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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的紧急任务
1960年3月18日下午17时30分左右，一个星期五的下午，3月的北京还没有从刚过去的严冬中完全缓解过来，街上的风依旧让人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身穿黑色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神色焦急地走进了位于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径直奔向了行长秘书室。
这名黑衣男子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盖着章的信封，自称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当时行长在外地出差，秘书接过信封，直奔正在值班的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局长的办公室。王局长看完信的内容，立刻紧张起来，他马上给各部门打电话，要求所有员工今天都要坚守岗位，加班。因为他手上的这封信，是一封周恩来亲自批示的公函，而且信中交待的任务十万火急，容不得半点疏忽。
信的第一部分是主席办公室的来电，内容为：“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建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人民币15至20万元整，可否请批示。”第二部分是周恩来总理的签名和特别批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请拨款20万元。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第一，要市场流通的10元旧票；第二，每捆包装好一些，晚7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收。
王局长一看表，已经接近18时了，距离要求的交款时间仅剩一个小时，而且20万元现金，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总行必须派人到各个分行提款，这个任务无异于与时间赛跑。由于那个熟悉的总理签名，所以王局长并没有对这封公函的真假产生怀疑。此刻的他，更多的是焦虑，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耽误了国家大事，这个责任自己担待不起。
于是他立即命令所有员工，兵分几路，紧急筹款。
中国人民银行被骗了
就在员工紧急筹款的时候，王局长却坐在办公室里，越想越感觉不对。2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总理办公室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走提款手续呢？就在这时，接线员过来敲门，说有一个自称总理办公室的人找他。王局长接起电话，对方很客气地询问是否接到了信件，又说总理很关心这个任务的进度，务必尽全力，按时办好。这个催办电话打消了王局长的顾虑，他又一次跟下属传达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整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时钟正好显示晚7点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的同志们抬着满满两大麻袋的钱，推开了民族饭店的门。正当大家站在大堂里，焦急地寻找接头人的时候，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的人迅速迎了上来，他脸上不无期盼地询问：“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吗，我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接到了上级命令，来民族饭店接收用于修建寺庙的钱款。”听到这话，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志们如释重负，心里庆幸紧赶慢赶，总算没误事。
在得知地上的麻袋里就是交接的钱款后，赵全一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写了个收条，递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这张收条上没有任何的单位公章，只是扯了张纸，随便写的，这么大的款项移交，仅凭这么一个“白条子”，银行的工作人员们觉得不放心，于是要求确认眼前这个人的身份，并且让他提供带公章的手续。只见赵全一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介绍信：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洽取钱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介绍信的落款处还加盖了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章，这让银行的工作人员们确信了，这个人就是他们要找的接头人。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又要求赵全一在收条上加盖个公章，赵全一表示：“任务急，出来的时候没来得及带公章，如果你们怕没法交差，就把这封介绍信一并带走吧。”
