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科什纳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长期从事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研究，但这并不妨碍他把研究嗅觉延伸到了金融领域，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用大量篇幅列举了世界诸国汇率战的例子并加以剖析。这与前几年充斥中国民间的那些洋溢着民粹主义思潮的、出自非金融专业人士之手的系列货币战争、汇率战争、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等时髦读物有点相似。但不同的是，乔纳森是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大牌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功力独到，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货币价格，分析国际金融博弈中的政治因素，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国际货币汇率战中的政府行为，此刻翻阅该书，颇为契合当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以及人民币、港币、美元三种货币此起彼伏的汇率波动中捎带出来的“汇率战开打”之类的紧张气氛。
　　汇率的本质
　　在政治家的眼中，国家权力是实现国际政治目标的手段，货币权力是一国政府在金融领域强权政治的延伸，乔纳森将其主要作用归纳为一国政府如何利用该国货币的优势地位，对他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货币实现政治权力的目标过程，而他提出的“货币优势地位”与“货币劣势地位”和国际金融理论中有关对国际货币的划分为“硬通货”及“软通货”有异曲同工之处。
　　乔纳森将国际货币汇率博弈的关系归纳为三大要素，即：货币操控、货币依赖和体系破坏。“货币操控”是指一国货币与他国货币兑换比例的变化，政府权力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至于国家对货币汇率的操控如何实现，乔纳森依据的还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在任何两个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国家之间，固定汇率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除非是偶然的或通过刻意设计来实现：两个相关的国家，实施步调一致的货币政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价格水平大体保持一致。当以上条件不存在时，弱势货币一方一定会被成功突袭，固定汇率也会随之崩溃。”
　　显然这是汇率战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香港联系汇率制不可一劳永逸的预言。
　　“货币依赖”是指某些小国或经济体的货币参与了某个大国的货币体系，这对小国来说是有好处的，比如货币的稳定，以及因为被体系隔离于世界经济而给自己带来一定程度的金融保护、相关的专业技术，以及与贸易、金融准入相关的条件，各种重要特权，等等。目前有50多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其央行成了美联储的附庸，更有甚者，有的国家没有中央银行，不发行货币。笔者2015年在中美洲旅行时惊奇地发现，加勒比海小国巴哈马国市面流通的货币就是美元。
　　港币与美元挂钩就是乔纳森提出的货币依赖的典型。自1983年香港政府决定港币与美元以7.75至7.85的幅度挂钩以来，港币汇率几经风雨，尽管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屹立不倒，用乔纳森的理论分析，这实际上是走一招险棋，据史料记载，当年若不是中国中央政府施以援手，香港的经济崩溃绝非危言耸听。
　　同样，乔纳森指出，依附于大国货币体系的小国面临国际货币大国四种易如反掌的处罚手段：强迫（enforcement）、驱逐（expulsion）、榨取（extraction）和诱陷（entrapment）。对其剪羊毛易如反掌、唾手可得。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货币依赖险象环生，那么假如港币与美元脱钩，那么它稳定的根基何在？转而依附于人民币不是也同样存在中央政府的“榨取”和“诱陷”等不义之举吗？这又得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国家是靠山，国家好，香港才会好。说得低俗一点：肥水不流外人田。
　　乔纳森的“体系破坏”理论是指一国发动的针对目标国货币体系的瓦解而带来的威胁或损失，这当然是赤裸裸的“货币战争”或者“汇率战争”了。
　　经典案例层出不穷
　　乔纳森认为，“在经济权术的使用过程中，大国是实施国，而小国是目标国。研究显示，实施国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上有压倒性优势，这是该国能够成功实施制裁的最低要求。”
