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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诸如批评者艺术感觉的迟钝，理论的生搬硬套，立场态度的缺失，夸张的吹捧，偏激的辱骂，空话、大话、车轱辘话说得天花乱坠、五彩纷呈的同时对诗歌艺术本身的避而不谈等现象所造成的批评的虚浮无力，确实应被人诟厉。指责总是容易，但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考的是，当下文学批评出现的种种问题说明了什么？它的真正困境和出路又在哪里？即便是根据最基础性的判断，我们也都清楚，“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拘于在对个别作品和作家的“裁决性”评判，或者对文学趣味的迹象进行简单的复陈再现，更多的“批评者”都会在分析某一“被批评”的文本之优长得失之过程中，去思考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原理与人自身的诸种因素之间的的关系，更会去思考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1]批评，也是在艺术本质探究的过程中去探究人之本质。最后，它还应该关注批评文体自身的建设。然而，诚实地说，这些看似最基础性的要求，其实也是我们对“批评”的最高期盼，因为其对批评者的要求不仅是学识素养的宏富而且更需个人见识与才气的贯通。当然，我们也不乏这样的批评家，我个人认为，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所作的一些工作，可以为我们反思当下国内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提供一些参考。本文暂以《追忆——中国古典文学的往事再现》[2]一著为例，分析宇文所安批评文体所提供的“批评的可能性”。
《追忆》是在西方后现代文化发展的视野中，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母题“往事回想”。该著注重中西诗学的对比与文本细读，一方面对作者的生平、情感或信仰作探微索隐式的研究，把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身份认同、文化权力的运作模式放在人性的考量与探微中；另一方面把文本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就文本所关涉的世界来探索文本，分析艺术精神与审美倾向在形塑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所潜在的效用。其采取的文体，是西方文学中的“Eassay”，此种文体具有思辨性，可以融文学、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于一体，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印象式批评”，充盈着精彩华美的点评和想象，文本深层却潜流着事无巨细的考证与阐幽抉微的分析，需要把“思想”纳入到“文学的形式”并使二者合二为一，且展示出“学术研究的成果”。宇文所安的诸多研究成果皆有这样的特点。
一、印象式批评下的深层思辨
《追忆》是一种严格的精英文体。因为最初写作针对的受众是西方读者，有意地避开了用考证法、历史源流法、社会分析学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文本世界的可感性认识。宇文所安的文字很漂亮，但也不是通俗易通的，论述中看似没有繁琐的考证和引用，然而文本中却时常闪现一些巨头思想家的身影，从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庄周、孔子，到近现代的康德、笛卡尔、柏格森、萨特等思想家都是他信手拈来的论据，不过他采用的方式是与这些思想巨头对话（或争辩）的方式，重新对某一思想或观念进行个体的阐释，而不是原文照搬的引用。所以，该著文字的表面是印象式批评的审美直觉与瞬间把握，结构上却有着清晰、严密、完整的布局安排。
“导论”以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为例，首先来指引我们去思考，如何发现这首从词语、语式、意象到结构和内容上都很普通的诗歌所具有的诗意。宇文所安没有直接谈论诗歌本身，而是先引领我们去“回忆”（或“回想”）我们自身都有过的生命经验（比如与老朋友的相逢的细节），接着引入对此诗写作时“可能的历史时刻”的复现（比如安史之乱中个人的境遇），然后才指出“诗意究竟在哪里？”——回忆的诗意在“距离”，即言说者“说出的东西”与他“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距离”。然后开始从人的认知方式、心理结构、情感结构、审美方式、语言学等方面去描述此种诗意的力量，最后说明，此力量既属于人性本身亦是艺术属性的。
