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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疚庼日记》，晚近浙南著名绅士刘祝群撰，稿本二十二册，现藏浙江温州市图书馆。作为刘伯温二十世孙的刘祝群（1877—1951），系清廪生，名燿东，原字竹君，后改祝群，以字行;号疚庼，别署南田山人、启后亭长。浙江青田县九都南田（今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人。
刘祝群早年肄业于丽水莲城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学于杭州求是书院，与许寿裳、厉绥之、李达夫等同学。后东渡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与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古应芬、陈叔通、熊范舆等同学。三十一年七月廿九日（1905年8月29日），与宁波陈时夏、金华王廷扬一道加入同盟会。留日期间，还当选为浙江同乡会干事长。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受聘为温州府中学堂法制经济科讲习、金华府中学堂总讲习。在温州任教时期，干练称职，颇受温州学务分处总理孙诒让的器重，及编检部主任刘绍宽的信任。宣统元年（1909），当选浙江省咨议局议员，兼财政议绅、浙江铁路公司董事，并执教于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后补为资政院议员。
民国元年（1912），刘祝群历任松阳、鄞县知事，方正不阿，敢于担当，任期不长却颇著政声。后调江苏镇江、高邮等地，从事税务工作七载。1919年，正当盛年的刘祝群，辞职归里，致力于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乡邦文献的整理。编撰《刘文成公年谱稿》、《韩湘岩先生年谱》、《南田山志》、《石门题咏录》等，尤以校刊《括苍丛书》第一、二集（二十种九十卷），为功最巨，且为后人所称道。1943年9月，任浙江图书馆总务主任，短期代理馆务。1944年10月，应聘为浙江通志馆编纂。1950年9月，当选为文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次年3月15日，“以错案被镇压”。
作者自述：“生平阅历，则自幼学，讫于今兹，有四十余载之日记，及《疚庼纪年》在，非此所能详也。”其实，这部日记存稿，不足四十年，起1919年12月10日，迄1950年12月31日。撮要而记，而作者所著之诗文，如信札、碑记、墓志铭、祭文、寿序、募捐启、诗作、联语等亦择要录入，第一至第二十册之卷首皆编有要事索引。现存日记封面题“疚庼日记”，稿纸为作者专门印制，一面十行，版心标有“疚庼日记”四字。第一册自序云：“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余年十五，与姊夫周君友三始置日记，讫于民国八年己未秋，凡二十有九稔，日记所事事，未尝有间也。惟纸本修广不齐，不能汇成巨帙。今于秦邮饬梓人刻版，用佳纸印为册子，供我日日记事，颇觉整齐焉。然玩愒居诸，去日已多，不知此后尚得几年，写成几册耳。中华民国八年己未十月望日，疚庼识于秦邮榷廨之陶庵。”借此可见作者本人对于日记之重视。除《疚庼日记》外，另存《疚庼劫余日记》，钞本，一册。
《疚庼日记》、《疚庼劫余日记》，这二十三册日记手稿，收入《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影印本，20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部日记内容丰富，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
一是翔实记叙了作者本人倾尽全力，修缮保护与其南田刘氏祖先相关的文物古迹，以及整理乡邦文献的曲折事迹。南田刘基庙（文成公祠），敕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占地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刘基庙里立有《重修祠堂碑记》及捐建功德碑，碑文撰写者正是刘祝群。仪门柱联：“五百年名世，三不朽伟人。”没有落款，但当地人都清楚作者是刘祝群。
