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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移民的国家里，西蒙和大卫被抹除记忆、篡改身份，生活上遭遇种种困境，既不能走出對母国的记忆，又无法融入新国家的文化。因此从后殖民角度出发，分析西蒙和大卫身份缺失的表现及原因，探寻其身份重构的可能。
关键词：《耶稣的童年》；移民；偶合家庭；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26.081
1引言
《耶稣的童年》是库切最新的作品，也是库切宣布封笔后继《夏日时光》的又一部巨著。由于《耶稣的童年》问世不久，国内学界对其研究不多。已有的主要研究可归为三类：新移民的故事及其伦理困境；政治话语解读；寻根主题的研究。吴大志的“乡归何处——评库切作品《耶稣的童年》”一文虽提到了主人公的“自我身份认定”，（吴大志，2016：57-58）但未对其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文本细读，笔者拟分析《耶稣的童年》中移民家园和身份缺失的表现及原因，并探寻其身份重构的可能。
小说以说西班牙语的某个国家为背景，主人公是个名叫大卫（难民营里的编号）的不明身份的小男孩，他是难民的孩子，和母亲失散了，于是，老人西蒙带他到新的国度寻找母亲，在新移民的国家里一老一少相依为命。但是作为移民，他们身上还夹带着故国的记忆，无法融入新国家的生活，只能踏上又一次漂泊的旅程。
从词源来看，“diaspora”的本意指“植物靠种子的传播和花粉的飞散繁衍生长”。 （童明，2016：115）这个词原和犹太民族迁移的经历及割舍不断的家园文化相联系。文化研究上，“‘飞散’指离开母体文化而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生存，由此引起个体精神世界的文化冲突与抉择、文化身份认同与追寻等一系列问题的文化现象。”（张敏，黄宇洁，2009：168-179）
2家园和身份的缺失
移民群体生活在异国，精神上不仅有对母国文化的怀旧情怀，还受到新国家主流文化的冲击。如果他们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认同，在新的国家他将永远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若对新国家的文化采取认同的态度，则意味着要放弃母国的文化，成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人。
2.1身份缺失的表现
西蒙带领大卫来到一个说西班牙语的新国度寻求新的生活，还有一个目的是帮助大卫找回失散的母亲。在新的国家，他们处处面临生存的困境和文化上的冲突。所有的人似乎丧失了记忆，西蒙和大卫的身世成了一个谜：
‘How old is he？’
‘Five. That is the age he was given.’…
He takes the two passbooks from his pocket and proffers them …
‘That is where they gave us our names， our Spanish names.’（J.M. Coetzee， 2014： P2-3）
大卫是个既无姓名，又不明年龄的小男孩。“大卫”这个名字只是难民营里的编号，而5岁的年龄也别人定义的，因为他看上去像5岁的样子，上船时所带的唯一能说明身份的信件也被弄丢了，这一切都说明大卫是个没有身份的弃儿。他们被抹除记忆、篡改身份，只能靠两张难民营里签发的“身份证”说明自己。
为了生计，西蒙努力学习西班牙语，在码头干粗重的活计，尽管风餐露宿却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令他痛苦的是，每天吃的都是乏味的豆汤和面包，业余学校里开设的都是西班牙语和哲学课程，广播里的音乐不带劲，和埃琳娜做爱毫无风情可言，尽管她答应了西蒙的求婚，但他们之间只有因两个孩子而建立的友情。他渴望有自己的家，希望通過交友俱乐部找一位在精神上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妻子，却总被误解为想找一位打发寂寞时间的女人。西蒙一方面对“跟他同床共枕的女人做朋友”这种模式困惑不已，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享受这种好处”。（库切，2013： 67）显然，这种两性相处的模式和西蒙的故国传统观念是不同的。新国家的所有事情对西蒙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埃琳娜、阿尔瓦罗、码头的工友都融入了这种环境，西蒙头脑中故国的文化观念让他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这才是最令他痛苦的。
2.2身份缺失的原因
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人口流动，特别是跨国界的人口迁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被置于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复杂的问题日益成为文化研究的难点。上船时母亲挂大卫脖子上的唯一能说明身份的信件被弄丢了，从此，他走上了寻母的道路。我们把大卫的身世寄希望于那封丢失的信件，殊不知即使信件没有丢失，他也不可能找到母亲。母亲把信件挂在大卫脖子上，是不是说明她早就知道大卫会走失？抑或是母亲故意遗弃了他？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与母亲的疏离在这里是一个隐喻，小说中母亲是母国的缩影，与母亲失散喻指大卫甚至库切本人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信件丢失隐射出大卫与原初身份之间的联系都已消失，他被移位到不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中，迷茫、彷徨是他必须经历的阶段。
大卫来新国家唯一的目的是找到自己的母亲，尽管伊妮丝视大卫如己出，但是他对伊妮丝从来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说大卫认同的只是他的亲生母亲，这其实是他对母国文化的一种渴望。大卫与母国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当面对主流文化的强制同化时，他表现出了坚决的反抗，具体体现在他在学校的反常表现。上课时焦躁不安，在课堂上随意走动，未经允许就离开教室，经常在同学们面前说一些疯狂的话，在阅读和算数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困难”。而这一切不正常的行为是由于他拒绝认同新国家的主流文化，在这里大卫失去了精神支柱。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他只能躲避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用一种只有他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卫被老师和学校视为特殊儿童。被强制带到特殊教育中心后，不安分的他在一天夜里逃离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3家园与身份重构的可能
