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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史上出过两位著名的官员，一位是清代钦差大臣林则徐，另一位是他的女婿——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沈葆桢。可以说，沈葆桢是林则徐的道德继承人。
家中清贫 沈葆桢（1820～1879），字翰宇。侯宫（今福州市区）人，21岁中举，28岁中进士，被选人翰林院，历任编修、御史、知府。
1856年9月，因和夫人林普晴在太平军包围广信城战役中一战成名，被提拔为江西巡抚。沈葆桢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风云变换，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业绩可圈可点。
不过，沈葆桢虽然官职大，家中日子却一直称不上“富裕”二字。从沈葆桢家书中就能看出，1858年，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闽省光景万难，家中想亦奇窘……儿身体俱好，可勿挂念，惟穷不可耐耳。”说明他自身和福州家中两头日子都很紧。他在给夫人林普晴的信中说：“我目下无能接济，家中事全仗卿极力扶持。现在为景所迫，不能以求人为耻……十数年艰苦备尝，日甚一日。愚拙之人，诚知无以为报。”一再对妻子表达愧疚心情。
靠借债度日 他担任江西巡抚后，虽然俸禄有了明显的增加，生活宽裕了一些，但需要接济的亲友也多了起来。他在抚赣期间寄回家的钱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十一日，从厘金局暂借800两寄回，请转告亲友，年底必筹寄还债；闰八月初三，寄回500两；闰八月二十八日，向藩库借三个月养廉银，寄回家中1000两，除分送亲友外，其余留作家用（至此基本还清债务）；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十五日，寄回1000两，其中彤侄婚费500两，家用300两；沈母零用200两；九月二十日，寄回500两，其中290两又20千文分送姑母、姨妈、伯父、叔父，剩下不足200两，应买米食至春季；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初九日，寄回500两，其中300两还屋价，200两端午节分送亲友……
沈葆桢有七子八女，他常常对子女说：“君子的操行，应当以不贪为主，那么一切就简单和易于保持自己的气节了。”1866年，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后，每月有600两薪水，算是一生中日子最宽裕的时候，仍是“薪俸到手辄尽，未尝有余”。为了应急，有时仍要向船政局支应处借钱。他看到家庭财政难以支撑，便作了硬性规定：各房按月提费50两，唯长子沈玮庆开支较繁，且长孙婚期近在二三年内，提费100两；各房添置文具、书籍、服饰、针线、糕点、薪炭、什用一切，各自料理，不得支销公账；家中伙食，上人每月100文，下人每月80文，按月登账。
大手笔赈灾 沈葆桢生活俭朴，但他认为该花钱的地方却很慷慨。1875年，福州发生特大洪灾，沈葆桢把拟作墓祭和聘请家庭教师的基金3000两和盘托出，托人转发给灾民。然后他又借钱补足了此数的家用基金。这么一折腾，他在离任船政、调赴两江时，共欠下船政局4000两银子，在江宁任上逐渐还清。
沈葆桢长期生活、工作在温暖的福建，上任两江总督不久，就因不适应江宁冬天的湿寒气候，加上积劳成疾，病情趋重，咳嗽气喘已成痼疾，但他坚持抱病处理纷繁政事，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终于累死于任上，享年60岁。其遗嘱让儿孙们各自谋生，其中说道：“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椽遗产，汝等须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摘自《闽南风》
家中清贫 沈葆桢（1820～1879），字翰宇。侯宫（今福州市区）人，21岁中举，28岁中进士，被选人翰林院，历任编修、御史、知府。
1856年9月，因和夫人林普晴在太平军包围广信城战役中一战成名，被提拔为江西巡抚。沈葆桢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风云变换，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业绩可圈可点。
不过，沈葆桢虽然官职大，家中日子却一直称不上“富裕”二字。从沈葆桢家书中就能看出，1858年，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闽省光景万难，家中想亦奇窘……儿身体俱好，可勿挂念，惟穷不可耐耳。”说明他自身和福州家中两头日子都很紧。他在给夫人林普晴的信中说：“我目下无能接济，家中事全仗卿极力扶持。现在为景所迫，不能以求人为耻……十数年艰苦备尝，日甚一日。愚拙之人，诚知无以为报。”一再对妻子表达愧疚心情。
靠借债度日 他担任江西巡抚后，虽然俸禄有了明显的增加，生活宽裕了一些，但需要接济的亲友也多了起来。他在抚赣期间寄回家的钱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十一日，从厘金局暂借800两寄回，请转告亲友，年底必筹寄还债；闰八月初三，寄回500两；闰八月二十八日，向藩库借三个月养廉银，寄回家中1000两，除分送亲友外，其余留作家用（至此基本还清债务）；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十五日，寄回1000两，其中彤侄婚费500两，家用300两；沈母零用200两；九月二十日，寄回500两，其中290两又20千文分送姑母、姨妈、伯父、叔父，剩下不足200两，应买米食至春季；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初九日，寄回500两，其中300两还屋价，200两端午节分送亲友……
沈葆桢有七子八女，他常常对子女说：“君子的操行，应当以不贪为主，那么一切就简单和易于保持自己的气节了。”1866年，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后，每月有600两薪水，算是一生中日子最宽裕的时候，仍是“薪俸到手辄尽，未尝有余”。为了应急，有时仍要向船政局支应处借钱。他看到家庭财政难以支撑，便作了硬性规定：各房按月提费50两，唯长子沈玮庆开支较繁，且长孙婚期近在二三年内，提费100两；各房添置文具、书籍、服饰、针线、糕点、薪炭、什用一切，各自料理，不得支销公账；家中伙食，上人每月100文，下人每月80文，按月登账。
大手笔赈灾 沈葆桢生活俭朴，但他认为该花钱的地方却很慷慨。1875年，福州发生特大洪灾，沈葆桢把拟作墓祭和聘请家庭教师的基金3000两和盘托出，托人转发给灾民。然后他又借钱补足了此数的家用基金。这么一折腾，他在离任船政、调赴两江时，共欠下船政局4000两银子，在江宁任上逐渐还清。
沈葆桢长期生活、工作在温暖的福建，上任两江总督不久，就因不适应江宁冬天的湿寒气候，加上积劳成疾，病情趋重，咳嗽气喘已成痼疾，但他坚持抱病处理纷繁政事，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终于累死于任上，享年60岁。其遗嘱让儿孙们各自谋生，其中说道：“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椽遗产，汝等须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摘自《闽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