刘祝群提议重修的文成公祠，奠定了今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基庙的规模。1927年2月2日（年初一），他召集族人商议文成公祠堂修葺事宜，并慨然表示所需经费先行垫付。当年四月动工，前前后后共花了五年时间，才全面竣工。这是刘基庙建成五百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重修。文成公刘基以上七代，先前未设专祠，而是列于文成公祠侧。刘祝群认为，此种做法，于礼不顺。1933年，他独自出资五百金，买下刘基庙后土地，建“追远祠”，历时一年半而成。在保护刘氏祖先古迹的过程中，最让刘祝群耗时耗力的还是那两场官司。前后十年，愤怒、烦恼、沮丧、疲惫，各种负面情绪交织纠缠，令刘祝群心力交瘁，但“惟事关修复祖墓，义不容辞”。
二是抗战时期，省联立高级中学、英士大学、省立温州中学、浙江图书馆、浙江通志馆、地方银行、税务管理局、高等法院等一大批军政机关、学校与事业单位相继避迁南田山中。《疚庼日记》的相关记录为战乱时期的中国留下一幅难得的素描。
联立高级中学一批学生结社，课余研究印学，活动有声有色，可谓弦歌不辍。《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记：“联立高级中学生李某，性嗜金石文字，颇知篆籀，将于元旦创刊《古欢社作物》，来乞题字。”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学生钱之沼、吕大赉、徐兆良学治印，集同好者结古欢社，月出印谱，乞为弁言。余于治印未识涂经，漫书数语以答之。”三月十五日：“联高学生结社，安名‘古欢’，研究印学，今午开成立会，来邀列席。”三月廿二日：“山中学生肄业高级中学十数人，集社论文，出其所作，汇为月刊，安名《友声》，来索题词，口占一截答之：‘大地仓皇未罢兵，深山风雨晓鸡鸣。老聋掩耳无消息，忽听嘤嘤出谷声。’”作者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与作者此前表露的心曲不分轩轾：“烽火弥天之日，竟有此等雅事，斯实吾道不孤之一征也。再三循诵，快浮大白而记之。”（民国三十年八月六日）联高避迁南田，为当地子弟上学增添新的机会，无异于因祸得福。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八日（七月初八日），作者感慨系之：“联立高级中学招生揭晓，录九十五人，我族中今次无与试者。以去年秋毕业初级中学之久持、廣增、德玉、德进诸弟侄，皆以该校迁至山中，遂得兼收并蓄矣。天下事，幸与不幸，大抵如斯耳。”
同样，金华福音医院也给当地百姓送去“福音”。《疚庼日记》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廿三日记：“福音医院自去秋碧湖避寇至南田，阅十余月，活人甚多。今以寇退去渐远，此间不能久停，将于廿八日搬去。主任陈树汉医理德行，山中苍黎莫不感颂。”
山中邮班，系作者创始于民国初年，后设立邮务代办所。“三十三年夏，以倭寇乱，迁至山中有学校、法院、税务局、图书馆、通志馆等，邮件既多，尝设三等邮局。至三十四年冬初，倭乱敉平，各机关尽迁去，邮局亦撤。”此属无可奈何之事。 三是作者阅历丰富，“交友遍国中”，为人率真，勤于笔述，因而为近代一批风云人物或文化学术界名家的言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观察与记录，即使片言只语，也弥足珍贵。其中与杨度、汤化龙、汤寿潜、褚辅成、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叶恭绰、吴佩孚、陈诚、沈鸿烈诸政界人物的交游，与孙诒让、章太炎、宋恕、陈黻宸、邵飘萍、马一浮、柳诒徵、吴昌硕、许璇、余绍宋、马叙伦、夏承焘等学人的往还，相关内容可以弥补他们传记或年谱的不足，或印证各自日记的记叙，这为个案研究、还原历史及知人论世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补充。
