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秦末，陈胜在山东造反。使者向朝廷告急，秦二世随即召集博士儒生征询对策，三十多名博士儒生认为臣子造反罪不可赦，建议火速发兵清剿；秦二世听了，一脸愠色。叔孙通走上前对秦二世说：“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池早已扫平，所有兵器都被销毁，告示天下不复使用。况且当今皇帝英明，法令完备，官员尽职，四面八方如辐辏一样归心朝廷，哪里还有什么人敢造反呢！那些闹事的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实在不足挂齿。责令各地郡守县尉抓捕查办，便高枕无忧！”秦二世转怒为喜道：“好。”叔孙通说话中听，秦二世特地予以嘉奖。
　　尽管受到皇帝的嘉奖，但叔孙通还是赶紧逃亡，因为他自知那番话纯属忽悠，迟早会露馅儿的。等他逃到故乡薛地，薛地已投降楚国起义军；义军首领项梁来到薛地，叔孙通就跟随项梁闹革命。项梁在定陶战败身亡，叔孙通又投奔楚怀王。楚怀王被封为“义帝”迁往长沙，叔孙通就留在项羽身边当下属。汉纪元二年（前205），刘邦随五路诸侯攻入彭城，叔孙通转身投靠刘邦。刘邦被项羽打败向西逃窜，叔孙通也跟着刘邦一道西行。
　　汉纪元五年，刘邦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刘邦原想废除秦朝仪法，责成叔孙通制定一套礼仪，简便易行即可。立国之初，大臣们在宴会上喜爱饮酒争功，狂呼乱叫。刘邦非常恼火，碍于出生入死的战友情面，又不便发火。叔孙通看透皇帝的心思，主动建议：“儒生虽不能为陛下打天下，但可与陛下守成。臣愿意前往鲁地找一些儒生，让他们与我的弟子共同制定一套朝会礼仪。”叔孙通还从三皇五帝说起，讲到夏、商、周、秦的礼仪，表示要在采集古礼与秦仪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刘邦当即点头，同意他尝试，但力求简易，别整得太繁难。
　　于是叔孙通担当总导演角色，马不停蹄地张罗。他先是跑到孔子故乡招聘30多名儒生，既彰显他们来源的“正宗”，又充实自己的阵容。当时有两位儒生拒绝合作，并揶揄叔孙通：“您老人家真是奇葩，侍奉过十来个主子，总能靠阿谀奉承博得主子宠爱。如今天下刚刚安定，您就搞起什么礼乐。礼乐的兴起，那是行善积德百年以后的事情。您现在搞这一套，是不合于古制的，我们不愿跟您一起掺和！”叔孙通笑道：“你们可真是腐儒，不懂得顺時应变。”
　　回到长安，叔孙通把新征的三十多人与刘邦身边的书生及自己的弟子整合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在野外安营扎寨。团队的最高任务就是制定并排练朝会礼仪，各人扮演相关的角色，依照总导演号令行事，群众演员不够，就立草人凑数。大家餐风宿露，演练一个多月。
　　汉纪元七年，长乐宫建成，“朝会”大戏于十月隆重上演。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盛况：天亮之前，司仪引领诸侯大臣依次进入殿门，两边布置保卫宫廷的骑兵、步兵，各种兵器陈列，旌旗招展，气氛威严。听到司仪传令：“趋！”殿下的郎官们齐刷刷站到台阶两旁，每个台阶上都站着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及其他军官依次站在西边，面朝东；丞相及其以下文官都依次站在东边，面朝西。九行人设有九个傧相，负责上下传呼。等到皇帝乘车子从后宫出来，侍卫官拿着旗子，传话叫大家注意，随即引领诸侯王至六百石的官员依次向皇帝朝贺。诸侯王及文武百官无不诚惶诚恐，肃然起敬。行礼完毕，按照新定的礼法摆酒宴。即便有资格陪侍皇帝的大臣也都叩伏低头，按官爵高低依次起身给皇帝祝酒。酒过九巡，司仪传令：“罢酒。”有御史负责全程监督，发现哪个不合礼仪，就把他拉出去修理。这样，从朝会到酒宴，没有一人敢大声喧哗，也没有一人敢失礼。对此，刘邦喜出望外地感叹：“我今天才真正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
　　刘邦龙颜大悦，当即提拔叔孙通为太常（位列九卿之首），赐金五百斤。对于叔孙通制定并执导这套礼仪，当时就有儒生不敢苟同，后世更是褒贬不一，颇有争议。司马迁的评价是：“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认为：“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司马光的痛惜是非常深重的，生活在皇权专制时代，有些话他不能完全说出来。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可以顺着他的思路一吐为快。毫无疑问，叔孙通推出成套朝会礼仪，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刘邦，因为它强化了皇帝的权威，使他体味皇帝的尊贵；叔孙通及其团队也是赢家，因为他们既受到提拔重用，又获得经济利益。从此以后，叔孙通创意并执导的朝会礼仪成为保留节目，在历代王朝的宫廷不断重演，运行两千多年，对我国政治文化、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总而言之，至少体现如下方面：
　　君主被送上神坛，形成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威。上古时候，人们都是席地而坐，无论君臣，彼此平起平坐，不存在谁给谁下跪。叔孙通创制这套礼仪，让诸侯王大臣向君主跪拜叩头，刻意拉开君主与臣子之间距离，将君主推上至高无上、无比尊贵的神坛。这种礼仪极大地阻隔君臣之间正常交流，使君主难以提升个人修养与能力。
　　群臣屈服于威仪，地位与尊严受到极大贬抑。宫殿内外戒备森严，唯有君主居高临下，所有大臣只能跪拜仰视，威风凛凛、咄咄逼人的气场，使君主显得神圣伟大，反衬大臣平凡渺小。刘邦虽然大肆诛杀功臣，好歹能让“三公”（司徒、司空、司马）坐以论道，给他们一点颜面。可是，自宋代以后，就是宰相级别的大臣也只能站着向皇帝汇报。到了明朝，又推出了“廷杖”的礼数，若是哪个大臣惹得皇帝不高兴，皇帝可以下令扒掉他的裤子，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屁股挨打。身为朝廷大臣，却遭受“打屁股”的羞辱，毫无做人的尊严。大臣地位与人格的降低，严重影响了中枢决策的效力，也助长奸佞迎合皇帝得势，从而为王朝衰微埋下隐患。
　　儒生向权力献媚获取富贵，树立恶性范例。在这种范例的引导下，没有人思考如何约束权力，更没有想到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思想领域几乎停滞不前，不能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涌现大思想家，故而在政治文明方面无所建树，只是在披着“礼治”外衣沿袭帝王专制，不断重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悲剧。当然，也有一些大儒意识到，将帝王请上神坛未必是好事。所以，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试图借天象灾异来警示或约束帝王。这种思想可谓用心良苦，但对于一言九鼎的天子来说，并没有刚性约束力。
　　历史证明，司马光对叔孙通的批评颇为中肯。虽然他算是一名大导演，但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小人，无非是“趋一时之功”，以博得帝王的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