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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好问正大八年七月前后进入汴京,天兴二年五月初北渡黄河。这21个月是元好问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金王朝急速衰亡,很多亲友陆续去世。崔立兵变投降蒙古,元好问被迫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蒙古兵入城后,他又主动上书耶律楚材,请求保护人才,加之两度职务升迁,引发纷纷议论。汴京期间,元好问写下了30首左右的丧乱诗,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
关键词:元好问 崔立 耶律楚材 丧乱诗
正大八年(1231)七月前后,元好问离开南阳县令的岗位,进入汴京,担任尚书省左司都事(简称尚书省掾)。由地方调入朝廷核心部门,虽是平调,都是正七品,但地位更加重要。元好问与很多人一样,完全没有预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金王朝即将坠入黑暗的深渊,迅速灭亡。我们简单列举一下这恐怖的节奏:
正大八年八月,蒙古三万骑兵进入大散关;九月,攻河中府;十一月破饶凤关,逼近汴京;十二月攻破河中府,汴京戒严。正大九年(1232)正月,金决黄河,以阻来犯之敌,迁50万军属进入汴京,再遭三峰山惨败,15万人的主力部队折损殆尽,金王朝改元开兴,寄托开始复兴的梦想;三月,蒙古兵攻下洛阳,再攻汴京十五日而退;四月,改元天兴,希望上天带来复兴;五月,汴京发生瘟疫,90多万人死亡;十月,汴京城内粮食断绝,人食人;十二月底,金哀宗逃离汴京。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北渡黄河,败走归德(今河南商丘),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投降蒙古;四月,崔立率众(包括元好问)至青城;五月,金哀宗自归德逃往蔡州;十一月,蒙古与宋联手攻蔡州。天兴三年(1234),金哀宗传位给完颜承鱗后自缢,承鱗死于乱军之中,画下了金王朝的休止符。
从正大八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入京,到天兴二年五月三日北渡黄河,元好问在汴京生活了约21个月,这成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何况是时代的巨大灾难,毁灭了多少生命多少家庭?几乎无人可以置身事外。这期间,他的女儿阿秀去世,他尊敬的老师赵秉文与他景仰的名流完颜躊同日去世,他的知交好友李汾、李献能、雷渊、冀禹锡、麻九畴、康锡、商衡、王渥、王郁等陆续去世,他的尚书省同事蒲察琦自尽,还有百万以上的士兵、平民死于非命,死亡的阴云笼罩在上空,挥之不去。在纷至沓来的灾难世界,对很多人而言,能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元好问也面临着断粮的困境,“生涯若被旁人问,但说经年鼠不来”(《围城病中文举相过》),加上疾病,“围城十月鬼为邻”(《喜李彦深过聊城》),是元好问汴京生活的真实写照。
现存文献中,这期间元好问多次与人讨论生死抉择。天兴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金哀宗出逃20多天后,派人来迎接两宫,舆情汹汹,都以为朝廷要放弃汴京。元好问与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讨论对策,他们无计可施,阿不说:“吾二人唯有一死耳。”元好问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金史·完颜奴申传》)“安社稷、救生灵”是元好问生死观的核心价值。正月二十四日,崔立兵变后第二天,下令要求官员“改易巾髻”,剪去头发,换作蒙古人的装扮,元好问的同事蒲察琦坚决不从,因为他是女真人,“袭先兄世爵”,决心“以一死付公”(《金史.蒲察琦传》),回家后自缢身亡。蒲察琦念及金王朝的恩情,以死捍卫民族节义,元好问无法阻止,却未必认同。
元好问是幸运者,度过了这场生死劫难,却没有逃过纷纷非议。这些非议源于两起事件:一是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二是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或许还与元好问的两度职务升迁有关。
