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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回顾身份意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南京某民工学校的实地调查资料，力图勾勒在不同参照群体下流动儿童身份意识的可能架构，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流动儿童的身份意识是在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下建构而成的，外部因素包括制度衍生的群体差别、外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内部因素包括刻板印象的内化与强化以及提高自尊的动机驱使。
关键词：流动儿童；参照群体；身份意识；影响因素
Abstract：Based on a review of identity consciousness theori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 floating children’s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n different reference groups by investigating a Nanjing school for floating labors’ childre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floating children is construct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group differences derived from the system，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the out group；the internal factors include interna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stereotype and motive-drive for increasing self-esteem.
Key words：floating children；reference group；identity consciousness；influencing factors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8)03-0053-05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流动农民不再以“单枪匹马”而是以“拖家带口”的方式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家庭化、移民定居趋势逐步扩大，而该群体中儿童所占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五普”数据显示，占流动人口总数13.78%的流动儿童已达1410万，其中农业户口占到70.9%。同时，对于居住时间的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城市的居住属于“长期居住”而非“短暂停留”[1]，流动儿童已逐渐成为新生的流动大军。
对新生流动大军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教育权的平等获得、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诸如政策、资金等人为方式逐步予以解决，目前更需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流动儿童今后将在哪里生活?如果说年长的流动农民出于“生活预期”、“生命周期”等制度性或客观性因素而将返回农村[2]，那么，对于既没有乡土社会生活记忆，又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流动儿童来说，会像父辈一样“叶落归根”吗?若返回故土，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若定居城市，他们又将如何看待自己在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吗?若不能，会不会产生类似第一代中较为年轻的新生代的“问题民工”呢?
基于上述疑问，需对流动儿童的身份意识予以高度关注，因为不同的身份意识可能形成与城市社会不同性质的互动。若流动儿童认定自己同城市儿童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其可能会更倾向于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而认为自己仍是乡土社会成员时，可能只将城市社会作为“寄居地”，甚至会排斥这种融入。此外，如果流动儿童感知到城市居民的否定性评价，可能会对其心理造成巨大伤害，进而影响其与城市社会关系的思考及行为取向。
二、身份意识的研究
所谓身份意识，也可称为社会认同，是个体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一种感知。社会认同论者认为，对社会行为的解释不能单从个体心理中寻求答案，还需研究人们是如何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身份[3]。最经典的定义来自1978年泰弗尔的观点：社会认同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来自于对他在一个社会群体(或许多群体)中成员身份的知识，连同与那种成员身份有关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4]。
身份意识产生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我群体”与“他群体”的存在，没有“他群”意识也就没有“我群”意识的产生。只有当两群体间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并感觉到彼此间存在一定差异时，身份意识才会凸现。换句话说，身份意识是处于群际交往的场景中的个体如何给予自己定位[5]。默顿认为，相同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必然形成共同的身份意识并采取一致行为，是否能产生共同意识和行动还取决于各自所选择的参照群体是否一致[6]385-444。这样，通过内、外群体特征的比较，个人能够获得有关自己群体地位与价值的理解。按照皮亚杰所划分的形式运算阶段，处于青春期早期的流动儿童，已经能够脱离具体的物或情境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同时主观世界开始逐步建构，形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7]。因此，对于生活在城市空间的流动儿童来说，他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群体，并借助更多的参照系来审视自己的身份意识。在此，我们将试图勾勒出流动儿童在不同群际比较中身份意识的可能框架，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不同参照群体下的身份意识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第二作者在南京市H民工学校初二学生所进行的为期13周的义教活动。在此过程中，作者以“我的……”半命题作文形式收集相关信息，根据作文内容和平日观察，选择较为典型的学生进行深入观察与访谈，并与学校老师进行多次交流，在义教结束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中选择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城市儿童作为调查对象可能的参照群体，询问他们感觉与这三个群体“一样”还是“不一样”及原因。由于问卷是课堂讲解作答，当场收回，因此所获得的69份问卷全部有效，分析结果见表1，其中笔者根据实际填写内容对“原因”部分进行了整理分类。
总体来看，当依次与其他民工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城市儿童相比时，选择“一样”的比例分别为48.5%、20.3%、16.7%，呈递减趋势；选择“不一样”的比例分别为19.9%、36.2%、45.5%，呈递增趋势。可见，调查对象更多的将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作为内群体，而视城市儿童为差别最大的外群体。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三种比较中回答“不知道”较为稳定且比例较高，各为32.4%、43.5%、37.9%，可见占到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对其隶属群体或理想中的群体认知处于模糊状态。
1.与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比较
与民工学校其他流动儿童比较时，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性特征，即他们中有36.4%认为都是外地人，27.3%认为都是农民工子女。前者更多体现的是地域趋同，后者则凸显制度身份，二者所依据的都是其家庭或父母所具有的特征。然而，分析“不一样”的原因时，则很难找出共同点，笔者将其较牵强地分为性格、学习、语言、家庭，可见显现更多的是调查对象自身的个体特征。
可见，城乡二元体制下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成为流动儿童与其他本群体成员(其他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进行比较的依据，这在深度访谈中也有所表现：
问：你感觉和他们(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是一样的吗?
