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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好问正大八年七月前后进入汴京，天兴二年五月初北渡黄河。这21个月是元好问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金王朝急速衰亡，很多亲友陆续去世。崔立兵变投降蒙古，元好问被迫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蒙古兵入城后，他又主动上书耶律楚材，请求保护人才，加之两度职务升迁，引发纷纷议论。汴京期间，元好问写下了30首左右的丧乱诗，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
关键词：元好问 崔立 耶律楚材 丧乱诗
正大八年（1231）七月前后，元好问离开南阳县令的岗位，进入汴京，担任尚书省左司都事（简称尚书省掾）。由地方调入朝廷核心部门，虽是平调，都是正七品，但地位更加重要。元好问与很多人一样，完全没有预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金王朝即将坠入黑暗的深渊，迅速灭亡。我们简单列举一下这恐怖的节奏：
正大八年八月，蒙古三万骑兵进入大散关;九月，攻河中府;十一月破饶凤关，逼近汴京;十二月攻破河中府，汴京戒严。正大九年（1232）正月，金决黄河，以阻来犯之敌，迁50万军属进入汴京，再遭三峰山惨败，15万人的主力部队折损殆尽，金王朝改元开兴，寄托开始复兴的梦想;三月，蒙古兵攻下洛阳，再攻汴京十五日而退;四月，改元天兴，希望上天带来复兴;五月，汴京发生瘟疫，90多万人死亡;十月，汴京城内粮食断绝，人食人;十二月底，金哀宗逃离汴京。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北渡黄河，败走归德（今河南商丘），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投降蒙古;四月，崔立率众（包括元好问）至青城;五月，金哀宗自归德逃往蔡州;十一月，蒙古与宋联手攻蔡州。天兴三年（1234），金哀宗传位给完颜承鱗后自缢，承鱗死于乱军之中，画下了金王朝的休止符。
从正大八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入京，到天兴二年五月三日北渡黄河，元好问在汴京生活了约21个月，这成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何况是时代的巨大灾难，毁灭了多少生命多少家庭？几乎无人可以置身事外。这期间，他的女儿阿秀去世，他尊敬的老师赵秉文与他景仰的名流完颜躊同日去世，他的知交好友李汾、李献能、雷渊、冀禹锡、麻九畴、康锡、商衡、王渥、王郁等陆续去世，他的尚书省同事蒲察琦自尽，还有百万以上的士兵、平民死于非命，死亡的阴云笼罩在上空，挥之不去。在纷至沓来的灾难世界，对很多人而言，能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元好问也面临着断粮的困境，“生涯若被旁人问，但说经年鼠不来”（《围城病中文举相过》），加上疾病，“围城十月鬼为邻”（《喜李彦深过聊城》），是元好问汴京生活的真实写照。
现存文献中，这期间元好问多次与人讨论生死抉择。天兴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金哀宗出逃20多天后，派人来迎接两宫，舆情汹汹，都以为朝廷要放弃汴京。元好问与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讨论对策，他们无计可施，阿不说：“吾二人唯有一死耳。”元好问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金史·完颜奴申传》）“安社稷、救生灵”是元好问生死观的核心价值。正月二十四日，崔立兵变后第二天，下令要求官员“改易巾髻”，剪去头发，换作蒙古人的装扮，元好问的同事蒲察琦坚决不从，因为他是女真人，“袭先兄世爵”，决心“以一死付公”（《金史.蒲察琦传》），回家后自缢身亡。蒲察琦念及金王朝的恩情，以死捍卫民族节义，元好问无法阻止，却未必认同。
元好问是幸运者，度过了这场生死劫难，却没有逃过纷纷非议。这些非议源于两起事件：一是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二是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或许还与元好问的两度职务升迁有关。
综合相关史料，崔立碑事件的基本事实如下：天兴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汴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杀害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立梁王完颜承恪为监国，自封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左丞相、郑王等一长串头衔，然后至青城投降蒙古，“以救一城民”（《归潜志》卷十一）。崔立私欲不断膨胀，还以荆王府为私第，淫暴贪婪，四月初，胁迫众人为他树立功德碑，颂扬他“救一城生灵功”（《归潜志》卷十二）。崔党成员翟奕令翰林直学士王若虚撰写碑文，王若虚年届花甲，据理力争，认为翰林直学士的职责是代帝王立言，质问翟奕：为崔立撰功德碑能算代帝王立言吗？朝臣都出于丞相（指崔立）威权之下，自古以来，哪有部下给上峰颂功德的？这种颂功德又怎能取信于人？能言善辩的王若虚以此成功推脱“名节扫地，贻笑将来”的差事。崔党成员从王若虚那里获得启发，功德碑最好“托以京城父老意为之”（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作者最好不是朝臣。于是崔党成员、左司郎中张信之会同他的部下，左司员外郎元好问，并借助王若虚之口，召集太学生中的名士刘祁、麻革等人，让他们撰写功德碑，以不撰写碑文将“祸及亲族”相威胁。刘祁资历浅，无法拒绝，被迫撰写草稿。但他耍了点小心眼，故意写不好，以便推托给他人。王若虚当场拍板决定，让元好问在刘祁草稿基础上撰写碑文，署名刘祁。最终，这篇功德碑成于众手，主体部分由元好问执笔完成，铭辞由王若虚、元好问和太学生麻革、刘祁等人共同改定。