综合相关史料,崔立碑事件的基本事实如下:天兴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汴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杀害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立梁王完颜承恪为监国,自封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左丞相、郑王等一长串头衔,然后至青城投降蒙古,“以救一城民”(《归潜志》卷十一)。崔立私欲不断膨胀,还以荆王府为私第,淫暴贪婪,四月初,胁迫众人为他树立功德碑,颂扬他“救一城生灵功”(《归潜志》卷十二)。崔党成员翟奕令翰林直学士王若虚撰写碑文,王若虚年届花甲,据理力争,认为翰林直学士的职责是代帝王立言,质问翟奕:为崔立撰功德碑能算代帝王立言吗?朝臣都出于丞相(指崔立)威权之下,自古以来,哪有部下给上峰颂功德的?这种颂功德又怎能取信于人?能言善辩的王若虚以此成功推脱“名节扫地,贻笑将来”的差事。崔党成员从王若虚那里获得启发,功德碑最好“托以京城父老意为之”(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作者最好不是朝臣。于是崔党成员、左司郎中张信之会同他的部下,左司员外郎元好问,并借助王若虚之口,召集太学生中的名士刘祁、麻革等人,让他们撰写功德碑,以不撰写碑文将“祸及亲族”相威胁。刘祁资历浅,无法拒绝,被迫撰写草稿。但他耍了点小心眼,故意写不好,以便推托给他人。王若虚当场拍板决定,让元好问在刘祁草稿基础上撰写碑文,署名刘祁。最终,这篇功德碑成于众手,主体部分由元好问执笔完成,铭辞由王若虚、元好问和太学生麻革、刘祁等人共同改定。
对崔立事件的性质,王若虚、元好问、刘祁等人认识完全一致。他们都想明哲保身,反复推诿,不愿意连累名节,事实上三人都未能完全摆脱干系。王若虚以年长官大而甩锅,也未能完全脱手。据刘祁记载,元好问、刘祁等人写碑文时,王若虚就在现场,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元好問正当年,又是职务使然,不能不完成撰写功德碑这一公务,在刘祁有意敷衍的情况下,只好亲自执笔,甩锅刘祁。但有那么多人在场,只能转嫁一时,刘祁等人一旦说出真相,元好问必然难逃物议。刘祁最年轻,又是名士、太学生,最适合代表京城父老,无可奈何,“隐忍保身为二亲计”,成了背锅者。但两年后他写下《录崔立碑事》,详细记载崔立碑事件始末,一吐其委曲,赢得了后人的普遍同情与理解,最终成功甩锅元好问。元好问成了集众矢于一身的受害者,自然异常愤闷恼怒,几年后仍然愤愤不平,在《外家別业上梁文》中做了多方辩解,郝经也为乃师叫屈,“且莫独罪元遗山”(《辨磨甘露碑》),但无论如何开脱,元好问都是崔立功德碑文的主要责任人。 后人对元好问参与撰写崔立碑多有批评,认为他未能以死相拒。这实际上是旁观者站在道德高地发出的轻浮指责,等于以死相逼。而死有何益?能安社稷、救苍生吗?像南宋王炎午撰写《生祭文丞相文》,劝文天祥速死,类似的忠君小红粉和伪君子们喜欢借道德杀人。元好问等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情有可原,何况他们已经克制再克制,连为自己辩白、对元好问有所怪罪的刘祁都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归潜志》卷十二),一定要以死来捍卫所谓的名节吗?
与崔立事件相关的是元好问的官职。功德碑完成之后,崔立召见刘祁、麻革,他们“俱诣立第受官”,刘祁说给“余辈”“特赐进士出身”(《归潜志》卷十二),“余辈”包括刘祁、麻革二人。元好问在《外家别业上梁文》中曾质问“从伊受赏”,说明元好问不在受赏之列。元好问在崔立兵变之后,两度职务升迁,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职务变动直接召来了明枪暗箭,但也不排除引发腹诽,加大对崔立碑事件的攻击力度。
第一次升迁,《金史·哀宗纪》有明确记载。崔立兵变后大肆封官,以笼络人心,元好问被授“左右司员外郎”。这一职务得到很多人的承认。《金史·王若虚传》记载他曾任“左右司员外郎”,《归潜志》《金史·元好问传》记载他曾任“左司员外郎”,两者是同一官职,正六品。元好问本人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一职务,在现存诗文中还是自称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
第二次升迁,唯见于元好问的学生郝经的记载。郝经在《寿元内翰》《静华君墨竹赋》《公夫人毛氏墓铭》《铁佛寺读书堂记》《先叔祖墓铭》等诗文中一再称元好问为“内翰”,在《遗山先生墓铭》中明确记载“天兴初,人翰林,知制诰”。郝经如此频繁、公开地称呼元好问为内翰,不可能出于虚夸和泛指,因为当时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知情人,特別是《寿元内翰》一诗,应该呈送给了元好问本人,所以很难否定内翰这一职务的存在。令人不解的是,元好问为何听之任之没有纠正?后来,元人姚燧《中书右三部郎中冯公神道碑》称“内翰元遗山”,杜本《洛阳程自修忘吾小传》称“翰林元裕之”,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也称元好问“人翰林”之类,都沿袭郝经之说。郝经没有记载入翰林院的具体官职,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他的内翰品级应该高于此前正六品的左司员外郎,对照《金史·百官志》:“翰林待制,正五品……衔内带知制诰。”基本可以确定,元好问担任的是翰林待制,知制诰。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大德碑本还记载元好问“再转中顺大夫”等一长串勋官,中顺大夫为五品,与翰林待制相同。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指出,元好问称其继母张氏“显妣河南县太君”(《为第四女配婿祭家庙文》),按照有关规定,五品以上文武散官才能追封母亲为“县君”,说明元好问曾仕至五品。至于元好问何时进入翰林院,应该在崔立碑事件之后数日内。元好问自己讳言此事,原因一是该官职为逆贼崔立所授,二是任职时间极短,短则几天,长则一二十天,四月二十九日,元好问就被羁押到青城,所有的官职都归零。在那乱世中,是否正式到任,都是问号。也许官本位思想暗地作祟,郝经比较在意内翰的五品官阶,以此来抬高元好问的地位;倘如此,那就像施国祁所批评的那样,有违乃师初心,那些由崔立所授的官职“不足为先生荣,只取辱耳”(《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金史.元好问传》不采纳郝经说,只字不提左司员外郎以后官职,比较符合元好问的心志,更能维护元好问的品格操守。