褚辅成、沈钧儒是《疚庼日记》作者在省咨议局的老同事，并非泛泛之交。但作者不囿于友谊，依然仗义执言。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七日日记：“《通志馆馆刊》第一期出版寄来。有老友褚辅成记辛亥浙江革命事实，中多曲笔。如杀贵林及其子海量一事，实为残忍。记中但云‘由汤寿潜作书，劝驻防旗营投降，傍晚将军派代表到咨议局见汤，接受投降’等语。所云代表，即杭防协领贵林，字翰香。是时，杭防之不抗拒，实由贵林之劝阻。林之来咨议局见汤，实由褚之假汤之名，招而杀之。汤初不知，闻而痛哭。及林子海量奔至收父尸，褚复执而杀之。揆诸人道，何忍出此？此皆余所目睹者。褚自掩其残忍之事，盖亦知当日议论多非之矣。春秋之义，不杀降人;仁义之师，何忍及子？读此记也，乃益叹史书所纪殆多当日强有力者反覆其辞，与事实是非实相悖也。”此说与张宗祥的记忆可互相印证：“褚辅成等与之（指贵翰香，引者按）有宿嫌，乃假蛰仙名刺请其赴议，至则不令入见，缚而枪毙之。其子及一统领偕来，亦毙之。”类似材料理性客观，又出自知情人之手，岂可忽视？
同样，《疚庼日记》1950年5月18日关于沈钧儒的条目：“寄北京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衡山老友书，陈述民间疾苦。”《沈钧儒年谱》相关年月漏记，有必要据此增补。
四是抗战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基层政治生态，当地民情习俗，尤其是物价变动，《疚庼日记》中均留下第一手记载，同样值得珍视。如《疚庼日记》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廿二号：南田“区长蒋理斌又有更调之说。设署未及一年，长官已经再易。吾国政治之窳败，实由执政者之以官为戏。哀哉！”区长任期未满即轻率变更，根子在于“以官为戏”，作者的批评毫不留情。
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家人制角黍过午节，此一太平景象也。时事如是其亟，山中人惟知自乐其乐，可见我国民程度矣。然闻某达官，前以巡视地方考察政治为名至永嘉，随行治膳者七人，调烹西餐与广东菜、北京菜者各二，其一則制面包。口头则以战时节约、平抑物价为对民众训话之资料。其尤骇听闻者，则属僚进土娼侑酒，竟三宿而后出。吾浙吏治之败坏，至于此极，皆斯人之罪也。吾侪小民，口不敢言，闻惟炸舌而已。哀哉！”某达官如此肆无忌惮，而作者隐去其名，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廿四日：“阴云密布，非得雪不能放晴，围炉看书，犹觉战栗，彼饥寒交迫者，真不聊生。而政府中人，方饱食暖衣，以朘剥民脂民膏为快;地方恶少，盘踞自治机关，其狠恶尤甚于官吏，害更切近。吾民之惨苦，屈伏于七重地狱之下，不能喘息，哀何如之？”所谓“七重地狱”，小注交代：“自省政府、行政专员、县长、区长、乡长、保长、甲长，凡七级。”此处“七重地狱”的提法，形象概括，不亚于“三座大山”，令人过目难忘。
关于物价的记载，《疚庼日记》第十七册、第十八册的记载尤为翔实。
此外，《疚庼劫余日记》对于刘祝群本人清末留学日本情形，参与浙南新式教育事业建设，追随孙诒让在温州办学、奉命考察泰顺学务、调解乐清罢课事件，辛亥年作者投身进步事业，参与浙江宪政事业与保路运动的经过等，也有简略而生动的反映。
正因为《疚庼日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当年即已引起知情人的关注。主持浙江通志馆的余绍宋（越园）就约请作者摘抄“宣统初年浙路抗款始末之日记”，“以供通志大事记之材料”，作者理所当然满足了余绍宋的要求。
长年致力于雁荡山开发保护的乐清蒋叔南，应约为《石门题咏录》作跋（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对这部日记推崇备至：“继读其《疚庼日记》，积卷数十，民生利病之原，风俗兴替之故，身世悲愉之感，莫不详之，而于搜求乡邦文献，致力尤勤，非易事也。”可谓惺惺相惜。仙居李镜渠（字秋禅，刊印过《仙居丛书》，后应聘浙江通志馆分纂），则将之与《越缦堂日记》相提并论：“所为《疚庼日记》，□卷盈箧，凡民生利病之原，风俗兴衰之故，身世悲愉之感，莫不详之。近世自李莼客《越缦堂日记》外，殆无有逾之者。先生长身鹤立，银髯飘逸，今年春秋六十有八矣，然耳目聪明，精神完固，雪钞暑纂，弥见勤劬也。”