几位来送钱的同志，拿着算是已经齐备了的手续，留下了钱，离开民族饭店。而赵全一拿到了钱，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1960年3月21日，星期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志们还沉浸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之中，期待着上级的表扬。然而当工作人员打电话到国务院，询问上周五支出的那笔巨款该如何下账时，晴天霹雳，总理办公室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骗了！
全城争抓赵全一
1960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确认，之前的公函、收条、介绍信都是假的，而赵全一这个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人们被这个消息震惊了，总理的签名也敢伪造，此人真是胆大包天。而且20万人民币，在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可谓是惊天巨款，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一个人一整月的伙食费也只需要10块钱左右。1960年，由于天灾人祸，我国正处在困难时期，这些钱够多少老百姓填饱肚子呀。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个事情后非常愤怒，责令公安部全力以赴，限期破案。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领导，副局长邢相生具体负责。专案组研究决定，兵分三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赵全一抓捕归案。第一路人马，前往民族饭店，对酒店工作人员以及18日入住的人员进行走访，尽可能得到犯罪嫌疑人赵全一的体貌特征以及逃跑方向等信息。第二路人马，前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进行调查，着重询问警卫室、传达室以及秘书办公室等与犯罪嫌疑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绘制“送件人”的体貌特征。第三路人马，将犯罪嫌疑人伪造的公函、介绍信、收据送到技术科检验，争取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同时，封锁所有的出京路线，密切关注邮局汇款动向，防止赃款被转移。
经过对物证的检验，专案组人员最先发现了两个疑点，在收条上，签名“赵全一”被写成了“赵金一”，这表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特别紧张，而且赵全一并非其真名，因为就算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一般人也不会写错自己的名字。另外，收2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三个字并没有写全，而是简写成了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巾”字，这个小小的细节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说明此人可能曾经在会计、财务部门工作过。因为在当时，这种简写方式广泛用于财务报表等资料的填写中。 经过摸排走访，专案组人员发现，那个 “送件人”和“收款人”其实是一个人，就是那个自称赵全一的中年男人。茫茫人海，去哪里寻找这个赵全一呢？专案组决定发动群众，他们把赵全一诈骗案的细节印成传单，并附上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全城散发。
在听说有人假冒周总理签名，骗了银行20万元后，北京城的老百姓们义愤填膺，坐不住了，只要看到穿中山装，或是感觉行为异常的，他们都会踊跃到公安局提供线索。据统计，在这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共接到群众提供线索1857条，经核查，意外破获其他案件196件。
那么此时此刻，赵全一到底在哪儿，在做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铤而走险，诈骗国家财产呢？
宁养贼子，不养痴儿
1960年3月24日，北京李广桥南街，一大早炊烟升起，家家户户都像往常一样，忙着生火做早饭，南街3号张老婆子家，也生起了炉子。可奇怪的是，他们家并没有飘出食物的气味，而是一股一股地冒黑烟，烟里还夹杂着刺鼻的味道。从他们家墙外走过的街坊邻居，都会忍不住抽几下鼻子，嘟囔句：“嚯，这烧的什么呀，糊成这样！”
他们不知道，张老婆子家的小破炉子里，烧的竟是钱，大把大把的钱！
张老婆子，全名叫张可民，老伴儿去世得早，她把后半辈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王倬身上。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念叨，给儿子起名王倬，是因为“倬者，大也，希望儿子能比自己有出息，摆脱吃糠的小人物的境遇，成为大人物。”张老婆子把这句话当成了至理名言，成天在儿子耳边念叨，还经常抱怨生活得不够富足，总是对王倬说：“宁养贼子，不养痴儿。”