元好问汴京期间引发争议的第二件事是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此事相对单纯。天兴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作《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核心内容是向耶律楚材推荐54位人才,请求他予以保护和任用。元好问用谦卑的口气、恳切的言辞陈说人才的重要性、人才的难得,为这些“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的文人着想,央求耶律楚材“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批评者以为,元好问是金王朝的臣子,与蒙古政要来往,既不忠于金朝,又冒犯了夷夏之大防,有失民族气节。连袒护元好问的赵翼也说他“正当危乱,尤不当先有境外之交”(《瓯北诗话》卷八)。对此,当代学者降大任、姚从吾、狄宝心等人都撰文予以反驳,破除陈旧的忠君守节观念,阐释元好问此举的文化意义。笔者再补充两点:
一是该文的写作时机与寄出时间。当时,崔立已举兵投降蒙古,据刘祁记载,四月二十日蒙古兵进入汴京城,金王朝已经无力回天,只剩下出逃在外奄奄一息的金哀宗了。士大夫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命运堪忧,二十九日被羁押到青城。谁能替他们呼吁?耆旧中,只有王若虚较为合适,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出面。元好问之所以挺身而出,除了他殷殷关爱人才之心外,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与蒙古将帅张柔有点亲缘关系。接受崔立投降的蒙古将领是速不台,但据《元史.张柔传》:“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人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可知张柔也是接受崔立投降,并进入汴京城的将帅之一,而元好问妻子毛氏与张柔妻子毛氏是同族姐妹,元好问与张柔是连襟关系。在比较重视宗亲关系的古代,他们即使没有深交,也会有所知晓。这层关系或许能给元好问提供上书耶律楚材的便利,促使他鼓起勇气,“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外家别业上梁文》)。元好问写成之后,并未贸然寄出。据《外家別业上梁文》自注,直到五月三日北渡黄河之后不久,才“献书中令君,请以一寺观所费养天下名士”,就是说,元好问至少搁置了十多天,经过十多天的冷静思考,才做出最后的上書决定,说明元好问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力求措辞严密,无懈可击。仅从54位文人排列顺序就可以看出他精心结撰的苦心孤诣。54位文人,依次分为圣者之后、耆旧、时辈三类。圣者之后仅1人。耆旧4人,依次为冯璧(11611240)、梁陟、高夔、王若虚(117-1243),梁陟、高夔生卒年不详,梁陟明昌二年(1191)进士,高夔明昌五年(1194)进士,可以看出是按照年资排序。时辈49人,姓名前统一加籍贯,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其中王纲是大安元年(1209)状元,王鹗是正大元年(1224)状元,论私交,元好问与王鹗关系密切,显然这也是按年资排序。之所以如此用心,目的是为了避免一些非议。 二是该文的无私性质。元好问列举的54位“天民之秀”,基本包括了当时在汴京的主要文人。经过姚从吾、狄宝心、胡传志等人的努力,大多数文人生平可考。其中有崔立碑事件的当事人刘祁、麻革,有指责元好问参与崔立碑事件的曹居一、杨奐、刘郁,可见其胸襟坦荡。如果说54人中含有私人因素,那就是最后两位:“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程思温是监察御史程震之子,金末进士,元好问的大女婿。他不是无名之辈,举贤不避亲,即使有一点照顾性质,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通读《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元好问没有一句为自己干谒求情,全是为他人请命。这是他在亡国前夕所做出的一大善举,是实实在在的大贡献,后人何不予以同情之理解?金亡后,元好问不仕蒙古,已经保持了与新政权的距离,积极抢救金代历史、文化,对金王朝也尽了臣子的忠心。生与死,何者更有意义?易代之际,难道非要以一死来效忠无能的君主、没落的王朝?