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文学批评肩负着一个习惯性的期待，即：把对文本的艺术感知作为一个切入点，以读者乐意接受的方式，指引读者对被感知的对象或对某一经验世界作出反应。这也正是宇文所安擅长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方法既不同于与其他汉学家也有别于我们国内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比如说王文生先生、周振甫先生在谈到古典诗词时，即便是有意通俗化也是典雅的，他们也会很讲究语音分析，做到有证据，这种著作会让普通读者阅读起来相对困难。而宇文所安的批评话语靠近自由言说的状态，平实、口语、通俗，尤其他是从西方理念出发去看待中国古典文学文本，所以他谈论美学的就是美学的，色情的就是色情的，自然主义的就是自然主义的，不会特别照顾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古典情结，相反他不时地加入精神分析去质疑，去揭开许多我们不愿揭开的遮羞布，展现一个不同于我们正统教育中的庄子形象、杜甫形象、王阳明形象等等。这些他用的一种看似通俗的语言，而表达的事物却不是通俗易懂的，它依然是针对精英读者的，因为透过“精致”的文字，可以看到结构上“精致”的安排，以及精致文体之下精湛的思辨。该著从看似关联性不大的八个方面分别挨近论述的主体（“追忆”）：
1.黍稷和石碑：回忆者与被回忆者。论述材料：“述而不作”（圣人之道）、孟郊《秋怀》（慕圣之思）、砚山“堕泪碑”（羊祜的仁与杜预的欲）、孟浩然《与诸子登砚山》（追怀圣贤）、欧阳修《砚山亭记》（辨圣、叹己）。论述落点：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身后名”的情感机制；
2.骨骸。论述材料：《庄子·至乐》（南面王乐）、张衡《骷髅赋》（使死者与活者发生关联）、谢惠连《祭古冢文》（把死者套进人际关系的大网）、王阳明《瘗旅文》（死与生的相互抵牾）。论述落点：生死观；
3.繁盛与衰落：必然性的机械运转。论述材料：杜牧《赤壁》、鲍照《芜城赋》。论述落点：历史观；
4.断片。论述材料：李贺《长平箭头歌》、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李商隐《花下醉》、李白《自遣》，论述落点：沉默的美学、虚构的价值；
5.回忆的引诱。论述材料：李清照《金石路》后序（收藏中对“物”之价值的观念变化。论述落点：价值观、情爱观； 6.复现：闲情记趣。论述材料：沈复《浮生六记》（对“小世界”、“小空间”的痴迷，对现实的越界）。论述落点：人生观、情爱观；
7.绣户：回忆与艺术。论述材料：吴文英《莺啼序》（审美与艺术）、杜牧《遣怀》（审美的心理机制）、宋玉《招魂》（审美的情感机制）。论说落点：审美观、艺术观；
8.为了被回忆。论述材料：《中庸》、“诚”、张岱《陶庵梦呓》。论述落点：“追忆”的心理机制。
当我们把这些挑出来做个概括，《追忆》的内在结构便很清晰地呈现：它讲述的是“回忆”的哲学基础、情感基础、文化基础、人性基础、审美基础、社会基础，在此之中，对中国古典文人的时间意识、历史意识、生命意识、个体意识、审美意识进行了勘察。更在此之上，把文学作品当作一种自身独立的客观物来欣赏，而不是社会或历史的附庸物来分析，并在历史想象力的作用下，考证了中国古典文人分层的精神结构。而这些其实在“导论：诱惑及来源”中早就安排了一个引领，如前文所言，导论以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为探路的小石子，清晰地描画出了“追忆”这一行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不朽”的永久期望。他早已向我们暗示：写作者（中国传统文人士子）普遍的愿望和自信是，他们相信个人记忆肯定可以转化为集体记忆，其文本也定能转化为集体记忆被后人阅读。
这种批评方式已经上升为宇文所安个人的风格学，是一种精英文体的结果。因为宇文所安虽然会以西方文化学者的视角和身份预设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感知力，但他绝不是就欣赏诗歌而欣赏诗歌，他在谈论诗歌的过程中从未停止对某种思想的追寻。
二、历史想象中的现代性追问
毫无疑问，《追忆》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在这个母题研究中，必然会牵涉到对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那就会要求去理解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环境、欲望与理想、现实与奉献、精神与行为的各种复杂关系。也就是说要从“追忆”问题去谈一种文化人格范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为人格是综合了文化的多种元素而塑造成的，每一种元素我们都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塑造了人格范型，人格范型又推动了集体记忆的传递。