王倬，祖籍辽宁省辽阳县人，时年36岁，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回到北京，曾在北京特刑庭看守所当过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在一般人看来，王倬大学毕业，而且有着让人羡慕的工作，生活应该很幸福。但是常年在母亲畸形的教育观下，王倬对现状并不满足，他想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成为人尽皆知的大人物。
在解放前，他就常做黄金发财梦，羡慕投机倒把，解放后，他曾打算借搞发明创造，一鸣惊人，名利双收，但以失败告终。由于在李广桥南街的房子年久失修，每逢阴天下雨，屋内就会水流成河，1960年，在刚刚过去的冬季，他家的屋子四面漏风，很是寒冷，而街对面的邻居，却新盖了一个漂亮的小洋楼，这让他羡慕不已，想盖一个更好的新房子，无奈手中没钱。思来想去，他想到最快的方法就是骗钱，于是他自导自演了伪造总理签名的诈骗案。
3月18日晚上9时许，当他把整整两大麻袋钱扛进家门时，这辈子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钱的张老婆子惊呆了，虽然明知这些钱的来路不合法，但还是抑制不住一夜暴富的激动心情，夸儿子有胆量。
天降巨款的喜悦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毕竟是笔不义之财，当听说公安部已经立案侦查，全城都在寻找赃款后，母子俩开始坐立不安。这些钱，他们一分都没敢花，最多就是在夜深人静时摆在面前，过过眼瘾。
一个星期后，听着大街小巷的人都在议论20万元被骗的事情，王倬的精神极度紧张，他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家里的钱花也不是，藏也不是，在烧毁了所有作案工具以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后，他决定连钱一并烧毁，在他看来，只要消灭了所有的物证，公安机关就不会抓住他。
由于炉子比较小，钱不易燃烧，加上时间紧迫，中国人民银行只筹到了15万元左右的10元票，剩下的钱都是几元甚至几毛的零钞，王倬和张老婆子二人烧了三天三夜，也没能烧完。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自从骗来了20万巨款，王倬整日提心吊胆，总觉得人们看他的眼神都像是在怀疑他。一日坐公交车上班，一位女售票员感觉他神态紧张，与常人不同，于是便举报给了北京市公安局。
当从女售票员口中得知，那位鬼鬼祟祟的人下车后进了外贸部以后，专案组成员大喜过望，因为这一线索，与刚刚发现的物证线索不谋而合。
原来，一位细心的侦查员发现，伪造的总理公函所用的公文纸，之前是国家机关专用的，在市面上不流通，而且现在很少有单位继续使用，这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来源于国家机关内部。于是侦查人员特意去了一趟国家档案局，十几个人翻了一个下午，最后发现外贸部的文件所用的纸，与伪造的总理公函一样。但是外贸部人数众多，如何才能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呢？冯基平思考后决定——看笔迹。专案组特意找来当时笔迹鉴定牛人贾大光，直接来到了档案室，一份一份地查看员工档案。在翻到王倬的档案时，贾大光兴奋地喊道：“没错了，就是他！”大家立即围了上来，一张登记表上的字赫然映入眼帘，姓名王倬，又名王连生，化名赵全一。
很快，侦查人员逮捕了王倬，在其住处厕所边的空地上挖出了烧剩下的钱款，张老婆子衣服里缝着的钱，也如数归还了银行。
至此，伪造总理签名的特大诈骗案水落石出。
在审讯过程中，王倬交代了自己谋划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原来，早在1950年春节期间，他带孩子到公安部礼堂看杂技演出，见到墙上有周总理的题词和签字，当时他就找了张纸，用钢笔临摹了下来，回家之后，反复练习。也就是说，早在10年前，王倬就动了模仿周总理签字的歪心眼。
1959年3月，周总理亲自安排外贸计划，各省各部都无条件执行，这时他就想可以利用总理的名义牟利，因为总理什么都管。
另外，在伪造公函、介绍信等行骗材料的时候，王倬也没少动心思，在公函中，他特意设计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这个由头，因为他觉得主席办公室的指示，一般人不会怀疑，更不会刨根问底，“9点钟开讲经会”，这是因为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关于西藏的消息在1960年初，往往是各大报刊的头条，说是西藏举行活动，需要筹款，一般人也不会怀疑。“有中外记者拍纪录片”，这句话是王倬后来特意加上去的，为的是给后面的两个“批注”做铺垫.“要旧票、10元票”，因为10元票为当时市场上面额最大的钞票，都要10元的，容易拿。而且旧票不连号，花的时候不易被人察觉。“7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这个时间和地点也是他精心设计的，王倬特意选择星期五将近晚6点的时候前去送信，银行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因为着急下班放松警惕，办事草率。“7时务必送到”是与前面9点拍纪录片相照应，暗示今天钱务必送到。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面，西藏工委的人来北京出差办事，一般都会住在民族饭店，把钱送到那里，顺理成章。另外，因为怕银行的人起疑，当晚6点30分左右，他特意在民族饭店给中国人民银行打了个催办电话。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机关算尽，王倬最后依旧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其母张可民，因包庇和帮助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至此，这场伪造总理签名的特大诈骗案正式结案。 （责编 孙笑岩）
