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加尔各答作为印度的第一站，显然是很合适的，无论是从中国过来的距离（昆明飞来不到3小时），还是其浩浩荡荡的殖民遗迹，都能够符合我对印度城市的所有想象。
　　处处都是百年教堂和洋行，市中心那些庞大笨拙的英属印度政府办公楼外，有废弃的“四邑会馆”和“南京饭店”，在暗沉的恒河冬日天色里，是尘灰中的斑斓，暗暮中的熙攘。所有不曾抛弃的近代文明都在运行，像那条没有空调的地铁，依旧手工绘制广告的有轨电车，河流两旁数个有着十几二十道月台的巨型火车站，仍是有大都气势，仰光与之相比，倒像是南国异域明艳省会了。
　　只是这种想象也包括嘈杂和拥挤，加尔各答的街头无疑是迷人有趣又压力重重的，别的印度大城市已经消失的黄包车仍然奔跑着，很难不让你认为这个加尔各答还与张爱玲的上海处于同一时刻。雾霾和贫穷是如此明显，感觉超过三天就会生病，这压力感大约是出革命家的原因之一——我在夜晚的帕克街头就看见女共产党员以金贤姬的慷慨声腔做了很长时间的演讲，而我竟然能在这有点无望的都会呆了五天。第二次来印度时，又在这里呆了两天，没办法，谁让这个被抛弃的都会仍是东印度，乃至孟加拉所有文明和繁华的中心呢？
　　加尔各答的帕克街（Park Street）有不少看起来特别“中国城”风情的中餐厅，有些是残余的华侨经营（在196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后，很多加尔各答华侨离开了印度），更多的已经转交到了印度人手中，加尔各答的客家人做出的客家面、炒面，以及加了勾芡的汤已经成了印度人心中的中餐，并广泛进入任何一间自认为有档次的餐厅——如果你对印度永远的咖喱沾饼和饭感到厌倦了，已经为了印度人口味而变得酸辣的客家面倒是一个不错的调剂口味。
　　但我在加尔各答并没有去吃中餐，倒是吃了在印度177天中，惟一的一餐路边摊。我之所以敢吃是这个食摊在诗人大厦、汇丰银行、印度国家银行和东印度铁路公司之间，看起来干净极了，比很多小餐厅都要整洁，就餐的衬衫男子们也个个衣冠楚楚，想来便是当地白领的中午食堂。于是我坐下要了一份咖喱鱼饭，米饭和酸菜放在芭蕉叶上，鱼块摆上，咖喱汁浇上，很是可口，只不过45卢比而已（约4.5元人民币），先生们吃完走开，旁边有无数古老的职业，为你刮胡子的，擦鞋的，打字的——那个老人用的还是打字机，仿佛跟这个城市的黄色出租车一样，依然停留在英国人即将离开的1947年。
　　后来我还是尝到了加尔各答式的中餐，只是在500公里以南的浦里（Puri），这个印度教圣城有着非常出色的李家园餐厅，华人老板像模像样地坐在柜台后，中国风装饰很大气，冷气十足，那时我已经在瑞诗凯诗那个瑜伽圣地待了一周，早就馋肉得不行，就爽快地点了虾仁炒饭和川味鱼，虾仁炒饭倒是颇有新加坡风格，只是那川味鱼，辣归辣，却有奇妙的印度酸，也无法辨认郫县豆瓣和花椒的踪迹——很显然，客家人后代想象中的四川味，也就是辣了，好在印度辣椒产品丰盛，中餐厨师的底子在，倒是有一种异国情调的好吃。
　　但事实上，现在印度社会还存在一个对川菜颇为了解的族群，这就是在印度生活的藏族。相比较广东华侨已经变味儿的印度中餐，藏人经营的中餐，往往还有一种小清新的可喜——所有的菜都因条件而简化了，辣子鸡依然很辣，但是你不可能看见一盆巨大的干辣椒。宫保鸡丁加了黄瓜等，不一而足。做得最好的，还得数藏族人跟青海人和四川人学来的面食，无论是在新德里的西藏村，还是在菩提迦叶的朝拜广场，你都能吃得上羊肉面片，花卷和牛肉面，炒青菜、麻辣豆腐、香肠、牛肉等多少有点藏味的中餐也是都能吃到的，但比“有很多印度味的中餐”，那自是好太多了。价格和中国的小餐厅没啥区别，倒是比西藏本地还要便宜。