南宋灭亡后,对宋王朝赤胆忠心的文天祥也表现出与元王朝合作的意愿:“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宋史·文天祥传》)如果不是投降于元的留梦炎反对释放文天祥,文天祥也许能实现这一愿望,那么,他就差不多与元好问殊途同归了。
上书耶律楚材体现了元好问的主动作为,说明他在黑暗世界挣扎,不想随之沉沦消失。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危亡之际写下一系列锥心刺骨的诗歌,记载社稷苍生的苦难,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出自他的《题元遗山集》,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元好问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汴京21个月正是元好问丧乱诗创作的高峰。赵翼称赞元好问的七言律诗:“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相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惜此等杰作,集中亦不多见耳。”(《瓯北诗话》卷八)他列举了八联诗句为例,前三联都出自于困守汴京时期,足以见出这期间创作的重要性。他在汴京期间大概创作了30首左右的丧乱诗,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几首代表作。
天兴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金哀宗逃离汴京是金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标志,汴京陷入恐慌无序之中,元好问作《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五首诗未必是同时所写,写作时间当在天兴三年正月至四月二十九日之间。第五首“曲中青冢传新怨”一句,借用王昭君的典故来写即将北迁的两宫嫔妃的命运,而两宫北迁的时间是四月二十日。第五首元好问以庾信自比,“去去江南庾开府,凤凰楼畔莫回头”,表明自己即将北迁,其时当在四月二十二日蒙古兵入城前后。下面这首是各家必选的名篇: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首句“龙蛇”指代交战双方,“惨淡”形容战争的残酷激烈,“曰斗争”表明交战时间之长,第二句写战争的严重后果,几乎要灭绝所有百姓。“高原”句象征山川改易的战场形势,切合金王朝决黄河以堵绝蒙古兵的荒唐举措,“战地”句续写战场上的腥风血雨。颈联是说,精卫有心填平大海,以报仇雪恨,可是申包胥泪已流干,再也不能去秦庭恸哭求援了。精卫、包胥用以自指,抒发悲愤无奈之情。尾联含义模糊,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典故。韩信带兵伐赵,到井陉关时,分兵攻击赵营,大败赵军,元好问借此感叹现在没有韩信这样的将领,突破敌军,取得胜利。问题是,井陉虽是太行八陉之一,却属于河北西路威州(今河北井陉县),与并州之间还隔了平定州。韩信虽有出入并州、井陉的历史,也难算是并州豪杰。何况这时的井陉早已沦于敌手,元好问不可能再寄希望于河朔增援汴京。第二种观点认为用《资治通鉴》中五代刘知远之事。刘知远听闻晋少帝北迁,声言将出兵井陉关,迎回晋少帝。刘知远是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堪称并州豪杰,但刘知远最终没有出兵井陉,更没有迎归少帝。元好问不可能用没有勤王行动的典故来寄托勤王的期盼。第三种观点认为,元好问期盼太行健儿派兵勤王,解汴京之围,问题是这时哪里还有握有兵权的“并州豪杰”?笔者结合当时的背景,尝试提出另一种解释。并州豪杰,疑指并州人李汾。李汾《陕州》自称“并州豪杰未凋零”,元好问曾称李汾“并州少年作轩昂,鸡鸣起舞望八荒”(《雪后招鄰舍王赞子襄饮》)。正大八年,李汾去邓州,投奔恒山公武仙,出任行尚书省讲议官。次年正月,武仙遭遇三峰山大败,败逃南阳,收拾残部。三月,朝廷命他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联合救援汴京,武仙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驰援。李汾有不同意见,主张出兵救援京城,六月被害。末句“井陉”疑指代武仙,因为武仙为威州人,威州原是井陉县,于天会三年(1125)升格而来(《金史·地理志中》)。“下井陉”,指从“井陉”(武仙)分兵出击。“莫拟”,莫非打算的意思。如此一来,尾联大意是说,如今不知道还有没有李汾那样主张救援汴京的并州豪杰?手握重兵的井陉人武仙是否还打算出兵救援汴京?在绝望无助中等待一线希望,应该是围城中人的共同心愿。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四也是名作:
万里荆裹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金国烽火连天,从万里之外的荆襄大地到汴京城外,一片荒芜。金哀宗不会困守城中,像蛟龙一样,已逃脱出城,被拋弃的大臣们像虮虱般可怜,徒自伤悲。眼前这些高大的乔木将会引发故国之思,野烟弥漫,再也看不见故人的身影。今后,希望秋风不要老是吹拂我的头发,让我的头发越来越白,在这沧海横流之际,还需要我这样的士大夫呢!末句体现了元好问度过危难的抱负。
四月二十日,两宫北迁,元好问作《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抒发乱离之痛,兹引五首如下:
醇和旁近洞房环,碧瓦参差竹木闲。批奏内人轮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间。(醇和,殿名)琵琶心事曲中论,曾笑明妃负汉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须回首望都门。 罗綺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粱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暖日睛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宫园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哭暮春。
暮云楼阁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发累臣凡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俳体具有戏谑意味。易代之际,嫔妃以及宫女的命运总是诗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元好问这组诗将宫怨、亡国、伤时等复杂感情融合在一起,香艳其表,沉痛其内。
