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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四”民间文学家们通过研究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化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既有纵的一面（即上有儒家的“上层文化”下有农夫村妇的“下层文化”），也有横的一面（即既有殿堂之学也有不同地方的方言和区域文化）。“五四”民间文学家们发现了那些久被人漠视的歌谣和传说，通过对于民间文学的认识，“五四”民间学家们打破传统的“中国文化一元论”的看法，进而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种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中国民众所传承的民间文化，虽存活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断为民众的生活和精神需要所服务，但那些掌握文字和知识权利的传统文人学者却鄙视甚至敌视这一文化，只有极少数的文人学者偶尔注意到它们并给以记录或称赞，很长时期里它们被摒弃在正统文化殿堂之外。这种情形从明代中期以后到清代末期已经多少有些变化，而“五四”时期“到民间去”的提出，伴随着一个知识群体自我认知与反思的过程。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着问题更谈不到有自我改造的意识。在对“民间”的关注及对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定位上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先觉者曾意识到这一问题。清末，严复在阐述致达富强之途时，曾再三强调开启民智民德、民力的重要，稍后梁启超作“新民说”，对作育新民以保种救亡之思想。显然，严梁二人已经触及到了晚清以来包括二人在内的知识界忽视“民间”这一问题，故而有呼吁重视民力之论。遗憾的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动中，严、梁二人的言论未能得到及时的回应。
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是一种要求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又是一个致力于社会革新和启蒙的文化运动。有些文人学者开始有意地收集歌谣、谚语及笑话，或参与小说、戏曲的写作及评论，但那较大的转变却要等到清末。由于民主意识的初步觉醒和西洋文化、思想的启导，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传承文化的观察评价，有了较大的变化。城市民众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曲、时调等）被肯定乃至于利用，民间歌谣、笑话等得到新的注视或评论，原始文学的神话也开始被用科学的观点去解释。
五四时期从提倡“到民间去”到真正走进“民间”，知识分子逐渐对“民间”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从当时史实来看，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民间”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民间”指的是人民大众中间，且大体上经历了由城市及于乡村，由宽泛渐至具体并最终落实到“乡间”的过程。在这里，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对民间文学研究，发现了民众的重要性，最后更发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们对农民群体的认识大多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他们尚未意识到农民要世世代代为生存做痛苦的挣扎，其赖以生存的农业社会和农耕生活都毫不浪漫。鲁迅一生对自己的故乡浙江绍兴魂牵梦绕，曾写过不识字的乡下人、默默无闻的村人仆妇怎样善于讲故事和唱民歌，他说：“农民们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在对浪漫主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诠释时，浪漫主义学者普遍认为文化的进步大体上是对自然的一种破坏，浪漫主义作家对这种所谓的文化进步，特别是工业化造成人性的扭曲的后果十分不满，他们对逝去的事物抱有怀旧的伤感，认为只能在历史中找到真与善。中国民俗学者也担心“外来因素”会像洪水猛兽一样涌进农村，破坏民间文学，由此抢救民间文化成为民俗学者刻不容缓的任务。但是，正如德国格林兄弟曾明确宣布他们“研究民俗学的目的就是要重塑人们与德国的历史”那样，他们二人生逢民间文化久被遗忘难以重放光辉的浪漫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他们认为“民间文化中的神话、故事、语言和法律等长期被忽略，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它们都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五四时期同样如此，事实上，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从来都不对立，反而相互影响相互借力，为什么人们那么真诚地相信传说？他们为什么相信长城能倒塌？化蝶结局对民众观念的真正寓意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对祝英台的女性特征描述那么津津乐道？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传说在这些方面道出了民众心底的呼声，这些民间文学是民间生存状态的呈现、民间情感的关注、民间价值观的剖析展现，民间文学自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作用。
在五四时期，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目的是从民间文学中提炼出“反传统反封建思想”的精神，用此唤醒全民族的自我意识，传播新的思想。一方面，面对保守派的指责，这些主张变革的学者从流传已久的民间智慧中找到反驳的证据;另一方面，愈发僵化和言不由衷的上层文学让这批学者对乡村生活和农民充满了浪漫幻想，将所有民间看作是真诚的纯粹的，从而希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治愈巨大精神灾难的妙方。因此，上层文学和下层文学的概念被刻意放在了对立面，二者之间被认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过分强调差异便很难宏观地看出事物间的联系，上层文学固然从下层文学中汲取了养分，但也不断地向下层渗透，这种相互流通性和重合性成为了这些持二分观点的学者在文化全景角度中的空白点。
民间文学研究者过于的浪漫主义至今仍然会出现在作家与学者群体，这多多少少体现在很多民俗文化研究作品的字里行间。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负疚感”让五四时期产生 “到民间去”的趋向，认为自此可从民间那里得到“乐土”，他们更多的是把民间文学当作了寄予艺术想象与民族希冀的功利性工具，大多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与研究者并未真正脱离上层视野与趣味，不过，他们做了基础的资料收集工作，也发现民间以及其中的时代性与功利性，为树精英文学的假想敌而故意拔高。以民间文学研究为媒介体现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史，民间文学能在百年前被“发现”，应放于五四新文化背景下去看，那时的民俗学者普遍强调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二元对立，而放在今天我们更多需要强调多元性和去界限。“五四”时期“到民间去”的口号，进而一场带来一场有关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的运动，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本身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它承载着反封建反传统的使命，這样的运动已经弥足珍贵，在当下更有现实意义。我们从小应该是听着自己的故事、唱着自己民谣、说着自己的方言长大，但这一现象在信息化智能化数据化的如今正逐渐变味，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尚且还能做到对民间文学探寻以启发人性，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民间”真的消失，我们又该怎么理解自己呢？
参考文献
[1]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吴星云.“到民间去”：民国初期知识分子心路 [J].东方论坛，2004，（3）.