　　加尔各答能吃到“馍馍”（蒸饺，被整个南亚认为是藏族食品）的地方也并不遥远。基本上每一个来到加尔各答的旅行者，总是会北上到高原可以看到喜马拉雅的地方，这也只需要乘坐一晚火车。我第一次来到加尔各答，之后辗转三个目的地，大吉岭——古宋——菩提迦叶，全是不怎么印度的所在，居然觉得有点逃难的喘息感。大吉岭和古宋身处高地，山林和茶园的清新，与恒河的污浊相比真焕若新生。大吉岭亦有西孟加拉荒谬的革命+殖民的左右并包情趣，高山武装听说依然存在，可是雪山下的英国大屋也丝毫不客气地矫揉造作着。朋友小汉指点我去Elgin喝下午茶，我进去参观了一下酒店，果然万般甜美，是简·奥斯汀的那些姑娘会相当乐意出席钓金龟婿的场合，只是那天阳光虽好，却只有一对70岁以上的白人老夫妇在叹茶，我想想觉得太廊桥遗梦了。还是换去一家有着落地玻璃的下午茶店Glenery’s，玻璃窗外是阳光，大屋和喜马拉雅清晰的雪线，还可以看到俊美的雪山少年和姑娘当福利，两块蛋糕加壶大吉岭茶总是不到一百卢比。两年后再来，价格约涨了二成，可是人民币兑换涨幅还高过二成，反而是更便宜了。
　　在大吉岭的日子，我不是去吃藏人的猪肉面（这在印度非常罕见，仅在佛教徒和基督徒的极少数强势地盘可以见到），就是大吃穆斯林的牛肉咖喱和烤牛肉——在平原的穆斯林为了招揽生意通常都不会做牛肉。而在另外一个高原重镇葛伦堡，让我吃到了热气腾腾的鲜肉大包子——结果他们还是把它叫做馍馍。
　　葛伦堡是一个比大吉岭更神奇的地方。我在这里看到少林餐厅、香港餐室、仙女理发室等中文招牌，而它不过是两三条街的山镇。之所以这些华侨能从繁华的加尔各答来到这里，全因为在历史上，这里是从加尔各答到拉萨的必经之路。所有进入西藏的现代物品，都会经过这个小镇，自然吸引了加尔各答的华人。
　　1943年秋天，西藏第一名共产党员平措汪杰，在拉萨活动失败后，被赶到加尔各答。他就是从山南到亚丁，再穿过锡金过来的，在葛伦堡，他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加尔各答，他又在这个英国人于沼泽中建起的大都会日夜等待，希望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能够从印度进入吉尔吉斯，到莫斯科寻求真理和教育。
　　如果按照传统的路线，平措汪杰想去莫斯科，根本就不应该去到恒河下游的孟加拉。千百年来，拉萨到喀什的商队，大部分走的是日喀则——拉达克——喀什米尔——叶城——喀什这样的路线，虽然路途漫长艰辛，飞雪寒冰伴途，总归一年能有个来回，所以那时的拉萨，戴着上好羊毛围巾的喀什米尔商人是八廓街内外不可小视的一群。即使拉达克后来落入锡克人手里，商道亦未中断。平汪若是早生百年，就应该这么走到喀什和伊宁，进入哈萨克地区再到莫斯科。
　　可是英国人用蒸汽机和铁轨改变了这一切。1836年，次大陆第一条铁路在马德拉斯（即金奈）的附近建成，到了1870年，加尔各答、德里、孟买、马德拉斯这四大城市已经被铁路网有效地相连。1909年，也就是詹天佑的京张铁路建成之时，英属印度的铁路网已经扩张到了全境，版图和今天的差异很小：东边至腊戌，离中国瑞丽只有两百多公里；西北至边境城市白沙瓦，这里离喀布尔已经不到四百公里了。
　　次大陆现代化铁路和海港不仅改变了印度人的旅行，还改变了西藏人的旅行。加尔各答成了二十世纪初人们与“现代”的接驳点，探索现代化的先驱们，往往从加尔各答搭火车到孟买，飘过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最终到达伦敦。在1943年，孟加拉最接近喜马拉雅地区的准轨铁路终点是平原边缘的西里古里，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从这里上山的，是有如玩具的高山小火车，这个古董一般的遗产，和那些客家味或西藏味的中国菜一起，让你看到印度接受东西两个大国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