1960年3月18日下午17时30分左右，一个星期五的下午，3月的北京还没有从刚过去的严冬中完全缓解过来，街上的风依旧让人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身穿黑色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神色焦急地走进了位于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径直奔向了行长秘书室。
这名黑衣男子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盖着章的信封，自称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当时行长在外地出差，秘书接过信封，直奔正在值班的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局长的办公室。王局长看完信的内容，立刻紧张起来，他马上给各部门打电话，要求所有员工今天都要坚守岗位，加班。因为他手上的这封信，是一封周恩来亲自批示的公函，而且信中交待的任务十万火急，容不得半点疏忽。
信的第一部分是主席办公室的来电，内容为：“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建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人民币15至20万元整，可否请批示。”第二部分是周恩来总理的签名和特别批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请拨款20万元。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第一，要市场流通的10元旧票；第二，每捆包装好一些，晚7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收。
王局长一看表，已经接近18时了，距离要求的交款时间仅剩一个小时，而且20万元现金，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总行必须派人到各个分行提款，这个任务无异于与时间赛跑。由于那个熟悉的总理签名，所以王局长并没有对这封公函的真假产生怀疑。此刻的他，更多的是焦虑，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耽误了国家大事，这个责任自己担待不起。
于是他立即命令所有员工，兵分几路，紧急筹款。
中国人民银行被骗了
就在员工紧急筹款的时候，王局长却坐在办公室里，越想越感觉不对。2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总理办公室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走提款手续呢？就在这时，接线员过来敲门，说有一个自称总理办公室的人找他。王局长接起电话，对方很客气地询问是否接到了信件，又说总理很关心这个任务的进度，务必尽全力，按时办好。这个催办电话打消了王局长的顾虑，他又一次跟下属传达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整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时钟正好显示晚7点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的同志们抬着满满两大麻袋的钱，推开了民族饭店的门。正当大家站在大堂里，焦急地寻找接头人的时候，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的人迅速迎了上来，他脸上不无期盼地询问：“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吗，我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接到了上级命令，来民族饭店接收用于修建寺庙的钱款。”听到这话，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志们如释重负，心里庆幸紧赶慢赶，总算没误事。
在得知地上的麻袋里就是交接的钱款后，赵全一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写了个收条，递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这张收条上没有任何的单位公章，只是扯了张纸，随便写的，这么大的款项移交，仅凭这么一个“白条子”，银行的工作人员们觉得不放心，于是要求确认眼前这个人的身份，并且让他提供带公章的手续。只见赵全一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介绍信：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洽取钱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介绍信的落款处还加盖了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章，这让银行的工作人员们确信了，这个人就是他们要找的接头人。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又要求赵全一在收条上加盖个公章，赵全一表示：“任务急，出来的时候没来得及带公章，如果你们怕没法交差，就把这封介绍信一并带走吧。”