答：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感觉和他们吵架很害怕。
问：是不是感觉连他们都处不来，觉得很孤单?
答：是的。(情绪很低落)
当流动儿童与其认为的本群体成员，发生摩擦时，会有孤立无缘的感觉。访谈还发现，很多流动儿童虽没有与城市居民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却形成较为一致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必定会歧视自己，这也是由于将自己视为外来人群体的组成部分，从而内化了其他群体成员的感受。
2.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较
以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为参照群体时，则发现其描述共性的标准有所变化，虽然仍有57.1
的流动儿童是在制度派生出的社会特征中找寻共性标准，但另有35.7%将相对包容性更强的社会性特征即“都是学生”作为共性标准。另一方面，在“不一样”的原因表述中，则更强调家庭经济条件(30.4%)、学校的学习环境或教学条件(21.4%)、学习成绩与态度(17.4%)上的差异。在访谈中更为形象地反映出流动儿童所认识到的这种差别：
“他们看上去更像是城里人，他们可以接触城市中更多的花花绿绿，他们可以领悟更多东西"。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进去的，或许他们家有钱，而我没有那么好的成绩和钱"。
“人们都认为他们是城里的小孩，父母有钱"。
“最起码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们是城里人，比我们有钱，所在学校也是本地公办学校"。
可见，在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较时，调查对象进行共性比较的标准由制度性社会性特征逐渐滑移至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性特征。同时，从其分类意识还可看到，城市社会中流动儿童群体已产生分化，而这种分化更多地借助于家庭经济条件与自身学习状况，当然，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前者的影响。
3.与城市儿童比较
从“一样”的原因中发现，调查对象采用了更具包容性的共性标准——都是人(27.3%)、都是父母所生(18.2%)、都有户口(18.2%)等。而在“不一样”的原因中，则体现出更多的社会经济差异，即认为户口(28.6%)、经济状况(17.9%)、缴纳借读费(17.9%)等造成其与城市儿童的差异。而在访谈中也可发现，正是这些因素不断强化着流动儿童的分类意识：
问：那你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去想自己的身份呢?
答：一般是交学费的时候吧，需要交很多钱的时候。
问：那就是平常因为大家都对你的态度很好，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而到交学费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自己的不同，是吗?
答：是的。
另外，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态度和其所认为城市儿童的品性，也成为其衡量与城市儿童的差别标准，即各有10.7%调查对象认为是城市儿童的偏见和歧视造成彼此间的不同，这也是访谈过程中反映最多的：
答：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
问：为什么这样说呢?你遇到过这种情况?