（刘祝群：《疚庼日记》，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刘祝群早年肄业于丽水莲城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学于杭州求是书院，与许寿裳、厉绥之、李达夫等同学。后东渡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与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古应芬、陈叔通、熊范舆等同学。三十一年七月廿九日（1905年8月29日），与宁波陈时夏、金华王廷扬一道加入同盟会。留日期间，还当选为浙江同乡会干事长。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受聘为温州府中学堂法制经济科讲习、金华府中学堂总讲习。在温州任教时期，干练称职，颇受温州学务分处总理孙诒让的器重，及编检部主任刘绍宽的信任。宣统元年（1909），当选浙江省咨议局议员，兼财政议绅、浙江铁路公司董事，并执教于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后补为资政院议员。
民国元年（1912），刘祝群历任松阳、鄞县知事，方正不阿，敢于担当，任期不长却颇著政声。后调江苏镇江、高邮等地，从事税务工作七载。1919年，正当盛年的刘祝群，辞职归里，致力于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乡邦文献的整理。编撰《刘文成公年谱稿》、《韩湘岩先生年谱》、《南田山志》、《石门题咏录》等，尤以校刊《括苍丛书》第一、二集（二十种九十卷），为功最巨，且为后人所称道。1943年9月，任浙江图书馆总务主任，短期代理馆务。1944年10月，应聘为浙江通志馆编纂。1950年9月，当选为文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次年3月15日，“以错案被镇压”。
作者自述：“生平阅历，则自幼学，讫于今兹，有四十余载之日记，及《疚庼纪年》在，非此所能详也。”其实，这部日记存稿，不足四十年，起1919年12月10日，迄1950年12月31日。撮要而记，而作者所著之诗文，如信札、碑记、墓志铭、祭文、寿序、募捐启、诗作、联语等亦择要录入，第一至第二十册之卷首皆编有要事索引。现存日记封面题“疚庼日记”，稿纸为作者专门印制，一面十行，版心标有“疚庼日记”四字。第一册自序云：“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余年十五，与姊夫周君友三始置日记，讫于民国八年己未秋，凡二十有九稔，日记所事事，未尝有间也。惟纸本修广不齐，不能汇成巨帙。今于秦邮饬梓人刻版，用佳纸印为册子，供我日日记事，颇觉整齐焉。然玩愒居诸，去日已多，不知此后尚得几年，写成几册耳。中华民国八年己未十月望日，疚庼识于秦邮榷廨之陶庵。”借此可见作者本人对于日记之重视。除《疚庼日记》外，另存《疚庼劫余日记》，钞本，一册。
《疚庼日记》、《疚庼劫余日记》，这二十三册日记手稿，收入《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影印本，20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部日记内容丰富，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
一是翔实记叙了作者本人倾尽全力，修缮保护与其南田刘氏祖先相关的文物古迹，以及整理乡邦文献的曲折事迹。南田刘基庙（文成公祠），敕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占地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刘基庙里立有《重修祠堂碑记》及捐建功德碑，碑文撰写者正是刘祝群。仪门柱联：“五百年名世，三不朽伟人。”没有落款，但当地人都清楚作者是刘祝群。