对崔立事件的性质，王若虚、元好问、刘祁等人认识完全一致。他们都想明哲保身，反复推诿，不愿意连累名节，事实上三人都未能完全摆脱干系。王若虚以年长官大而甩锅，也未能完全脱手。据刘祁记载，元好问、刘祁等人写碑文时，王若虚就在现场，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元好問正当年，又是职务使然，不能不完成撰写功德碑这一公务，在刘祁有意敷衍的情况下，只好亲自执笔，甩锅刘祁。但有那么多人在场，只能转嫁一时，刘祁等人一旦说出真相，元好问必然难逃物议。刘祁最年轻，又是名士、太学生，最适合代表京城父老，无可奈何，“隐忍保身为二亲计”，成了背锅者。但两年后他写下《录崔立碑事》，详细记载崔立碑事件始末，一吐其委曲，赢得了后人的普遍同情与理解，最终成功甩锅元好问。元好问成了集众矢于一身的受害者，自然异常愤闷恼怒，几年后仍然愤愤不平，在《外家別业上梁文》中做了多方辩解，郝经也为乃师叫屈，“且莫独罪元遗山”（《辨磨甘露碑》），但无论如何开脱，元好问都是崔立功德碑文的主要责任人。 后人对元好问参与撰写崔立碑多有批评，认为他未能以死相拒。这实际上是旁观者站在道德高地发出的轻浮指责，等于以死相逼。而死有何益？能安社稷、救苍生吗？像南宋王炎午撰写《生祭文丞相文》，劝文天祥速死，类似的忠君小红粉和伪君子们喜欢借道德杀人。元好问等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情有可原，何况他们已经克制再克制，连为自己辩白、对元好问有所怪罪的刘祁都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归潜志》卷十二），一定要以死来捍卫所谓的名节吗？
与崔立事件相关的是元好问的官职。功德碑完成之后，崔立召见刘祁、麻革，他们“俱诣立第受官”，刘祁说给“余辈”“特赐进士出身”（《归潜志》卷十二），“余辈”包括刘祁、麻革二人。元好问在《外家别业上梁文》中曾质问“从伊受赏”，说明元好问不在受赏之列。元好问在崔立兵变之后，两度职务升迁，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职务变动直接召来了明枪暗箭，但也不排除引发腹诽，加大对崔立碑事件的攻击力度。
第一次升迁，《金史·哀宗纪》有明确记载。崔立兵变后大肆封官，以笼络人心，元好问被授“左右司员外郎”。这一职务得到很多人的承认。《金史·王若虚传》记载他曾任“左右司员外郎”，《归潜志》《金史·元好问传》记载他曾任“左司员外郎”，两者是同一官职，正六品。元好问本人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一职务，在现存诗文中还是自称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
第二次升迁，唯见于元好问的学生郝经的记载。郝经在《寿元内翰》《静华君墨竹赋》《公夫人毛氏墓铭》《铁佛寺读书堂记》《先叔祖墓铭》等诗文中一再称元好问为“内翰”，在《遗山先生墓铭》中明确记载“天兴初，人翰林，知制诰”。郝经如此频繁、公开地称呼元好问为内翰，不可能出于虚夸和泛指，因为当时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知情人，特別是《寿元内翰》一诗，应该呈送给了元好问本人，所以很难否定内翰这一职务的存在。令人不解的是，元好问为何听之任之没有纠正？后来，元人姚燧《中书右三部郎中冯公神道碑》称“内翰元遗山”，杜本《洛阳程自修忘吾小传》称“翰林元裕之”，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也称元好问“人翰林”之类，都沿袭郝经之说。郝经没有记载入翰林院的具体官职，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他的内翰品级应该高于此前正六品的左司员外郎，对照《金史·百官志》：“翰林待制，正五品……衔内带知制诰。”基本可以确定，元好问担任的是翰林待制，知制诰。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大德碑本还记载元好问“再转中顺大夫”等一长串勋官，中顺大夫为五品，与翰林待制相同。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指出，元好问称其继母张氏“显妣河南县太君”（《为第四女配婿祭家庙文》），按照有关规定，五品以上文武散官才能追封母亲为“县君”，说明元好问曾仕至五品。至于元好问何时进入翰林院，应该在崔立碑事件之后数日内。元好问自己讳言此事，原因一是该官职为逆贼崔立所授，二是任职时间极短，短则几天，长则一二十天，四月二十九日，元好问就被羁押到青城，所有的官职都归零。在那乱世中，是否正式到任，都是问号。也许官本位思想暗地作祟，郝经比较在意内翰的五品官阶，以此来抬高元好问的地位;倘如此，那就像施国祁所批评的那样，有违乃师初心，那些由崔立所授的官职“不足为先生荣，只取辱耳”（《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金史.元好问传》不采纳郝经说，只字不提左司员外郎以后官职，比较符合元好问的心志，更能维护元好问的品格操守。
元好问汴京期间引发争议的第二件事是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此事相对单纯。天兴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作《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核心内容是向耶律楚材推荐54位人才，请求他予以保护和任用。元好问用谦卑的口气、恳切的言辞陈说人才的重要性、人才的难得，为这些“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的文人着想，央求耶律楚材“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批评者以为，元好问是金王朝的臣子，与蒙古政要来往，既不忠于金朝，又冒犯了夷夏之大防，有失民族气节。连袒护元好问的赵翼也说他“正当危乱，尤不当先有境外之交”（《瓯北诗话》卷八）。对此，当代学者降大任、姚从吾、狄宝心等人都撰文予以反驳，破除陈旧的忠君守节观念，阐释元好问此举的文化意义。笔者再补充两点：