中国民众所传承的民间文化，虽存活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断为民众的生活和精神需要所服务，但那些掌握文字和知识权利的传统文人学者却鄙视甚至敌视这一文化，只有极少数的文人学者偶尔注意到它们并给以记录或称赞，很长时期里它们被摒弃在正统文化殿堂之外。这种情形从明代中期以后到清代末期已经多少有些变化，而“五四”时期“到民间去”的提出，伴随着一个知识群体自我认知与反思的过程。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着问题更谈不到有自我改造的意识。在对“民间”的关注及对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定位上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先觉者曾意识到这一问题。清末，严复在阐述致达富强之途时，曾再三强调开启民智民德、民力的重要，稍后梁启超作“新民说”，对作育新民以保种救亡之思想。显然，严梁二人已经触及到了晚清以来包括二人在内的知识界忽视“民间”这一问题，故而有呼吁重视民力之论。遗憾的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动中，严、梁二人的言论未能得到及时的回应。
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是一种要求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又是一个致力于社会革新和启蒙的文化运动。有些文人学者开始有意地收集歌谣、谚语及笑话，或参与小说、戏曲的写作及评论，但那较大的转变却要等到清末。由于民主意识的初步觉醒和西洋文化、思想的启导，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传承文化的观察评价，有了较大的变化。城市民众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曲、时调等）被肯定乃至于利用，民间歌谣、笑话等得到新的注视或评论，原始文学的神话也开始被用科学的观点去解释。
五四时期从提倡“到民间去”到真正走进“民间”，知识分子逐渐对“民间”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从当时史实来看，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民间”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民间”指的是人民大众中间，且大体上经历了由城市及于乡村，由宽泛渐至具体并最终落实到“乡间”的过程。在这里，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对民间文学研究，发现了民众的重要性，最后更发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们对农民群体的认识大多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他们尚未意识到农民要世世代代为生存做痛苦的挣扎，其赖以生存的农业社会和农耕生活都毫不浪漫。鲁迅一生对自己的故乡浙江绍兴魂牵梦绕，曾写过不识字的乡下人、默默无闻的村人仆妇怎样善于讲故事和唱民歌，他说：“农民们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在对浪漫主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诠释时，浪漫主义学者普遍认为文化的进步大体上是对自然的一种破坏，浪漫主义作家对这种所谓的文化进步，特别是工业化造成人性的扭曲的后果十分不满，他们对逝去的事物抱有怀旧的伤感，认为只能在历史中找到真与善。中国民俗学者也担心“外来因素”会像洪水猛兽一样涌进农村，破坏民间文学，由此抢救民间文化成为民俗学者刻不容缓的任务。但是，正如德国格林兄弟曾明确宣布他们“研究民俗学的目的就是要重塑人们与德国的历史”那样，他们二人生逢民间文化久被遗忘难以重放光辉的浪漫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他们认为“民间文化中的神话、故事、语言和法律等长期被忽略，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它们都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五四时期同样如此，事实上，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从来都不对立，反而相互影响相互借力，为什么人们那么真诚地相信传说？他们为什么相信长城能倒塌？化蝶结局对民众观念的真正寓意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对祝英台的女性特征描述那么津津乐道？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传说在这些方面道出了民众心底的呼声，这些民间文学是民间生存状态的呈现、民间情感的关注、民间价值观的剖析展现，民间文学自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作用。
在五四时期，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目的是从民间文学中提炼出“反传统反封建思想”的精神，用此唤醒全民族的自我意识，传播新的思想。一方面，面对保守派的指责，这些主张变革的学者从流传已久的民间智慧中找到反驳的证据;另一方面，愈发僵化和言不由衷的上层文学让这批学者对乡村生活和农民充满了浪漫幻想，将所有民间看作是真诚的纯粹的，从而希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治愈巨大精神灾难的妙方。因此，上层文学和下层文学的概念被刻意放在了对立面，二者之间被认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过分强调差异便很难宏观地看出事物间的联系，上层文学固然从下层文学中汲取了养分，但也不断地向下层渗透，这种相互流通性和重合性成为了这些持二分观点的学者在文化全景角度中的空白点。
民间文学研究者过于的浪漫主义至今仍然会出现在作家与学者群体，这多多少少体现在很多民俗文化研究作品的字里行间。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负疚感”让五四时期产生 “到民间去”的趋向，认为自此可从民间那里得到“乐土”，他们更多的是把民间文学当作了寄予艺术想象与民族希冀的功利性工具，大多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与研究者并未真正脱离上层视野与趣味，不过，他们做了基础的资料收集工作，也发现民间以及其中的时代性与功利性，为树精英文学的假想敌而故意拔高。以民间文学研究为媒介体现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史，民间文学能在百年前被“发现”，应放于五四新文化背景下去看，那时的民俗学者普遍强调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二元对立，而放在今天我们更多需要强调多元性和去界限。“五四”时期“到民间去”的口号，进而一场带来一场有关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的运动，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本身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它承载着反封建反传统的使命，這样的运动已经弥足珍贵，在当下更有现实意义。我们从小应该是听着自己的故事、唱着自己民谣、说着自己的方言长大，但这一现象在信息化智能化数据化的如今正逐渐变味，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尚且还能做到对民间文学探寻以启发人性，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民间”真的消失，我们又该怎么理解自己呢？
参考文献
[1]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吴星云.“到民间去”：民国初期知识分子心路 [J].东方论坛，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