刘祝群提议重修的文成公祠，奠定了今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基庙的规模。1927年2月2日（年初一），他召集族人商议文成公祠堂修葺事宜，并慨然表示所需经费先行垫付。当年四月动工，前前后后共花了五年时间，才全面竣工。这是刘基庙建成五百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重修。文成公刘基以上七代，先前未设专祠，而是列于文成公祠侧。刘祝群认为，此种做法，于礼不顺。1933年，他独自出资五百金，买下刘基庙后土地，建“追远祠”，历时一年半而成。在保护刘氏祖先古迹的过程中，最让刘祝群耗时耗力的还是那两场官司。前后十年，愤怒、烦恼、沮丧、疲惫，各种负面情绪交织纠缠，令刘祝群心力交瘁，但“惟事关修复祖墓，义不容辞”。
二是抗战时期，省联立高级中学、英士大学、省立温州中学、浙江图书馆、浙江通志馆、地方银行、税务管理局、高等法院等一大批军政机关、学校与事业单位相继避迁南田山中。《疚庼日记》的相关记录为战乱时期的中国留下一幅难得的素描。
联立高级中学一批学生结社，课余研究印学，活动有声有色，可谓弦歌不辍。《疚庼日记》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记：“联立高级中学生李某，性嗜金石文字，颇知篆籀，将于元旦创刊《古欢社作物》，来乞题字。”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学生钱之沼、吕大赉、徐兆良学治印，集同好者结古欢社，月出印谱，乞为弁言。余于治印未识涂经，漫书数语以答之。”三月十五日：“联高学生结社，安名‘古欢’，研究印学，今午开成立会，来邀列席。”三月廿二日：“山中学生肄业高级中学十数人，集社论文，出其所作，汇为月刊，安名《友声》，来索题词，口占一截答之：‘大地仓皇未罢兵，深山风雨晓鸡鸣。老聋掩耳无消息，忽听嘤嘤出谷声。’”作者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与作者此前表露的心曲不分轩轾：“烽火弥天之日，竟有此等雅事，斯实吾道不孤之一征也。再三循诵，快浮大白而记之。”（民国三十年八月六日）联高避迁南田，为当地子弟上学增添新的机会，无异于因祸得福。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八日（七月初八日），作者感慨系之：“联立高级中学招生揭晓，录九十五人，我族中今次无与试者。以去年秋毕业初级中学之久持、廣增、德玉、德进诸弟侄，皆以该校迁至山中，遂得兼收并蓄矣。天下事，幸与不幸，大抵如斯耳。”
同样，金华福音医院也给当地百姓送去“福音”。《疚庼日记》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廿三日记：“福音医院自去秋碧湖避寇至南田，阅十余月，活人甚多。今以寇退去渐远，此间不能久停，将于廿八日搬去。主任陈树汉医理德行，山中苍黎莫不感颂。”
山中邮班，系作者创始于民国初年，后设立邮务代办所。“三十三年夏，以倭寇乱，迁至山中有学校、法院、税务局、图书馆、通志馆等，邮件既多，尝设三等邮局。至三十四年冬初，倭乱敉平，各机关尽迁去，邮局亦撤。”此属无可奈何之事。 三是作者阅历丰富，“交友遍国中”，为人率真，勤于笔述，因而为近代一批风云人物或文化学术界名家的言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观察与记录，即使片言只语，也弥足珍贵。其中与杨度、汤化龙、汤寿潜、褚辅成、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叶恭绰、吴佩孚、陈诚、沈鸿烈诸政界人物的交游，与孙诒让、章太炎、宋恕、陈黻宸、邵飘萍、马一浮、柳诒徵、吴昌硕、许璇、余绍宋、马叙伦、夏承焘等学人的往还，相关内容可以弥补他们传记或年谱的不足，或印证各自日记的记叙，这为个案研究、还原历史及知人论世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补充。