一是该文的写作时机与寄出时间。当时，崔立已举兵投降蒙古，据刘祁记载，四月二十日蒙古兵进入汴京城，金王朝已经无力回天，只剩下出逃在外奄奄一息的金哀宗了。士大夫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命运堪忧，二十九日被羁押到青城。谁能替他们呼吁？耆旧中，只有王若虚较为合适，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出面。元好问之所以挺身而出，除了他殷殷关爱人才之心外，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与蒙古将帅张柔有点亲缘关系。接受崔立投降的蒙古将领是速不台，但据《元史.张柔传》：“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人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可知张柔也是接受崔立投降，并进入汴京城的将帅之一，而元好问妻子毛氏与张柔妻子毛氏是同族姐妹，元好问与张柔是连襟关系。在比较重视宗亲关系的古代，他们即使没有深交，也会有所知晓。这层关系或许能给元好问提供上书耶律楚材的便利，促使他鼓起勇气，“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外家别业上梁文》）。元好问写成之后，并未贸然寄出。据《外家別业上梁文》自注，直到五月三日北渡黄河之后不久，才“献书中令君，请以一寺观所费养天下名士”，就是说，元好问至少搁置了十多天，经过十多天的冷静思考，才做出最后的上書决定，说明元好问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力求措辞严密，无懈可击。仅从54位文人排列顺序就可以看出他精心结撰的苦心孤诣。54位文人，依次分为圣者之后、耆旧、时辈三类。圣者之后仅1人。耆旧4人，依次为冯璧（11611240）、梁陟、高夔、王若虚（117-1243），梁陟、高夔生卒年不详，梁陟明昌二年（1191）进士，高夔明昌五年（1194）进士，可以看出是按照年资排序。时辈49人，姓名前统一加籍贯，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其中王纲是大安元年（1209）状元，王鹗是正大元年（1224）状元，论私交，元好问与王鹗关系密切，显然这也是按年资排序。之所以如此用心，目的是为了避免一些非议。 二是该文的无私性质。元好问列举的54位“天民之秀”，基本包括了当时在汴京的主要文人。经过姚从吾、狄宝心、胡传志等人的努力，大多数文人生平可考。其中有崔立碑事件的当事人刘祁、麻革，有指责元好问参与崔立碑事件的曹居一、杨奐、刘郁，可见其胸襟坦荡。如果说54人中含有私人因素，那就是最后两位：“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程思温是监察御史程震之子，金末进士，元好问的大女婿。他不是无名之辈，举贤不避亲，即使有一点照顾性质，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通读《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元好问没有一句为自己干谒求情，全是为他人请命。这是他在亡国前夕所做出的一大善举，是实实在在的大贡献，后人何不予以同情之理解？金亡后，元好问不仕蒙古，已经保持了与新政权的距离，积极抢救金代历史、文化，对金王朝也尽了臣子的忠心。生与死，何者更有意义？易代之际，难道非要以一死来效忠无能的君主、没落的王朝？
南宋灭亡后，对宋王朝赤胆忠心的文天祥也表现出与元王朝合作的意愿：“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宋史·文天祥传》）如果不是投降于元的留梦炎反对释放文天祥，文天祥也许能实现这一愿望，那么，他就差不多与元好问殊途同归了。
上书耶律楚材体现了元好问的主动作为，说明他在黑暗世界挣扎，不想随之沉沦消失。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危亡之际写下一系列锥心刺骨的诗歌，记载社稷苍生的苦难，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出自他的《题元遗山集》，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元好问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汴京21个月正是元好问丧乱诗创作的高峰。赵翼称赞元好问的七言律诗：“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相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惜此等杰作，集中亦不多见耳。”（《瓯北诗话》卷八）他列举了八联诗句为例，前三联都出自于困守汴京时期，足以见出这期间创作的重要性。他在汴京期间大概创作了30首左右的丧乱诗，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几首代表作。
天兴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金哀宗逃离汴京是金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标志，汴京陷入恐慌无序之中，元好问作《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五首诗未必是同时所写，写作时间当在天兴三年正月至四月二十九日之间。第五首“曲中青冢传新怨”一句，借用王昭君的典故来写即将北迁的两宫嫔妃的命运，而两宫北迁的时间是四月二十日。第五首元好问以庾信自比，“去去江南庾开府，凤凰楼畔莫回头”，表明自己即将北迁，其时当在四月二十二日蒙古兵入城前后。下面这首是各家必选的名篇：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首句“龙蛇”指代交战双方，“惨淡”形容战争的残酷激烈，“曰斗争”表明交战时间之长，第二句写战争的严重后果，几乎要灭绝所有百姓。