随后,元好问作《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塞外初捐宴賜金,当时南牧已駿驳。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
告別京城,也就是告別金王朝。回想起几十年的历史,自从明昌年间宴赐北部边将以来,蒙古兵就已经开始快速南下了。而金王朝还照样守备松弛,将边防视同儿戏,哪里知道这么快就灭亡了。辽东鹤回到故乡,不禁感到沧桑之变,会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拆除金铜仙人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谁能理解天公之意?历史竟然如此巧合,百余年前,北宋王朝在青城向金王朝投降,如今,金王朝步北宋后尘,又在青城投降于蒙古。元好问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寄寓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
五月三日,元好问北渡黄河,耳闻目睹,处处惊心动魄,《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因此而作: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蒙古兵入城,大肆掳掠人口、财物。第一首写无数俘虜被捆绑,半死半活,僵卧道旁,一些年轻女子被蒙古兵胁持凌辱,哭着跟随在马后,她们难舍故土和亲人,一步一回头。此情此景,痛彻心扉。第二首写蒙古兵掠夺大量文物,佛像似柴,编钟满街,简直要把汴京城都搬走。第三首是说,眼前白骨纵横遍野,像乱麻一般,美好的家园变成了荒漠。过去只听说河朔一带生灵被杀殆尽,没想到黄河两岸也是人烟寥落。每一首都极其沉痛苍凉,令人泪下。
对元好问而言,汴京期间21个月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幸,见证了金王朝灭亡的大变局、大动乱。也正是在这最黑暗的灾难岁月里,他以饱蘸血泪之笔记录社稷苍生的悲剧,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关键词:元好问 崔立 耶律楚材 丧乱诗
正大八年(1231)七月前后,元好问离开南阳县令的岗位,进入汴京,担任尚书省左司都事(简称尚书省掾)。由地方调入朝廷核心部门,虽是平调,都是正七品,但地位更加重要。元好问与很多人一样,完全没有预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金王朝即将坠入黑暗的深渊,迅速灭亡。我们简单列举一下这恐怖的节奏:
正大八年八月,蒙古三万骑兵进入大散关;九月,攻河中府;十一月破饶凤关,逼近汴京;十二月攻破河中府,汴京戒严。正大九年(1232)正月,金决黄河,以阻来犯之敌,迁50万军属进入汴京,再遭三峰山惨败,15万人的主力部队折损殆尽,金王朝改元开兴,寄托开始复兴的梦想;三月,蒙古兵攻下洛阳,再攻汴京十五日而退;四月,改元天兴,希望上天带来复兴;五月,汴京发生瘟疫,90多万人死亡;十月,汴京城内粮食断绝,人食人;十二月底,金哀宗逃离汴京。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北渡黄河,败走归德(今河南商丘),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投降蒙古;四月,崔立率众(包括元好问)至青城;五月,金哀宗自归德逃往蔡州;十一月,蒙古与宋联手攻蔡州。天兴三年(1234),金哀宗传位给完颜承鱗后自缢,承鱗死于乱军之中,画下了金王朝的休止符。
从正大八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入京,到天兴二年五月三日北渡黄河,元好问在汴京生活了约21个月,这成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何况是时代的巨大灾难,毁灭了多少生命多少家庭?几乎无人可以置身事外。这期间,他的女儿阿秀去世,他尊敬的老师赵秉文与他景仰的名流完颜躊同日去世,他的知交好友李汾、李献能、雷渊、冀禹锡、麻九畴、康锡、商衡、王渥、王郁等陆续去世,他的尚书省同事蒲察琦自尽,还有百万以上的士兵、平民死于非命,死亡的阴云笼罩在上空,挥之不去。在纷至沓来的灾难世界,对很多人而言,能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元好问也面临着断粮的困境,“生涯若被旁人问,但说经年鼠不来”(《围城病中文举相过》),加上疾病,“围城十月鬼为邻”(《喜李彦深过聊城》),是元好问汴京生活的真实写照。
现存文献中,这期间元好问多次与人讨论生死抉择。天兴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金哀宗出逃20多天后,派人来迎接两宫,舆情汹汹,都以为朝廷要放弃汴京。元好问与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讨论对策,他们无计可施,阿不说:“吾二人唯有一死耳。”元好问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金史·完颜奴申传》)“安社稷、救生灵”是元好问生死观的核心价值。正月二十四日,崔立兵变后第二天,下令要求官员“改易巾髻”,剪去头发,换作蒙古人的装扮,元好问的同事蒲察琦坚决不从,因为他是女真人,“袭先兄世爵”,决心“以一死付公”(《金史.蒲察琦传》),回家后自缢身亡。蒲察琦念及金王朝的恩情,以死捍卫民族节义,元好问无法阻止,却未必认同。
元好问是幸运者,度过了这场生死劫难,却没有逃过纷纷非议。这些非议源于两起事件:一是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二是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或许还与元好问的两度职务升迁有关。