移民来到新国家，面对主流文化的强制同化，有人选择放弃原有的文化身份，按照主流社会的需求重新塑造自己，就像书中的安娜、埃琳娜；还有人为了保持原有的身份选择反抗，比如小说中的大卫和西蒙。尽管要忍受被边缘化的痛苦，他们依然对新生活充满期待。在主人公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时，库切以平静的口吻结束了全书：“Looking for somewhere to stay， to start our new life.”（J.M. Coetzee，2014：329）对于他们来说，地理上的家园已不复存在，“‘家园’即想象的空间，也是生命旅程中的一站”。（童明，2016：113）
西蒙和伊妮丝带领大衛前往埃斯特利塔，只为找个住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一方面，说明他们开始向现实妥协。西蒙曾劝说伊妮丝不要逃避社会，流亡的生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大卫终究要长大。个人要生存，只能选择向社会妥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已经能够接受身份被异化的部分，一种新的混杂身份開始形成。身处日趋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个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混杂的多重文化身份。读《耶稣的童年》，规范的国际英语让我们感受不到任何的民族归属感，结尾处也读不出西蒙和大卫刚开始的那种强烈的故国执念，他们也不再执着于地理意义上的家园，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一种混杂的文化身份或许是最佳的选择。
4结语
寻母即寻根、寻找逝去的家园和身份。就像小说中的西蒙和大卫一样，移民群体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回不到过去，走不进现在，又期盼着未来。个体追寻自身的文化身份，是满足其精神归属感所必需的。然而，在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里，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全球化进程中，人口大规模迁移，不同文化相互交融，不仅是移民群体，我们每个现代人都需对自身重新定位。既然差异是固有的且无法消除，那么尊重不同文化和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而不同这个多元文化时代的生存之道。
参考文献
[1]J. M. Coetzee. The Childhood of Jesus[M]. London：Vintage， 2014.
[2]库切.文敏译. 耶稣的童年[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3]吴大志.乡归何处——评库切作品《耶稣的童年》[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08）：5758.
[4]张敏，黄宇洁.经典研究·流散研究·性别研究——2009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 当代外国文学，2009，（4）：168179.
[5]童明. 飞散[A]. 赵一凡 编. 西方文论关键[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关键词：《耶稣的童年》；移民；偶合家庭；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26.081
1引言
《耶稣的童年》是库切最新的作品，也是库切宣布封笔后继《夏日时光》的又一部巨著。由于《耶稣的童年》问世不久，国内学界对其研究不多。已有的主要研究可归为三类：新移民的故事及其伦理困境；政治话语解读；寻根主题的研究。吴大志的“乡归何处——评库切作品《耶稣的童年》”一文虽提到了主人公的“自我身份认定”，（吴大志，2016：57-58）但未对其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文本细读，笔者拟分析《耶稣的童年》中移民家园和身份缺失的表现及原因，并探寻其身份重构的可能。
小说以说西班牙语的某个国家为背景，主人公是个名叫大卫（难民营里的编号）的不明身份的小男孩，他是难民的孩子，和母亲失散了，于是，老人西蒙带他到新的国度寻找母亲，在新移民的国家里一老一少相依为命。但是作为移民，他们身上还夹带着故国的记忆，无法融入新国家的生活，只能踏上又一次漂泊的旅程。
从词源来看，“diaspora”的本意指“植物靠种子的传播和花粉的飞散繁衍生长”。 （童明，2016：115）这个词原和犹太民族迁移的经历及割舍不断的家园文化相联系。文化研究上，“‘飞散’指离开母体文化而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生存，由此引起个体精神世界的文化冲突与抉择、文化身份认同与追寻等一系列问题的文化现象。”（张敏，黄宇洁，2009：168-179）
2家园和身份的缺失
移民群体生活在异国，精神上不仅有对母国文化的怀旧情怀，还受到新国家主流文化的冲击。如果他们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认同，在新的国家他将永远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若对新国家的文化采取认同的态度，则意味着要放弃母国的文化，成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人。
2.1身份缺失的表现
西蒙带领大卫来到一个说西班牙语的新国度寻求新的生活，还有一个目的是帮助大卫找回失散的母亲。在新的国家，他们处处面临生存的困境和文化上的冲突。所有的人似乎丧失了记忆，西蒙和大卫的身世成了一个谜：
‘How old is he？’
‘Five. That is the age he was given.’…
He takes the two passbooks from his pocket and proffers them …
‘That is where they gave us our names， our Spanish names.’（J.M. Coetzee， 2014： P2-3）
大卫是个既无姓名，又不明年龄的小男孩。“大卫”这个名字只是难民营里的编号，而5岁的年龄也别人定义的，因为他看上去像5岁的样子，上船时所带的唯一能说明身份的信件也被弄丢了，这一切都说明大卫是个没有身份的弃儿。他们被抹除记忆、篡改身份，只能靠两张难民营里签发的“身份证”说明自己。