“高原”句象征山川改易的战场形势，切合金王朝决黄河以堵绝蒙古兵的荒唐举措，“战地”句续写战场上的腥风血雨。颈联是说，精卫有心填平大海，以报仇雪恨，可是申包胥泪已流干，再也不能去秦庭恸哭求援了。精卫、包胥用以自指，抒发悲愤无奈之情。尾联含义模糊，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典故。韩信带兵伐赵，到井陉关时，分兵攻击赵营，大败赵军，元好问借此感叹现在没有韩信这样的将领，突破敌军，取得胜利。问题是，井陉虽是太行八陉之一，却属于河北西路威州（今河北井陉县），与并州之间还隔了平定州。韩信虽有出入并州、井陉的历史，也难算是并州豪杰。何况这时的井陉早已沦于敌手，元好问不可能再寄希望于河朔增援汴京。第二种观点认为用《资治通鉴》中五代刘知远之事。刘知远听闻晋少帝北迁，声言将出兵井陉关，迎回晋少帝。刘知远是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堪称并州豪杰，但刘知远最终没有出兵井陉，更没有迎归少帝。元好问不可能用没有勤王行动的典故来寄托勤王的期盼。第三种观点认为，元好问期盼太行健儿派兵勤王，解汴京之围，问题是这时哪里还有握有兵权的“并州豪杰”？笔者结合当时的背景，尝试提出另一种解释。并州豪杰，疑指并州人李汾。李汾《陕州》自称“并州豪杰未凋零”，元好问曾称李汾“并州少年作轩昂，鸡鸣起舞望八荒”（《雪后招鄰舍王赞子襄饮》）。正大八年，李汾去邓州，投奔恒山公武仙，出任行尚书省讲议官。次年正月，武仙遭遇三峰山大败，败逃南阳，收拾残部。三月，朝廷命他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联合救援汴京，武仙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驰援。李汾有不同意见，主张出兵救援京城，六月被害。末句“井陉”疑指代武仙，因为武仙为威州人，威州原是井陉县，于天会三年（1125）升格而来（《金史·地理志中》）。“下井陉”，指从“井陉”（武仙）分兵出击。“莫拟”，莫非打算的意思。如此一来，尾联大意是说，如今不知道还有没有李汾那样主张救援汴京的并州豪杰？手握重兵的井陉人武仙是否还打算出兵救援汴京？在绝望无助中等待一线希望，应该是围城中人的共同心愿。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四也是名作：
万里荆裹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金国烽火连天，从万里之外的荆襄大地到汴京城外，一片荒芜。金哀宗不会困守城中，像蛟龙一样，已逃脱出城，被拋弃的大臣们像虮虱般可怜，徒自伤悲。眼前这些高大的乔木将会引发故国之思，野烟弥漫，再也看不见故人的身影。今后，希望秋风不要老是吹拂我的头发，让我的头发越来越白，在这沧海横流之际，还需要我这样的士大夫呢！末句体现了元好问度过危难的抱负。
四月二十日，两宫北迁，元好问作《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抒发乱离之痛，兹引五首如下：
醇和旁近洞房环，碧瓦参差竹木闲。批奏内人轮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间。（醇和，殿名）琵琶心事曲中论，曾笑明妃负汉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须回首望都门。 罗綺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粱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暖日睛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宫园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哭暮春。
暮云楼阁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发累臣凡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俳体具有戏谑意味。易代之际，嫔妃以及宫女的命运总是诗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元好问这组诗将宫怨、亡国、伤时等复杂感情融合在一起，香艳其表，沉痛其内。
随后，元好问作《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塞外初捐宴賜金，当时南牧已駿驳。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
告別京城，也就是告別金王朝。回想起几十年的历史，自从明昌年间宴赐北部边将以来，蒙古兵就已经开始快速南下了。而金王朝还照样守备松弛，将边防视同儿戏，哪里知道这么快就灭亡了。辽东鹤回到故乡，不禁感到沧桑之变，会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拆除金铜仙人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谁能理解天公之意？历史竟然如此巧合，百余年前，北宋王朝在青城向金王朝投降，如今，金王朝步北宋后尘，又在青城投降于蒙古。元好问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寄寓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
五月三日，元好问北渡黄河，耳闻目睹，处处惊心动魄，《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因此而作：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蒙古兵入城，大肆掳掠人口、财物。第一首写无数俘虜被捆绑，半死半活，僵卧道旁，一些年轻女子被蒙古兵胁持凌辱，哭着跟随在马后，她们难舍故土和亲人，一步一回头。此情此景，痛彻心扉。第二首写蒙古兵掠夺大量文物，佛像似柴，编钟满街，简直要把汴京城都搬走。第三首是说，眼前白骨纵横遍野，像乱麻一般，美好的家园变成了荒漠。过去只听说河朔一带生灵被杀殆尽，没想到黄河两岸也是人烟寥落。每一首都极其沉痛苍凉，令人泪下。