综合相关史料,崔立碑事件的基本事实如下:天兴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汴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杀害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立梁王完颜承恪为监国,自封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左丞相、郑王等一长串头衔,然后至青城投降蒙古,“以救一城民”(《归潜志》卷十一)。崔立私欲不断膨胀,还以荆王府为私第,淫暴贪婪,四月初,胁迫众人为他树立功德碑,颂扬他“救一城生灵功”(《归潜志》卷十二)。崔党成员翟奕令翰林直学士王若虚撰写碑文,王若虚年届花甲,据理力争,认为翰林直学士的职责是代帝王立言,质问翟奕:为崔立撰功德碑能算代帝王立言吗?朝臣都出于丞相(指崔立)威权之下,自古以来,哪有部下给上峰颂功德的?这种颂功德又怎能取信于人?能言善辩的王若虚以此成功推脱“名节扫地,贻笑将来”的差事。崔党成员从王若虚那里获得启发,功德碑最好“托以京城父老意为之”(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作者最好不是朝臣。于是崔党成员、左司郎中张信之会同他的部下,左司员外郎元好问,并借助王若虚之口,召集太学生中的名士刘祁、麻革等人,让他们撰写功德碑,以不撰写碑文将“祸及亲族”相威胁。刘祁资历浅,无法拒绝,被迫撰写草稿。但他耍了点小心眼,故意写不好,以便推托给他人。王若虚当场拍板决定,让元好问在刘祁草稿基础上撰写碑文,署名刘祁。最终,这篇功德碑成于众手,主体部分由元好问执笔完成,铭辞由王若虚、元好问和太学生麻革、刘祁等人共同改定。
对崔立事件的性质,王若虚、元好问、刘祁等人认识完全一致。他们都想明哲保身,反复推诿,不愿意连累名节,事实上三人都未能完全摆脱干系。王若虚以年长官大而甩锅,也未能完全脱手。据刘祁记载,元好问、刘祁等人写碑文时,王若虚就在现场,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元好問正当年,又是职务使然,不能不完成撰写功德碑这一公务,在刘祁有意敷衍的情况下,只好亲自执笔,甩锅刘祁。但有那么多人在场,只能转嫁一时,刘祁等人一旦说出真相,元好问必然难逃物议。刘祁最年轻,又是名士、太学生,最适合代表京城父老,无可奈何,“隐忍保身为二亲计”,成了背锅者。但两年后他写下《录崔立碑事》,详细记载崔立碑事件始末,一吐其委曲,赢得了后人的普遍同情与理解,最终成功甩锅元好问。元好问成了集众矢于一身的受害者,自然异常愤闷恼怒,几年后仍然愤愤不平,在《外家別业上梁文》中做了多方辩解,郝经也为乃师叫屈,“且莫独罪元遗山”(《辨磨甘露碑》),但无论如何开脱,元好问都是崔立功德碑文的主要责任人。 后人对元好问参与撰写崔立碑多有批评,认为他未能以死相拒。这实际上是旁观者站在道德高地发出的轻浮指责,等于以死相逼。而死有何益?能安社稷、救苍生吗?像南宋王炎午撰写《生祭文丞相文》,劝文天祥速死,类似的忠君小红粉和伪君子们喜欢借道德杀人。元好问等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情有可原,何况他们已经克制再克制,连为自己辩白、对元好问有所怪罪的刘祁都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归潜志》卷十二),一定要以死来捍卫所谓的名节吗?
与崔立事件相关的是元好问的官职。功德碑完成之后,崔立召见刘祁、麻革,他们“俱诣立第受官”,刘祁说给“余辈”“特赐进士出身”(《归潜志》卷十二),“余辈”包括刘祁、麻革二人。元好问在《外家别业上梁文》中曾质问“从伊受赏”,说明元好问不在受赏之列。元好问在崔立兵变之后,两度职务升迁,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职务变动直接召来了明枪暗箭,但也不排除引发腹诽,加大对崔立碑事件的攻击力度。
第一次升迁,《金史·哀宗纪》有明确记载。崔立兵变后大肆封官,以笼络人心,元好问被授“左右司员外郎”。这一职务得到很多人的承认。《金史·王若虚传》记载他曾任“左右司员外郎”,《归潜志》《金史·元好问传》记载他曾任“左司员外郎”,两者是同一官职,正六品。元好问本人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一职务,在现存诗文中还是自称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
第二次升迁,唯见于元好问的学生郝经的记载。郝经在《寿元内翰》《静华君墨竹赋》《公夫人毛氏墓铭》《铁佛寺读书堂记》《先叔祖墓铭》等诗文中一再称元好问为“内翰”,在《遗山先生墓铭》中明确记载“天兴初,人翰林,知制诰”。郝经如此频繁、公开地称呼元好问为内翰,不可能出于虚夸和泛指,因为当时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知情人,特別是《寿元内翰》一诗,应该呈送给了元好问本人,所以很难否定内翰这一职务的存在。令人不解的是,元好问为何听之任之没有纠正?后来,元人姚燧《中书右三部郎中冯公神道碑》称“内翰元遗山”,杜本《洛阳程自修忘吾小传》称“翰林元裕之”,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也称元好问“人翰林”之类,都沿袭郝经之说。郝经没有记载入翰林院的具体官职,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他的内翰品级应该高于此前正六品的左司员外郎,对照《金史·百官志》:“翰林待制,正五品……衔内带知制诰。”基本可以确定,元好问担任的是翰林待制,知制诰。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大德碑本还记载元好问“再转中顺大夫”等一长串勋官,中顺大夫为五品,与翰林待制相同。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指出,元好问称其继母张氏“显妣河南县太君”(《为第四女配婿祭家庙文》),按照有关规定,五品以上文武散官才能追封母亲为“县君”,说明元好问曾仕至五品。至于元好问何时进入翰林院,应该在崔立碑事件之后数日内。元好问自己讳言此事,原因一是该官职为逆贼崔立所授,二是任职时间极短,短则几天,长则一二十天,四月二十九日,元好问就被羁押到青城,所有的官职都归零。在那乱世中,是否正式到任,都是问号。也许官本位思想暗地作祟,郝经比较在意内翰的五品官阶,以此来抬高元好问的地位;倘如此,那就像施国祁所批评的那样,有违乃师初心,那些由崔立所授的官职“不足为先生荣,只取辱耳”(《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金史.元好问传》不采纳郝经说,只字不提左司员外郎以后官职,比较符合元好问的心志,更能维护元好问的品格操守。