宇文所安认为，文本剖析和文学史研究要抵达准确、真实，就必须重视对当下语境的合理想象，并要充分重视历史断片的联缀。所谓文学中的历史想象，可以看做是一个创作者以何种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西方学者善于在结构历史的过程中植入个体的怀疑、对话因素，解构固有的成见。宇文所安的文章中总会有一个清晰的声音，适时地告知我们读者，他如何在散乱的、繁芜的历史文本材料中进行挑选、融合，使在场的东西与缺席的东西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一种张力结构；他又是如何满怀热情地期待并努力，去激发读者（或自身）面对一个非真实世界的热情，使读者（或自身）的自我真实性在想象中暂且得以展开。这个声音在批评中非常有效，因为它促发了真诚、可信的叙述动力。
而文学中的历史断片，在宇文所安看来，是“过去同现在之间的媒介”，其最有效的特性之一是“它的价值的集聚性”，“我们从它们身上可以看出分崩离析的过程来，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它那犬牙交错的边缘四周原来并不空的空间上。”在以文学想象联缀断片的过程中，叙述的主题就被从各种各样的跨文本话语从多角度切近，它们不仅填补了原本可能被“空”出来的“空间”，并且形成了一个文本的交汇点。这个点就是一个“凸透镜”，其上的每一裂痕都是一条揭示历史的线索。因为当我们以故事的方式去回顾过去，每一个散落的断片都是一个“像标”，当它们被挑拣出来汇聚到一个场所时，便形成了一个具有连贯性的象征序列，这一象征序列又从不同的侧面去证实它们作为象征存在的可靠性。它将指引着我们去发现一系列与该事物相联系的信息，并告诉我们在经过文化编码的经验中应该寻找什么样的形象，以便确定好我们应该如何感受被再现的事物。[3]
我们仅举一例，在“3.繁盛与衰落：必然性的机械运转”一章中，他选取的材料是杜牧的绝句《赤壁》，以“折戟沉沙铁未销”中的“折戟”作为意义独特的“断片”，以“自将磨洗认前朝”中的行为动词“磨洗”为言说的路径，详述了“折戟”被“磨洗”的这一行为背后可能暗含的意义——“这里涉及到去除许多覆盖物、擦掉水垢和试着补上失去部分以恢复原貌的工作。”其目的——是“认出”，认出那把折戟“是什么”也认出它“不是什么”。在认出的过程中，将达到“真正的目的”——认出一个朝代及它的命运——让被遗忘的过去被重新聚拢。然而，当言说到这个节拍的时候，宇文所安停顿了下来，进入到对历史进行假设的辩论中，以“东风不与周郎便”的“东风”为媒介，来谈论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中西方传统中道德的必然性、以及文学艺术对之进行描述时的叙述定势。
宇文所安的叙述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凸透镜”，镜的一面是历史的虚构与想象，镜的另一面是现代性的对照与思考。比如“复现：闲情记趣”一章中，在勾画沈复对“小世界”的痴迷中，宇文所安引进了对现代“仿像”世界的思考。沈复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例外，沉迷的“小空间”是他个人虚设的，而今我们所处的却是彻底的虚设的仿像世界，沈复坚持不懈地声称他虚设出的幻象的真实性与美好以达到他对所处真实世界的越界，我们则是在仿像世界中既无路可逃也无“闲情”可觅，在规约中惶惶恓恓。通过现代性去还原历史场景中的美学现象，是审美的，也是反思的，因为每一个被选中来论述的“回忆者”，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尽管这些个体是类的范式，有对前人的模仿，但宇文所安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看做是主体性的选择，注重区分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个体追忆，都有一个庞大的集体记忆作为依据，个体追忆又聚集为新的一种集体记忆，成为后者的追忆。
《追忆》中，当宇文所安把他个体对文学的独到发现和经验沉淀，放在广阔的中西方诗学背景中去审视和提炼的时候，放在错综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去反思和质疑的时候，他至少提供了两个空间：一个是由“诗、物和景划出一块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中国古典诗文的艺术之美、文人士子的内在精神、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便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往昔”通过它又回到我们身边；另一个是自我观照的空间，对每一个体来说，追忆，便是我思，我思，便是对自我对个体的审视，向外通过他者（人、物、事），向内其实也是向后看，回忆和追问的结果便是“自我”。正是如此，我们从他的文章中，既可以一同“追忆”某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也可以观照自身当下可能的种种困惑或苦恼，赏诗文之美，叹古人之思，抚自身之痛。