对元好问而言，汴京期间21个月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幸，见证了金王朝灭亡的大变局、大动乱。也正是在这最黑暗的灾难岁月里，他以饱蘸血泪之笔记录社稷苍生的悲剧，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关键词：元好问 崔立 耶律楚材 丧乱诗
正大八年（1231）七月前后，元好问离开南阳县令的岗位，进入汴京，担任尚书省左司都事（简称尚书省掾）。由地方调入朝廷核心部门，虽是平调，都是正七品，但地位更加重要。元好问与很多人一样，完全没有预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金王朝即将坠入黑暗的深渊，迅速灭亡。我们简单列举一下这恐怖的节奏：
正大八年八月，蒙古三万骑兵进入大散关;九月，攻河中府;十一月破饶凤关，逼近汴京;十二月攻破河中府，汴京戒严。正大九年（1232）正月，金决黄河，以阻来犯之敌，迁50万军属进入汴京，再遭三峰山惨败，15万人的主力部队折损殆尽，金王朝改元开兴，寄托开始复兴的梦想;三月，蒙古兵攻下洛阳，再攻汴京十五日而退;四月，改元天兴，希望上天带来复兴;五月，汴京发生瘟疫，90多万人死亡;十月，汴京城内粮食断绝，人食人;十二月底，金哀宗逃离汴京。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北渡黄河，败走归德（今河南商丘），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投降蒙古;四月，崔立率众（包括元好问）至青城;五月，金哀宗自归德逃往蔡州;十一月，蒙古与宋联手攻蔡州。天兴三年（1234），金哀宗传位给完颜承鱗后自缢，承鱗死于乱军之中，画下了金王朝的休止符。
从正大八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入京，到天兴二年五月三日北渡黄河，元好问在汴京生活了约21个月，这成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何况是时代的巨大灾难，毁灭了多少生命多少家庭？几乎无人可以置身事外。这期间，他的女儿阿秀去世，他尊敬的老师赵秉文与他景仰的名流完颜躊同日去世，他的知交好友李汾、李献能、雷渊、冀禹锡、麻九畴、康锡、商衡、王渥、王郁等陆续去世，他的尚书省同事蒲察琦自尽，还有百万以上的士兵、平民死于非命，死亡的阴云笼罩在上空，挥之不去。在纷至沓来的灾难世界，对很多人而言，能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元好问也面临着断粮的困境，“生涯若被旁人问，但说经年鼠不来”（《围城病中文举相过》），加上疾病，“围城十月鬼为邻”（《喜李彦深过聊城》），是元好问汴京生活的真实写照。
现存文献中，这期间元好问多次与人讨论生死抉择。天兴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金哀宗出逃20多天后，派人来迎接两宫，舆情汹汹，都以为朝廷要放弃汴京。元好问与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讨论对策，他们无计可施，阿不说：“吾二人唯有一死耳。”元好问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金史·完颜奴申传》）“安社稷、救生灵”是元好问生死观的核心价值。正月二十四日，崔立兵变后第二天，下令要求官员“改易巾髻”，剪去头发，换作蒙古人的装扮，元好问的同事蒲察琦坚决不从，因为他是女真人，“袭先兄世爵”，决心“以一死付公”（《金史.蒲察琦传》），回家后自缢身亡。蒲察琦念及金王朝的恩情，以死捍卫民族节义，元好问无法阻止，却未必认同。
元好问是幸运者，度过了这场生死劫难，却没有逃过纷纷非议。这些非议源于两起事件：一是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二是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或许还与元好问的两度职务升迁有关。
综合相关史料，崔立碑事件的基本事实如下：天兴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汴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杀害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立梁王完颜承恪为监国，自封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左丞相、郑王等一长串头衔，然后至青城投降蒙古，“以救一城民”（《归潜志》卷十一）。崔立私欲不断膨胀，还以荆王府为私第，淫暴贪婪，四月初，胁迫众人为他树立功德碑，颂扬他“救一城生灵功”（《归潜志》卷十二）。崔党成员翟奕令翰林直学士王若虚撰写碑文，王若虚年届花甲，据理力争，认为翰林直学士的职责是代帝王立言，质问翟奕：为崔立撰功德碑能算代帝王立言吗？朝臣都出于丞相（指崔立）威权之下，自古以来，哪有部下给上峰颂功德的？这种颂功德又怎能取信于人？能言善辩的王若虚以此成功推脱“名节扫地，贻笑将来”的差事。崔党成员从王若虚那里获得启发，功德碑最好“托以京城父老意为之”（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作者最好不是朝臣。于是崔党成员、左司郎中张信之会同他的部下，左司员外郎元好问，并借助王若虚之口，召集太学生中的名士刘祁、麻革等人，让他们撰写功德碑，以不撰写碑文将“祸及亲族”相威胁。刘祁资历浅，无法拒绝，被迫撰写草稿。但他耍了点小心眼，故意写不好，以便推托给他人。王若虚当场拍板决定，让元好问在刘祁草稿基础上撰写碑文，署名刘祁。最终，这篇功德碑成于众手，主体部分由元好问执笔完成，铭辞由王若虚、元好问和太学生麻革、刘祁等人共同改定。
