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制造的韩国人质事件，解决之路一波三折。美国对恐怖分子绝不妥协的立场早已表露无遗，但即使剩余人质性命无虞，重返家乡，其所引发的思考也远非政治层面所能道尽。
　　正如美国政客所言，反恐是一场战争，而该起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却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宣扬爱的宗教：此次被绑架的韩国人，均为该国一基督教团体派往海外的传教人员。
　　国外媒体已有文章，剖析韩国基督教社团的生存状况与发展策略。持同一信仰的人们，祷告中增添了祈愿人质平安的内容。这一被新闻报道所广泛忽略的信息，首要传达出来的是对陷入险境的人们心灵上的支持与共在，然后，才是理性的分析：频频组织人员前往“高危险”地区传教的策略是否明智，将被严肃地反省。
　　历史上，因传教而起的争议甚至冲突变得较为少见，只是晚近的事。2001年，教皇保罗二世在“纪念利玛窦抵北京4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谈话，“教会成员在中国的行为并非绝无过失。这是人的本性及其行为有限度的自然苦果，也是复杂的历史事件，以及彼此冲突的政治利益纠缠，而难免造成的恶劣环境的影响……在近代历史的某些阶段曾出现一种依仗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含蓄地“请求宽恕和原谅”。
　　在史料检索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值得品味的细节，例如：二战期间日本天主教徒反战、反对国家主义的声音，基督教在韩国摆脱军人政府统治中的作用，教皇对1980年代波兰变革的影响等。再远点，可以提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上世纪在中国流行得不清不楚的，在某部关于文艺青年在路上的小说里，先锋而颓废的主人公口袋里就揣着这么一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然而几年之后，当“资本主义精神”全面来临，物质与欲望的冲击空前密集有力的时候，人们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一种缺失。在食品致癌、劣药致死的新闻中，人们对信任、道德底限、价值重建的不断呼唤，都表明这种缺失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平复。
　　于是许多人忆起了传统文化资源，但儒家传统价值观早已无力负担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历史上儒与国家过于紧密的关系，使得老大帝国政治崩盘后，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作为人才遴选机制的儒家体系就被政党政治所取代，失去了在现实体制中的位置，全面退守到个人修养层面。
　　同时，现代政党接管了儒家的宗教性遗产：道德资源与教化功能，这部分原来由圣人肩负的使命改由官员负责，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因为成圣成贤之道毕竟有艰苦的功夫要下，官员腐败却容易得多。于是道德说教、宣誓表态想不虚伪也难。
　　古语云，礼失求诸野。而黑砖窑事件，若孔孟在世怕亦有“礼仪废坏、人伦不理”之叹，可见经过坚持不懈的“反对封建糟粕”，本土精神资源即便在乡村也消亡殆尽。城里野外一个样，人们的心灵被清扫一空，几乎是赤裸裸、无所依凭地被货币经济的潮水冲刷浸泡。民间宗教信仰的复活和增多，地方官热衷于建庙修殿立牌位，从两个方向上证明了人心长期空置之后的自然需求。
　　中国人“安身立命”的老话，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正在转为“安心立命”的精神需求。在矛盾与分裂中，心灵不可能得到安顿。所谓“和谐”，在个体层面上强调的正是对心灵的照拂，因为它是对存在状态的认可，对主客观分裂的弥合，是吾心所安处。
　　这个时代的生存境况，信仰的贫瘠使人们在选择的困境中无处可逃地沦为人质：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作为发展目的的人，被拉动GDP的阶段性政策所绑架，沦为发展手段的人质，太湖蓝藻等污染频发就是证明；或者把个人一再突破底限的行为推委给可能需要漫长演进才能完善的制度，沦为环境和制度的人质；或者是沦为记忆的人质，甘愿让现在与未来被历史绑架，或是某种宏大叙事的人质。这些隐藏在我们文化中的“恐怖分子”，对每个个体有限生命中的爱与哀愁，缺乏起码的尊重和关切。
　　而对那些理应批评、甚至谴责的人与事，人们要想不成为激愤情绪的人质、不被“批评家”的职业身份所绑架，首先应该付出的是同情。“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表明，批评本身也会绑架人们的良知。
　　看看那些窑主与工人、头戴面纱的绑架者与韩国人质，错误的直接制造者与受害者，还有发生这一切的作为背景的中国乡村与阿富汗村庄，而我们自己，就站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之上。
　　唯愿所有人质终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