几位来送钱的同志，拿着算是已经齐备了的手续，留下了钱，离开民族饭店。而赵全一拿到了钱，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1960年3月21日，星期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志们还沉浸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之中，期待着上级的表扬。然而当工作人员打电话到国务院，询问上周五支出的那笔巨款该如何下账时，晴天霹雳，总理办公室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骗了！
全城争抓赵全一
1960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确认，之前的公函、收条、介绍信都是假的，而赵全一这个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人们被这个消息震惊了，总理的签名也敢伪造，此人真是胆大包天。而且20万人民币，在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可谓是惊天巨款，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一个人一整月的伙食费也只需要10块钱左右。1960年，由于天灾人祸，我国正处在困难时期，这些钱够多少老百姓填饱肚子呀。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个事情后非常愤怒，责令公安部全力以赴，限期破案。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领导，副局长邢相生具体负责。专案组研究决定，兵分三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赵全一抓捕归案。第一路人马，前往民族饭店，对酒店工作人员以及18日入住的人员进行走访，尽可能得到犯罪嫌疑人赵全一的体貌特征以及逃跑方向等信息。第二路人马，前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进行调查，着重询问警卫室、传达室以及秘书办公室等与犯罪嫌疑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绘制“送件人”的体貌特征。第三路人马，将犯罪嫌疑人伪造的公函、介绍信、收据送到技术科检验，争取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同时，封锁所有的出京路线，密切关注邮局汇款动向，防止赃款被转移。
经过对物证的检验，专案组人员最先发现了两个疑点，在收条上，签名“赵全一”被写成了“赵金一”，这表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特别紧张，而且赵全一并非其真名，因为就算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一般人也不会写错自己的名字。另外，收2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三个字并没有写全，而是简写成了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巾”字，这个小小的细节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说明此人可能曾经在会计、财务部门工作过。因为在当时，这种简写方式广泛用于财务报表等资料的填写中。 经过摸排走访，专案组人员发现，那个 “送件人”和“收款人”其实是一个人，就是那个自称赵全一的中年男人。茫茫人海，去哪里寻找这个赵全一呢？专案组决定发动群众，他们把赵全一诈骗案的细节印成传单，并附上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全城散发。
在听说有人假冒周总理签名，骗了银行20万元后，北京城的老百姓们义愤填膺，坐不住了，只要看到穿中山装，或是感觉行为异常的，他们都会踊跃到公安局提供线索。据统计，在这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共接到群众提供线索1857条，经核查，意外破获其他案件196件。
那么此时此刻，赵全一到底在哪儿，在做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铤而走险，诈骗国家财产呢？
宁养贼子，不养痴儿
1960年3月24日，北京李广桥南街，一大早炊烟升起，家家户户都像往常一样，忙着生火做早饭，南街3号张老婆子家，也生起了炉子。可奇怪的是，他们家并没有飘出食物的气味，而是一股一股地冒黑烟，烟里还夹杂着刺鼻的味道。从他们家墙外走过的街坊邻居，都会忍不住抽几下鼻子，嘟囔句：“嚯，这烧的什么呀，糊成这样！”
他们不知道，张老婆子家的小破炉子里，烧的竟是钱，大把大把的钱！
张老婆子，全名叫张可民，老伴儿去世得早，她把后半辈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王倬身上。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念叨，给儿子起名王倬，是因为“倬者，大也，希望儿子能比自己有出息，摆脱吃糠的小人物的境遇，成为大人物。”张老婆子把这句话当成了至理名言，成天在儿子耳边念叨，还经常抱怨生活得不够富足，总是对王倬说：“宁养贼子，不养痴儿。”
王倬，祖籍辽宁省辽阳县人，时年36岁，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回到北京，曾在北京特刑庭看守所当过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在一般人看来，王倬大学毕业，而且有着让人羡慕的工作，生活应该很幸福。但是常年在母亲畸形的教育观下，王倬对现状并不满足，他想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成为人尽皆知的大人物。