元好问汴京期间引发争议的第二件事是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此事相对单纯。天兴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作《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核心内容是向耶律楚材推荐54位人才,请求他予以保护和任用。元好问用谦卑的口气、恳切的言辞陈说人才的重要性、人才的难得,为这些“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的文人着想,央求耶律楚材“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批评者以为,元好问是金王朝的臣子,与蒙古政要来往,既不忠于金朝,又冒犯了夷夏之大防,有失民族气节。连袒护元好问的赵翼也说他“正当危乱,尤不当先有境外之交”(《瓯北诗话》卷八)。对此,当代学者降大任、姚从吾、狄宝心等人都撰文予以反驳,破除陈旧的忠君守节观念,阐释元好问此举的文化意义。笔者再补充两点:
一是该文的写作时机与寄出时间。当时,崔立已举兵投降蒙古,据刘祁记载,四月二十日蒙古兵进入汴京城,金王朝已经无力回天,只剩下出逃在外奄奄一息的金哀宗了。士大夫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命运堪忧,二十九日被羁押到青城。谁能替他们呼吁?耆旧中,只有王若虚较为合适,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出面。元好问之所以挺身而出,除了他殷殷关爱人才之心外,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与蒙古将帅张柔有点亲缘关系。接受崔立投降的蒙古将领是速不台,但据《元史.张柔传》:“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人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可知张柔也是接受崔立投降,并进入汴京城的将帅之一,而元好问妻子毛氏与张柔妻子毛氏是同族姐妹,元好问与张柔是连襟关系。在比较重视宗亲关系的古代,他们即使没有深交,也会有所知晓。这层关系或许能给元好问提供上书耶律楚材的便利,促使他鼓起勇气,“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外家别业上梁文》)。元好问写成之后,并未贸然寄出。据《外家別业上梁文》自注,直到五月三日北渡黄河之后不久,才“献书中令君,请以一寺观所费养天下名士”,就是说,元好问至少搁置了十多天,经过十多天的冷静思考,才做出最后的上書决定,说明元好问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力求措辞严密,无懈可击。仅从54位文人排列顺序就可以看出他精心结撰的苦心孤诣。54位文人,依次分为圣者之后、耆旧、时辈三类。圣者之后仅1人。耆旧4人,依次为冯璧(11611240)、梁陟、高夔、王若虚(117-1243),梁陟、高夔生卒年不详,梁陟明昌二年(1191)进士,高夔明昌五年(1194)进士,可以看出是按照年资排序。时辈49人,姓名前统一加籍贯,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其中王纲是大安元年(1209)状元,王鹗是正大元年(1224)状元,论私交,元好问与王鹗关系密切,显然这也是按年资排序。之所以如此用心,目的是为了避免一些非议。 二是该文的无私性质。元好问列举的54位“天民之秀”,基本包括了当时在汴京的主要文人。经过姚从吾、狄宝心、胡传志等人的努力,大多数文人生平可考。其中有崔立碑事件的当事人刘祁、麻革,有指责元好问参与崔立碑事件的曹居一、杨奐、刘郁,可见其胸襟坦荡。如果说54人中含有私人因素,那就是最后两位:“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程思温是监察御史程震之子,金末进士,元好问的大女婿。他不是无名之辈,举贤不避亲,即使有一点照顾性质,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通读《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元好问没有一句为自己干谒求情,全是为他人请命。这是他在亡国前夕所做出的一大善举,是实实在在的大贡献,后人何不予以同情之理解?金亡后,元好问不仕蒙古,已经保持了与新政权的距离,积极抢救金代历史、文化,对金王朝也尽了臣子的忠心。生与死,何者更有意义?易代之际,难道非要以一死来效忠无能的君主、没落的王朝?
南宋灭亡后,对宋王朝赤胆忠心的文天祥也表现出与元王朝合作的意愿:“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宋史·文天祥传》)如果不是投降于元的留梦炎反对释放文天祥,文天祥也许能实现这一愿望,那么,他就差不多与元好问殊途同归了。
上书耶律楚材体现了元好问的主动作为,说明他在黑暗世界挣扎,不想随之沉沦消失。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危亡之际写下一系列锥心刺骨的诗歌,记载社稷苍生的苦难,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出自他的《题元遗山集》,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元好问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汴京21个月正是元好问丧乱诗创作的高峰。赵翼称赞元好问的七言律诗:“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相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惜此等杰作,集中亦不多见耳。”(《瓯北诗话》卷八)他列举了八联诗句为例,前三联都出自于困守汴京时期,足以见出这期间创作的重要性。他在汴京期间大概创作了30首左右的丧乱诗,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几首代表作。