这种批评文体本身就是一种自主的创作，因为它既注重文本艺术的复现亦重视批评者主体的介入，所以便能在复活所论“历史文本”之生命的同时亦生产批评文本之生命。这也是一种“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融合在一起的文体，其实践为反思当前诗歌批评提供了一个不可企及的样本，让我们在瞠乎其后的惶恐中也萌生丝缕希冀。
注释：
[1] （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2]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
[3]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李海英，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
《追忆》是在西方后现代文化发展的视野中，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母题“往事回想”。该著注重中西诗学的对比与文本细读，一方面对作者的生平、情感或信仰作探微索隐式的研究，把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身份认同、文化权力的运作模式放在人性的考量与探微中；另一方面把文本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就文本所关涉的世界来探索文本，分析艺术精神与审美倾向在形塑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所潜在的效用。其采取的文体，是西方文学中的“Eassay”，此种文体具有思辨性，可以融文学、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于一体，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印象式批评”，充盈着精彩华美的点评和想象，文本深层却潜流着事无巨细的考证与阐幽抉微的分析，需要把“思想”纳入到“文学的形式”并使二者合二为一，且展示出“学术研究的成果”。宇文所安的诸多研究成果皆有这样的特点。
一、印象式批评下的深层思辨
《追忆》是一种严格的精英文体。因为最初写作针对的受众是西方读者，有意地避开了用考证法、历史源流法、社会分析学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文本世界的可感性认识。宇文所安的文字很漂亮，但也不是通俗易通的，论述中看似没有繁琐的考证和引用，然而文本中却时常闪现一些巨头思想家的身影，从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庄周、孔子，到近现代的康德、笛卡尔、柏格森、萨特等思想家都是他信手拈来的论据，不过他采用的方式是与这些思想巨头对话（或争辩）的方式，重新对某一思想或观念进行个体的阐释，而不是原文照搬的引用。所以，该著文字的表面是印象式批评的审美直觉与瞬间把握，结构上却有着清晰、严密、完整的布局安排。
“导论”以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为例，首先来指引我们去思考，如何发现这首从词语、语式、意象到结构和内容上都很普通的诗歌所具有的诗意。宇文所安没有直接谈论诗歌本身，而是先引领我们去“回忆”（或“回想”）我们自身都有过的生命经验（比如与老朋友的相逢的细节），接着引入对此诗写作时“可能的历史时刻”的复现（比如安史之乱中个人的境遇），然后才指出“诗意究竟在哪里？”——回忆的诗意在“距离”，即言说者“说出的东西”与他“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距离”。然后开始从人的认知方式、心理结构、情感结构、审美方式、语言学等方面去描述此种诗意的力量，最后说明，此力量既属于人性本身亦是艺术属性的。
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文学批评肩负着一个习惯性的期待，即：把对文本的艺术感知作为一个切入点，以读者乐意接受的方式，指引读者对被感知的对象或对某一经验世界作出反应。这也正是宇文所安擅长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方法既不同于与其他汉学家也有别于我们国内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比如说王文生先生、周振甫先生在谈到古典诗词时，即便是有意通俗化也是典雅的，他们也会很讲究语音分析，做到有证据，这种著作会让普通读者阅读起来相对困难。而宇文所安的批评话语靠近自由言说的状态，平实、口语、通俗，尤其他是从西方理念出发去看待中国古典文学文本，所以他谈论美学的就是美学的，色情的就是色情的，自然主义的就是自然主义的，不会特别照顾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古典情结，相反他不时地加入精神分析去质疑，去揭开许多我们不愿揭开的遮羞布，展现一个不同于我们正统教育中的庄子形象、杜甫形象、王阳明形象等等。这些他用的一种看似通俗的语言，而表达的事物却不是通俗易懂的，它依然是针对精英读者的，因为透过“精致”的文字，可以看到结构上“精致”的安排，以及精致文体之下精湛的思辨。该著从看似关联性不大的八个方面分别挨近论述的主体（“追忆”）：