　　如其所言，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任何时候关键货币的发行国都是最重要的玩家。乔纳森在书中列举了上世纪至1911年以来大大小小的28个汇率战的案例，笔者挑选三例简单介绍。
　　第一例是苏伊士运河危机。
　　这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汇率战争。1956年10月31日，英法联军进攻埃及，宣称要夺取苏伊士运河。这显然触犯了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国首先在联合国提出议案，要求交战双方立刻停火并撤军。随后，美国大举抛售英镑，不到一个月，英国外汇储备减少了3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15%，但英镑贬值的势头仍未能止住，英国随即向美国人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未果，彼时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在与英国财长的通话中撂下狠话：“除非英国遵照联合国的决议撤军，否则总统也爱莫能助。”
　　同样，法国的法郎也面临着快速贬值的窘境。最后苏伊士运河危机以英法两国撤军而告结束。
　　美国在面对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能如此快捷地动用汇率武器，与美国国安会的架构有关联，在国安会的联席会上，美国财政部是位列国防部之后的常务成员。
　　第二例是君子协定下的法郎危机。
　　1936年9月25日，伦敦、纽约、巴黎同时宣布法国法郎将要贬值，且英美两方将不会实行报复性措施，未来三国将在所有的货币事务上进行协商。这一协议被称作“三方货币协议”。然而，协议实施后，法郎却走上了由小贬转大贬的不归路，两年间共跌去了43%，经济遭受重创。很快法国也在德国的进攻之下沦陷。
　　这个案例对于当下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2015年8月11日央行调低人民币汇率以来，本币贬值预期的阴影则挥之不去，甚至有2015年9月和2016年1月产生的在岸、离岸汇率高达1600点的差异纪录，令人不堪其忧。
　　第三例则是坦赞铁路时的汇率战。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千里迢迢派人携资金技术加设备在非洲修建坦赞铁路，然后不为国人所知的是彼时彼地发生了一场汇率战博弈。 　　赞比亚盛产铜矿，却由于罗得西亚的独立使赞比亚变成了一个不靠海的内陆国家，通向南非海港的铁路因彼时的种族隔离制度不能通行，急需一条通向坦桑尼亚的铁路出口铜矿拉动经济，两国将眼光投向了中国。当时的中国也急需拓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于是，从1970年到1976年，5万余名中国人被陆续派往非洲，凭着“国际主义”和“勒紧裤腰带”的精神，建成了这一条横跨东非的动脉。
　　实际上，盛产铜矿的赞比亚并不穷，当年曾以8000万英镑的外汇储备成为英联邦非洲国家内英镑的最大持有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对英国可运用的手段有三种，一种是威胁脱离联邦;另一种是威胁切断对英国的铜出口;还有一种威胁是出售赞比亚持有的英镑资产，这可能会对现有英镑区国家造成危害。
　　于是，自1964年至1967年，由于赞比亚带头减持英镑，令非洲的英镑结余由7.5亿英镑下降到1966年的2.54亿英镑，并引发了国际市场上的英镑危机，最后由英国妥协，承诺对赞比亚实施一揽子补偿性援助计划而结束危机。
　　乔纳森将此案例归纳为赞比亚为了迫使英国以武力手段平定罗得西亚的叛乱，而于60年代末期对英镑体系发起了“策略性破坏”，赞比亚迫使英国给予了重要的补偿，是成功的。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南非种族隔离解除后，非洲南部其它的铁路分流了坦赞铁路的铜运输量，坦赞铁路如今面临着各个层面的困难，光环不再。
　　为什么会发生汇率战
　　所谓汇率战，无非是国家利用货币作为武器来谋取最大利益，或者企业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高抛低吸的手段赚取利润，而由企业出面迎战、国家在背后支持的汇率战则更具有隐蔽性与合法性，毕竟国家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企业盈利也为国家贡献了税收。
　　为什么会发生汇率战？乔纳森总结道，如果汇率维持在最优水平，任何偶然的下跌都将触发货币进一步贬值，因为每一次的汇率下跌都将削弱贸易平衡，从而进一步引起汇率下跌。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汇率只有在最优水平之上才能是稳定的。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汇率战，货币的汇率评估是最基本的：一国货币的高估会遭到抛售（流出）;而低估则会被吸纳（流入）。实际上，无论是一掷千金的金融大鳄或是在货币兑换中赚取微利的升斗小民，都会紧盯每日的各种货币兑换价格，都在盘算某种货币的估价是否适宜，是否该高抛或低吸。
　　汇率战不息，金钱永不眠。