答：原来的同学都叫我“乡下妹"，他们就是瞧不起外地来的。
综上可见，大多数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还是将自己定位于与城市儿童有别的群体中，而且从分类意识来看，其内部(即民工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已存在分化。同时，在与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时，流动儿童所使用的衡量共性与差别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客观因素对其身份意识的影响，也要关注作为意识主体的流动儿童的主观动机。
四、影响身份意识的因素
从流动儿童所表达的异同标准来看，影响其身份意识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涉及制度影响以及由此衍生的父母地位、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而主观因素既包括其对客观因素的反应，也包括其作为行动主体的动机。
1.客观因素
①制度衍生的群体差别。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各项制度决定了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宏观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不仅阻碍了流动农民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也成为流动儿童身份意识的重要信息来源，由此衍生出的城乡差别也成为流动儿童进行群际比较的主要依据。家庭经济状况的悬殊，使得他们与城市儿童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户口差异、家庭收入差异也使他们无法以平等的身份享有教育资源，进而促使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逐渐将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视为“他群体”。吴莹曾分析了流动儿童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所进行的群际比较[8]。
②外群体态度和行为。在日常生活这一微观层面上，城市居民与流动农民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主要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偏见和歧视两方面，其中偏见是一种态度表现，歧视则是一种行为表现。在基于群际互动建构而成的身份意识中，外群体态度和行为成为划分彼此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在与城市儿童的比较当中，城市居民态度与行为上的表现不仅损害了流动儿童的自尊，也使两群体的边界更加明晰化。
2.主观因素
①刻板印象的内化与强化。刻板印象一般是指对某一社会群体较为固定的看法，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错误的刻板印象往往与偏见与歧视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自认为是某社群的成员时，常会把伴随着身份的刻板印象加诸己身，即自我刻板印象化[3]。个人对自我的感受，并非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依据同一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特殊观念或依据其所属的作为整体的社会群体的一般观念[9]。因此，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群体成员所遭遇的歧视以及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往往会内化为流动儿童的个体认知。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实际摩擦也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消极的刻板印象。
②动机驱使。泰弗尔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设：人们建立社会身份，是为了通过所认同的群体来提高自尊[10]。在群际比较中，流动儿童不断地转换比较标准，主要的心理动机便是提高自尊。通过共性标准从外地人—学生—人的转换，模糊了与参照群体之间的群际边界，从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纳入到优势群体的行列。此外，其对城市儿童不良品性的强调，如“娇生惯养”，也可看作是在承认差别基础上的应对策略，目的是降低参照群体的地位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和心理平衡[3]。
五、结论与思考
1.结论
综上所述，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更多地将其他流动儿童作为本群体成员，且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与所获得教育资源的差异，其内部已出现分化，逐渐将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视为“他群体”。同时，在与不同群体进行比较时，占到三分之一的流动儿童身份意识处于模糊状态。身份意识是由主客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制度衍生的群体差别、外群体态度和行为，客观因素则涉及对刻板印象的反应和作为意识主体的心理动机。
2.几点思考
①身份意识模糊的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数量较多的流动儿童身份意识处于模糊状态。如果说流动农民在城乡双重推力的作用下，构建出“双重边缘人”的身份意识[11]，那么对于缺乏农村生活经历的流动儿童来说，其所具有的模糊身份意识又将具有何种特征?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当认同模糊不清时，被观察到的社会互动形式也就失去了清晰性，因而就会出现研究者所描述的“群体构成”与研究对象经验体认的“群体构成”[6]406存在差异的情形。
②与城市社会互动的思考。不同的身份意识，会驱使流动儿童采取与城市社会互动不同的策略。策略的选择与宏观社会流动性质有关。当社会流动呈现开放性时，基于寻求高自尊的动机，个体能够通过自我努力改变群体身份，群际间的冲突就会较少发生；而当社会流动处于封闭状态时，个人将难以通过自我努力获得高自尊的群体身份，他们就可能通过重新界定或改变比较情境，以寻求积极的特异性，或者通过与外群体的直接竞争来获得积极的认同[10]，而直接竞争往往促发群际间的冲突。对流动儿童而言，城乡二元体制虽有所松散，但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空间使其通过自我努力改变群体身份，加之城市居民的态度和行为，致使流动儿童在社会创造性与社会革命性的连续统中寻求可能的行动策略，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不同身份意识下流动儿童可能的行为取向，以期了解他们与城市社会的不同关系。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周皓.北京市流动儿童少年状况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1(1)：5-11.
[2]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
[3]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社会学研究，2005(5)：202-228.
[4]高雯蕾.转型期北京中下阶层市民的社会认同问题[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2)：40-50.