1.黍稷和石碑：回忆者与被回忆者。论述材料：“述而不作”（圣人之道）、孟郊《秋怀》（慕圣之思）、砚山“堕泪碑”（羊祜的仁与杜预的欲）、孟浩然《与诸子登砚山》（追怀圣贤）、欧阳修《砚山亭记》（辨圣、叹己）。论述落点：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身后名”的情感机制；
2.骨骸。论述材料：《庄子·至乐》（南面王乐）、张衡《骷髅赋》（使死者与活者发生关联）、谢惠连《祭古冢文》（把死者套进人际关系的大网）、王阳明《瘗旅文》（死与生的相互抵牾）。论述落点：生死观；
3.繁盛与衰落：必然性的机械运转。论述材料：杜牧《赤壁》、鲍照《芜城赋》。论述落点：历史观；
4.断片。论述材料：李贺《长平箭头歌》、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李商隐《花下醉》、李白《自遣》，论述落点：沉默的美学、虚构的价值；
5.回忆的引诱。论述材料：李清照《金石路》后序（收藏中对“物”之价值的观念变化。论述落点：价值观、情爱观； 6.复现：闲情记趣。论述材料：沈复《浮生六记》（对“小世界”、“小空间”的痴迷，对现实的越界）。论述落点：人生观、情爱观；
7.绣户：回忆与艺术。论述材料：吴文英《莺啼序》（审美与艺术）、杜牧《遣怀》（审美的心理机制）、宋玉《招魂》（审美的情感机制）。论说落点：审美观、艺术观；
8.为了被回忆。论述材料：《中庸》、“诚”、张岱《陶庵梦呓》。论述落点：“追忆”的心理机制。
当我们把这些挑出来做个概括，《追忆》的内在结构便很清晰地呈现：它讲述的是“回忆”的哲学基础、情感基础、文化基础、人性基础、审美基础、社会基础，在此之中，对中国古典文人的时间意识、历史意识、生命意识、个体意识、审美意识进行了勘察。更在此之上，把文学作品当作一种自身独立的客观物来欣赏，而不是社会或历史的附庸物来分析，并在历史想象力的作用下，考证了中国古典文人分层的精神结构。而这些其实在“导论：诱惑及来源”中早就安排了一个引领，如前文所言，导论以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为探路的小石子，清晰地描画出了“追忆”这一行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不朽”的永久期望。他早已向我们暗示：写作者（中国传统文人士子）普遍的愿望和自信是，他们相信个人记忆肯定可以转化为集体记忆，其文本也定能转化为集体记忆被后人阅读。
这种批评方式已经上升为宇文所安个人的风格学，是一种精英文体的结果。因为宇文所安虽然会以西方文化学者的视角和身份预设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感知力，但他绝不是就欣赏诗歌而欣赏诗歌，他在谈论诗歌的过程中从未停止对某种思想的追寻。
二、历史想象中的现代性追问
毫无疑问，《追忆》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在这个母题研究中，必然会牵涉到对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那就会要求去理解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环境、欲望与理想、现实与奉献、精神与行为的各种复杂关系。也就是说要从“追忆”问题去谈一种文化人格范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为人格是综合了文化的多种元素而塑造成的，每一种元素我们都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塑造了人格范型，人格范型又推动了集体记忆的传递。
宇文所安认为，文本剖析和文学史研究要抵达准确、真实，就必须重视对当下语境的合理想象，并要充分重视历史断片的联缀。所谓文学中的历史想象，可以看做是一个创作者以何种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西方学者善于在结构历史的过程中植入个体的怀疑、对话因素，解构固有的成见。宇文所安的文章中总会有一个清晰的声音，适时地告知我们读者，他如何在散乱的、繁芜的历史文本材料中进行挑选、融合，使在场的东西与缺席的东西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一种张力结构；他又是如何满怀热情地期待并努力，去激发读者（或自身）面对一个非真实世界的热情，使读者（或自身）的自我真实性在想象中暂且得以展开。这个声音在批评中非常有效，因为它促发了真诚、可信的叙述动力。