褚辅成、沈钧儒是《疚庼日记》作者在省咨议局的老同事，并非泛泛之交。但作者不囿于友谊，依然仗义执言。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七日日记：“《通志馆馆刊》第一期出版寄来。有老友褚辅成记辛亥浙江革命事实，中多曲笔。如杀贵林及其子海量一事，实为残忍。记中但云‘由汤寿潜作书，劝驻防旗营投降，傍晚将军派代表到咨议局见汤，接受投降’等语。所云代表，即杭防协领贵林，字翰香。是时，杭防之不抗拒，实由贵林之劝阻。林之来咨议局见汤，实由褚之假汤之名，招而杀之。汤初不知，闻而痛哭。及林子海量奔至收父尸，褚复执而杀之。揆诸人道，何忍出此？此皆余所目睹者。褚自掩其残忍之事，盖亦知当日议论多非之矣。春秋之义，不杀降人;仁义之师，何忍及子？读此记也，乃益叹史书所纪殆多当日强有力者反覆其辞，与事实是非实相悖也。”此说与张宗祥的记忆可互相印证：“褚辅成等与之（指贵翰香，引者按）有宿嫌，乃假蛰仙名刺请其赴议，至则不令入见，缚而枪毙之。其子及一统领偕来，亦毙之。”类似材料理性客观，又出自知情人之手，岂可忽视？
同样，《疚庼日记》1950年5月18日关于沈钧儒的条目：“寄北京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衡山老友书，陈述民间疾苦。”《沈钧儒年谱》相关年月漏记，有必要据此增补。
四是抗战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基层政治生态，当地民情习俗，尤其是物价变动，《疚庼日记》中均留下第一手记载，同样值得珍视。如《疚庼日记》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廿二号：南田“区长蒋理斌又有更调之说。设署未及一年，长官已经再易。吾国政治之窳败，实由执政者之以官为戏。哀哉！”区长任期未满即轻率变更，根子在于“以官为戏”，作者的批评毫不留情。
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家人制角黍过午节，此一太平景象也。时事如是其亟，山中人惟知自乐其乐，可见我国民程度矣。然闻某达官，前以巡视地方考察政治为名至永嘉，随行治膳者七人，调烹西餐与广东菜、北京菜者各二，其一則制面包。口头则以战时节约、平抑物价为对民众训话之资料。其尤骇听闻者，则属僚进土娼侑酒，竟三宿而后出。吾浙吏治之败坏，至于此极，皆斯人之罪也。吾侪小民，口不敢言，闻惟炸舌而已。哀哉！”某达官如此肆无忌惮，而作者隐去其名，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廿四日：“阴云密布，非得雪不能放晴，围炉看书，犹觉战栗，彼饥寒交迫者，真不聊生。而政府中人，方饱食暖衣，以朘剥民脂民膏为快;地方恶少，盘踞自治机关，其狠恶尤甚于官吏，害更切近。吾民之惨苦，屈伏于七重地狱之下，不能喘息，哀何如之？”所谓“七重地狱”，小注交代：“自省政府、行政专员、县长、区长、乡长、保长、甲长，凡七级。”此处“七重地狱”的提法，形象概括，不亚于“三座大山”，令人过目难忘。
关于物价的记载，《疚庼日记》第十七册、第十八册的记载尤为翔实。
此外，《疚庼劫余日记》对于刘祝群本人清末留学日本情形，参与浙南新式教育事业建设，追随孙诒让在温州办学、奉命考察泰顺学务、调解乐清罢课事件，辛亥年作者投身进步事业，参与浙江宪政事业与保路运动的经过等，也有简略而生动的反映。
正因为《疚庼日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当年即已引起知情人的关注。主持浙江通志馆的余绍宋（越园）就约请作者摘抄“宣统初年浙路抗款始末之日记”，“以供通志大事记之材料”，作者理所当然满足了余绍宋的要求。
长年致力于雁荡山开发保护的乐清蒋叔南，应约为《石门题咏录》作跋（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对这部日记推崇备至：“继读其《疚庼日记》，积卷数十，民生利病之原，风俗兴替之故，身世悲愉之感，莫不详之，而于搜求乡邦文献，致力尤勤，非易事也。”可谓惺惺相惜。仙居李镜渠（字秋禅，刊印过《仙居丛书》，后应聘浙江通志馆分纂），则将之与《越缦堂日记》相提并论：“所为《疚庼日记》，□卷盈箧，凡民生利病之原，风俗兴衰之故，身世悲愉之感，莫不详之。近世自李莼客《越缦堂日记》外，殆无有逾之者。先生长身鹤立，银髯飘逸，今年春秋六十有八矣，然耳目聪明，精神完固，雪钞暑纂，弥见勤劬也。”
（刘祝群：《疚庼日记》，中华书局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