[5]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0.
[6]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7]约翰·桑切克.教育心理学[M].周冠英，王学成，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7：45.
[8]吴莹.农民工子女的“被歧视"群体共识的建构[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
[9]BERRY J，KIM U，MINDE T，etc.Comarative studie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7(3)：491-511.
[10]TAIFEL H，TURNER J.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G]//WORCHEL S.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Hall Publishers，1986：7-24.
[11]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与社会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S1)：36-38.
关键词：流动儿童；参照群体；身份意识；影响因素
Abstract：Based on a review of identity consciousness theori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 floating children’s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n different reference groups by investigating a Nanjing school for floating labors’ childre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floating children is construct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group differences derived from the system，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the out group；the internal factors include interna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stereotype and motive-drive for increasing self-esteem.
Key words：floating children；reference group；identity consciousness；influencing factors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8)03-0053-05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流动农民不再以“单枪匹马”而是以“拖家带口”的方式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家庭化、移民定居趋势逐步扩大，而该群体中儿童所占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五普”数据显示，占流动人口总数13.78%的流动儿童已达1410万，其中农业户口占到70.9%。同时，对于居住时间的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城市的居住属于“长期居住”而非“短暂停留”[1]，流动儿童已逐渐成为新生的流动大军。
对新生流动大军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教育权的平等获得、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诸如政策、资金等人为方式逐步予以解决，目前更需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流动儿童今后将在哪里生活?如果说年长的流动农民出于“生活预期”、“生命周期”等制度性或客观性因素而将返回农村[2]，那么，对于既没有乡土社会生活记忆，又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流动儿童来说，会像父辈一样“叶落归根”吗?若返回故土，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若定居城市，他们又将如何看待自己在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吗?若不能，会不会产生类似第一代中较为年轻的新生代的“问题民工”呢?
基于上述疑问，需对流动儿童的身份意识予以高度关注，因为不同的身份意识可能形成与城市社会不同性质的互动。若流动儿童认定自己同城市儿童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其可能会更倾向于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而认为自己仍是乡土社会成员时，可能只将城市社会作为“寄居地”，甚至会排斥这种融入。此外，如果流动儿童感知到城市居民的否定性评价，可能会对其心理造成巨大伤害，进而影响其与城市社会关系的思考及行为取向。
二、身份意识的研究
所谓身份意识，也可称为社会认同，是个体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一种感知。社会认同论者认为，对社会行为的解释不能单从个体心理中寻求答案，还需研究人们是如何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身份[3]。最经典的定义来自1978年泰弗尔的观点：社会认同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来自于对他在一个社会群体(或许多群体)中成员身份的知识，连同与那种成员身份有关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4]。
身份意识产生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我群体”与“他群体”的存在，没有“他群”意识也就没有“我群”意识的产生。只有当两群体间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并感觉到彼此间存在一定差异时，身份意识才会凸现。换句话说，身份意识是处于群际交往的场景中的个体如何给予自己定位[5]。默顿认为，相同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必然形成共同的身份意识并采取一致行为，是否能产生共同意识和行动还取决于各自所选择的参照群体是否一致[6]385-444。这样，通过内、外群体特征的比较，个人能够获得有关自己群体地位与价值的理解。按照皮亚杰所划分的形式运算阶段，处于青春期早期的流动儿童，已经能够脱离具体的物或情境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同时主观世界开始逐步建构，形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7]。因此，对于生活在城市空间的流动儿童来说，他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群体，并借助更多的参照系来审视自己的身份意识。在此，我们将试图勾勒出流动儿童在不同群际比较中身份意识的可能框架，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不同参照群体下的身份意识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第二作者在南京市H民工学校初二学生所进行的为期13周的义教活动。在此过程中，作者以“我的……”半命题作文形式收集相关信息，根据作文内容和平日观察，选择较为典型的学生进行深入观察与访谈，并与学校老师进行多次交流，在义教结束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中选择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城市儿童作为调查对象可能的参照群体，询问他们感觉与这三个群体“一样”还是“不一样”及原因。由于问卷是课堂讲解作答，当场收回，因此所获得的69份问卷全部有效，分析结果见表1，其中笔者根据实际填写内容对“原因”部分进行了整理分类。
总体来看，当依次与其他民工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城市儿童相比时，选择“一样”的比例分别为48.5%、20.3%、16.7%，呈递减趋势；选择“不一样”的比例分别为19.9%、36.2%、45.5%，呈递增趋势。可见，调查对象更多的将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作为内群体，而视城市儿童为差别最大的外群体。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三种比较中回答“不知道”较为稳定且比例较高，各为32.4%、43.5%、37.9%，可见占到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对其隶属群体或理想中的群体认知处于模糊状态。
1.与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比较
与民工学校其他流动儿童比较时，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性特征，即他们中有36.4%认为都是外地人，27.3%认为都是农民工子女。前者更多体现的是地域趋同，后者则凸显制度身份，二者所依据的都是其家庭或父母所具有的特征。然而，分析“不一样”的原因时，则很难找出共同点，笔者将其较牵强地分为性格、学习、语言、家庭，可见显现更多的是调查对象自身的个体特征。
可见，城乡二元体制下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成为流动儿童与其他本群体成员(其他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进行比较的依据，这在深度访谈中也有所表现：
问：你感觉和他们(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是一样的吗?
