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饥饿、人口膨胀无时无刻都在困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已被认为是本世纪及下世纪最迫切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许是出于良心，也许是为本国的经济增长，纷纷从不同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此外也有人警告道：“历史告诉人们：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被饿死！”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经济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纷纷抛出各自的经济发展理论，试图寻求一条有效的经济发展途径。人力资源理论、二元结构论、均衡发展理论、出口替代、进口替代……，各种理论标新立异令人应接不暇。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专家，也各自携带着自己的模型和方案，频频穿梭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检验自己的处方是否灵验。一时间发展中国家政府内高参满座，发展经济学也成为西方高等学府中时髦课程。然而，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实绩却大为令人失望。令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最为头痛的现实是，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率、高额的失业率和巨额外债。长于逻辑分析和病理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面对此种局势似乎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处方不外是依据“正统”的货币理论，试图以控制货币发行从而抑制通货膨胀，而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又急忙放松对货币发行的控制。然而这一张一弛的折腾，结果不是使经济气血两亏就是使其肝火更旺，而由此引起的一切并发症——社会动荡、工潮迭起、贫富悬殊——更加不可收拾。
　　在回顾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时，克米特·戈登写道：“对经济发展所作的理论分析，也强调资源——实质资本、管理能力、其他‘实际’要素——的不足，几乎完全排除了金融要素……”。发展中国家所延用的一套货币理论，大部分是照搬发达市场机制中宏观控制的理论和方法，看来已失去效力。如何深入分析不发达市场经济的金融机制，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理论和对策，以求对症下药，这是令发展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在深入分析研究欠发达市场经济的金融机制的状况后，麦金农另辟蹊径，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中试图开出新的药方。其新颖之处在于，“他的分析研究没有局限于资本的稀缺，而集中注视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上普遍可见的严重扭曲。”他建议采用中性的和自由化的金融和财政政策，以扩大货币发行取代货币收缩，以毒攻毒，同时辅之以大幅的利率上涨，以求得抑制扶遥直上的通货膨胀同时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长。
　　
　　“一松就乱，一紧就死”
　　
　　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顽症。据报，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多高达两位数以上，而以拉美国家尤其严重。巴西今年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三百六十七，阿根廷百分之一百七十六，墨西哥百分之一百五十九，秘鲁百分之一百一十五，萨尔瓦多百分之一百九十六。其他拉美国家情况稍好些，智利百分之二十一，哥伦比亚百分之二十四，厄瓜多尔百分之三十二，巴拉圭百分之三十二。情况最为严重的是玻利维亚，一九八五年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八千一百七十一！六十年代以来，面对严重的局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采取了反通货膨胀的措施。然而各项措施所依据的理论大多是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货币政策和理论，这些理论在假定上严重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以控制银行信贷和货币发行为主的稳定经济的对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物价上涨幅度，然而却都以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对这些国家来说，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恰如熊掌与鱼不可得兼，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切肤之痛。
　　六十年代的巴西经济曾经历了令人困扰的局面，严重的通货膨胀率三年内使一般物价水平上涨了三倍！物价上涨使人心恐慌，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上的严重不平等使社会潜伏着危机。对此，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大量削减了银行信贷特别是对工业的贷款规模。然而后果却是严重的流动资本匮乏，工业成本上升，企业面临着关键的生产性投入的短缺，又不可能从其他渠道去便易地取得资金。结果是工业年增长率从过去的百分之九点八骤然下降到百分之三。在通货膨胀率下降时，工业衰退反而更加严重了。
　　深受“正统”货币政策之苦的不仅有巴西。五十年代，智利政府面对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采用了“正统”的货币收缩对策，虽然成功地阻止了一九五八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期间，智利实际货币存量减少到了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的历史最低水平。然而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严重的工业衰退和就业的大幅度下降。“正统”的收缩对策所产生的副作用，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在首都圣地亚哥，建筑业和某些消费品行业萧条引起的失业和不满，挫败了政府坚定地执行稳定性计划的信心。紧缩政策持续到一九五七年，价格仅上涨百分之十七，但到下一年，面对不景气的经济形势，政府无奈又放松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结果通货膨胀率又马上反弹至百分之三十三。这种“既不稳定又无发展”的经济实绩，似乎早已赋予“正统”收缩手段一个很坏的名声了。
　　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扩张和收缩交替运用，在我国也是一个应付经济波动的常用手段。虽然我们都以《资本论》的信徒自居，但近年对西方经济理论也没少“借鉴”。有人倒也相中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于是提出“用适当的通货膨胀来调动闲置的生产能力从而加速经济增长”，还有人提出用增发货币的方法取得通货膨胀税从而促进社会积累。然而目前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非但没有解除经济中的瓶颈，人民的“承受能力”似乎也没经得住考验。暂且不论目前减少信贷规模的急刹车后果如何，倒是我们应从盲目仿效西方经济理论中吸收点教训，以后不至食洋不化——读一读麦金农的这部著作也许会有所裨益，至少对西方经济理论不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割裂的经济与内源融资
　　
　　“传统”的货币理论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失去效力，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假设条件完全与这些国家的现实相脱节。麦金农认为新古典货币理论所忽视的两大问题是：一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相当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在这种割裂的市场中，资本的收益率是千差万别的。二是货币体系对实际资源的功用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信用工具，企业积累主要以内源的融资的形式。