对崔立事件的性质，王若虚、元好问、刘祁等人认识完全一致。他们都想明哲保身，反复推诿，不愿意连累名节，事实上三人都未能完全摆脱干系。王若虚以年长官大而甩锅，也未能完全脱手。据刘祁记载，元好问、刘祁等人写碑文时，王若虚就在现场，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元好問正当年，又是职务使然，不能不完成撰写功德碑这一公务，在刘祁有意敷衍的情况下，只好亲自执笔，甩锅刘祁。但有那么多人在场，只能转嫁一时，刘祁等人一旦说出真相，元好问必然难逃物议。刘祁最年轻，又是名士、太学生，最适合代表京城父老，无可奈何，“隐忍保身为二亲计”，成了背锅者。但两年后他写下《录崔立碑事》，详细记载崔立碑事件始末，一吐其委曲，赢得了后人的普遍同情与理解，最终成功甩锅元好问。元好问成了集众矢于一身的受害者，自然异常愤闷恼怒，几年后仍然愤愤不平，在《外家別业上梁文》中做了多方辩解，郝经也为乃师叫屈，“且莫独罪元遗山”（《辨磨甘露碑》），但无论如何开脱，元好问都是崔立功德碑文的主要责任人。 后人对元好问参与撰写崔立碑多有批评，认为他未能以死相拒。这实际上是旁观者站在道德高地发出的轻浮指责，等于以死相逼。而死有何益？能安社稷、救苍生吗？像南宋王炎午撰写《生祭文丞相文》，劝文天祥速死，类似的忠君小红粉和伪君子们喜欢借道德杀人。元好问等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情有可原，何况他们已经克制再克制，连为自己辩白、对元好问有所怪罪的刘祁都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归潜志》卷十二），一定要以死来捍卫所谓的名节吗？
与崔立事件相关的是元好问的官职。功德碑完成之后，崔立召见刘祁、麻革，他们“俱诣立第受官”，刘祁说给“余辈”“特赐进士出身”（《归潜志》卷十二），“余辈”包括刘祁、麻革二人。元好问在《外家别业上梁文》中曾质问“从伊受赏”，说明元好问不在受赏之列。元好问在崔立兵变之后，两度职务升迁，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职务变动直接召来了明枪暗箭，但也不排除引发腹诽，加大对崔立碑事件的攻击力度。
第一次升迁，《金史·哀宗纪》有明确记载。崔立兵变后大肆封官，以笼络人心，元好问被授“左右司员外郎”。这一职务得到很多人的承认。《金史·王若虚传》记载他曾任“左右司员外郎”，《归潜志》《金史·元好问传》记载他曾任“左司员外郎”，两者是同一官职，正六品。元好问本人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一职务，在现存诗文中还是自称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
第二次升迁，唯见于元好问的学生郝经的记载。郝经在《寿元内翰》《静华君墨竹赋》《公夫人毛氏墓铭》《铁佛寺读书堂记》《先叔祖墓铭》等诗文中一再称元好问为“内翰”，在《遗山先生墓铭》中明确记载“天兴初，人翰林，知制诰”。郝经如此频繁、公开地称呼元好问为内翰，不可能出于虚夸和泛指，因为当时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知情人，特別是《寿元内翰》一诗，应该呈送给了元好问本人，所以很难否定内翰这一职务的存在。令人不解的是，元好问为何听之任之没有纠正？后来，元人姚燧《中书右三部郎中冯公神道碑》称“内翰元遗山”，杜本《洛阳程自修忘吾小传》称“翰林元裕之”，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也称元好问“人翰林”之类，都沿袭郝经之说。郝经没有记载入翰林院的具体官职，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他的内翰品级应该高于此前正六品的左司员外郎，对照《金史·百官志》：“翰林待制，正五品……衔内带知制诰。”基本可以确定，元好问担任的是翰林待制，知制诰。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大德碑本还记载元好问“再转中顺大夫”等一长串勋官，中顺大夫为五品，与翰林待制相同。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指出，元好问称其继母张氏“显妣河南县太君”（《为第四女配婿祭家庙文》），按照有关规定，五品以上文武散官才能追封母亲为“县君”，说明元好问曾仕至五品。至于元好问何时进入翰林院，应该在崔立碑事件之后数日内。元好问自己讳言此事，原因一是该官职为逆贼崔立所授，二是任职时间极短，短则几天，长则一二十天，四月二十九日，元好问就被羁押到青城，所有的官职都归零。在那乱世中，是否正式到任，都是问号。也许官本位思想暗地作祟，郝经比较在意内翰的五品官阶，以此来抬高元好问的地位;倘如此，那就像施国祁所批评的那样，有违乃师初心，那些由崔立所授的官职“不足为先生荣，只取辱耳”（《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金史.元好问传》不采纳郝经说，只字不提左司员外郎以后官职，比较符合元好问的心志，更能维护元好问的品格操守。
元好问汴京期间引发争议的第二件事是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此事相对单纯。天兴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作《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核心内容是向耶律楚材推荐54位人才，请求他予以保护和任用。元好问用谦卑的口气、恳切的言辞陈说人才的重要性、人才的难得，为这些“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的文人着想，央求耶律楚材“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批评者以为，元好问是金王朝的臣子，与蒙古政要来往，既不忠于金朝，又冒犯了夷夏之大防，有失民族气节。连袒护元好问的赵翼也说他“正当危乱，尤不当先有境外之交”（《瓯北诗话》卷八）。对此，当代学者降大任、姚从吾、狄宝心等人都撰文予以反驳，破除陈旧的忠君守节观念，阐释元好问此举的文化意义。笔者再补充两点：