在解放前，他就常做黄金发财梦，羡慕投机倒把，解放后，他曾打算借搞发明创造，一鸣惊人，名利双收，但以失败告终。由于在李广桥南街的房子年久失修，每逢阴天下雨，屋内就会水流成河，1960年，在刚刚过去的冬季，他家的屋子四面漏风，很是寒冷，而街对面的邻居，却新盖了一个漂亮的小洋楼，这让他羡慕不已，想盖一个更好的新房子，无奈手中没钱。思来想去，他想到最快的方法就是骗钱，于是他自导自演了伪造总理签名的诈骗案。
3月18日晚上9时许，当他把整整两大麻袋钱扛进家门时，这辈子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钱的张老婆子惊呆了，虽然明知这些钱的来路不合法，但还是抑制不住一夜暴富的激动心情，夸儿子有胆量。
天降巨款的喜悦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毕竟是笔不义之财，当听说公安部已经立案侦查，全城都在寻找赃款后，母子俩开始坐立不安。这些钱，他们一分都没敢花，最多就是在夜深人静时摆在面前，过过眼瘾。
一个星期后，听着大街小巷的人都在议论20万元被骗的事情，王倬的精神极度紧张，他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家里的钱花也不是，藏也不是，在烧毁了所有作案工具以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后，他决定连钱一并烧毁，在他看来，只要消灭了所有的物证，公安机关就不会抓住他。
由于炉子比较小，钱不易燃烧，加上时间紧迫，中国人民银行只筹到了15万元左右的10元票，剩下的钱都是几元甚至几毛的零钞，王倬和张老婆子二人烧了三天三夜，也没能烧完。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自从骗来了20万巨款，王倬整日提心吊胆，总觉得人们看他的眼神都像是在怀疑他。一日坐公交车上班，一位女售票员感觉他神态紧张，与常人不同，于是便举报给了北京市公安局。
当从女售票员口中得知，那位鬼鬼祟祟的人下车后进了外贸部以后，专案组成员大喜过望，因为这一线索，与刚刚发现的物证线索不谋而合。
原来，一位细心的侦查员发现，伪造的总理公函所用的公文纸，之前是国家机关专用的，在市面上不流通，而且现在很少有单位继续使用，这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来源于国家机关内部。于是侦查人员特意去了一趟国家档案局，十几个人翻了一个下午，最后发现外贸部的文件所用的纸，与伪造的总理公函一样。但是外贸部人数众多，如何才能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呢？冯基平思考后决定——看笔迹。专案组特意找来当时笔迹鉴定牛人贾大光，直接来到了档案室，一份一份地查看员工档案。在翻到王倬的档案时，贾大光兴奋地喊道：“没错了，就是他！”大家立即围了上来，一张登记表上的字赫然映入眼帘，姓名王倬，又名王连生，化名赵全一。
很快，侦查人员逮捕了王倬，在其住处厕所边的空地上挖出了烧剩下的钱款，张老婆子衣服里缝着的钱，也如数归还了银行。
至此，伪造总理签名的特大诈骗案水落石出。
在审讯过程中，王倬交代了自己谋划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原来，早在1950年春节期间，他带孩子到公安部礼堂看杂技演出，见到墙上有周总理的题词和签字，当时他就找了张纸，用钢笔临摹了下来，回家之后，反复练习。也就是说，早在10年前，王倬就动了模仿周总理签字的歪心眼。
1959年3月，周总理亲自安排外贸计划，各省各部都无条件执行，这时他就想可以利用总理的名义牟利，因为总理什么都管。
另外，在伪造公函、介绍信等行骗材料的时候，王倬也没少动心思，在公函中，他特意设计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这个由头，因为他觉得主席办公室的指示，一般人不会怀疑，更不会刨根问底，“9点钟开讲经会”，这是因为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关于西藏的消息在1960年初，往往是各大报刊的头条，说是西藏举行活动，需要筹款，一般人也不会怀疑。“有中外记者拍纪录片”，这句话是王倬后来特意加上去的，为的是给后面的两个“批注”做铺垫.“要旧票、10元票”，因为10元票为当时市场上面额最大的钞票，都要10元的，容易拿。而且旧票不连号，花的时候不易被人察觉。“7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这个时间和地点也是他精心设计的，王倬特意选择星期五将近晚6点的时候前去送信，银行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因为着急下班放松警惕，办事草率。“7时务必送到”是与前面9点拍纪录片相照应，暗示今天钱务必送到。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面，西藏工委的人来北京出差办事，一般都会住在民族饭店，把钱送到那里，顺理成章。另外，因为怕银行的人起疑，当晚6点30分左右，他特意在民族饭店给中国人民银行打了个催办电话。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机关算尽，王倬最后依旧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其母张可民，因包庇和帮助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至此，这场伪造总理签名的特大诈骗案正式结案。 （责编 孙笑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