　　麦金农此书的成功，与其说是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一剂“非正统”的处方，不如说是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的深入诊断。麦金农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这一病理分析，实际上也宣布了照搬新古典货币理论的破产，同时为自己另辟蹊径铺平了道路。
　　发展中国家经济是割裂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量的经济单位——企业、住户、政府机构——相互隔绝。这种隔绝状态最初是来自殖民主义侵入。殖民主义者在海外领地建立原材料出口飞地。这些飞地中的企业技术先进，并得到宗主国银行的金融支持。而内地工业和经济单位完全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技术落后甚至原始。国家独立后，新政府成立了，他们感到有责任成为社会改革的代理人，以清除经济和政治上的殖民主义。然而，不幸的是政府当局采用了一系列干预和控制手段，使价格更加扭曲，不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对某些行业的优惠政策，更加深了市场的分割状况。以进口许可证为例，备受优惠的企业和公司，由于其社会背景优越或与政府要员的裙带关系，可以轻易取得进口低价商品的特权，使其毫不费力地增加财富或现金收入。其垄断地位颇似我国目前的“官倒”“私倒”。由于不协调的和盲目的优惠政策，使这些公司靠进口国外产品稍加“开发”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从中牟利，短期内销售额扶遥直上。这些公司的特点是技术高设备先进，在不平等的竞争机制下可以积累大量利润，政府对其也备加推崇。政府的干预使企业面对的生产要素及产品价格不同，所处的技术条件不一，取得的资本报酬率不等，并且没有一种市场机制来使之趋于一致。
　　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大量小企业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那些受政府优惠的公司企业，才真正能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而广大弱小企业却与之无缘。这种状况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非组织”金融机构和高利贷的盛行。
　　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全性，使企业投资多采用内部积累的形式，麦金农称之为“内源融资”。大量的小企业如果要进行投资，以改革技术和提高资产的质与量，在不完善的融资机制和信用手段的条件下，只能靠自身的内部融资。而且由于技术变革和投资不是可以细分而渐进进行的，而是间断地以跳跃形式出现的，因此，企业必须先有一个时期的内部积累，才可能完成一项投资。
　　内源融资可以采取实物形式(如农民积存多余的粮食)，但以实物形式进行积累，不仅成本高损耗也大，不如以货币形式进行积累。一定时期一定数额的货币积累是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即货币对于积累有“导管”的功能。
　　导致内源融资的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别是贷款活动中存在普遍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和契约关系，违约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防止违约后造成损失，充分的担保品是必不可少的，高利贷的大量存在，也充分说明为补偿风险损失所应支付的高额成本。不确定性阻碍了企业从外部取得资金，降低了金融体制的杠杆作用——以少量的自有资金筹集相对大量的外部资金，因而内源融资就越显重要。
　　
　　寻求稳定下的发展
　　
　　针对“正统”的货币金融理论，麦金农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货币当局应扩大实际货币发行量，同时提高利率并辅之以中性的税收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使国内扭曲的资本市场向自由化的方向过渡，促进形成一致的资本收益率，完成向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的转化。麦金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达到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货币与实质资产的相互替代，这是西方“正统”货币政策所依据的重要理论。而在不完全的市场机制下，货币与实质资产的增值是互补的。实际货币供应的增长，将导致投资活动的扩张，即所谓“导管”作用。这是麦金农在本书中引出的重要结论。
　　政府应该做什么？麦金农在此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显然，如果要以持有货币的形式进行积累，首要之点就是确保对货币持有者来说，其所持货币不会贬值，并有一定的收益，包括便利和报酬。这一收益率等于存款的名义利率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用符号来表示为d—p。这个收益率越高，人们越乐于持有货币，投资活动就越旺盛。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就是由于d－P太低，甚至是负值。这可能是由于利率人为地被压低，或是由于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种状况麦金农称之为“金融抑制”。因此，要使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必要的措施就是消除“金融抑制”，即通过资金市场的自由化来使利率高到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并消除通货膨胀，也就是使d－p成为足够高的正值。
　　在“正统”的货币理论指导下，为使物价保持稳定，政府首先应控制名义货币M的发行。然而麦金农认为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下，政府要做的是扩充实际货币M／P的供给，同时调高利润。由于是实际货币而非名义货币供给的扩充，既可保证企业周转资金正常供应，不象切断电源一样中断，又不会对物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利率的上调使实际利率d—p为正值，会使投资活跃，保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
　　麦金农教授的著作一九七三年付梓问世以来，马上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极大兴趣，对金融抑制的讨论也异常活跃。从理论上加以进一步推敲的有之，从统计上加以实证的也不乏其人。麦金农在其著作中也以南朝鲜、台湾、马来西亚成功的金融改革为佐证。然而，学术界对金融抑制理论仍有分歧，不幸的是金融改革成功的例子也很少。也许是因为脱离了“正统”的理论体系，学术界都以一种颇带怀疑的眼光审视着麦氏理论的各种假设，一些人视其理论和政策主张是左道旁门的村野偏方；而实际的经验，也似乎说明麦金农的理论假设过于偏颇。疑惑之点集中在：其理论是否高估了储蓄的利率弹性，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机会和收益是否被夸大，实际的投资收益是否足以支付如此高的利息率。这些都关系到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是否有足够高的效率和评价投资项目的能力，金融业是否完全摆脱了对财政的从属地位，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能做到协调一致等。
　　然而，不论是偏方也好，是旁门左道也好，麦金农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所作的颇具特色的分析，为国内金融改革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路。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美〕罗纳德·I·麦金农著，卢骢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2.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