为了生计，西蒙努力学习西班牙语，在码头干粗重的活计，尽管风餐露宿却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令他痛苦的是，每天吃的都是乏味的豆汤和面包，业余学校里开设的都是西班牙语和哲学课程，广播里的音乐不带劲，和埃琳娜做爱毫无风情可言，尽管她答应了西蒙的求婚，但他们之间只有因两个孩子而建立的友情。他渴望有自己的家，希望通過交友俱乐部找一位在精神上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妻子，却总被误解为想找一位打发寂寞时间的女人。西蒙一方面对“跟他同床共枕的女人做朋友”这种模式困惑不已，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享受这种好处”。（库切，2013： 67）显然，这种两性相处的模式和西蒙的故国传统观念是不同的。新国家的所有事情对西蒙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埃琳娜、阿尔瓦罗、码头的工友都融入了这种环境，西蒙头脑中故国的文化观念让他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这才是最令他痛苦的。
2.2身份缺失的原因
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人口流动，特别是跨国界的人口迁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被置于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复杂的问题日益成为文化研究的难点。上船时母亲挂大卫脖子上的唯一能说明身份的信件被弄丢了，从此，他走上了寻母的道路。我们把大卫的身世寄希望于那封丢失的信件，殊不知即使信件没有丢失，他也不可能找到母亲。母亲把信件挂在大卫脖子上，是不是说明她早就知道大卫会走失？抑或是母亲故意遗弃了他？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与母亲的疏离在这里是一个隐喻，小说中母亲是母国的缩影，与母亲失散喻指大卫甚至库切本人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信件丢失隐射出大卫与原初身份之间的联系都已消失，他被移位到不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中，迷茫、彷徨是他必须经历的阶段。
大卫来新国家唯一的目的是找到自己的母亲，尽管伊妮丝视大卫如己出，但是他对伊妮丝从来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说大卫认同的只是他的亲生母亲，这其实是他对母国文化的一种渴望。大卫与母国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当面对主流文化的强制同化时，他表现出了坚决的反抗，具体体现在他在学校的反常表现。上课时焦躁不安，在课堂上随意走动，未经允许就离开教室，经常在同学们面前说一些疯狂的话，在阅读和算数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困难”。而这一切不正常的行为是由于他拒绝认同新国家的主流文化，在这里大卫失去了精神支柱。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他只能躲避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用一种只有他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卫被老师和学校视为特殊儿童。被强制带到特殊教育中心后，不安分的他在一天夜里逃离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 3家园与身份重构的可能
移民来到新国家，面对主流文化的强制同化，有人选择放弃原有的文化身份，按照主流社会的需求重新塑造自己，就像书中的安娜、埃琳娜；还有人为了保持原有的身份选择反抗，比如小说中的大卫和西蒙。尽管要忍受被边缘化的痛苦，他们依然对新生活充满期待。在主人公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时，库切以平静的口吻结束了全书：“Looking for somewhere to stay， to start our new life.”（J.M. Coetzee，2014：329）对于他们来说，地理上的家园已不复存在，“‘家园’即想象的空间，也是生命旅程中的一站”。（童明，2016：113）
西蒙和伊妮丝带领大衛前往埃斯特利塔，只为找个住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一方面，说明他们开始向现实妥协。西蒙曾劝说伊妮丝不要逃避社会，流亡的生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大卫终究要长大。个人要生存，只能选择向社会妥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已经能够接受身份被异化的部分，一种新的混杂身份開始形成。身处日趋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个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混杂的多重文化身份。读《耶稣的童年》，规范的国际英语让我们感受不到任何的民族归属感，结尾处也读不出西蒙和大卫刚开始的那种强烈的故国执念，他们也不再执着于地理意义上的家园，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一种混杂的文化身份或许是最佳的选择。
4结语
寻母即寻根、寻找逝去的家园和身份。就像小说中的西蒙和大卫一样，移民群体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回不到过去，走不进现在，又期盼着未来。个体追寻自身的文化身份，是满足其精神归属感所必需的。然而，在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里，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全球化进程中，人口大规模迁移，不同文化相互交融，不仅是移民群体，我们每个现代人都需对自身重新定位。既然差异是固有的且无法消除，那么尊重不同文化和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而不同这个多元文化时代的生存之道。
参考文献
[1]J. M. Coetzee. The Childhood of Jesus[M]. London：Vintage， 2014.
[2]库切.文敏译. 耶稣的童年[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3]吴大志.乡归何处——评库切作品《耶稣的童年》[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08）：5758.
[4]张敏，黄宇洁.经典研究·流散研究·性别研究——2009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 当代外国文学，2009，（4）：168179.
[5]童明. 飞散[A]. 赵一凡 编. 西方文论关键[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