答：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感觉和他们吵架很害怕。
问：是不是感觉连他们都处不来，觉得很孤单?
答：是的。(情绪很低落)
当流动儿童与其认为的本群体成员，发生摩擦时，会有孤立无缘的感觉。访谈还发现，很多流动儿童虽没有与城市居民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却形成较为一致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必定会歧视自己，这也是由于将自己视为外来人群体的组成部分，从而内化了其他群体成员的感受。
2.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较
以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为参照群体时，则发现其描述共性的标准有所变化，虽然仍有57.1
的流动儿童是在制度派生出的社会特征中找寻共性标准，但另有35.7%将相对包容性更强的社会性特征即“都是学生”作为共性标准。另一方面，在“不一样”的原因表述中，则更强调家庭经济条件(30.4%)、学校的学习环境或教学条件(21.4%)、学习成绩与态度(17.4%)上的差异。在访谈中更为形象地反映出流动儿童所认识到的这种差别：
“他们看上去更像是城里人，他们可以接触城市中更多的花花绿绿，他们可以领悟更多东西"。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进去的，或许他们家有钱，而我没有那么好的成绩和钱"。
“人们都认为他们是城里的小孩，父母有钱"。
“最起码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们是城里人，比我们有钱，所在学校也是本地公办学校"。
可见，在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较时，调查对象进行共性比较的标准由制度性社会性特征逐渐滑移至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性特征。同时，从其分类意识还可看到，城市社会中流动儿童群体已产生分化，而这种分化更多地借助于家庭经济条件与自身学习状况，当然，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前者的影响。
3.与城市儿童比较
从“一样”的原因中发现，调查对象采用了更具包容性的共性标准——都是人(27.3%)、都是父母所生(18.2%)、都有户口(18.2%)等。而在“不一样”的原因中，则体现出更多的社会经济差异，即认为户口(28.6%)、经济状况(17.9%)、缴纳借读费(17.9%)等造成其与城市儿童的差异。而在访谈中也可发现，正是这些因素不断强化着流动儿童的分类意识：
问：那你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去想自己的身份呢?
答：一般是交学费的时候吧，需要交很多钱的时候。
问：那就是平常因为大家都对你的态度很好，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而到交学费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自己的不同，是吗?
答：是的。
另外，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态度和其所认为城市儿童的品性，也成为其衡量与城市儿童的差别标准，即各有10.7%调查对象认为是城市儿童的偏见和歧视造成彼此间的不同，这也是访谈过程中反映最多的：
答：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
问：为什么这样说呢?你遇到过这种情况?
