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题为《记忆之魅》的文章（《随笔》2015年第5期），该文的主旨是“为了探求记忆对于事实的忠诚度”。作者从“个人品格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乃至“社会价值对这种‘记忆’评估的因素”，详细分析了“记忆魅影”的产生。作者的条分缕析就不一一复述了，这里想谈的是文中列举的一个颇为有趣的案例。
　　例子说的是“文革”期间，某中学一位女教师所遭受的非人折磨：在溽热的七月被关在一个只有半扇窗子的阁楼中，仅靠栖身于隔壁另一间阁楼里一位半癫的拾荒女人给点肮脏的食物和水维持生命，这才得以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女教师的四个得意门生A、B、C、D，都曾经无情地批斗过她；尤其是A，“曾用钉着铁钉的木板打她的大腿”，以致“她的大腿上至死都留有一群张着冤屈小嘴巴的伤痕”。然而，在若干年后的回忆中，A居然说他“曾给老师送过水”，“正是这水使老师避免死于中暑”。其他三人也无不争相表白自己的“善行”，“B学生说他给老师送过仁丹、清凉油，C学生说她给老师送过一张凉席，D学生说她给老师送过一把大蒲扇”。如此说来，这四个学生是非常爱戴自己的老师的。在如火如荼的“文革”初期，同情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顶着“划不清界线”的罪名给“阶级敌人”送东西，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这又该是怎样的义举和壮举呢！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幸亏这位女教师虽囚禁于阁楼之中，仍未改她记日记的“毛病”，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真实的纪录。
　　自己不曾做过的事情，居然说成是自己做的；明明是自己迫害和折磨了老师，却“记”成了自己给处于危难中的老师提供了种种救济和帮助。这究竟是记忆的不准确呢，还是想象力太丰富，凭空虚构出如此佳话来？这恐怕不是一个“记忆魅影”可以说清楚的吧？想象毕竟不是记忆，虚构则更不是。不错，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俗话说“记吃不记打”，人总是记住好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不好的于己不利的，往往就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同时，尽管如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说的，“准确的记忆是例外而不是常规”；但记忆再怎么“选择” 再怎么“不准确”，也不至于无中生有啊！即使“‘记忆’周围确实存在一圈一圈光晕，一重一重魅影，一团一团缠绕”，也不可能把自己一度害过某人记成自己曾经救了某人吧？如果说，A批斗自己的老师时打过她，之后在老師身处绝境时也确实救助过她，随着时间的流逝，A的选择性记忆使他只记住了救助而忘却了殴打，那倒还勉强说得过去。但事实是残忍殴打老师的分明是他，而实施救助的却是另一位素不相识的拾荒女人，难道如此“张冠李戴”也是记忆的魅影在作怪？除非精神出了问题，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凭空臆造颠倒黑白？
　　谎言是无法纳入记忆范畴的，“记忆文饰”也好，“记忆抹煞”也好，都不能掩盖以往的罪恶。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过，“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这种对记忆的歪曲和置换，实际上就是一种“重新建构”，上述四名同学的回忆自然也不例外。这种“重新建构”，对于官方来讲主要是通过权力的阉割，由权力控制来决定什么被纪录什么被遗忘，必要时甚至可以无中生有，向壁虚构；对于个人来讲则是出于利害的权衡，由自身的需要来“文饰”或“抹煞”，必要时还可以捏造。翻翻我们的史书，看看某些自传回忆录，此种现象并不鲜见，其可信度自然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仍以“文革”为例，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清理阶级队伍”，不知有多少人惨遭体罚、摧残乃至杀害。当年那些暴徒、凶手对自己的恶行难道就一点也不记得了？当他们向后人或他人讲述时，又有多少人像前边说的A那样，把自己的恶行演绎成了善行，连细节都描述得那么形象生动，不由你不相信？对往事的追述，究竟是属于选择性失忆，还是属于选择性撒谎？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想，在权力庇护和集体失忆的情况下，像A这种人恐怕不在少数。
　　我们一再地提倡讲真话，可在“记忆魅影”之下又怎么讲得出真话呢？加害者文过饰非，受害者无怨无悔，暴力和苦难都一起拿到美学层面上来把玩，这大概也是谎言之所以畅通无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个体记忆的扭曲必然造成整个民族记忆的谬误，那么，历史又将如何书写呢？在谎言的魅影之下，“记忆对于事实”还有“忠诚度”可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