一是该文的写作时机与寄出时间。当时，崔立已举兵投降蒙古，据刘祁记载，四月二十日蒙古兵进入汴京城，金王朝已经无力回天，只剩下出逃在外奄奄一息的金哀宗了。士大夫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命运堪忧，二十九日被羁押到青城。谁能替他们呼吁？耆旧中，只有王若虚较为合适，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出面。元好问之所以挺身而出，除了他殷殷关爱人才之心外，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与蒙古将帅张柔有点亲缘关系。接受崔立投降的蒙古将领是速不台，但据《元史.张柔传》：“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人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可知张柔也是接受崔立投降，并进入汴京城的将帅之一，而元好问妻子毛氏与张柔妻子毛氏是同族姐妹，元好问与张柔是连襟关系。在比较重视宗亲关系的古代，他们即使没有深交，也会有所知晓。这层关系或许能给元好问提供上书耶律楚材的便利，促使他鼓起勇气，“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外家别业上梁文》）。元好问写成之后，并未贸然寄出。据《外家別业上梁文》自注，直到五月三日北渡黄河之后不久，才“献书中令君，请以一寺观所费养天下名士”，就是说，元好问至少搁置了十多天，经过十多天的冷静思考，才做出最后的上書决定，说明元好问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力求措辞严密，无懈可击。仅从54位文人排列顺序就可以看出他精心结撰的苦心孤诣。54位文人，依次分为圣者之后、耆旧、时辈三类。圣者之后仅1人。耆旧4人，依次为冯璧（11611240）、梁陟、高夔、王若虚（117-1243），梁陟、高夔生卒年不详，梁陟明昌二年（1191）进士，高夔明昌五年（1194）进士，可以看出是按照年资排序。时辈49人，姓名前统一加籍贯，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其中王纲是大安元年（1209）状元，王鹗是正大元年（1224）状元，论私交，元好问与王鹗关系密切，显然这也是按年资排序。之所以如此用心，目的是为了避免一些非议。 二是该文的无私性质。元好问列举的54位“天民之秀”，基本包括了当时在汴京的主要文人。经过姚从吾、狄宝心、胡传志等人的努力，大多数文人生平可考。其中有崔立碑事件的当事人刘祁、麻革，有指责元好问参与崔立碑事件的曹居一、杨奐、刘郁，可见其胸襟坦荡。如果说54人中含有私人因素，那就是最后两位：“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程思温是监察御史程震之子，金末进士，元好问的大女婿。他不是无名之辈，举贤不避亲，即使有一点照顾性质，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通读《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元好问没有一句为自己干谒求情，全是为他人请命。这是他在亡国前夕所做出的一大善举，是实实在在的大贡献，后人何不予以同情之理解？金亡后，元好问不仕蒙古，已经保持了与新政权的距离，积极抢救金代历史、文化，对金王朝也尽了臣子的忠心。生与死，何者更有意义？易代之际，难道非要以一死来效忠无能的君主、没落的王朝？
南宋灭亡后，对宋王朝赤胆忠心的文天祥也表现出与元王朝合作的意愿：“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宋史·文天祥传》）如果不是投降于元的留梦炎反对释放文天祥，文天祥也许能实现这一愿望，那么，他就差不多与元好问殊途同归了。
上书耶律楚材体现了元好问的主动作为，说明他在黑暗世界挣扎，不想随之沉沦消失。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危亡之际写下一系列锥心刺骨的诗歌，记载社稷苍生的苦难，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出自他的《题元遗山集》，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元好问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汴京21个月正是元好问丧乱诗创作的高峰。赵翼称赞元好问的七言律诗：“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相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惜此等杰作，集中亦不多见耳。”（《瓯北诗话》卷八）他列举了八联诗句为例，前三联都出自于困守汴京时期，足以见出这期间创作的重要性。他在汴京期间大概创作了30首左右的丧乱诗，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几首代表作。
天兴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金哀宗逃离汴京是金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标志，汴京陷入恐慌无序之中，元好问作《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五首诗未必是同时所写，写作时间当在天兴三年正月至四月二十九日之间。第五首“曲中青冢传新怨”一句，借用王昭君的典故来写即将北迁的两宫嫔妃的命运，而两宫北迁的时间是四月二十日。第五首元好问以庾信自比，“去去江南庾开府，凤凰楼畔莫回头”，表明自己即将北迁，其时当在四月二十二日蒙古兵入城前后。下面这首是各家必选的名篇：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首句“龙蛇”指代交战双方，“惨淡”形容战争的残酷激烈，“曰斗争”表明交战时间之长，第二句写战争的严重后果，几乎要灭绝所有百姓。“高原”句象征山川改易的战场形势，切合金王朝决黄河以堵绝蒙古兵的荒唐举措，“战地”句续写战场上的腥风血雨。颈联是说，精卫有心填平大海，以报仇雪恨，可是申包胥泪已流干，再也不能去秦庭恸哭求援了。精卫、包胥用以自指，抒发悲愤无奈之情。尾联含义模糊，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典故。