答：原来的同学都叫我“乡下妹"，他们就是瞧不起外地来的。
综上可见，大多数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还是将自己定位于与城市儿童有别的群体中，而且从分类意识来看，其内部(即民工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已存在分化。同时，在与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时，流动儿童所使用的衡量共性与差别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客观因素对其身份意识的影响，也要关注作为意识主体的流动儿童的主观动机。
四、影响身份意识的因素
从流动儿童所表达的异同标准来看，影响其身份意识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涉及制度影响以及由此衍生的父母地位、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而主观因素既包括其对客观因素的反应，也包括其作为行动主体的动机。
1.客观因素
①制度衍生的群体差别。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各项制度决定了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宏观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不仅阻碍了流动农民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也成为流动儿童身份意识的重要信息来源，由此衍生出的城乡差别也成为流动儿童进行群际比较的主要依据。家庭经济状况的悬殊，使得他们与城市儿童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户口差异、家庭收入差异也使他们无法以平等的身份享有教育资源，进而促使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逐渐将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视为“他群体”。吴莹曾分析了流动儿童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所进行的群际比较[8]。
②外群体态度和行为。在日常生活这一微观层面上，城市居民与流动农民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主要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偏见和歧视两方面，其中偏见是一种态度表现，歧视则是一种行为表现。在基于群际互动建构而成的身份意识中，外群体态度和行为成为划分彼此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在与城市儿童的比较当中，城市居民态度与行为上的表现不仅损害了流动儿童的自尊，也使两群体的边界更加明晰化。
2.主观因素
①刻板印象的内化与强化。刻板印象一般是指对某一社会群体较为固定的看法，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错误的刻板印象往往与偏见与歧视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自认为是某社群的成员时，常会把伴随着身份的刻板印象加诸己身，即自我刻板印象化[3]。个人对自我的感受，并非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依据同一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特殊观念或依据其所属的作为整体的社会群体的一般观念[9]。因此，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群体成员所遭遇的歧视以及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往往会内化为流动儿童的个体认知。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实际摩擦也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消极的刻板印象。
②动机驱使。泰弗尔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设：人们建立社会身份，是为了通过所认同的群体来提高自尊[10]。在群际比较中，流动儿童不断地转换比较标准，主要的心理动机便是提高自尊。通过共性标准从外地人—学生—人的转换，模糊了与参照群体之间的群际边界，从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纳入到优势群体的行列。此外，其对城市儿童不良品性的强调，如“娇生惯养”，也可看作是在承认差别基础上的应对策略，目的是降低参照群体的地位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和心理平衡[3]。
五、结论与思考
1.结论
综上所述，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更多地将其他流动儿童作为本群体成员，且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与所获得教育资源的差异，其内部已出现分化，逐渐将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视为“他群体”。同时，在与不同群体进行比较时，占到三分之一的流动儿童身份意识处于模糊状态。身份意识是由主客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制度衍生的群体差别、外群体态度和行为，客观因素则涉及对刻板印象的反应和作为意识主体的心理动机。
2.几点思考
①身份意识模糊的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数量较多的流动儿童身份意识处于模糊状态。如果说流动农民在城乡双重推力的作用下，构建出“双重边缘人”的身份意识[11]，那么对于缺乏农村生活经历的流动儿童来说，其所具有的模糊身份意识又将具有何种特征?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当认同模糊不清时，被观察到的社会互动形式也就失去了清晰性，因而就会出现研究者所描述的“群体构成”与研究对象经验体认的“群体构成”[6]406存在差异的情形。
②与城市社会互动的思考。不同的身份意识，会驱使流动儿童采取与城市社会互动不同的策略。策略的选择与宏观社会流动性质有关。当社会流动呈现开放性时，基于寻求高自尊的动机，个体能够通过自我努力改变群体身份，群际间的冲突就会较少发生；而当社会流动处于封闭状态时，个人将难以通过自我努力获得高自尊的群体身份，他们就可能通过重新界定或改变比较情境，以寻求积极的特异性，或者通过与外群体的直接竞争来获得积极的认同[10]，而直接竞争往往促发群际间的冲突。对流动儿童而言，城乡二元体制虽有所松散，但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空间使其通过自我努力改变群体身份，加之城市居民的态度和行为，致使流动儿童在社会创造性与社会革命性的连续统中寻求可能的行动策略，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不同身份意识下流动儿童可能的行为取向，以期了解他们与城市社会的不同关系。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周皓.北京市流动儿童少年状况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1(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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