而文学中的历史断片，在宇文所安看来，是“过去同现在之间的媒介”，其最有效的特性之一是“它的价值的集聚性”，“我们从它们身上可以看出分崩离析的过程来，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它那犬牙交错的边缘四周原来并不空的空间上。”在以文学想象联缀断片的过程中，叙述的主题就被从各种各样的跨文本话语从多角度切近，它们不仅填补了原本可能被“空”出来的“空间”，并且形成了一个文本的交汇点。这个点就是一个“凸透镜”，其上的每一裂痕都是一条揭示历史的线索。因为当我们以故事的方式去回顾过去，每一个散落的断片都是一个“像标”，当它们被挑拣出来汇聚到一个场所时，便形成了一个具有连贯性的象征序列，这一象征序列又从不同的侧面去证实它们作为象征存在的可靠性。它将指引着我们去发现一系列与该事物相联系的信息，并告诉我们在经过文化编码的经验中应该寻找什么样的形象，以便确定好我们应该如何感受被再现的事物。[3]
我们仅举一例，在“3.繁盛与衰落：必然性的机械运转”一章中，他选取的材料是杜牧的绝句《赤壁》，以“折戟沉沙铁未销”中的“折戟”作为意义独特的“断片”，以“自将磨洗认前朝”中的行为动词“磨洗”为言说的路径，详述了“折戟”被“磨洗”的这一行为背后可能暗含的意义——“这里涉及到去除许多覆盖物、擦掉水垢和试着补上失去部分以恢复原貌的工作。”其目的——是“认出”，认出那把折戟“是什么”也认出它“不是什么”。在认出的过程中，将达到“真正的目的”——认出一个朝代及它的命运——让被遗忘的过去被重新聚拢。然而，当言说到这个节拍的时候，宇文所安停顿了下来，进入到对历史进行假设的辩论中，以“东风不与周郎便”的“东风”为媒介，来谈论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中西方传统中道德的必然性、以及文学艺术对之进行描述时的叙述定势。
宇文所安的叙述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凸透镜”，镜的一面是历史的虚构与想象，镜的另一面是现代性的对照与思考。比如“复现：闲情记趣”一章中，在勾画沈复对“小世界”的痴迷中，宇文所安引进了对现代“仿像”世界的思考。沈复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例外，沉迷的“小空间”是他个人虚设的，而今我们所处的却是彻底的虚设的仿像世界，沈复坚持不懈地声称他虚设出的幻象的真实性与美好以达到他对所处真实世界的越界，我们则是在仿像世界中既无路可逃也无“闲情”可觅，在规约中惶惶恓恓。通过现代性去还原历史场景中的美学现象，是审美的，也是反思的，因为每一个被选中来论述的“回忆者”，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尽管这些个体是类的范式，有对前人的模仿，但宇文所安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看做是主体性的选择，注重区分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个体追忆，都有一个庞大的集体记忆作为依据，个体追忆又聚集为新的一种集体记忆，成为后者的追忆。
《追忆》中，当宇文所安把他个体对文学的独到发现和经验沉淀，放在广阔的中西方诗学背景中去审视和提炼的时候，放在错综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去反思和质疑的时候，他至少提供了两个空间：一个是由“诗、物和景划出一块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中国古典诗文的艺术之美、文人士子的内在精神、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便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往昔”通过它又回到我们身边；另一个是自我观照的空间，对每一个体来说，追忆，便是我思，我思，便是对自我对个体的审视，向外通过他者（人、物、事），向内其实也是向后看，回忆和追问的结果便是“自我”。正是如此，我们从他的文章中，既可以一同“追忆”某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也可以观照自身当下可能的种种困惑或苦恼，赏诗文之美，叹古人之思，抚自身之痛。
这种批评文体本身就是一种自主的创作，因为它既注重文本艺术的复现亦重视批评者主体的介入，所以便能在复活所论“历史文本”之生命的同时亦生产批评文本之生命。这也是一种“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融合在一起的文体，其实践为反思当前诗歌批评提供了一个不可企及的样本，让我们在瞠乎其后的惶恐中也萌生丝缕希冀。
注释：
[1] （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2]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
[3]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李海英，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