韩信带兵伐赵，到井陉关时，分兵攻击赵营，大败赵军，元好问借此感叹现在没有韩信这样的将领，突破敌军，取得胜利。问题是，井陉虽是太行八陉之一，却属于河北西路威州（今河北井陉县），与并州之间还隔了平定州。韩信虽有出入并州、井陉的历史，也难算是并州豪杰。何况这时的井陉早已沦于敌手，元好问不可能再寄希望于河朔增援汴京。第二种观点认为用《资治通鉴》中五代刘知远之事。刘知远听闻晋少帝北迁，声言将出兵井陉关，迎回晋少帝。刘知远是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堪称并州豪杰，但刘知远最终没有出兵井陉，更没有迎归少帝。元好问不可能用没有勤王行动的典故来寄托勤王的期盼。第三种观点认为，元好问期盼太行健儿派兵勤王，解汴京之围，问题是这时哪里还有握有兵权的“并州豪杰”？笔者结合当时的背景，尝试提出另一种解释。并州豪杰，疑指并州人李汾。李汾《陕州》自称“并州豪杰未凋零”，元好问曾称李汾“并州少年作轩昂，鸡鸣起舞望八荒”（《雪后招鄰舍王赞子襄饮》）。正大八年，李汾去邓州，投奔恒山公武仙，出任行尚书省讲议官。次年正月，武仙遭遇三峰山大败，败逃南阳，收拾残部。三月，朝廷命他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联合救援汴京，武仙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驰援。李汾有不同意见，主张出兵救援京城，六月被害。末句“井陉”疑指代武仙，因为武仙为威州人，威州原是井陉县，于天会三年（1125）升格而来（《金史·地理志中》）。“下井陉”，指从“井陉”（武仙）分兵出击。“莫拟”，莫非打算的意思。如此一来，尾联大意是说，如今不知道还有没有李汾那样主张救援汴京的并州豪杰？手握重兵的井陉人武仙是否还打算出兵救援汴京？在绝望无助中等待一线希望，应该是围城中人的共同心愿。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四也是名作：
万里荆裹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金国烽火连天，从万里之外的荆襄大地到汴京城外，一片荒芜。金哀宗不会困守城中，像蛟龙一样，已逃脱出城，被拋弃的大臣们像虮虱般可怜，徒自伤悲。眼前这些高大的乔木将会引发故国之思，野烟弥漫，再也看不见故人的身影。今后，希望秋风不要老是吹拂我的头发，让我的头发越来越白，在这沧海横流之际，还需要我这样的士大夫呢！末句体现了元好问度过危难的抱负。
四月二十日，两宫北迁，元好问作《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抒发乱离之痛，兹引五首如下：
醇和旁近洞房环，碧瓦参差竹木闲。批奏内人轮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间。（醇和，殿名）琵琶心事曲中论，曾笑明妃负汉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须回首望都门。 罗綺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粱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暖日睛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宫园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哭暮春。
暮云楼阁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发累臣凡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俳体具有戏谑意味。易代之际，嫔妃以及宫女的命运总是诗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元好问这组诗将宫怨、亡国、伤时等复杂感情融合在一起，香艳其表，沉痛其内。
随后，元好问作《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塞外初捐宴賜金，当时南牧已駿驳。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
告別京城，也就是告別金王朝。回想起几十年的历史，自从明昌年间宴赐北部边将以来，蒙古兵就已经开始快速南下了。而金王朝还照样守备松弛，将边防视同儿戏，哪里知道这么快就灭亡了。辽东鹤回到故乡，不禁感到沧桑之变，会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拆除金铜仙人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谁能理解天公之意？历史竟然如此巧合，百余年前，北宋王朝在青城向金王朝投降，如今，金王朝步北宋后尘，又在青城投降于蒙古。元好问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寄寓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
五月三日，元好问北渡黄河，耳闻目睹，处处惊心动魄，《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因此而作：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蒙古兵入城，大肆掳掠人口、财物。第一首写无数俘虜被捆绑，半死半活，僵卧道旁，一些年轻女子被蒙古兵胁持凌辱，哭着跟随在马后，她们难舍故土和亲人，一步一回头。此情此景，痛彻心扉。第二首写蒙古兵掠夺大量文物，佛像似柴，编钟满街，简直要把汴京城都搬走。第三首是说，眼前白骨纵横遍野，像乱麻一般，美好的家园变成了荒漠。过去只听说河朔一带生灵被杀殆尽，没想到黄河两岸也是人烟寥落。每一首都极其沉痛苍凉，令人泪下。
对元好问而言，汴京期间21个月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幸，见证了金王朝灭亡的大变局、大动乱。也正是在这最黑暗的灾难岁月里，他以饱蘸血泪之笔记录社稷苍生的悲剧，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