大姑父对一桌的菜也看不上眼,觉得不如丧事上的酒席。确实,本地传统里,在红白喜事中,白事的酒席上,置办的菜肴要比红事丰盛,要专门给吹箫师傅们备一桌菜。我最早发现这个问题,是在一个远亲家吃酒席。这户人家正月期间儿子结婚、到了年底家里老人过世,我随同家人去吃了两顿酒,发现了其中的差异,就悄悄地问奶奶,这是啥原因。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喜酒办得不好,有得是机会弥补,比如在小孩满月酒、上学酒上,菜买得好一点。而丧事的酒席,是为老人办的最后一件事了,菜差了,会被村里人戳脊梁骨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问爸爸时,爸爸眼睛一瞪:“小小人为啥要问这种事情?”过一会,缓和了口气说:“这是人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后代要尽孝,当然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大姑父以前最喜欢吃肉,尤其是肥肉,吹箫后变得不怎么吃了。宴席上河鳗、甲鱼这样的大菜,他也说吃得太多了。他吃得多,营养摄入就过多了,血压和血脂变得异常,我们都劝他吃得素一点,他不以为然。
这样过了几年。2007年6月一天的清晨,起床时,大姑父感觉裤子穿不进去,皮带也系不上,这其实就是提醒,但当时他没意识到。前两天,他就感觉头晕目眩,疼痛难忍,去小医院检查没有诊断出来啥毛病,只挂了两天水。那天他早饭前,空腹吃西瓜,吃到第二块西瓜时,感觉嘴歪了,舌头变硬了,说话含糊不清,想给表弟打手机,发现手指已经无法操作了。幸好大姑在旁边,马上给表弟打电话,表弟开车送他到李惠利医院,诊断是脑中风。住院19天,每天要挂水12瓶,但效果不佳,出院时,他一步也不能走动。后又到东钱湖的113医院去看,那里有高压舱设备,每天吸氧,共28天,身体有了部分恢复。回家后,到处到卫生院去针灸、吃中药,比如东郊医院,每次配药要100多元。还把中医师请到家里来针灸,针灸了9次,喊疼,后来就不治疗了。
经过多方治疗,还是造成半身不遂,在左半侧。从此,大姑父只能颤抖着左手,扶着拐杖走路了。那时给表弟结婚用的新房已经造好了,他和大姑住在一楼,于是他每天只能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晒晒太阳,和路过的村民讲讲闲话了。离村二十公里有个半仙式的人物,说是中医,但给所有的人、所有的病配的都是差不多的“药”——一瓶加了不知什么粉的仙水。大姑父让大姑带他也去了,我开车也带他去过,花了不少钱,终究也没效果。这次生病,幸亏一个月前他挂靠在某公司时,办好了医保卡,有部分医疗费可以报销。大姑父后来办了残疾证,挂靠在一家单位,不用上班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
于是他认命了,但这条左腿还是找他的麻烦。因为不动,血液不通畅,几年后这条腿疼得差点要了他老命。2017年上半年左脚踝动了一次手术,下半年动脉血管又是一次手术。
还有他的右眼几乎瞎了,是瞄准准星的那只眼睛。年轻时他用土枪打鸟,有次枪管炸膛,右眼溅入两粒铁砂,限于当时的技术,没有完全治好。2011年,他旧伤复发,引发了青光眼,到宁波市眼科医院动了手术。如果不动的话,正常的左眼也会被感染。因为左眼里长了个息肉,就一起割掉了。如今左眼清晰了,右眼的视力几乎为零。
大姑父属武,打打闹闹一辈子,一生也就搞了个热闹。今年春节聚会,我开车去接他,他只能坐在副驾驶位。他先打开车门,把拐杖放下,左手拉紧扶手,把那条病腿抬进来,头差点碰到车门,再一屁股坐下,最后伸进右腿,把拐杖放在胸前。酒席其间,我看他的胃口还是不错,荤菜吃了不少。很多认识他的人纷纷过来打招呼,他毕竟闯过码头,认识的人多。吃酒席一个多小时,快结束时他说想上厕所,因为厕所不在食堂里面,要下台阶再上台阶,他后来说算了,还是回家再上吧。我开车送大姑父和大姑回家,刚到家门口,他就催促着大姑赶紧去开门,他等不及了。其实,他一上车,我就闻到了他身上一股强烈的尿骚味,可能是他小便时没有尿干净,洒在裤子上了,裤子又没有及时更换。他还动过一次前列腺手术,但效果不佳,从此小便时常尿不尽。
大姑家的新房地基是很早就批下来的,就在公路边,是个好位置。因为资金的原因,他家是这排房子中建得最晚,后来表弟年纪大了,要找对象结婚了,才向亲戚们借了钱,把房子建了起来,记得向我家借了二万。在农村,没房子,是很难找到媳妇的。他家的老房子是一大间的砖木结构楼房,还在,没有拆,里面放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大姑父不肯扔掉那些老家具和老物件。那台拖拉机还在,没有卖掉,大姑父让人停在屋檐下,还经常拐着腿去擦拭,不讓它生锈。后来,有附近打工的外地人想来租房,大姑去收拾了一下,偷偷处理掉一些老东西。租客嫌门口的拖拉机碍事,大姑就找了破烂王,准备当废铁卖掉,大姑父知道了,大发雷霆,坚决不让卖。他对租客大喊:“你们回去吧,这房子我不租了!”老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江蟹再小,多了也是盘菜——每月能有几百元的租金,也是好事。大姑很生气,老两口吵得很厉害,好几天不说话。消息传到附近的亲戚的耳里,我父亲有次上班路过,就进屋想去劝解下。两口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好像都有道理,父亲于是犯了难,这家务事,不好断啊。我知道后,倒是能理解大姑父的心态,这台拖拉机寄托了姑父太多的感情,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
大姑父家在潘家 [耷],姓潘,名云品。他们村出过县长这样的人物,他很熟悉,还一起共过事,在位时也没求他找个好单位,解决一下自身的编制问题。后来县长落魄了,大姑父也不说人坏话,去踩上一脚。
我的大姑父,曾经强壮如牛,如今已垂垂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