天兴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金哀宗逃离汴京是金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标志,汴京陷入恐慌无序之中,元好问作《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五首诗未必是同时所写,写作时间当在天兴三年正月至四月二十九日之间。第五首“曲中青冢传新怨”一句,借用王昭君的典故来写即将北迁的两宫嫔妃的命运,而两宫北迁的时间是四月二十日。第五首元好问以庾信自比,“去去江南庾开府,凤凰楼畔莫回头”,表明自己即将北迁,其时当在四月二十二日蒙古兵入城前后。下面这首是各家必选的名篇: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首句“龙蛇”指代交战双方,“惨淡”形容战争的残酷激烈,“曰斗争”表明交战时间之长,第二句写战争的严重后果,几乎要灭绝所有百姓。“高原”句象征山川改易的战场形势,切合金王朝决黄河以堵绝蒙古兵的荒唐举措,“战地”句续写战场上的腥风血雨。颈联是说,精卫有心填平大海,以报仇雪恨,可是申包胥泪已流干,再也不能去秦庭恸哭求援了。精卫、包胥用以自指,抒发悲愤无奈之情。尾联含义模糊,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典故。韩信带兵伐赵,到井陉关时,分兵攻击赵营,大败赵军,元好问借此感叹现在没有韩信这样的将领,突破敌军,取得胜利。问题是,井陉虽是太行八陉之一,却属于河北西路威州(今河北井陉县),与并州之间还隔了平定州。韩信虽有出入并州、井陉的历史,也难算是并州豪杰。何况这时的井陉早已沦于敌手,元好问不可能再寄希望于河朔增援汴京。第二种观点认为用《资治通鉴》中五代刘知远之事。刘知远听闻晋少帝北迁,声言将出兵井陉关,迎回晋少帝。刘知远是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堪称并州豪杰,但刘知远最终没有出兵井陉,更没有迎归少帝。元好问不可能用没有勤王行动的典故来寄托勤王的期盼。第三种观点认为,元好问期盼太行健儿派兵勤王,解汴京之围,问题是这时哪里还有握有兵权的“并州豪杰”?笔者结合当时的背景,尝试提出另一种解释。并州豪杰,疑指并州人李汾。李汾《陕州》自称“并州豪杰未凋零”,元好问曾称李汾“并州少年作轩昂,鸡鸣起舞望八荒”(《雪后招鄰舍王赞子襄饮》)。正大八年,李汾去邓州,投奔恒山公武仙,出任行尚书省讲议官。次年正月,武仙遭遇三峰山大败,败逃南阳,收拾残部。三月,朝廷命他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联合救援汴京,武仙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驰援。李汾有不同意见,主张出兵救援京城,六月被害。末句“井陉”疑指代武仙,因为武仙为威州人,威州原是井陉县,于天会三年(1125)升格而来(《金史·地理志中》)。“下井陉”,指从“井陉”(武仙)分兵出击。“莫拟”,莫非打算的意思。如此一来,尾联大意是说,如今不知道还有没有李汾那样主张救援汴京的并州豪杰?手握重兵的井陉人武仙是否还打算出兵救援汴京?在绝望无助中等待一线希望,应该是围城中人的共同心愿。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四也是名作:
万里荆裹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金国烽火连天,从万里之外的荆襄大地到汴京城外,一片荒芜。金哀宗不会困守城中,像蛟龙一样,已逃脱出城,被拋弃的大臣们像虮虱般可怜,徒自伤悲。眼前这些高大的乔木将会引发故国之思,野烟弥漫,再也看不见故人的身影。今后,希望秋风不要老是吹拂我的头发,让我的头发越来越白,在这沧海横流之际,还需要我这样的士大夫呢!末句体现了元好问度过危难的抱负。
四月二十日,两宫北迁,元好问作《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抒发乱离之痛,兹引五首如下:
醇和旁近洞房环,碧瓦参差竹木闲。批奏内人轮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间。(醇和,殿名)琵琶心事曲中论,曾笑明妃负汉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须回首望都门。 罗綺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粱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暖日睛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宫园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哭暮春。
暮云楼阁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发累臣凡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俳体具有戏谑意味。易代之际,嫔妃以及宫女的命运总是诗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元好问这组诗将宫怨、亡国、伤时等复杂感情融合在一起,香艳其表,沉痛其内。
随后,元好问作《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塞外初捐宴賜金,当时南牧已駿驳。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
告別京城,也就是告別金王朝。回想起几十年的历史,自从明昌年间宴赐北部边将以来,蒙古兵就已经开始快速南下了。而金王朝还照样守备松弛,将边防视同儿戏,哪里知道这么快就灭亡了。辽东鹤回到故乡,不禁感到沧桑之变,会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拆除金铜仙人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谁能理解天公之意?历史竟然如此巧合,百余年前,北宋王朝在青城向金王朝投降,如今,金王朝步北宋后尘,又在青城投降于蒙古。元好问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寄寓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
五月三日,元好问北渡黄河,耳闻目睹,处处惊心动魄,《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因此而作: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蒙古兵入城,大肆掳掠人口、财物。第一首写无数俘虜被捆绑,半死半活,僵卧道旁,一些年轻女子被蒙古兵胁持凌辱,哭着跟随在马后,她们难舍故土和亲人,一步一回头。此情此景,痛彻心扉。第二首写蒙古兵掠夺大量文物,佛像似柴,编钟满街,简直要把汴京城都搬走。第三首是说,眼前白骨纵横遍野,像乱麻一般,美好的家园变成了荒漠。过去只听说河朔一带生灵被杀殆尽,没想到黄河两岸也是人烟寥落。每一首都极其沉痛苍凉,令人泪下。
对元好问而言,汴京期间21个月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幸,见证了金王朝灭亡的大变局、大动乱。也正是在这最黑暗的灾难岁月里,他以饱蘸血泪之笔记录社稷苍生的悲剧,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